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光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周刊 更新時間：2010-5-23 一、 從“胡溫新政”到“溫家寶現象” 2003年曾有“胡溫新政”一說。那一年中國突發“非典”，剛上任的胡錦濤、溫家寶二人即時罷免了對隱瞞疫情負有責任的北京市長和衛生部長兩位高官，力主向社會公開疫情，舉國動員全力抗災，還親臨一線現場指揮，一展“親民”風采。這一舉動以及此後“尊重憲法”、“依法執政”、“行政體制改革”等政策宣示被人們普遍解讀為“胡溫新政”即將到來的標誌。事後證明，所謂“胡溫新政”實為誇大其詞。“第四代”掌權近8年來，在政治建設或政體改革層面，胡溫政府的主動作為其實相當有限，甚至可以說無所作為，還根本談不上有任何突破鄧小平理論、超出江澤民模式之處。
即使是頗受好評的由2003年“抗非典模式”發揚光大的汶川、玉樹“抗震救災模式”，也不過是對江朱政府“98抗洪模式”的直接承襲，並無多少救災制度上的創新意義。
事實上，“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這兩屆中共中央整體性地呈現出一潭死水的現狀，堅持消極改革、積極維穩的方針，很明確地以只救急、不改制為總體執政目標，甚至偶爾還有一些返毛復古的政治動作，60周年國慶大典居然抬出了“毛澤東思想萬歲”的文革標語。不僅“胡溫新政”子虛烏有，胡溫二人的建設性合作關係充其量也只維持了一到兩年——那還是他們新官上任三把火、對“一把手行情”尚不十分洞悉、對角色定位尚不十分清晰的上台興奮期。當二人逐漸找到了做主席當總理的自我感覺，胡錦濤甘當“維持會長”，溫家寶成為“消防隊長”，他們的政治蜜月期也就隨之結束了。此後，人們能夠觀察到的，只有孤掌難鳴的“溫家寶現象”，並沒有雙頭合璧的“胡溫新政”。
溫家寶曾公開贊成“普世價值”（註：但溫家寶並未使用“普世價值”這一黨內激烈抨擊的詞彙，他的表述是：自由、民主、平等、博愛、人權、法治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和共同創造的文明成果”），卻遭到了吳邦國、賈慶林、李長春等幾位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媒體長達兩年多的合力圍剿。胡錦濤既未公開支持、也未直接批評溫家寶的言論，但誓言要將“中國特色”進行到底，“不折騰”，更“絕不改旗易幟”。而溫家寶也並不示弱，他利用“兩會”記者招待會、“與網民對話”、“與大學生座談”、接見國務院參事等各種機會，反覆申說“公平正義”、“法比天大”、“不害怕民主”、“言者無罪”、“包容的雅量”、“人民的尊嚴”、“獨立思考，自由表達”等溫氏觀點。他似乎不太合群，其“另類”言論幾乎無人附和，“出格”表現也極少有人追隨。顯然，這些觀點仍是圍繞“普世價值”的具體闡釋與發揮，或可視為溫家寶對其高級同僚的曲折回應與迂迴抗辯。
今年4月15日（胡耀邦忌日暨“八九風波”爆發日），溫家寶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再回興義憶耀邦》的文章。他對那位因“反自由化不力”而蒙冤去職、其猝然辭世又引發了驚天事變的前總書記罕見地予以高度讚揚，毫不掩飾地表達了對“耀邦同志”由衷的欽佩、敬仰之意和真摯的親近、懷念之情。嚴格說起來，這篇文章算不上“出格”，至少並不比引發眾怒的“普世價值”更出格。因為胡耀邦不比趙紫陽，雖然同樣是在高位“沒有站住”、來不及成為“領導核心”，但胡耀邦不是黨的異己分子，中共中央亦曾以官方名義對胡耀邦作出過高度評價。問題僅僅在於，其他在任的高層人物均一律忌諱“自由化”、避談胡耀邦，從來就沒有任何人以個人名義公開發表過涉及胡耀邦的講話或文章（如有這樣的文章，也應當是在離退休之後發表的），這幾乎已成慣例。因“六四”之故，胡耀邦的名字還不可能真正脫敏，胡耀邦的政治觀點、功過是非、倒台經歷、身後事端以及複雜的鄧胡、胡趙關係牽涉到諸多黨史黑幕，仍屬當局禁忌，並不容許人們自由評說。
