駝峰航線

劉小童

第十三章 三個籬笆一根“樁”？

　　三個男人“一台戲”

　　本來應是在一個區域內，共同打一場反擊日本軍國主義、反壓迫、反侵略的戰爭，由於三個處於“領導”位置的男人相互間猜疑、離間、不信任和糾葛，好好的合作最後偏偏演變成一場扯不斷、理還亂的“三角戀愛”！

　　……在戰爭期間，我曾供職於爪哇、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南太平洋一帶，埃及、巴勒斯坦、黎巴嫩、敘利亞、約旦、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伊朗、俄國、阿富汗、錫蘭、緬甸和中國，在所有這些派遣任務之中，惟有中國是最困難也是最複雜的。

　　這是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在向美國總統杜魯門遞交的辭職報告中的一句話，也是大使先生在離開中國前，對和他打交道的國民政府、中國人最直接的評判。

　　怏怏而去的大使的話或許有些言過其實，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國期間，他遇到的事情是多麼的棘手和無奈。

　　赫爾利的信可能有他的一面之詞，但蔣介石和史迪威之間的爭執到最後的完全“內訌”，卻是不爭的事實。

　　表面上看，蔣、史之間的矛盾好像是所謂的東西方文明、觀念的差異，為了各自國家的利益，熟知內情的老人說，他們啊，說白了，到最後，實際上就是爭個物資、利益分配的權力。

　　都想“把持”那些經過駝峰航線運送來的軍需品，最好連分配權都歸自己。

　　蔣委員長要把所有的物資分配權緊緊抓在自己手中，除了國軍，誰都不給。

　　史迪威堅持要分配給延安一部分。

　　比撤退香港、潰敗緬甸都亂。

　　蔣和史的縫隙是從國軍敗退緬甸開始的。

　　國軍在緬甸的潰敗，委員長認為是他的美國“參謀長”實在無能所致，而史迪威卻認為，國民黨將領根本就不服從他的指揮，一切皆因蔣在背後操控。

　　1942年5月19日，當史迪威帶領着一群跟着他的“散兵游勇”們跌跌撞撞地走出緬甸叢林、來到印度時，對着來迎接他的英國人和記者大聲說，這些跟着我的人，一個都沒有損失，一個都沒有！

　　史迪威是說給蔣委員長聽的，此時，另一支由杜聿明將軍率領的部隊聽命於委員長的指揮，在穿越野人山回國途中，損兵折將，元氣大傷。

　　最後的勝利尚未到來，真正的大仗也還未打，裂痕已開始產生。

　　跑的跑，撤的撤，散的散，等到一切差不多都消停了，開始要研究、討論、制定下一步作戰計劃了，爭執再次開始。

　　史迪威要先反攻緬甸。

　　蔣介石卻認為，史已經讓他的部隊毀滅過一次，他不能再眼看着史迪威繼續把他的隊伍弄光。心裡是這樣想的，但中國人畢竟就是中國人，雖然年輕貌美的夫人很西化、自己也是個虔誠的基督徒，委員長也還不至於“直白”到像美國人講話那樣心裡有話就說、有屁就放，“直來直去”的程度。

　　成見本就已經產生，這下，裂痕更加擴大，只是相對“委婉”而已。

　　委員長告訴史迪威，如果想派他的部隊再次出國作戰，前提是，英軍要首先攻下仰光並占領孟加拉灣，他的部隊才會出動。

　　在委員長看來，史迪威急着反攻緬甸是為了雪恥曾在緬甸的失敗——他要“反攻”

　　就讓他去反攻好了，緬甸的事情關他什麼事兒，國軍的戰場在中國。

　　委員長的話也不無道理，史迪威真就去找英國人（注一），他不斷在印度和重慶之間跑來跑去“拉袖子”（英國人語，意即“兩面派”，筆者），看見史迪威，英軍司令亞奇博爾德爵士認為這是個“說話含糊而不明確”的“勞累老人”。（注二）史迪威拉不動英國人，沒招了，就拿經由“駝峰航線”運抵中國的物資要挾蔣介石，他要求華盛頓授權在“交換物”基礎上執行“租借法”，（注三）也就是說，他要掌握全部發放權——不聽我的話，我就斷你的“糧”！

