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有网友抱怨万维编辑不公，导读上的文章主要为谈论中国政治，尤其是负面批判指责的文章所占据。而许多纯正文学艺术的诗歌，几乎没有上过导读。

俺同意这些雅士对此现象的事实描述。也同情他们的抱怨。因为俺实际上也是一个文学与诗歌爱好者。但是，同意加同情之外，俺觉得万维编辑恐怕还是无法从善如流，在万维导读上每天一首风花雪月或者豪情万丈的诗歌：原因很简单：这抓不到广大华人的兴奋点，无论是埋首科研的博士后还是引车卖浆者流，流行歌曲可能比吟月葬花或者诗言志更吸引人，而真正流行了的歌曲，是要付钱买的。而最优秀的诗歌，如今也难卖钱的。

而不要付钱买的，花钱也买不下的，是中国心：华人关注中国：中国是聚焦的兴奋点。好的，坏的，都是。如果只要好的，谁也争抢不过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而如果要坏的，也要看怎么个坏法。象俺这样天天从头顶到脚底翻查中共与中国毛虫狗蚤的，人家也烦也厌。俺为了能够继续在万维生存露脸，也必须改弦更张，为中国兴奋一下，正面的兴奋一下。

 俺终于找到了一个关于中国的兴奋点：托克维尔进入中国了！俺为此兴奋，甚至压低声音欢呼。

 据港媒报导，最近，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在京城关心国事的知识界、甚至中南海领导人中，激起热烈的讨论。“始作俑者”是中共国务院副总理王歧山。据说他向友人与同僚部属都大力推荐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他认为中国这样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从历史上看也好，今天的外部环境也好，现代化转型不会那么顺利。“中国人自己的代价也没有付够。”虽然托翁早已开始用中国简体字在中国布道，但是真正开始讲流行普通话，还是得力于王岐山这位甚至有望在十八大入常的老总的推荐。由于他的推荐，一时间托翁的简体字著作，洛阳纸贵，法国老翁的京腔，开始流行。流行语是：你“托”了吗？不是问你是否象某位市长一样被民众抓住当众脱光上衣! 问你听说过读过托克维尔了吗？你知道什么是旧制度吗？你晓得什么时候开始大革命吗？

 亚力西斯•德•托克维尔是十九世纪法国的政治思想家和歷史学家。他最知名的著作是1835年出版的《论美国的民主》 以及1856年出版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在这两本书里他探讨了西方社会中民主、平等、与自由之间的关係，并研究平等观念的崛起在个人与社会之间產生的冲突动荡变革。

托克维尔其实早已进入中国。不过那时候是繁体字，翻译也不是“普通话”，就只有胡适等少数人读得懂。因为毛主席曾经不小心说过，在二十一世纪要给胡适平反。随着胡适在大陆被悄悄地平反，托克维尔也被简体字化了。但是还是不能变成进入会议室和民间街头巷议的普通话，遑论中央电视台的标准国语了。中共党内的真正读书人象王岐山，某天在开完一整天会批阅完一大推公文之后，倒在床上顺手拿起一本书，随手翻开，看到了这样触目惊心的文字：

“当人们读到十八世纪大臣和总督们的来往信函时，就会十分惊异地看到一个怪现象，臣民百依百顺，这个政府如此富有侵略性和专制特质，但当它遇到最微小的反抗，它便不知所措，最轻微的批评也会使它惶惶不安，简直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

“人们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

“我将试图说明：同样是这些法国人，由于哪些事件，哪些错误，哪些失策，终于抛弃了他们的最初目的，忘却了自由，只想成为世界霸主的平等的仆役；一个比大革命所推翻的政府更加强大、更加专制的政府，如何重新夺得并集中全部权力，取消了以如此高昂代价换来的一切自由，只留下空洞无物的自由表象；这个政府如何标榜为人民主权，而人民既不明真相，不能共同商议，又不能进行选择；它又如何把议会的屈从和默认吹嘘为表决捐税权，与此同时，它还取消了国民的自治权，取消了权利的种种主要保障，取消了思想、言论、写作自由—这些正是1789年取得的最珍贵、最崇高的成果，而它居然还以这个伟大的名义自诩。”

