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以及民主制度，到底是靠民众通过斗争争取呢还是靠开明专制者或者统治者赐予，是一个众说纷纭争论不息的问题。由于公民权利甚至基本人权在世界各国从历史到如今都严重缺乏不公，甚至引发对“天赋人权”到底是什么意义的怀疑——这个“天”，到底是天主还是人间皇帝？唱着《国际歌》的巴黎公社战士和市民，“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靠我们自己！”可是他们这些乌合之众，就一定要拥戴一个至高无上的领袖和一个至高无上的团伙，跟着他们去打砸抢，然后等待这个最高革命领袖来分配他们的“天赋人权”甚至生命权利。这样的人类历史与现状，让俺这个脑白金也迷糊了。

人民的基本权利， 基本的公民权，到底是天赋还是自己争取？如果是天赋，这个天是什么？如果要争取，如何争取？美国黑人的公民权，是最早起源于黑奴的反抗，还是林肯的废奴甚至英国人威尔伯福斯的鼓吹推动？后来民权运动的结果，一直到奥巴马入主白宫，到底是马丁路德金一人与整个黑人团结奋斗的功劳，还是有肯尼迪约翰逊甚至尼克松里根的“恩赐”？

如果这些问题对我们太久远太复杂，俺现在想请问一个问题：中国大陆1977/1978级大学生参加高考，以及凭考分为主而不是“政治表现为主”上大学的权利，是老百姓斗争争取来的，还是邓小平决定恩赐的？中国百姓当时是如何争取的？邓小平的恩赐究竟是为了什么基于什么？中国当时有任何争取恢复高考权利的游行请愿吗？邓小平恢复高考是基于“天赋人权”“受教育机会人人平等”“有教无类”原则吗？

当然不是。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什么因素，让天上掉下一个馅饼到77/78级幸运的考生大学生头上呢？

非常简单，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常识：中国武汉大学一位教授，以毛泽东都没有打死改造掉的胆量，直接面告邓小平一个常识：大学是学知识文化科学技术的地方，共产党和中国不可能再继续在毁灭教育文化科学的愚昧野蛮蛮荒道路上走下去了！邓小平以天才的智慧，明白屎是吃不得的这样一个真理，然后也用毛泽东打不死改造不了的胆量与常识，告诉华国锋等一帮子英明领袖，“不能继续吃屎了！”

于是，中国的天上就掉下了馅饼而不是毛粪。就有了如今当上总理部长到遍及世界的中国1977/1978级大学生。

假如当年中国人，包括李克强薄熙来刘源，由查全性教授带队，去到天安门广场请愿游行，“我们要恢复高考上大学”，“我们不要继续吃屎！”恐怕华国锋一定叫首都工人民兵伺候！中共一定继续强迫全国吃屎。

关于这段历史，俺记得高伐林有博文讲述。现在俺转抄一份中共中央的权威出版物，看看中国人如何可以勇敢坚定地停止吃屎：其实只要最高统治者不是满脑袋屎，也不霸道到一定非要全国人民吃屎不可，就可以了！

什么大不了的改革？香港台湾韩国美国苏联，为什么就不要这样的“大改革”？因为人家从来没有这样全国发疯全民几十年吃屎！

文章摘自《涅槃》

邓小平

　　恢复高考 邓小平一锤定音，绝处逢生 老三届万马奔腾

　　邓小平批示恢复高考

　　重新打开真理之门，确实需要足够的勇气与智慧。真理有时首先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而掌握着真理钥匙的人却要最先品尝孤独与冷寂。

　　在全党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了邓小平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他主动提出，由他负责科学与教育工作。邓小平复职后的第一个大举措，便是在中国当代教育史上作出了决定性的大转折。

　　其实，邓小平早就为中国的教育落后着急了。这是1977年5月的一天，那时还没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忍不住说出了久积心中的一番话。他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科学技术这么落后怎么行？”