許多人認為溫家寶的文章在發表之前或曾交給其他常委圈閱並得到了胡錦濤的支持，這似乎不大符合胡溫二人的行事風格，應該不是事實。看起來，這仍是一宗孤立的溫氏個人行動，與“中央領導集體”、更與“政治改革信號彈”沒有什麼關係。相反，倒是反映了體制內部的張力加劇，更反映了胡溫二人在觀念上、主張上和個人關係上的不和諧有所外化。如果說胡錦濤熱捧《張居正》暗示了他對當朝宰輔的不滿，那麼，溫家寶盛讚胡耀邦則明示了溫心目中最好的總書記是當年那位熱誠、開明、親民、廉潔的胡耀邦，而非眼前這位刻板、平庸、懦弱、低能的胡錦濤。
二、溫家寶想表達什麼？
在當今中共高層，溫家寶屬於比較“另類”的一員。之所以顯得“另類”，首先就在於他比較孤獨，比較孤單。並不是溫家寶太出色，而是其他人太庸碌。反過來說，若高層人人都如溫家寶一樣言行，也就無所謂“溫家寶現象”了。
由於中共政治缺乏起碼的公開性和透明度，人們無從了解真實的高層運作內幕，以及他們之間的政見與利益之爭，所以，大人物們稍有“出格”言行，總是讓人津津樂道且眾說紛紜，難免會出現一些過度的解讀。“溫家寶現象”也不例外。有人認定溫家寶是“作秀”、“演戲”，有人認為是“放風”、“試探”，也有人認為是派系衝突、權力鬥爭。這些說法均不盡合情合理，或有過度解讀的成分。“溫影帝作秀”是流行最廣的一種說法，持此說法者，既有國內的毛左派、官場內反感溫式作風的人士，也有海內外的異議人士。“作秀”的意思無非是說，其實溫家寶內心討厭“普世價值”、不欲“政治改革”，也不是真心誠意“親民”，而是刻意把自己偽裝成一位支持“普世價值”的“親民總理”，以便魚目混珠、欺世盜名。但這一流行最廣的說法也最不合理，最缺乏對事實的解釋力。溫家寶為什麼要放着四平八穩的“盛世”宰相不做，卻要屢屢“作秀”讓自己置身高層邊緣、陷入體制內孤立？
至於“放風”、“試探”——意在為重啟久已停滯的政治體制改革作輿論鋪墊，似亦不確。按照體制慣例，如果“中央”有意政改，這樣的風應該由“核心”本人、或由主管意識形態和宣傳事務的部門來放，而不該由只有事權而沒有“理論創新”之權的總理來放風，卻又由中宣部和《求是》雜誌來消風。若說溫家寶的特異言行是出了派系衝突、權力鬥爭，此一解讀又過於簡單。溫家寶不比薄熙來，他是當今體制內最沒有派系色彩的人物，在中央黨政軍系統和地方系統均缺乏過硬的人事奧援，也沒有不可擺脫的恩怨糾葛，卻處於“團派”與“太子黨”兩大勢力均不便得罪、且均須拉攏的關鍵位置之上。他一無丟官罷職之慮，二無更上層樓之望，倒是應該超然於隔岸觀火之地、輕取漁翁之利才對。
網上傳聞中共高層曾有過三次“倒溫風潮”，這恐怕也有誇大其詞的成分。當今的中共政局處在一種難破難立的僵持狀態，權力鬥爭更多表現為相互掣肘、相互拆台等“台面下的鬥爭”。以私人關係求進、以表面“和諧”求穩、以年齡到線離位，這是當今高層人事的顯規則。除非出現“非常事態”，除非大局萬不得已，無人敢於破此規則，輕易攪局。高層所追求的乃是“集體安全體系”，大家可以實際上並不團結，卻不能公然鬧分裂。以反腐名義拿下一個政治局委員已經大損黨國體面、大傷官場情面，若要以意識形態理由扳倒一個民望甚高的總理，恐非脆弱之極的本屆當局難以承受之重。他們冒不起這個風險。
在我看來，溫家寶所要表達的，不是作秀的清議，而是真切的期待；不是領導集體的願望，而是一己孤獨的心得；不是發起政治改革的雄心，而是對體制僵持的失落；不是進取心，而是挫折感；不是登高一呼、奮起爭權的派系動員，而是官場寂寞、徒喚奈何的自我獨白。