　　這一招夠狠的，幾乎靠全部進口物資維繫戰爭的國民政府和蔣介石傻眼了，可算是掐到命門上。

　　從暗地裡對抗發展到公開明示分歧。

　　連美國總統都看不下去了，羅斯福電告史迪威：對人（蔣介石）說話不能那樣苛刻或強迫對方承擔義務。（注四）說歸說，做歸做，最後的結果，大家都退讓一步——妥協。

　　“妥協”的結果是，中國再次出動“遠征軍”，這次不是去緬甸作戰，而是去印度受訓，為最後反攻做準備。

　　“中航”這個時期，從昆明返印度，專門騰出艙位，把載運用於出口換匯的鎢、錫、桐油、茶葉、豬鬃、水銀、生絲等置放一邊，全部運載“遠征軍”。

　　遠征軍再次“遠征”，史迪威樂在心頭，怎麼樣，當初不聽我的撤往印度，現在還得費二遍事不是。“駝峰”空運，汽油、艙位都空前緊張，這完全是由於蔣委員長愚蠢所致。

　　心裡是這麼想，但表面上，史迪威也“妥協”，“妥協”的結果是不再緊抓物資不放，但前提是，必須分給延安。理由也非常充足：誰抗戰，誰就應該分得一份。

　　史迪威拒絕把所有物資都給蔣介石，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他認定蔣是在囤積144軍火，為日後剿滅共產黨做準備。（注五）和蔣完全翻臉後，“渺小的笨驢”、“可鄙的笨蛋”、“頑固的、無知的、偏見的、自高自大的暴君”這樣不雅的詞彙，不斷地出現在這位美國將軍日記中。（注六）可見，對蔣，史迪威已經深惡痛絕。

　　美國將軍是否有先見之明不得而知，但軍需匱乏已使前線的國軍只能用血肉之軀去阻擋日本人。

　　請看，1943年11月，常德保衛戰，七十四軍五十七師被圍後發出的最後一封電報：彈盡，援絕，人無，城已破。職率副師長、指揮官、政治部主任、參謀部主任死守中央銀行，各團長劃分區域，扼守一屋，作最後抵抗，誓死為止，並祝勝利。

　　真是慷慨激昂！

　　這正是“駝峰”空運正酣，蔣、史衝突激烈之時。有老人說，咱們的部隊不是不能打，實在是因為沒有家什啊！

　　現代戰爭的一切因素都夠不上，糧彈跟不上，援軍靠兩條腿走路，這仗，是不好打。

　　委員長和史迪威正為物資分配弄得不可開交，偏偏又冒出個陳納德。

　　“飛虎”將軍陳納德“飛虎隊”只存在了七個多月，但是老百姓把“飛虎”將軍這個稱號“授予”了陳納德。

　　陳納德對中國有天然好感。

　　一個“駝峰”物資分配已經讓蔣、史交惡，陳納德又在這個時候，不停地穿行於重慶、昆明、加爾各答，奔走在蔣和史之間，爽直的將軍只有一個目的——只要每個月能保證我5200噸的供應，我們便可以牢牢控制中國東部，如果能每月給我一萬噸炸彈，連地面部隊都不用，只靠我的十四航空隊，就能橫掃從北平到西貢的所有日本人！（注七）中國戰區供應緊張，運輸權又被牢牢控制在史迪威手中，而陳納德要打仗，空戰的消耗更大，能否打仗，後勤保障又是重中之重，這無形中又加劇了陳納德和史迪威之間的矛盾。

　　陳納德是武夫是軍人，不是政客，除了打仗，無論是官場和政界，足智並不“多謀”，喜歡直來直去的將軍對史迪威後勤供應非常惱火。從由“志願者”組成的“飛虎隊”到成建制的十四航空隊，鳥槍換炮，番號有了，飛機增加了，人員也由散兵游勇到正規軍人，但對於十四航空隊的供應，卻始終不能如意。陳將軍很形象地比喻道：航空隊的基地是在堪薩斯州的空軍部隊，其供應卻來自三藩市，而要從緬因州飛往佛羅里達轟炸目標……（注八）也許不好理解，但用熟悉的地域比較就可一目了然：基地在武漢，供應卻來自成都，但你必須從哈爾濱起飛轟炸廣州。

