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悍的草原帝国

仔细观察一副世界地图或地球仪，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亚欧大陆是世界上的最大的大陆。在这个大陆的中部附近是蒙古高原。在蒙古高原的四周，从帕米尔高原到中国的大兴安岭，从里海之滨，乌拉尔山麓到察堪加半岛，从蒙古高原的南缘到北海，其间分布着一条纵向的大草原。若干沙漠穿插其中。

在这个大陆的中心，由于它远离海洋，属于典型的大陆气候。夏季酷热，冬季严寒。这里的降水仅能维持草类的生长。

就是在这个大草原上，马演化成今天这样高大的体形。草原上的人骑马放牧为生。当草原上形成一个大帝国时，他们就像洪水一样，周期地涌向南缘和西缘的农耕文明。若那些文明的内部不足够精明时，草原帝国就无情地击败了那些文明，取而代之，或完全摧毁那些文明。

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对周边文明持续不断的军事压力，极大地影响了该地区文明的演化。

勒内·格鲁塞的《草原帝国》就是一本描写这一持久冲突的历史书。

书中将草原游牧民族称为蛮族，“这儿不是说，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比其他地区的人低能，而是说，由于这一地区的自然条件，这儿长期保留了其他地区早已抛弃了的那种生活方式。”

伏尔泰说过：“竟日盘马弯弓的狩猎民族必然要征服经年忙于繁重劳动的耕夫和牧民，而征服安居家中的市民就更为容易。”

当人们把草原上的人们称为蛮族时，游牧民族对农耕文明的军事优势就恰好来源于他们的“野蛮”生活方式。他们一生下来就坐在马背上。马既是他们的食物又是最强大的伙伴。整天打猎和放牧就是最好的军事训练。草原的部落是天然的大兵营。

他们生活的环境又是异常的严酷。酷热的夏天和严寒的冬天使他们具有坚强的体魄，钢铁一般的意志。这些都是他们生存下去所必需的东西。而这些又恰好是士兵作战力发挥到极致的必备之条件。在那样的环境下，任何民族要生存下去，都必须锻炼成那个样子。就是把个子矮小瘦弱，畏寒怕干燥的岭南的人送到蒙古高原去生活十几年或更长，如果他们活下来了，他们也必然锻炼成那个样子，否则，他们只有被大自然无情地淘汰出局。

草原民族在军事上具有的优势之点又恰好是农耕文明的劣势。

骑兵是现代车辆及飞机出现前最有效的机动力量和打击力量。对农耕文明来说，养马是一件代价高昂的活动。中国古代基本是养一匹马的代价足以养活五个士兵。农业虽能在单位面积的土地上养活更多的人，但再多的步兵对骑兵的作战也还是有很大的劣势。一千名骑兵在野外遭遇一万名步兵，步兵能赢的可能性是很微小的。中国形容军事力量的强大是“千军万马”，可没有说是“千军万枪”什么的，原因是在中国人的眼中，军事力量强大的表现就是骑兵多。这个观念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潜意识中，上述的语言词汇的形成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刘邦打败项羽后，自认为自己是天下无敌手。就率领大军出击匈奴。他被围得铁桶一般。多亏陈平买通了匈奴头领的老婆，刘邦才得以逃脱，否则，刘邦都有成为俘虏的危险。从那以后，刘邦再也不敢到匈奴面前耍威风了。汉武帝为了能和匈奴作战，让家家养马，他有文、景两朝小心翼翼地积攒了多年的财富供他折腾。即使这样，战争后期，他连给士兵的奖赏都兑现不了。只好用强盗一样的手段去掠夺老百姓的财富。最后几乎使汉的经济崩溃了。汉武帝和匈奴大规模的战争后，汉朝基本上是一蹶不振了。而汉作战的对象是连文字都没有的匈奴人。

一个越高度发达的社会，其人民的生活越安逸。习惯了安逸的生活的人们，要想保持士兵们总是刻苦进行军事训练，那是非常难的事。虽然个别将军可能在短期内训练成这样一支军队，但要长期下去就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秦的虎狼大军攻入齐国时，齐的许多士兵甚至连举兵器抵抗的能力都没有。三国时代，何进所以要请董卓的军队——如游牧民族的军队——进京，就是因为当时的官军对付乌合之众黄巾好像很有能耐，但实在是没有什么战斗力。曹操的早期虽收有投降的黄巾主力青山军，但他对几乎和游牧民族一样强悍的关西的军队如马超一类的军队的作战时，曹操几乎作了俘虏。他最后是靠诡计才战胜了那些头脑简单的关西悍将。后来曹操几乎全靠他的乌桓骑兵为他打先锋。曹操的铁骑出江淮平原时，追击得刘备诸葛亮一类人像兔子一样逃窜。这是骑兵对步兵作战优势的具体体现。

在冰天雪地里忍饥耐寒的骑兵冲入刚从温暖的被窝里爬出的步兵的阵列里，谁能胜，应是不难判断的。这自然不是说，步兵为主的军队对付骑兵为主的军队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骑兵用于攻城并无优势可言。在野外相遇，步兵若有足够的车阵和密度足够大的强大弩机装备，步兵防御骑兵的进攻还是有取胜的机会的。但用于进攻恐怕就不行了。步兵的车阵一移动，骑兵就很容易找到破绽而下手，步兵只有被杀的份。阿提拉对东、西罗马帝国的攻击使欧洲人领教了亚洲蛮族的强悍。欧洲人把可怕的阿提拉和蒙古军队称为“上帝之鞭”，那反映了他们在这股无法抵挡的军队面前，几乎绝望的一种心态。

