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 托马斯博士的《细菌》

深山兰注：刘易斯 托马斯博士（1913——1993）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医学院。历任明尼苏达大学儿科研究所教授、纽约大学贝尔维尤医疗中心病理学系和内科学系主任、耶鲁医学院病理学系主任、纽约市斯隆-凯特琳癌症研究院院长，美国科学院院士。

他在晚年写了许多通俗的文章，发表了他的许多新颖的关于医学和生物学上的观点。他观察问题的视角独特。他的语言风趣幽默。他有时故意夸张自己的看法，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他戏称自己是生物学观察员（a biology watcher）。

他批判了人类的自大狂倾向或人类沙文主义式思维。他认为，疾病是生命存在的正常形式；许多疾病是人防御系统的反应过度导致的（他这里不是狭义地特指形形色色的各种过敏症状）；有些疾病，特别是大病，是一种偶然的因素导致的。人类想消灭疾病是徒劳的，也是作不到的。

他的两部通俗的著作《细胞生命礼赞》和《水母与蜗牛》均有中文译本。近年好像又翻译了多本著作。

以我个人的观点看，他的许多有价值的论点，他没有充分展开论证。他书中的某些文章，有几分思想干瘪。当然，他不是神。他曾直观猜测：精神分裂症是一种神经-化学紊乱，有某种核心的、单一的化学事件出了毛病（这是不懂科学的人的翻译文字）。今天的研究，基本上否定了他的猜测。

这篇《细菌》的文章，出于《细胞生命礼赞》一书。该书的翻译者是李紹明。

译者对科学似乎不太在行，有的术语的翻译是很可疑的。

看着电视，我们会认为，我们是在四伏的危机中作困兽斗，被追逐我们的细菌团团包围，之所以免于感染和死亡，那只是因为化学技术在护卫着我们，每时每刻在杀退众菌。我们得到的指导是把消毒剂到处喷洒，卧室要喷，厨房要喷，洗澡间尤其要使劲喷，因为我们自己身上的菌似乎是最危险的。我们拿了烟雾剂，为了吉利再 加上除臭剂，喷鼻子，喷口腔，喷腋窝，喷隐秘处的褶皱，甚至连亲爱的电话听筒的内部也要喷一通。我们把烈性的抗菌药敷到小小的疙瘩疮上，然后再用塑料布严 严实实地包扎。塑料成了新的保护者，我们把旅馆里的塑料杯再包以塑料布。我们把马桶座垫用紫外线照过，再把它象国家机密一样封起来。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上，种种微生物总在图谋接近我们，想把我们撕裂分解成一个个细胞。只是因为我们提心吊胆，勤于防务，我们才得以囫囵个儿活在世上。

 我们至今认为，人类疾病的肇事者，是一群有组织的、现代化的魔鬼。而在这敌阵中，最显眼的、坐中军大帐的便是细菌。我们断定，它们干起坏事来该是饶有 兴致的。它们到我们身上逐利，它们数目太多，疾病看来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人类就这么个生活条件，没法子。假如我们成功地剿灭了一种疾病，总会有一种新的疾病伺伏在一旁，等着取代它的位置。

 这些都是具有社会规模的妄想狂的幻觉。究其原因，则半是因为需要树敌，半是因为我们对过去的事情还记忆犹新。直到不过数十年以前，细菌还是真正的家庭之患。尽管活下来的还是多数，可我们每时每刻都意识到死神就在不远处。我们一行一动，都是带着家小出生入死。我们有过大叶肺炎，脑脊髓膜炎、链球菌感染、 白喉、心内膜炎、伤寒、各种败血病、梅毒，而肺结核则无时不在，无地不在。现在，大多数人已脱离了上述大部分疾病的威胁，这要归功于抗菌素、科学研究、文明，还有金钱。但我们没有忘记过去。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我们也从来都只是那个庞大的细菌王国相对漠不关心的对象。细菌致病并非常规。实话说，细菌致病是这样罕见，鉴于地球上细菌的家口之众，致病菌的种类相对来说这样少，这件事有着捉摸不定的一面。疾病的发生，通常是为共生而进行的谈判无结果造成的，是共生双方中的一方越过了边境线，是生物界里边界协定的误解。

 有些细菌只是在产生外毒素时才是对人类有害的，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只是在自身生病时才产生外毒素。白喉杆菌和白喉链球菌只有在受到噬菌体侵袭时才产生毒素；为毒素的产生提供密码的是病毒，未受感染的细菌是没有获得密码通知的。我们染上了白喉，那是种病毒感染，但病毒感染的不是我们。我们卷入的不是一场跟毒素的直接对抗赛，而好象是无意中撞入了他人的麻烦。

 有些微生物具有侵害人体的特殊能力，我可以想出几种，大概有结核杆菌、梅毒螺旋体、疟原虫，还有另外几种。但从进化论的意义上讲，它们能引起疾病或死亡，这对它们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处。对大多数细菌来说，引起疾病也许是它们的祸事，它们要冒的生命危险比我们的危险更可怕。一个人带上了脑膜炎病原菌，即使不用化学疗法，致命的危险也不大。相比之下，脑膜炎病原菌运气不好碰到人身上，它们的生命危险可就太大了。大多数脑膜炎病原菌很精明，只停留在人体的表面，在鼻咽部呆着。脑炎流行时，大多数带菌者身上、鼻咽部就是病原菌呆的地方。一般说来，它们在那儿对人是无害的。只有在原因不明的少数人身上，它们才越过了界线。这时人菌两方就一块儿遭殃了，而大多数时候，更遭殃的是脑膜炎病原菌。