　　這仗，的確是不好打。

　　一切，皆緣於那條漫長、艱險無比的供應線。

　　陳將軍敢誇下海口，也確是經過認真計算。他的十四航空隊，每往上海投下一噸炸彈，就要消耗十八噸物資。

　　這不是聳人聽聞，現代戰爭，打的就是消耗。誰能夠保證後勤補給，誰，就能贏得最後的勝利。

　　別說一萬噸補給，就是把“中航”、印中聯隊加在一起，從1942年12月1日到1943年10月15日，就這麼不要命地飛，在付出慘重代價後，才有28415噸物資從印度經駝峰航線運到中國，也就是說，僅僅只靠這兩萬多噸的物資，維持着中國十個多月的抗戰。看了這個數字後，也就難怪蔣、史之間的紛爭了。

　　十四航空隊差得更多。

　　儘管史迪威答應將為陳納德提供更多的物資裝備——每個月由印中聯隊經由“駝峰航線”送至1968噸物資，但實際上，到了1943年1月，十四航空隊只有區區300噸物資；2月，400多噸；3月，分配倒是增加至1000噸，但也只運過來600多噸。（注九）陳納德找蔣委員長要補給，委員長只能苦笑讓他找史，史表示無能為力，印中聯隊已經盡了最大努力。陳納德卻不這麼認為，他覺得這是指揮失當。沒錯，印中聯隊摔了那麼多架飛機，但總運量還是不抵只有幾架飛機的中國航空公司，惟一能解釋的，只能是他們的領導者是多麼的無能。陳又對史要求，把印中聯隊併入十四航空隊，把指揮權交給他（注十）。這下，可把史迪威氣得要死：“小花生米”（史對蔣的蔑稱）和我作對，怎麼你也這樣！

　　逼上梁山蔣、史不睦。

　　史、陳又不和。

　　都怨那條該死的航線！

　　委員長再次給在美國的宋子文發電，希望他能說服美國總統，加大對中國的運輸補給。

　　不知是哪個環節出了紕漏，這封電報到了美國，就成了要求加大美國執行《租借法案》補給物資的要求，見美國總統時，宋博士就是這麼提出的。

　　羅斯福的態度很誠懇，幾天后，羅斯福回電，原文如下：宋子文博士中華民國外交部親愛的宋子文博士：是否請你迅速把下面的信件發送給蔣介石大元帥？

　　……

　　您知道，在長時期中，我在堅決地決定您和您的軍隊應該得到我們可以發送的每一種支援，單單為了這個原因，我們已經用很快的速度建立起一條空中運輸線，它超過一萬英里的航程，需要做艱苦的航行而且直接貫通英國圈內的中東地區和印度洋。

　　美國政府已經使用了每種可能性加速租借法案物資的輸送到您的軍隊中。最近時期，我們已經從我們軍隊中抽出少量大炮，把我們軍隊也急需的武器運給您的軍隊使用……

　　……美國用於戰爭用途的生產能力已經到了極限，我們只保留給自己不足訓練之用的一部分。（注十一）大洋彼岸美國總統一封陰差陽錯的電報道出了白宮的實情，也不啻向蔣介石和國民政府表明，物資提供，目前，已經達到最大限度。

　　大洋這邊，蔣委員長管不了美國政府和印中聯隊，但可以管轄占“多數”股份的“中航”，交通部也是“中航”的頂頭上司，目前，惟一的可能是盡最大限度提升中國航空公司運輸能力。

　　是在決定走“北線”之後沒多久，中國航空公司發布“命令”，從即日起，二十四小時，換人不換機，晝夜飛行！

　　一直沒有查到確切的執行日期，書面命令的“出處”也沒看到，問老人執行這道“命令”的時間，老人們說，記不太清了，好像是在1943年底。但有一點可以斷定，商業航空公司竟然也發布“命令”，肯定是“上面”被逼急了，紅了眼！