溫家寶曾自比屈子，且感嘆“機會不多了”。此種意蘊，正如他在都江堰抗震前線對空軍軍官說：“是人民在養着你們，你們自己看着辦”；亦正如周恩來在進手術室時呼喊“我不是投降派”，胡耀邦在非正常去職後放聲痛哭，趙紫陽在天安門廣場向全國人民說“我老了”，朱鎔基在離任前向媒體表白，不求被後人評為一個好官，只盼人們認可他還算是一個清官。在中國官場，溫家寶並不是特例，而是那些身在夾縫、有心無力的二號大人物的常例。他所表達的是“我已經盡力，已經沒辦法了”，是心中尚有殘夢、卻對體制無能為力的失望，是功無所成、願無所遂、志不可得、身心疲憊的悲涼心情。
三、“六四後遺症”與中共體制的僵化
要理解“溫家寶現象”，不能就溫論溫，或就胡溫論胡溫，而必須深入中共的體制背景與現實困境。自“六四”事件、蘇東巨變之後，中共高層即陷入深度恐懼之中：不僅是對未來“清算”的恐懼，而且是對任何國內外變局、動盪乃至一切“政治事件”的恐懼。當然，這也是對“深化改革”的恐懼。這種恐懼已深入骨髓，呈現為“集體無意識”。這使得政壇上、官場上充斥着大量的數不清的“政左經右型”人物，也使得黑惡化的政治短期行為盛行不衰。在“六四後遺症”的症狀之下，貪腐謀私、甚至畫地為牢各自為政，都已經算不得“出格”，但欲對官僚體系動大手術、對政治體製作真改革，卻必定是“出格”的和眾所難從的。因為那會讓所有的掌權人物——改革者和被改革者們——都感到風險來臨，都有可能讓他們同時失去政治上虛幻的安全感和利益上真實的保護網。
當然，共產黨不是鐵板一塊。豈止不是鐵板一塊，而且正在靜悄悄地經歷着深刻的分化與蛻變。中共政體的條塊系統早已不復如舊，除了軍事和宣傳這兩個“口”仍保持着自上而下的“條”的外觀，黨務（人事組織）、政法、紀檢，尤其行政與財經系統（即溫家寶所在的系統）則至多只剩下半個“條”，其眾多的神經末梢已大部被“塊塊”所侵蝕。“政令不出中南海”業已成為制度性常態。而各個“條”的最高端也並非都能夠“有機統一”於“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比如說，李長春或郭伯雄固然可以不買溫家寶的帳，習近平或周永康也未必一定就買胡錦濤的帳。而另一方面，每個大權在握的人若想要自己坐得穩，他也就必須讓其他大權在握者都能坐得穩。中共雖仍然擁有一套“集權”或“獨裁”體制的正式建構，但它的實際功能已經大為衰減，而且無人敢於去觸犯這套正在衰變的體制，不可能對其愈來愈大的系統張力予以主動的消除、對其愈來愈多的功能障礙進行全面的修復。在當前的格局下，這是極不可行的，因為條與條、條與塊之間只有相安才能無事，也只有無事才能相安。
在僵化而又脆弱的現行體制之中，官場便形成了以權謀私易、以權謀國難的複雜困境。公忠體國者，或者“出類拔萃”者因容易惹起是非，必難覓用武之地。所以，無論是溫家寶的右傾言行，還是薄熙來的毛左行徑，均難以在當前政局中有所作為，遑論建功立業。與這些頗顯異端的政壇人物相比，胡錦濤這種類型才是更順應這個時代、更適宜這套體制的人物。中共掌權60年，胡錦濤是唯一真正接下班來的既定“接班人”，這不是偶然的，是僵化的體制呼喚着、維護着平庸的領袖。後“六四”時代的黨國體制已不再需要那些有遠見卓識或雄才大略之輩，最佳的領袖人選正是這樣的人物：只顧眼前、不管將來；只打官腔、不表真情；不求有功、但求無過；胸無大志、得過且過；知難而退、有所不為。
然而，“溫家寶現象”或“薄熙來風暴”的出現也不是偶然的。這說明，僵化的體制正在、或已經接近了它的“穩定”極限。右派與左派、官場與民間，均已對眼下這場基於恐懼的政治平衡感到有些不耐煩了。也許，只需有一些來自體制外部的衝擊，僵局就將瓦解，而一場不可避免的動盪、或一場真正的政治變革，已經離我們並不遙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