“大革命是在人民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

“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王岐山无法入睡了。他爬起来，想打电话问胡温习李这样几个问题：

同志们，危险啊。

 为什么我们带领中国一天天崛起，人民却一天天怨气冲天甚至怒火中烧？

我们懂得了发展是硬道理，为何这个老头子却说经济繁荣何以反倒加速革命的到来？而且他说的神乎其神，还一再应验？

在考察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时，托克维尔还观察到了另一个“悖论”：大革命前二十年，社会财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国家因战争负债累累；但是个人继续发财致富，他们变得更勤奋，更富于事业心，更有创造性”；“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

为何社会财富蓬勃增长的过程中，却爆发了惊世骇俗的大革命？尤其是当托克维尔观察到：革命前夕的法国政府虽然依旧足够强大，但却不再单纯地实行专制，而是在“到处维持秩序”；法国民众则“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发财致富，可保住已取得的财富”。这样的情势下，为什么还会爆发摧毁一切的大革命？

 托克维尔给出的答案是：尽管法国政府在大革命爆发前已经部分转换了自己的角色，致力于“促进公共繁荣，发放救济金和奖励，实施公共工程”，但它仍保留着许多专制政府的毛病。在革命爆发前的20年里，政府一方面积极鼓励民众发家致富，另一方面则发起各种新兴事业，成为国内市场最大的消费者，民众与政府之间的贸易关系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但结果民众收获了更大的失望，因为政府残留了太多专制时代的毛病，民众“用自己的资本去买政府的公债，他们绝不能指望在固定时期获得利息多”；民众“为政府建造军舰，维修道路，为政府的士兵提供衣物，他们垫出的钱没有偿还的担保，也没有偿还期限，他们不得不算计与大臣签订的合同运气如何，就像搞冒险贷款一样”。

托克维尔总结道：“一场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催促自己的毁灭。”

 还有啊。这个老头子说：将某一社会阶层推入孤立、失语的困境，很可能就等于把他们推向了革命。

农民是法国大革命的主力，也是法国最大的底层社会群体。据托克维尔的调查，在革命爆发前夕，法国农民已“不再受那些封建小恶霸的欺凌；来自政府的强暴行为也很少涉及他们，他们享受着公民自由，拥有部分土地”。既如此，按常理推断，18世纪的法国农民，显然要比13世纪处于完全封建专制时代的法国农民生活得更好才对。

但托克维尔所见到的事实却不是这样的：“但是所有其他阶级的人都离弃他们，他们处境之孤单也许为世界上任何地方所仅见。这是一种新奇的压迫。”托克维尔所指的，不单单是旧时代的贵族们在政治权利丧失后，纷纷抛弃农村搬往了城市；18世纪的法国农村，但凡稍有资产者，无不千方百计离开农村迁往城市——“文献证明，农村里几乎从未见过超过一代的富裕农民。种田人一旦靠勤勉挣到一点财产，便立即令其子弟抛开犁锄，打发他进城，并给他买下一官半职”——农民被其他阶层抛弃了，最后，农民自己也抛弃了自己。农村陷入一种荒芜状态。

 国家一直在进步。王权实现了前所未有的中央集权；旧贵族丧失了原有的政治权力，但他们获得了丰厚的补偿，免缴了大部分的公共捐税；资产阶级则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益。唯独农民，在新时代没有得到任何好处，相反，他们被抛弃在死寂的农村，权益无人过问，压迫则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托克维尔感叹道：“如果在农民身旁有一些既有钱又有教养的人，他们即使无意保护农民，至少有兴致、有权力在掌握穷人和富人命运的那个共同主宰面前，替农民求情，那么所有这些新的压迫能制定吗？”