　　“命令”是由邦德和新上任的總經理李吉辰共同發布的（“中航”總經理王承黻調回軍方），新經理和前任同樣，也是經最高軍事委員會指派、由交通部任命，李吉辰肯定也沒想到。

　　老人們說，看到這道命令後，大家都知道，那是要拼命了！

　　緊張，高度緊張，空前緊張，老人們都這樣說。

　　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在中國航空公司職工“花名冊”中，華人傑的名字排在第四頁。老人生前曾擔任北京航空聯誼會會長，六年中，我尋找、採訪“駝峰航線”，第一個見到的老人就是他。問老人：“二十四小時飛行是什麼樣子？”

　　老人回答，那可要緊張多了，不停、不間斷地飛。一個機組一天飛兩個到兩個半來回，汀江——昆明，兩個來回，有時再多飛一個單程，或是到昆明、或是到汀江。

　　這個機組下來休息，那個機組再上，只要是沒摔，飛機肯定是不歇着。

　　陸元斌老人也說，換人不換機，每個機組連續飛四天才有一個休息，一個機組每個月飛行時間普遍在120-140個小時左右，有的更高，160以上。

　　疲倦，極其疲倦和高度緊張。

　　和疲倦、疲憊作對的，是惡劣的天氣和不知何時突然出現的敵機。

　　飛越“駝峰”場景三：機長、副駕駛、報務員角色大互換

　　戎世明老人一直在“中航”擔當地面報務員。老人說，二十四小時換人不換機飛行不久，空勤人手嚴重短缺，於是讓他臨時頂替，做空中報務員。老人飛行駝峰航線次數並不多，但就是這麼幾次的時間，照例讓人驚心動魄。

　　那是在執行加爾各答——汀江——昆明——汀江任務中，飛機在汀江起飛後，還沒到“駝峰”上空呢，就遇上了強雷暴。老人說，靜電干擾，定位、無線電全部停止工作，飛機就在瓢潑大雨中搖擺、掙扎，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準確方位。機長是個美國人，和雷暴雨拼盡精力後，無計可施，乾脆把駕駛盤交給副駕駛洪啟民操縱，自己索性不再負責，離開座位，躲到後艙，跪在地板上祈禱。

　　老人說，那傢伙意思就是說，我認命了，你們願意怎麼飛就怎麼飛，我就等着摔飛機了！

　　憤怒的洪啟民接過駕駛盤後，轉過身來，對戎世明說：“他等死，咱們不放棄！”

　　對！

　　兩個年輕人堅定地點點頭。

　　從來沒有獨立操縱過飛機的洪啟民坐到了機長的座位上，而本應該坐到後面位置上的報務員，坐到了副駕位置上。

　　又是機長“撂挑子”，副駕“升”機長，報務員當副駕。

　　隔着油門把柄，兩個年輕人互視一下，用力握握手。

　　首要的是先找出C-47現在所處的方位。兩個人都記得，飛機鑽進雷暴之前還未到“駝峰”上空，後來證明，這是一個非常重要和果斷的判斷。

　　洪啟民看看坐在右手的同伴，從“機長”的眼光中，戎世明明白了對方的意思，他輕輕點頭。

　　洪啟民咬緊嘴唇，踩住方向舵踏板。

　　不時的閃電、震耳欲聾的雷鳴、瓢潑的大雨中，載着沉重貨物的C-47緩緩轉向。

　　兩個年輕人敢這樣做，是因為經過大概估計後，飛機的位置離“駝峰”還有一段距離。

　　如果是在“駝峰”上空，這樣的“轉向”無疑是死亡的代名詞——隨時都會撞到兩側的山峰。

　　但也不完全可以肯定，在這樣的強雷暴中，“估算”實在是太不保險了。也許隨時都會眼前一黑，接着……

　　C-47在慢慢轉向，戎世明把後座的耳機扯過來仔細偵聽，他要利用C-47這個轉向，在雜亂的無線電回波中，辨別出肯定是微弱信號的汀江導航台，此時，這個微弱的信號就是他們惟一的生的希望。