 葡萄球菌生活在我们全身各处。大多数其他细菌不适于生活在人类的皮肤上，这种菌倒似乎适应了那里的条件。看着它们如此之众，而我们自己是这样形单影只，然而，跟它们相处，麻烦却如此之少，这真是奇怪。只有很少几个人受疖疮之苦，而这大半又要归咎于我们自身白细胞的多管闲事。溶血链球菌是我们最贴身的友伴，甚至亲密到跟我们的肌细胞膜有同样的抗原。是我们以风湿热的方式对它们的存在作出反应，才给自己招来麻烦。我们可以在网状内皮组织的细胞中长期携带布鲁氏菌，而根本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不知什么原因，大概与我们身上的免疫反应有关系吧，我们才周期性地感觉到它们，这种感觉反应便是临床的病症。

大多数细菌一门心思在吃喝，它们不断改变着有机分子的结构，这样，这些分子便可被用来满足其他生命形式的能源需要。总的说来，这些细菌相互之间不可分 离，以相互依赖的群落的形式生活在土壤或海洋中。有一些细菌在更专门、更局部的关系中成了更高级生物的共生者，作为工作零件活在其组织中。豆科植物的根瘤 如果没有根瘤菌，那就会既不会形成，也没有作用。是大量的根瘤菌群集在根毛中，与之结成亲密的关系，以至于要用电子显微镜才能分辨得出，哪些膜属于细菌，哪些属于植物。昆虫身上都带有细菌的群落。这些菌细胞似乎成了昆虫体内的小小腺体。没人知道它们在干些什么，只知道它们干的事很重要。动物肠道内的微生物群落成了动物营养系统的一部分。当然还有线粒体和叶绿体，它们在一切生物里都是正式居民。

 细察之下，最居心叵测的微生物——那些似乎真的希望我们得病的细菌，倒更象旁观者、流浪汉和偶来避寒的陌生客。它们一有机会就侵入人体，进行繁衍，有一些会到达我们肌体最深处的组织，闯入血流。但还是我们对它们的存在作出的反应使我们得病。我们身体中用以迎战细菌的火药这样猛烈，又牵涉这样多的防御机制，它们对我们的危险性比入侵者还要大。我们周身都是爆炸装置；我们全身布满了地雷。

是细菌带来的信息让我们受不了。

革兰氏阴性菌就是这方面的最好例子。它们在细胞壁里产生类酯多糖内毒素，我们的组织接触这些大分子，就似乎得到了最坏不过的消息。一旦感觉到了类酯多糖，我们就可能动用一切可用的防御手段。我们会轰炸、洒落叶剂、堵截、封锁，直到毁掉那一地区的所有组织。白血球活跃起来，变得更具吞噬作用，释出溶菌 酶，变得粘稠，成群密集在一起，堵住毛细血管，切断血液供给。血清防御素相机而动，释放趋化性信号，从全身召集白细胞。血管变得对肾上腺素过度敏感，于是，生理上的集中反应突然具有了使组织坏死的性质。白细胞中放出发热原，又在出血、坏死和休克之上加上发烧。一切全乱套了。

所有这些似乎都是不必要的恐慌。内毒素并非生来有毒。但一旦被细胞感知，它便显得面目可憎，或令人可怕。细胞认为，内毒素的出现，意味着革兰氏阴性菌的存在。于是，它们就奋起抵御这一威胁，谁也挡不住它们的行动了。

我原以为，只有高度进化、高度文明的动物才上这个当。但事情不是这样。鲎是一种极原始的化石动物，渊源古老，开化未深。但它象兔子和人一样容易在内毒素面前崩溃瓦解。班（Bang）证明，在鲎的体腔内注射极小剂量的内毒素，就会引起大量血细胞凝滞，阻塞住脉管，胶状凝块使血液循环陷于中断。现在已知，卷入反应的主要是鲎的凝血系统——恐怕是我们人类凝血系统的老祖宗。抽出的血细胞，加进极少量的内毒素就会凝固。全身注射内毒素后引起的整个生物自行解体，可以解释为是机体所犯的错误：用心不错，却带来致命的结局。这个反应机制本身是相当好的，只要运用得当有度，其对付单个细菌侵入的作用还是大可赞叹的：它把血细胞召到现场，逐出可凝蛋白，细菌陷入罗网，失去活动能力，这事儿就整个儿地了结了。只有当遭遇到大量内毒素自由分子的信号，让肌体想起了大量弧菌的存在时，鲎才惊惶失措，一下子使出了自卫的浑身解数，这才把自己毁了。

这种过程基本上是一种对于信号的反应，有点象蓄奴蚁分泌的外激素，这种外激素在受害蚁群中引起恐慌，导致受害蚂蚁群落的混乱和瓦解。

我觉得，我们的大多数疾病很可能都是这样得的。有些时候，滥杀的机制是有免疫作用的，但象鲎的例子中一样，经常是一些更加远古的记忆。我们因一些信号 就把自己撕毁成碎片，我们在这些信号面前非常脆弱，比在任何食肉兽群面前还脆弱。实际上，我们在受着自身的五角大楼的摆布。大多数时候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