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这就是中文媒体近日广泛报道的“温总理登上《时代》的封面”文章无删节译文，作者即10月3日CNN播出的访问温家宝的扎卡里亚。”。

我喜欢两党合作的想法。只要想到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合影照就能让我嘴角上扬。我对自己说：“美国政府终于可以运作了”。不过随后我看了看他们实际上达成的协议，又不由地怀念起政府瘫痪的日子。

今年的9月29日，众议院取得民主、共和两党压倒性的支持通过了一项条例草案。该法案将会因为中国坚持低估其货币而对中国商品处以惩罚性关税。每个人似乎都同意：火候到了。但并非如此。这一法案往好里说也是毫无意义的装腔作势，往最坏处看是危险的煽动行为。它无法真正解决问题。更令人担忧的是，这是美国不断滋长的反华情绪的一部分，这些情绪让我们对中国下一阶段发展带来的对美国的真正挑战视而不见。

毫无疑问，中国一直在低估其货币人民币，以便帮助中国制造商在海外市场、尤其是美国和欧洲市场廉价地销售玩具、毛衣以及电子产品。但这只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一系列因素之一（其他的因素包括低工资、一流的基础设施、招商引资、顺从的工会以及不辞辛劳的劳工们）。只是让人民币升值不会神奇地改变这一切。

中国公司许多商品的成本比美国制造商的要低25%。让那些商品价格上浮20%（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合理的假设是中国的货币对美元会升值20%） 不会让美国工厂具备竞争性。最有可能的结果是这会帮助其他一些低工资的经济体，如越南、印度以及孟加拉，它们有许多何中国相同的商品。因此，沃尔玛依旧会以最低可能的价格囤积货品，只是这些东西会更多地来自越南和孟加拉。还有，这些其他国家，以及亚洲的许多国家，一样让其货币保持被低估。正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中心的研究负责人赫尔穆特·莱尔森（Helmut Reisen）最近在一篇文章中写到那样：“这个世界上不止两种货币”。

这出戏我们都看过。从2005年7月到2008年7月，迫于美国政府的压力，北京让其货币对美元升值了21%。尽管经历了大幅升值，但中国对美的出口仍持续增长。当然，一旦经济不景气，中国的出口也会放缓，但没有那些不让其货币升值的国家那么严重。因此，就算有着相对价格更高的商品，中国的表现也比其他出口国要好。

回顾一下过去发生在其他地方的事情你也能得出相同的结论。1985年，美国在“广场协议”会议上恫吓日本，让其日元升值。但随后50%的升值幅度并未 使得美国商品更有竞争力。耶鲁大学的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指出，自2002年以来，美元对我们所有的贸易伙伴的货币已经贬值了23%，但美国的出口仍不景气。美国对全球90多个国家的进口都大于出口。这都是因为那些国家操纵了货币吗？抑或是更有可能是我们整个国家所做出的重消费而轻投资和制造这一根本选择的结果？

未来新中国

我们面临的来自中国的真正挑战，并非是它将继续以廉价商品充斥我们的市场。实际上恰恰相反：中国正在往价值链的上端移动，这在未来将会成为美国经济新的最显著的竞争者。

在过去3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专心致志地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它不需要投资于其人民；该国的目标是主要生产低工资、低利润的商品。只要工资便宜、工 作努力就足够了。但是工厂必须是现代化的、道路必须是世界级的，机场港口必须是庞大且高效的。所有这一切都以人类历史上未曾见过的速度和规模建起来了。

现在，中国想进入更高端的商品和服务市场。政府官员明确指出，这意味着下一阶段其经济发展需要投资于人力资本，他们在建设高速公路上也曾下过这样的决心。自1998年以来，北京进行了大规模的教育扩张，几乎令教育投入在GDP中的占比提高了2倍。从10年前到现在，中国的大学数量翻了一番，学生数量则是之前的4倍，从1997年的100万提高到2007年的550万。中国选出了自己的9所顶级大学，成立了中国版的“常青藤联盟”。在欧洲的大学和美国的 州立大学受到大规模预算削减的影响而摇摇欲坠之时，中国仅仅用了10年时间就建立起了全球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部门。事实上，自2000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入学注册的增长量就已经超过美国注册数的总量。

人才之利

对于中国、还有美国来说，中国向教育进行的这种前所未有的投资究竟意味着什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已经测算出训练有素的工人对经济的影响。在美国，相对于只接受9年教育的人而言，高中学历的工人生产力是其1.8倍，大学毕业的工人则是其3 倍。中国正在大规模地扩大其高中和大学毕业生的供应。由于印度学生英语学得更好，并接受了技术培训，这两点目前仍是如此，因此中国在服务业方面仍远远落后于印度，尽管如此，中国的机构仍将进入这个广阔的市场。福格尔相信，高技能工人的增长将会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极大地提高该国的年均增长速度，令其GDP 到2040年到达令人瞠目结舌的123万亿美元。（是的，据他估计，204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不管这一难以想象的数据是否准确——我也认为福格尔对中国的发展太过乐观——但显而易见的是中国正开始提升自己在价值链中的位置，开始进入那些直到最 近还被认为是西方世界特权的行业和工作领域中。这才是来自中国的真正挑战。它既不来自于北京对货币的操纵，亦非源于隐性补贴，而是来自于战略投资和勤奋工作。对此最好的、更有效的回应不是威胁和关税，而是深入的、结构性的改革以及新的重大投资，让美国经济充满活力，让美国工人充满竞争力。这才是我们需要的两党协定。有人同意吗？哪一位？

来源:译者—时代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