　　羅盤指針在強雷暴中大幅度搖擺，計算時間，能推估出，C-47的轉向已接近一個水平封閉曲線。

　　耳機里全是雜亂的回波產生的刺耳的、毫無“章法”的怪叫聲。

　　如果轉了一圈還沒找到導航信號，那可真就是完了——不知該往什麼地方飛！

　　後艙的“機長”，一臉土灰色。

　　就在眼看C-47馬上把水平曲線那個缺口“封閉”上的時候，如果沒有保險帶扣着，戎世明簡直都要從座位上跳了起來，他大聲叫起來：“找到了，找到了！”

　　在雜亂無章中分辨出的汀江導航台的信號極其微弱，在強雷暴下的掙扎中，C-47竟然沒有出現太大的偏航，飛機是整整掉轉一個身子，向前變成了朝後，戎世明把導航儀對準了汀江，死死盯住了微弱擺動的指針。

　　C-47終於衝出了雷暴，離汀江機場越來越近。

　　近了、近了，在耳機中，已經能聽得到塔台上傳了聲音：78號（C-47代號），歡迎平安回來……

　　老人說，正當他和從未獨立駕機落過地的洪啟民商量怎麼降落時，一直在後艙“等死”那個傢伙走進了駕駛艙。

　　老人說，真沒想到，飛機落地後，等到那場強雷暴過去了，應該繼續執行本次航班任務、還得去昆明啊，誰知，那個美國人死活不幹了，非要回加爾各答不可，就是從那兒出來的，還去那兒幹嗎！

　　我和洪啟民一致反對，三人意見不統一，馬上報告加爾各答總部，後來，公司派機航組主任夏普帶着另一位機長波特從加爾各答趕過來，換下了那個嚇破膽的美國人，我們才繼續飛昆明，完成本次運輸任務。

　　老人說，這次能安全回來，是因為雖然遭遇了強雷暴，但卻沒遇上強氣流，以至於飛機沒有嚴重偏航，實屬萬幸。一般暴雨都伴隨着狂風，這次卻沒有。

　　那個“撂挑子”的美國機長，老人說，夏普把他帶回加爾各答後，沒多久，就被遣送回國了，聽說他要求公司再給他一次機會，但被夏普拒絕了。

　　飛越“駝峰”，“中航”不需要這種膽小鬼！老人說。

　　也問過一些老人，既然“中航”這麼危險，難道就沒有逃兵？再說，這麼大的精神壓力下，出現承受不了的也屬正常。

　　每個老人都是這樣回答我：沒有。

　　飛越“駝峰”英雄人物三：“兄弟連”——華斌、華祝

　　打仗親兄弟，上陣父子兵。

　　中國航空公司曾有三對手足之同胞，最為聲名顯赫的，當屬華斌和華祝。

　　二人系江蘇無錫人，在“中航”搞的都是無線電——都是通訊專家。一個負責地面，一個職守空中。

　　華斌1933年就進入中國航空公司，1937年抗戰爆發後，“中航”公司機載定向機沒有了來源，華斌自己研製機載定向機。

　　哥哥試製，弟弟在飛行中實驗。中國第一台機載無線電樣機就是這樣研製成功的。

　　第一台機載定向機被裝在“中航”福特29號飛機上，用過的飛行員都說，這台機器工作穩定，性能良好。

　　可惜，1942年1月21日，29號飛機在由香港飛衡陽時，由於航路上有日機攔截，被迫繞行，這一“繞”，就進了雷雨區，飛機操縱失靈，在江西境內墜毀，機上人員除報務員張培倫重傷生還外，其他人員全部犧牲。

　　弟弟華祝差點上了那趟航班。

　　1942年，“中航”邦德考察阿薩姆機場後，為開闢新航線，總經理黃寶賢派華斌先行一步去密之那架設無線電台。華斌奉命前往，雖然該航站最後由於日軍的迅速推進而沒能成為“中航”公司的新場站，但華斌卻在此做了一件大事：利用電台最先報告日軍推進的時間和推進速度。

　　陳文寬那次在密之那冒險降落和及時起飛，正是因為有華斌提供的準確情報。

　　這一情報還為一千多緬甸和印度難民及時撤離贏得了時間。

　　如果還有可說的，就是，華斌1931年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是“中航”第一個共產黨員。