　　此时，“四人帮”刚刚粉碎，左的那套还在流行，“两个凡是”仍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还处于“在野”状态的邓小平作为一个有卓识远见的老共产党员，向当时的党中央发出了紧急呼吁，让他们看到一个严重的事实，“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科研人员美国有120万，苏联90万，我们只有20多万，还包括老弱病残”。

　　邓小平大声疾呼：“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果断地提出：“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

　　但是，在1977年5月，还没有什么人能听得进这位还没有恢复党内职务的老党员的紧急呼吁。中央掌权的领导人还木然地强调着“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老方法老套路，走着过去一贯的“革命”之路。

　　1977年8月4日，刚出来工作的邓小平看了教育部的那个报告后，心里很不平静，便提议召开一个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他参加并主持了这次会议。在座谈会上，有人讲到清华大学的教育质量时说，现在很多人小学毕业的程度，补习了8个月就学大学的课程，读了3年就毕业了，根本没有什么真才实学。

　　邓小平听了此发言，当即不满意地说：那就应当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不能叫大学。

　　当时任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的查全性(现为科学院院士、教授)强烈呼吁：从今年起就改进招生办法，再也不能忽视新生质量了。他激动地说：“招生是保证大学质量的第一关，它的作用好像工厂原材料的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当前新生质量没有保证，其原因之一是中小学的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不是没有合格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招生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

　　邓小平听了查教授的发言，赞同地点点头，鼓励他再讲下去。

　　查教授接着又用严厉的语气讲了现行招生制度的四个重大弊端，说：“第一，埋没了人才，大批热爱科学、有培养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而某些不想读书、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却占据了招生名额。第二，从阶级路线上看，现行招生制度卡了工农兵子弟上大学。群众里流传着‘十七年上大学靠分，现在靠权’。所以有了第三个弊端，坏了社会风气，而且愈演愈烈。据我所知，今年的招生还没开始，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了。如果制度不改革，走后门的不正之风就刹不住。第四，严重影响了中小学生和教师们教和学的积极性。现在甚至小学生都知道，今后上大学不需要学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

在邓小平同志的鼓励下，另外还有一些著名教授与学者对现行招生方法作了严厉批评，数学家吴文骏、长春光机所王大珩、上海有机所汪酋等科学家都情绪激昂地讲出自己心里憋了多年的话。他们一致建议国务院下大决心，对现行招生制度进行改革。

　　邓小平问大家：“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

　　大家说：“今年改还来得及，最多晚一点。”

　　邓小平果断地说：“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接着又问在场的教育部负责人刘西尧，“你们教育部的那份报告送出没有？”

　　刘西尧回答说：“上午刚送出。”

　　邓小平作了一个坚决的手势，“那还来得及，把它追回来。”

　　会议开到这里，邓小平同志即向大家表态说：“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他的话音未落，全场顿时爆发出一片掌声。这是大家发自内心的心音，是许许多多向往知识与科学进步的学者教授，还有千千万万个被关在大学校门外十几年的莘莘学子的心音呵！

　　8月13日，教育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在北京饭店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本身就让人们大为惊诧，从来都不曾一年召开两次招生工作会议的，确属前所未有的奇事。

　　另外，这第二次招生工作会议还开创了一个纪录，成了建国以来时间最长的一次马拉松式的会议，会期长达44天。由于是在旅游旺季，代表们不得不从北京饭店移师友谊宾馆，从炎热的夏天，一直开到金秋十月。正因为这次会议拖成了长会，才导致了后来77级大学生仅比78级早半年入学。

　　这次44天的会议，真是一次意义特殊，充满思想撞击的会议。在这段时间，每一天都交织着是与非，进与退，得与失的较量。

　　就在这次招生会议召开的前一天，中共中央召开了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因为党代会上仍然肯定了“文革”的错误路线、政策与口号，因而也给这次招生会议造成了主客观上的思想混乱，使得这次招生会议几经反复，难以定论。