但“既有钱又有教养”的旧贵族和新资产阶级都对农民不感兴趣。在大革命爆发的前夜，旧贵族竭力维护自己的既有特权，新资产阶级则竭力为自己谋取新特权，没有人关心丧失了与上层社会的沟通能力的农民，没有人在意农村的失语，而是任由他们生活在孤苦无助的深渊里。穷人和富人之间几乎不再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抱怨、共同的事务，其实是一件相当恐怖的事情。后来的结果众所周知：旧贵族被大革命碾得粉碎；曾一度将革命的锤子递交到农民手里的新资产阶级，则很快被农民用锤子砸碎了脑袋。

 还有呢。

专制社会里，民众无法参与公共事务，彼此孤立，最终只会变得越来越自私自利

专制政体与社会道德水准之间的关系，似乎很少有比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说得更精辟的了：

“在这种（专制）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他们一心关注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只考虑自己，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专制制度非但不与这种倾向作斗争，反而使之畅行无阻；因为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专制制度用一堵墙把人们禁闭在私人生活中。人们原先就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冷若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

“在这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借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然而，专制制度从本质上却支持和助长这种感情。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对专制制度大有裨益；它使人们的思想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开，使他们一想到革命，就浑身战栗，只有专制制度能给它们提供秘诀和庇护，使贪婪之心横行无忌，听任人们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若无专制制度，这类感情或许也会变得强烈；有了专制制度，它们便占据了统治地位。”

 医治这种因专制而导致的社会道德堕落的办法，在托克维尔看来，只有给予公民真正的“自由”：

“只有自由才能在这类社会中与社会固有的种种弊病进行斗争，使社会不至于沿着斜坡滑下去。事实上，唯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摆脱孤立，促使他们彼此接近，因为公民地位的独立性使他们生活在孤立状态中。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感到温暖，并一天天联合起来，因为在公共事务中，必须相互理解，说服对方，与人为善。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摆脱金钱崇拜，摆脱日常私人琐事的烦恼，使他们每时每刻都意识到、感觉到祖国高于一切，祖国近在咫尺，只有自由能够随时以更强烈、更高尚的激情取代对幸福的沉溺，使人们具有比发财致富更伟大的事业心，并且创造知识，使人们能够识别和判断人类的善恶。”

 还有很多呢。

王岐山当然不敢也不方便半夜打电话给九常委谈噩梦。他猛喝了一大杯凉水，继续看这个两个世纪前的法国老头算卦。

中间势力难以生存的社会，是“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

革命的引导者是一群毫无现实政治生活经验的“哲学家”，而之所以会由“哲学家”来引导革命，而不是由社会活动家来引导革命，其原因也恰恰在于中央集权下，没有中间势力，产生不了社会活动家。托克维尔说：

“由于不再存在自由制度，因而不再存在政治阶级，不再存在活跃的政治团体，不再存在有组织、有领导的合法竞争的政党，由于没有所有这些正规的力量，当公众舆论复活时，它的领导便单独落在哲学家手中，所以人们应当预见到大革命不是由某些具体事件引导，而是由抽象原则和非常普遍的理论引导的，人们能够预测，不是坏法律分别受到攻击，而是一切法律都受到攻击，作家设想的崭新政府体系将取代法国的古老政体。……理论的和善与行为的强暴形成对比，这是法国革命最奇怪的特征之一，如果人们注意到这场革命是由民族中最有教养的阶级准备，由最没有教养、最粗野的阶级进行的，就不会为此感到惊奇。”

民众“搞革命”时的种种暴力方式，其实都是政府教的

与托克维尔同时代的大多数思想家，包括今天的许多学者，都曾致力于批判法国大革命过程中的暴力、血腥以及对个人权利的藐视，等等。但很少有人能够像托克维尔那般，窥见到大革命过程中的这些暴力、血腥以及对个人权利的藐视，其实都源自政府多年的“教导”。托克维尔说：

“我掌握事实，所以敢说，……旧制度给大革命提供了它的许多形式，大革命只不过又加进了它的独特的残忍而已。”

托克维尔举了不少案例来说明这个问题，譬如：大革命时期，对私有财产的掠夺，一度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托克维尔认为这种行为，与旧政权的“教导”有密切关系：