　　“兩航”在香港醞釀起義時，已在上海表明身份，並參加軍管會負責組織清理和接收國民黨空軍遺留下來通訊器材的哥哥得知消息，趕緊給弟弟傳信：一定回來，參加新中國建設。

　　於是，弟弟就回來了。

　　同樣，弟弟華祝也是“中航”的老人。

　　和陳文寬、潘國定第一次飛越喀喇崑崙，無數次在“駝峰”上過來過去，華祝可謂是“中航”通訊部門的“重頭人物”。

　　老人們說，“中航”通訊，只要是抗戰時期，從重慶到昆明，從昆明到汀江，再到加爾各答，沒有這哥倆不參與過的。

　　“中航”飛越駝峰航線初期，華祝一直是機上報務員。

　　王承黻“背着”邦德尋找跨越新疆和藏北經喀喇崑崙到印度的“備用”航線時，華祝就是機上報務員。這麼重要的事情，挑選的人是“中航”飛行中的精華，只要一名報務員，如果不是技術頂呱呱，王承黻不可能在那麼多報務員中單單只選了華祝。

　　2004年，在上海老人家裡採訪，問老人，在駝峰航線上，遇到過幾次險情？

　　老人說，小伙子，你應該問我，有幾次沒遇到過險情！

　　老人用手指着地下摞放着的幾個難以辨別顏色的箱包：“看，這是我當年在加爾各答買的。”

　　於是我環視房間，除了一台老式電視機，這幾個箱包竟然是老人家中最“像樣”的家居物品。

　　我的鼻子發酸。

　　中航還有一對兄弟，是加拿大華僑，一個叫A·馬，一個叫C·馬。都是在國外自學拿到的飛行駕照，聽說抗戰中的中國航空公司急需飛行人員，就回來了，從“駝峰”空運開始，一直飛到空運結束。等到抗戰剛一結束，哥倆就回去了，實在是找不到關於他們的資料。

　　2004年，我在上海見到原中航飛行員梁泰山，老人是“駝峰”空運後期從華西大學進入中航的，一直輪流給A·馬、C·馬做副駕駛。老人一個勁對我說，A·馬、C·馬，好啊，一點架子都沒有，教你飛行，就認認真真帶你。A·馬好啊……

　　飛越“駝峰”英雄人物四：報務員陸元斌

　　在“中航”飛越“駝峰”隨機報務員中，他是飛越次數最多的一個——不少於三百個來回，起碼有六百餘次。

　　個頭不高的老人記憶很好，思維敏捷。

　　老人是1940年左右進的“中航”，航空公司，通訊、報務人員的流動性較大——地面和天空，哪都離不開，駝峰航線開闢後，報務員崗位的變更、調動頻繁，而陸元斌，一直就在駝峰航線上飛行，直至這條航線的最後關閉。

　　老人的前額頭髮稀疏，發出光亮。我突然想了起來，採訪中，很多老人都“謝頂”，下意識地問其緣由。

　　老人的回答讓我恍然大悟：高空缺氧，時間長了都這樣。

　　報務員要比飛行員更多時間忍受缺氧。

　　四十年代活塞式螺旋槳飛機，機艙、客貨艙都不是密封，只要飛機爬到一萬英尺，機組人員就要立即戴上氧氣面罩吸氧，而此時，正是報務員急於和地面、和導航、和友機聯絡之時。老人說，戴着氧氣面罩拍發、接收電報非常不方便，於是常常索性摘掉。

　　大家都這麼幹。

　　另一位“中航”報務員郭漢業老人也說，氧氣面罩幾乎就是“擺設”，不到萬不得已時，誰都不用，就是嫌幹活不方便。

　　陸元斌老人說，長期在高空中缺氧狀態下飛行後，大家普遍關節酸痛，繼而頭髮脫落。

　　還有很多的事要做。

　　飛機起飛後，拍發、接收完例行電報，脫離塔台頻率，陸元斌就要立即把電台頻率調整到甚高頻第四頻道，整個飛越駝峰航線全程，陸元斌都要收聽這個頻道——飛行中的友機無一例外地全部職守該頻道，只要有一架日機攔截和攻擊，其他的飛機就要全部改線、躲避。

