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曾经是国家机密

中国很早就设置专业的史官，负责收集历史资料和写历史。那么，历史在中国社会的地位一直是很高的。

司马迁的老爹司马谈是太史令，就是史官。他想写作一部历史，但没有完成。临终前，他嘱咐儿子司马迁要完全他的这一心愿。

司马迁牢记父亲的这个教诲，年轻时就着手准备写作这部历史书。在他还未完成这部书时，因为要回答皇帝对他的问话。他为兵败而投降了匈奴的将军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就被凶残的汉武帝判处死刑。为了活下去，司马迁接受宫刑来代替死刑。

他忍辱负重，咬牙完成了今天叫作《史记》的那部著作。在完成自己的心愿不久，司马迁就离开了这个对他极其凶狠的世界。

在司马迁离世后很久，由他的外孙杨恽向社会流传这部书。这部伟大的著作才最终面世了。最初的名字叫《太史公书》。

这部伟大的著作问世后，几乎所有的读书人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班固虽然在政治上对司马迁不满，指责司马迁“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云云。今天看，此点正是司马迁伟大的地方。但对于历史描述而言，班固对司马迁没敢指责一句。他本人写的《汉书》，无论丛体例上，还是写作风格上，都是极力模仿司马迁。这本身就是对司马迁的最大褒奖！

外国的汉学家们对《史记》更是赞扬有加。一个极有趣的现象是：每当他们发现《史记》中对某些事件的描述不符合他们的口味时，他们就说这是其他的人把《史记》篡改了的结果。比方说，秦始皇对山发怒，要惩罚大山的怪异举止，秦军坑杀四十万赵的降卒等。他们一口认定这是被什么人篡改了。他们这样做，就是暗含了一个前提假设：司马迁写的不会犯大错。司马迁的记述一定符合他们的推测。

我个人的看法是，虽然，我们无法把握司马迁记的不会出错，但他们的那些指责，有的是他们按照今天民主社会的思维，去推测古代极其残忍的社会的某些做法。那是可笑的。像秦军杀害四十万人。那个数字几乎不会错。从事件的发生到司马迁的时候，仅一百多年，四辈左右的人，靠口头传，也一定很准确。在今天，当地的百姓用豆腐做的一道菜叫“白起肉”，可见此事留下仇恨有多深。

有的怀疑是那些历史学家们对中国的文化理解太浅而导致的。

三国时，那个呆气很重的王允咒骂汉武帝没有杀司马迁，致使谤书流传于世。他自己几乎没有任何政治头脑和手段。在犯下愚不可及的错误后（如果他真的读懂了《史记》的话，他不应犯下那样的可笑的错误），他的全家被叛军杀死。那也算是他罪有应得。关中平原上人口几乎灭绝了，这也是王允该负责的。

只有现代的没有头脑的人，动辄把《史记》胡乱贬一通。说什么司马迁被判了死刑，朝廷不会让他接触到历史资料。他们把中国文化大革命时的疯狂想像成中国的传统。司马迁是太史令，每天在皇帝面前转悠。正因为此点，他才获罪。出狱后，他任中书令。仍在皇帝面前忙活。

司马迁记述历史，是非常严肃的。他在记述刘邦帅大军三十万被匈奴围困达七天之久。陈平用计使刘邦得以逃走。否则，刘邦有成为俘虏的危险。“高帝既出，其计秘，世莫得闻。”此处的集解引《桓谭新论》说：“此策乃反薄陋拙恶，故隐而不泄。高帝见围七日，而陈平往说阏氏，阏氏言于单于而出之，以是知其所用说之事矣。彼陈平必言汉有好丽美女，为道其容貌天下无 有，今困急，已驰使归迎取，欲进与单于，单于见此人必大好爱之，爱之则阏氏日以远疏，不如及其未到，令汉得脱去，去，亦不持女来矣。阏氏妇女，有妒媔之 性，必憎恶而事去之。此说简而要，及得其用，则欲使神怪，故隐匿不泄也。”此人自己想像个所谓的计谋，还认为这不是很容易吗？和司马迁一比较，他个人眼界的高下立现。司马迁在记载陈平的其他计谋时，只说:“奇计或颇秘，世莫能闻也。”司马迁对没有根据的东西，一般不乱记。当然，这不是说司马迁记载的的都一定是确实的。

西汉宣帝时，《史记》中的某些部分都不对大臣开放。据说东汉时，把某些部分删去了。反正，班固拿到皇室赐的版本时，就少了十篇。

东汉时，东平思王宇到长安去要求皇帝赐给《史记》。

后年来朝，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上以问大将军王凤，对曰：“臣闻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礼不言。今东平王幸得来朝，不思制节谨度，以防危失，而求诸书，非朝聘之义也。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不许之辞宜曰：‘《五经》圣人所制，万事靡不毕载。王审乐道，傅相皆儒者，旦夕讲诵，足以正身虞意。夫小辩破义，小道不通，致远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诸益于经术者，不爱于王。’”

对奏，天子如凤言，遂不与。

这位王远道来京城，求《史记》。武夫王凤认为，其中有汉初时狡诈的计谋记载，不能让诸王知道。最后，竟然不给。历史书竟成了国家机密。

不要认为，统治阶级的愚民政策仅是对百姓的，对皇帝附近及外番官宦的一切人都适用。这是一个鲜明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