“路易十四以后的朝代中，政府每年都现身说法，告诉人民对私有财产应持轻视态度。18世纪下半叶，当公共工程尤其是筑路蔚然成风时，政府毫不犹豫地占有了筑路所需的所有土地，夷平了妨碍筑路的房屋。桥梁公路工程指挥从那时起，就像我们后来看到的那样，爱上了直线的几何美;他们非常仔细地避免沿着现存线路，现存线路若有一点弯曲，他们宁肯穿过无数不动产，也不愿绕一个小弯。在这种情况下被破坏或毁掉的财产总是迟迟得不到赔偿，赔偿费由政府随意规定，而且经常是分文不赔。每个所有者都从切身经历中学会，当公共利益要求人们破坏个人权利时，个人权利是微不足道的。他们牢记这一理论，并把它应用于他人，为自己谋利。”

 这个老托，分明是今日中国拆迁上访户的总托啊。

王岐山彻夜未眠，一夜通读了这本简体字古书。第二天，他就用普通话在小范围摘要翻译复述了这个外国老头的梦话。京城迅即开始流行托克维尔普通话。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这样的高官也公开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易纲认为这本书引起他的反思，“实际上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以及对产生这种暴力血腥运动土壤分析的反思。”

 在一些关心国事的小圈子、甚至高层领导人中，《旧制度与大革命》正激起热烈的讨论。托克维尔对于大革命之前法国社会的一些片段描述，像是穿越时空，直接抵达了此刻的中国，许多话同从来不知道什么托的民工网语惊人一致，比如：

“俺其实并不爱自由，只是痛恨老子处处管住老子。老子最想做的就是杀了俺的老子”。

“说什么致富光荣，其实老子的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甭管什么光荣不光荣；政府头儿光荣，是因为他们富，他们抽咱们的油喝咱们的血变得浑身肿胀发光发亮。 他们不断以致富和光荣来刺激咱们的神经，老子们真的发神经，就知道怎么喝你的血发福了。”

 托克维尔的普通话也变成了中国学者的方言。法律学者何兵指出，就中国现状来说，一方面大量的私产被公共化，另一方面大量的公产被私有化，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出现前所未有的紧密混合。国家管理措施不再只涉及公共领域，而是直接涉及亿万人的私人财富。股市的风波关联着万家的喜乐。过山车式的房价，挑动着亿万人神经。政府措施不当，诱发人民聚集起来向政府发泄不满。此前对痛苦逆来顺受的人，现在变得像干柴烈火，一点就着。

 托克维尔所描述的200 多年前法国大革命前夕，与今天的中国不只有几分相似。何兵写道：“这些无不重蹈着法国的覆辙：社会上层阶级开始关心穷人的命运时，穷人尚未使他们成到畏惧；他们关心穷人时，尚不相信穷人的疾苦会导致他们自己的毁灭。在互联网时代，压制社会各界对穷人的同情几乎不可能。无论从道义还是现实出发，关注和同情穷人都是正确的。但正是这种同情和关注，使得穷人的欲望和怒火被点燃，而庞大的中国社会，不可能一夜转型，实现政通人和。农民上访，工人罢工，张力正在加剧，危机正在迫近。中华民族有无可能避免一次大的社会动荡，实现稳定转型，实在无法判断。”

 俺却感觉兴奋。不是因为俺早知道的火山要爆发，而是因为终于有一个王岐山睡不着觉，并且把托克维尔的古典法语变成了京城普通话。下一步，如果把托翁的《美国的民主》也翻译成普通话并流行一下，在十八大学习一下，中国是有可能避免法国两百年前的覆辙的。我们吃过了血馒头，也啃过草根咽过糠窝头，连王岐山也提醒警告大家，不要再吃法国式铡刀砍头。如果国家领导人能这样从噩梦惊醒，民众应该有所盼头。而如果连国家领导人都惊醒警醒了，地震还是要来，火山还是要爆发，那就是天不佑中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