　　值守這個頻道責任重大。

　　還要不時地到後艙瞭望，看是否有突然出現的日本“零式”機。運輸機遇上戰鬥機，只有挨打的份，能早一點發現就多一份生的希望。

　　老人說，“零式”機是不去“駝峰”上空的，他們也知道那裡危險，再說他們也未必敢上去，沒找到我們，沒準自己先摔了。日本人“鬼得很”，等我們拼死拼活地從“駝峰”上鑽出來了，還沒來得及喘口氣，他突然躥出來了。

　　老人說，他們攔截半徑大，逼得我們儘量往北貼，喜馬拉雅山南麓尾端那一塊，想不去都不行。

　　1943年6月15日，陸元斌和他的機組從汀江起飛，那天天氣不好，起飛後C-47就鑽進滂沱大雨中。機組三人齊心協力、配合默契，剛從“駝峰”這邊出來，機上無線電台突然接到友機發來的緊急電報：“零式”機！

　　聽着再熟悉不過的嘀嗒聲，陸元斌馬上通知機長，他的話音未落，只見C-47一個大幅度傾斜，鑽入山溝。

　　天際邊，一個小黑點正奔這個方向而來——是日本人的“零式”機！

　　真是剛出狼窩，又遇到虎穴。

　　“零式”機速度快，和它狹路相逢後，低速的C-47下降高度，在溝壑間躲藏，再一次穿越“駝峰”，也實在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因為只有這樣，“零式”機也許就不敢輕易鑽山溝。

　　它的速度大，稍不留神就會撞得粉身碎骨。

　　鑽了山溝也不能掉以輕心，好是一陣子手忙腳亂，陸元斌把發現敵機坐標位置發送出去通知別的友機後，放下耳機，又到後艙觀察。

　　“零式”機是否跟了上來，即使是已經鑽入了山溝中，大家的心裡也不是很托底。

　　觀察了半天，確信日本人沒有跟上來後，C-47又慢慢爬升，出了山澗，三個人都傻了眼——光顧了躲避，飛機又迷航了。

　　好在無線電定位儀還起作用，雖然是由於受地形影響指針搖擺過大，但基本上還能判斷出自己的大概方位，計算時間，調整航向，繼續往昆明飛。

　　還是擔心日本人再跟蹤上來，這一路，陸元斌得不住地往後艙跑，觀察“敵情”。

　　比飛行還累。

　　一直到接近機場，進入落地航線，能看見陳納德的十四航空隊巡邏飛機，三個人才算是鬆口氣。

　　等到在巫家壩機場落地後，看表校時，老人這時才發現，本應是三個多小時的航程此次卻用了將近五個小時。

　　老人說，像這樣的經歷，還算是運氣好的，起碼那天被日本人追擊躲進山溝再出來，天氣不壞，羅盤、定位儀沒失靈，回來的路上還順當，要是有一樣不具備，就是一場災難。

　　老人說，有多少人啊，今天還在一起飛，明天就不見了，好像“駝峰”上空刮過的風一樣，消失得無影無蹤。

　　“中航”機組不固定，都是臨時調配，不同組合，大家都被編為一個機組飛過駝峰，報務員更是如此。就是在這樣條件下，作為報務員，陸元斌和“中航”那個時期的所有機長、副駕駛都飛過，冥冥中不知哪個神仙顯靈，遇到無數次險情，老人竟毫髮未損。

　　和華斌一樣，老人也是老資格地下黨，積極參與和策劃“兩航”起義。“兩航”起義、十二架飛機北飛當天，地下電台就設在陸元斌家裡。

　　老人說，“北飛”行動，整個路上飛行情況，什麼時候到哪裡、誰的飛機要落地加油、誰在前誰在後，他全了解。

　　注一到注六：美國駝峰協會《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印、緬戰區》。

　　注七：浙江文藝出版社《飛虎將軍陳納德》王湄等譯，第334頁。

　　注八：美國駝峰協會《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印、緬戰區》。

　　注九：浙江文藝出版社《飛虎將軍陳納德》王湄等譯，第287頁。

　　注十：美國駝峰協會《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印、緬戰區》。

　　注十一：1941-1942，蔣介石、宋子文、羅斯福電報文錄。

第十四章 壯志凌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