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对大臣的猜忌

宋朝的赵匡胤是靠发动军事政变而黄袍加身的。

当上皇帝后，他唯一关心的就是如何控制部下，使他们不会也像他自己那样造反。除此外，其它都是浮云。

赵匡胤根据自己的经验，认为天下人人都不可靠。在这一前提假设下，如何能安心睡觉，不担心自己的天下被人夺去了——那是一个没有答案的死结。所谓他的“杯酒释兵权”，仅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他仅仅是让那些跟随他的，有声望的老将回家去了，不再控制兵权。

那能解决一切问题吗？

天下总要养兵。兵总要有人带。对于那些人，时间长了，不就又生出声望了吗？到时候，一声令下，岂不是又要造反？

赵匡胤陷入了这样思维的泥潭不能自拔了。

他想出一个主意，把那些人养得肥肥的，他们应当不会负他。他把此点对赵普说了。赵普的一句话就让赵匡胤心凉到底了：“陛下是如何负周世宗的？”赵匡胤默然了。赵普话的潜台词是：养多肥也无法保证他们不想当皇帝。皇帝的权力是无限的，那是多少钱都无法买来的。

赵普的话在逻辑上无懈可击。但若一个人要想逻辑上保证自己不会遇到危险，才肯活着。那样是无法活下去的。

匡胤就陷入了那样的境界。虽然赵普那样说，对当官的要养得很肥，在此点上，是不能含糊的。赵匡胤深知此点。钱是百姓的，没有就朝他们要就是了。

光把当官的养得很肥是不够的，他还必须在制度上下功夫。他让军队来个“兵无常将；将无常兵。”就是领兵的将和士兵完全分开，只是短暂的在一起，还经常地互换。这样，兵和将之间很难产生依赖的心理上关系。这样将领想发动军事政变就难多了。

这样做的一个后果是：士兵和将领如同陌路人，根本不会冒死作战。这是宋的军队软弱无能的根本原因。其他原因都是次要的。

除此外，宋还把发兵权和领兵权分开。有发兵权的是枢密院。但他无带兵权。每当军事行动时，宋一般派出几个带兵的将领，他们互相不隶属。他们之间互相牵制，不能造反。自然，他们也无法很好地协调行动。

带兵的基本都是只会写诗或文章的文人，对军事基本是外行。偶然几个对军事无师自通的文人，像范仲淹。那能起到什么作用？在王安石时期，文人沈括就带领一军去攻打西夏。沈括当个试验室主任大概还行，他率兵打仗，除了让兵送死外，不会干别的。

宋整个国家几乎唯一关心的事是要保证无人造反。

从他哥哥手中抢来天下的赵光义更清楚，任何人都不可靠的道理。自己的弟兄都不可靠（他自己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何论他人？

宋太宗尝曰：“国家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奸邪共济为内患，深可惧也。”（P1602）他对外搞点战事，目的就是胡弄百姓“好爱国”，别造反。他认为，对外没有什么担心的，最多输送点钱物。若国内造反了，一切都没有了。

这是宋朝的整个国策。若你不明白此点，要谈宋史，我一眼都不看。那只能是幼儿园水平。

宋对百姓残酷压榨，刚建国时，百姓就造反。这在其他朝代是很少见的。那么，皇帝是如何看待百姓造反的呢？

山东盗起，帝遣中使按规，还奏：“盗不足虑。兖州杜衍、郓州富弼，山东人遵爱之，此可忧也。”

山东有百姓造反。皇帝派太监去考察。回来的报告说：造反的强盗不必忧虑，真正该忧虑的是杜衍和富弼，他们受到百姓的爱戴。有潜在造反的可能性。富弼可是一代名相！

这个报告把宋的邪恶表现的一清二楚。压榨百姓的官都是好官。受到百姓欢迎的好官是“最坏”的官！像范仲淹那样为民作想的官，屡被贬，该知道原因了吧。范仲淹要“先天下忧而忧”，而皇帝忧的是：谁是为天下忧的人？必须瞪大眼睛，看住他们别造反！贪官都是好官！

那些浅薄的影视作品，胡编什么为民作主的寇准如何屡丢官。受到百姓爱戴后，又复官。那完全是胡言。他们编瞎话也不看看朝代背景！

北宋时，广州一带造反。宋派出武夫出身的狄青去镇压造反。狄青一面去镇压，一面用怀柔政策，使得当地的百姓对他很有好感。

他回到京城后，当了大官。结局呢？

狄青起行伍为枢密使，每出入，小民辄聚观，至相与推诵其拳勇，至壅马足不得行。帝不豫，人心动摇，青益不自安。敞辞赴郡，为帝言曰：“陛下幸爱青，不如出之，以全其终。”帝颔之，使出谕中书，青乃去位。（P1754）

狄青出门时经常被百姓拉拦住马头，就是百姓爱戴他的意思。皇帝因此对他产生了怀疑。皇帝正在犹豫如何收拾他！狄青自己已经感到不好啦。一个小官刘敞离京前，为皇帝出了个主意：陛下若真是爱护狄青，不如把他赶出京城。“以全其终。”那就是说，只要狄青留在京城，不管他怎样做，仅仅是因为他受到百姓的爱戴，他一定不得好死！“帝颔之”，皇帝深深地点了点头，认为姓刘说得有道理（这在皇帝的潜意识中，凡是受到百姓爱戴的官，必须收拾了！）。皇帝就发表了命令，让狄青去外地作一小官。

宋朝为何屡战屡败，屡败又要屡战，原因不难发现了吧？狄青就是下场。谁还再去冒死作战，最终会得个“不全终”？

后来，由于战乱，又跳出个不知死活的岳飞。他最后真的不得全终。

岳飞被杀后，韩世忠在西湖一带，经常骑着驴，带上酒壶，以喝酒为乐。对过去的部下一律不见。“因岳飞故”。韩世忠不敢骑马，那焉知不想造反？武夫部下更是不可见的，某人的一句告密的话，他可能就得和岳飞一样的下场。尽管韩世忠当年是镇压军事叛乱的主力，救了赵构的命。

但韩世忠还没有傻到底。岳飞就是前车之鉴。

在后来的所谓崖山之战，宋的皇室及近臣的家属十万人死于海上。可谓惨烈。

你当初唯一的想法是控制大臣别造反。这一点大部分成功啦。在两宋时代，只发生了两次军事政变：一次是反对赵构的军事政变，被韩世忠为首的军人镇压了。另一次是史弥远发动的，另立皇帝，那次成功了。成功了的军事政变，在中国人的眼中通常认为是没发生政变。这是中国式思维的结果。现在是强大的外敌来了，送钱物又不行（当蒙古军队兵临临安时，宋皇室要求多送钱物，但被蒙古人拒绝！赵光义认为的外患不过多送钱物的想法，首次失效了！“临安”，真的是临时安全。），那时又没有美国来帮忙，那只有一死啦。

这样的结局，在赵匡胤建国的时候就注定了。只是头脑简单人看不出来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