农耕文明在军事上如此软弱，而它的财富又如此吸引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借助一切机会欲去劫掠就不奇怪了。“这些可怜的突厥-蒙古牧民在干旱的岁月里越过一个又一个干涸的水沟，冒险穿过荒芜的草原，来到耕地边缘，在北其里（河北）或河中地区的大门边，吃惊地凝视着定居文明的奇迹：成熟的庄稼、堆满粮食的村庄和豪华的城镇。这一奇迹，或者说，它的秘密——维持人类的繁荣所需要的辛勤劳动——是匈奴人所不能理解的。如果他受到蛊惑，他就会像他的图腾‘狼’一样，在雪天潜入农庄，窥视着竹篱笆内的猎物。他还怀有闯入篱笆、进行掳掠和带着战利品逃跑的古老的冲动。”这就是在几千年的时间里，在华北平原、伊朗高原和欧洲平原及边缘上不断上演的戏剧。唯一不同的只是进行劫掠的主人不断换名称罢了。

书中令人眼花缭乱的游牧民族的名字，我基本没记住几个。

当农耕文明自身陷入内战或软弱无比时，游牧民族就趁机打了进去，而取而代之。“这些中国化的蛮族们除了丧失了蛮族性格的坚韧和吸收了文明生活的享乐腐化外，从文明中一无所获，现在轮到他们成为蔑视的对象，他们的领土成为那些还留在他们土生土长的草原深处的、仍在挨饿的其它游牧蛮族垂涎的战利品。于是，上述过程又重复出现。”“在征服之后常常需要50年，生活继续着，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中国化和伊朗化的蛮族首先起来保卫文明，反对来自蛮族之地的新攻击。”

那些没有什么能力理解历史的人几乎无法理解这样的演化事实。其实，中国当年的文明指称仅限于黄河流域很小的区域——其它都是蛮族。楚国长期被视为蛮族之地。从夏开始，在平原地区的文明几乎总是被从山区来的和游牧民族接壤的部落（那时的部落就是和今天所说的民族差不多）中的势力所取代。周就是崛起在黄土高原和游牧民族接壤的地区。商躲在黄河两岸的平原上，悠闲悠哉，那里是整天和游牧民族打交道的周的对手？那个强悍的秦国对六国的形势更是如此。

中国历史的主线就是：基本上总是北方来的势力消灭了南方的势力。北方的民族和游牧民族不断作战和交往，从而也学得某些强悍的性格，另外，他们很容易买来或抢来马匹。三国时的孙权多次率领十万军队围攻合肥，从来没成功过。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每当吴的士兵离开船后，魏的骑兵立即截断吴兵的退路，吴立即就傻了。连孙权自己都几乎成了俘虏。后来，吴的士兵吓的几乎不敢离开船，到太远的地方去。那还能攻上城吗？吴的士兵通常是千人的队伍中仅有马二十匹。那大概是给当官骑的，其它所有的兵都是步行。魏的合肥城像一把尖刀直插在吴的软腹部上——黄淮平原的南端，那是吴欲进攻中原的最方便的通道。南方的步兵几乎没有希望能打到中原去。诸葛亮自己率领的就是畏冷怕寒的四川盆地里的兵欲去突击中原。自然是步兵对骑兵为主。诸葛亮发明什么连弩机都没有用，除非他能发明现代的机关枪和迫击炮，因为他是去进攻敌国，要攻城略地，不是防御。还有一点，诸葛亮只用无能的马屁精是最重要的一点。这样简单的力量对比诸葛亮都看不明白，他既不知己，更不知彼。他的失败是自然的事。后人还偏去吹捧诸葛亮是什么军事天才，那不是搞天大的笑话吗？当然，这样的笑话还要一直搞下去。

在中国历史上，民族是个糊涂的概念。大家对民族概念也是稀里糊涂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一群人中的一定分子的行为粗鲁到一定程度，其他的人的脑海里就会跳出“野蛮人”这个观念。至于这个观念是否公开说出来，那是无关紧要的。民族的观念只在一定时间初尺度内才有一点意义。把时间尺度不断扩大，还要去找民族区分，就像钻进鱼网堆里，欲找出线头一样。

游牧民族的这种军事上的优势什么时代失去了？该书的作者认为那是火炮被发明之后，游牧民族才被文明民族决定性的击败了——那是三个世纪前才发生的事。机关枪的发明更使骑兵成为了废物。

习惯了教条思维的人立即就想到蒙古攻南宋时就使用了火炮。游牧民族的军事优势曾在城高墙厚、且步步为城的中原地区部分失去了。此点可以解释了蒙古骑兵为何在征服了北方的一些地区后，掉头去攻打西亚和欧洲的部分原因。游牧民族入主中原，都是先征服了北方地区。五、六十年后，当地的人已经不再视游牧民族为异类，并开始为他们效力。那时游牧民族才完全占领了中原和南方。其实，他们采用的是“以中制中”，他们的进攻才见了效果。这已经和该书的作者的观点没有什么联系了。

人类的文明历史就是和凶悍的草原帝国结下了不解之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