嫌未婚夫丑而欲杀之的案子

北宋神宗时，有一个奇特的案子。这个案子在许遵的传记中和刑法中有两处介绍。我引用如下。不喜欢古文的人可略过。我下文作简单的翻译。

许遵

为审刑院详议官，知宿州、登州。遵累典刑狱，强敏明恕。及为登州，执政许以判大理，遵欲立奇以自鬻。会妇人阿云狱起。初，云许嫁未行，嫌婿陋，伺其寝田舍，怀刀斫之，十余创，不能杀，断其一指。吏求盗弗得，疑云所为，执而诘之，欲加讯掠，乃吐实。遵按云纳采之日，母服未除，应以凡人论，谳于朝。有司当为谋杀已伤，遵驳言：“云被问即承，应为按问。审刑、大理当绞刑，非是。”事下刑部，以遵为妄，诏以赎论。未几，果判大理。耻用议法坐劾，复言：“刑部定议非直，云合免所因之罪。今弃敕不用，但引断例，一切按而杀之，塞其自守之路，殆非罪疑惟轻之义。”诏司马光、王安石议。光以为不可，安石主遵，御史中丞滕甫、侍御史钱顗皆言遵所争戾法意，自是廷论纷然。安石既执政，悉罪异己者，遂从遵议。虽累问不承者，亦得为按问。或两人同为盗劫，吏先问左，则按问在左；先问右，则按问在右。狱之生死，在问之先后，而非盗之情，天下益厌其说。

《宋史·刑法志》中这样介绍：

癸酉，诏：“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者，从谋杀减二等论。”初，登州奏，有妇阿云，母服中聘于韦，恶韦丑陋，谋杀韦，伤而不死。及按问，欲举自首。审刑院、大理寺论死，用违律为婚奏裁，敕贷其死。知登州许遵奏，引律因犯杀伤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以谋为所因，当用按问欲举条减二等；刑部定如审刑、大理。时遵方召判大理，御史台劾遵，而遵不伏，请下两制议，乃令翰林学士司马光、王安石同议。安石以谋与杀为二事，光言：“谋杀，犹故杀也，皆一事，不可分。若谋为所由，与杀为二，则故与杀亦可为二邪？”二人议不同，遂各为奏，光议是刑部，安石议是遵。诏从安石议。

当时的登州就是今天的山东蓬莱有一个案子。一个女子叫阿云，在母亲去世不到三年的期间，许配给姓韦的。大概这是其父或其他长辈的意见了。阿云嫌姓韦的长得太丑，拿着刀到那姓韦的住处，趁着他在睡觉，砍了十几刀，砍断了一个手指，也没把他杀死。官府追捕杀人犯未得，怀疑是阿云干的。官府把她抓来，想用刑罚拷问，她自己立即就承认了。

这里涉及到许多宋代的法律术语，我们没有时间去详究。

审刑院和大理寺裁定阿云死刑（绞刑）。“许遵对此判决不服上奏，以阿云存在自首情节为由，应该按谋杀已伤减二等论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赵晓耕《宋代阿云之狱》一文对此是这样描述的。而许遵认为的谋杀以伤减二等是什么处罚，该文根本没解释。我无法搞明白许遵打算如何处置阿云。是死刑，还是免死？也许皇帝敕令中的内容就是许遵的打算？

该文中引用宋代的刑法条文“诸谋杀人者，徒三年；已伤者，绞；已杀者，斩。”这样的法律条文，在我用今天的眼光看来有几分古怪：第一句描述的大概是谋杀未行动，或自行中止，要坐监狱三年。已经杀伤了受害人，凶手要判处绞刑。若已杀死了受害人，凶手要判处斩刑。谋杀未杀死受害人，显然结果比杀死了受害人的危害要轻，判决是绞刑；而杀死了受害人却是斩刑。斩就是用刀砍掉脑袋。可能是在古人的眼中，绞刑是比斩刑比较轻的刑罚：被绞刑的人得到一个全尸；而斩刑后是身首分家。在今天看来，绞刑是一种极痛苦的刑罚，而斩首则死得相当快些，因而其痛苦要少些。若那些欲犯罪的人和今天的想法一样的话，那么，这样一条法律条文就会使凡是谋杀人的凶手，务必把人杀死，一定不能留活的，以免将来被发现后，要受绞刑。而把受害人杀死了，就算被抓到了，死还死得痛快。

许遵和刑部对此案的分歧在于阿云是否算自首。因为各部有分歧，此案遂作为疑案送到朝廷审议。皇帝命司马光和王安石来议此案。二人意见又无法一致，各赞成一方的判决。最后是皇帝采纳了王安石的意见。

按照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赵晓耕《宋代阿云之狱》一文的解释是：皇帝最后采用的是王安石的意见，赦免了阿云的死刑，并允许她用钱来赎罪。“敕贷其死”就是皇帝用敕令的形式赦免了阿云的死刑。

宋神宗是一位心地善良的皇帝。他对百姓遭受的痛苦，经常是充满了同情。

阿云的婚约显然是违背了她的心愿。她在无法解除其婚约，而又对那个未婚夫极端的厌恶的情况下，铤而走险，欲谋杀了未婚夫。那么，阿云的婚约大概是她的父亲或其他长辈给定的，根本不管当事人是否愿意，并且是在她为母亲服丧期间而定下的。

赵文引用宋代的法律条文“诸居父母及夫丧而嫁娶者，徒三年。”这条法律在我看来是很没有人性的。当然，若没有这条法律，阿云大概早被处死了。对阿云的个案而言，这条法律又产生的是很人性的结果。就广义上讲，若父与母在相隔三年的期间相继死去，则其儿女最长在六年内不能婚嫁。这是多么残酷无情的法律啊！特别是妇女在丈夫死了三年内不能嫁人。那不是陷寡妇于绝望之地吗？在北宋，中国的民间在小范围内已经有妇女包小脚习俗（最早大概是妓女为了满足嫖客的古怪嗜好而把脚包扎致残，后来整个都仿效）。苏轼就写过赞扬小脚的诗。社会一面让妇女致残，使她们行走都很困难，一面又不允许她们在丈夫死后的三年内改嫁。这就是什么儒家思想渗透到社会法律方面产生的荒谬结果。这大概是中国社会的人文主义精神逐渐衰落，而不是越来越强大的一个原因。

《金瓶梅》中描写的潘金莲在谋杀了武大后百日就可另嫁人。不知明代的法律在这方面是否有了改变？

阿云一案给我产生的印象是极其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