　　在招生会议上，大多数与会者都从心底里赞成邓小平的主张，但由于长期的左倾路线的统治，对人们造成了严重的思想障碍，有人虽说敢于说出一些真心话，仍有人在动摇与犹豫之中，讲一些不那么情愿说的违心话，使得会议不能形成统一的意见，不能造成一股冲破阻力的强大潮势。

　　就在这次会议期间，有人说出了几句打油诗：“招生会议两度开，众说纷坛难编排，虽说东风强有力，玉(育)门紧闭吹不开”。

　　就在这种僵持与徘徊之际，有人出来巧妙地推动那根沉重的顶门杠了。

　　此人便是《人民日报》记者穆扬。他在采访本次招生会议期间，看出迟迟定夺不下来的症结所在，便想让邓小平同志尽快地了解到会议的真实情况。于是，他向教育部负责人反映，要求把会议期间的不同意见向上报。他得到同意后，即邀请了6位曾经出席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目睹“两个估计”出笼经过，而且现在又是坚决拥护邓小平讲话的省部级科教负责人进行座谈。

　　这几位身份特殊的人便是：陕西的文鉴白、河北的刘尤祥、浙江的陈惠滋、吉林的王野平、福建的张惠中与石化部的于文达。

这次由穆扬主持的座谈会很快就取得了共识：不推翻“两个估计”，这次招生会议不仅难以再深入下去，而且会寸步难行。正是由于有“两个估计”严重伤害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伤害了他们的感情，成了教育战线前进和发展的癌症。

　　这次座谈会一结束，穆扬便趁热打铁，连夜写内参稿，之后又征求了《人民日报》另一位记者的意见，由报社以《情况汇编·特刊》的形式上报中央。报上后他们便开始苦苦地等待。

　　穆扬的努力达到了良好的效果。他深知邓小平同志一定在关注着这次招生工作会议，急于了解这场关系到中国高等教育前途命运的讨论与争论的具体情况。内参送上以后，邓小平同志马上作出了反应。

　　他说：“最近《人民日报》记者找了6位参加过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同志座谈，写了一份材料，讲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产生的经过，很可以看看。《纪要》是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当时不少人对这个《纪要》有意见。《人民日报》记者写的这份材料说明了问题的真相。”

　　邓小平同志看出这次招生会议迟迟不能作出正确结论的关键所在，便专门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进行了一次重要谈话。他严肃地指出：“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线”，“建国后的17年，各条战线，包括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战线，都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路线占主导地位，唯独你们教育战线不是这样，能说得通吗？《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

　　这天，邓小平尖锐地批评了教育部个别负责人的顾虑与裹足不前，说：“你们的思想没有解放出来。你们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跟斗的。现在教育工作者对你们教育部有议论，你们要心里有数，要敢于大胆讲话。”

　　9月19日的这次谈话成了一次重要的分水岭，也成了中国教育史上一次值得纪念的日子。邓小平同志直接对招生的指导思想作了具体指示，提出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于是，历史的质变就在瞬间发生了。

　　一千万考生涌入考场

　　招生会议终于按着正确的方向深入下去了。接着邓小平同志又亲自审定了得之不易的招生工作意见。他认为关于考生的政审一项太繁琐，就提笔作了修改，写成“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　　邓小平“九·一九”谈话字字千钧，一扫与会者心头的阴霾，彻底扭转了乾坤。当天夜里，与会的同志们像过节一样地欣喜若狂，许多人睡不着觉，有的连夜打电话，或是复写、转抄、写信，想尽一切办法，把邓小平的讲话精神传回本地区与本部门。

　　修改后的招生工作意见及时送到了中央，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讨论，最后通过了这个招生方案。邓小平与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还接见了出席招生工作会议的代表。

　　紧接着，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这个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从应届高中生中招收的人数占招生总人数的20—30%。考生要具有高中毕业或与之相当的文化水平。恢复统一考试，录取原则是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

文章摘自 《涅槃》 作者：丁晓禾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