摺疊的北京，撕裂的社會！未來的窮人連被剝削的價值都沒有？ (轉自微信）
2016年8月21日，第74屆雨果獎正式揭曉，郝景芳的《北京摺疊》榮獲2016雨果獎最佳中短篇，使她成為亞洲第一位獲得雨果獎的女性，也是繼2015年劉慈欣之後“第二個獲得雨果獎的中國人”。 《北京摺疊》的隱喻：未來的窮人連被剝削的價值都沒有？
 o郝景芳
郝景芳在清華附中讀高三的時候，曾拿到過第四屆新概念作文大賽一等獎——那年郭敬明也是一等獎。這個名次本來能獲得北大中文系免考資格，但她放棄了，還是選擇進入清華物理系。畢業後她做過IMF兼職經濟學家，在國務院研究中心的機構內工作，業餘時既寫科幻小說，又給自己的書配插畫，而且顏值還很高。
套用流行的說法，她就是一名標準的“斜槓青年”：物理學家/經濟學家/小說家/插畫家/網紅。
那麼，她的這篇獲獎小說到底寫了些什麼呢？
《北京摺疊》說了這麼個故事：
22世紀的北京，空間被分為三層。
上層500萬人口，生活24小時，隨後被封入膠囊沉睡。城市摺疊，變出另一個空間。
中層2500萬人口，大多是白領，生活16小時。當他們睡下後，城市再次摺疊，又出現一個空間。
下層5000萬人是清潔工和個體戶，生活8小時。
你也許看出來了，這是一套空間和時間的雙隔離模式：500萬人享用24小時，7500萬人共享另外24小時。
主人公老刀為了給養女交幼兒園擇校費，鋌而走險給人送信，穿越了三個空間。在此期間他看到了上層的有夫之婦對中層小白領的玩弄，也被從下層奮鬥到上層的好心人出手相救，最後終於有驚無險地返回自己的第三空間。
整個故事既充滿科幻色彩又非常切合現實生活，這當然也得益於郝景芳的獨特身份：作為在“第二空間”生活的人，因為種種契機接觸了大量社會底層的現狀，也有機會見識到上層社會的生活方式，跨度極大的個人經歷讓她的寫作視野更開闊，層次也更豐富。
▊ 命運的趨同
我覺得這部小說的最大特色就是在不帶任何主觀色彩的敘述中，觸及了社會分層、階級固化、教育亂收費、不道德的婚戀觀、少數決策者操縱多數人命運等深層次話題。
小說中有三個段落讓我印象非常深刻。
▷ 上層太太的感情糾葛
故事中的少婦是一個銀行的總裁助理，她平時只上半天班，雖然只拿半個月的工資，也已相當於小白領2個月收入，更是清潔工的20倍。她的老公是聯合國某部門主任，掙錢足夠多，她中午下了班，下午會有另一個太太做助理。
有一天少婦被派往聯合國參加培訓，趕上聯合國國債研討會召開，偶然認識了第二空間上來實習的男生。兩人交往很久，從始至終她都隱瞞自己的婚姻狀況，再加上男生一廂情願地把她老公誤會成爸爸，讓她最後都沒忍心捨棄這個備胎。
▷ 企業家的旺盛精力
上層領導者在晚宴結束後，先是回到自己的辦公室處理文件，又和歐洲方面進行視頻通話。他們經常忙到凌晨，不是工作就是社交，這就是為什麼他們的一天有24小時。
借用知乎網友的評論：
第一世界的人從一個social的場合到另一個social的場合，交換名片和資源，一刻也不得休息；第二世界的人工作之餘，還要把時間用在技能培養和自我提升；第三世界的人在各種充斥着垃圾信息的互聯網上度過，用廉價的食品餵飽自己，又用廉價的社交媒體消耗掉。
▷ 底層勞動力的失業解決方案
《人工智能時代》和《機器危機》兩本書同時提出一個觀點：隨着人工智能發展，未來機器人必將取代人類，大批失業人口的消費能力下降導致社會整體需求量下降，經濟會進入到蕭條期。如何解決多餘人口的就業問題呢？最好的辦法是徹底減少這些人的生活時間，再給他們找活兒干，比如統統塞到夜裡做清潔工——這就是為什麼他們的一天只有8小時。
這樣做還有一個好處：每次通貨膨脹幾乎都傳不到底層，印的鈔票都是能貸款的人消化了。結果GDP漲了，底下的物價卻不漲——人們根本不知道。
▊ 未來的窮人連被剝削的價值都沒有？
此外，小說中還潛藏了另一個引人思考的話題：科技進步能否打破階層固化，彌合貧富差距？很多人相信世界是平的，發達的互聯網讓人們免費學習世界名校的公開課，用微信或Skype可以和世界任何地方的人實時聊天，在社交平台上和各種明星大腕保持互動，所以新科技趨勢下階級鴻溝必然會消除。
而在《北京摺疊》裡我們看到，隨着生產力的發展，北京完全可以使用全自動垃圾處理系統，但為了讓老刀們生存下去，還是保留了垃圾工的崗位，至少讓他們能有口飯吃。這裡最大的悲劇是，未來的窮人自始至終沒有被社會剝削，而且他們創造不出任何價值，無法主動參與社會經濟的運作，只能統統被“摺疊”到晚上，儘量減少對社會的資源消耗。
所以我們驚訝地發現，科技越發達，人與人之間的差距不但沒縮小，反而比過去更加無法跨越：優秀的人會用互聯網迭代升級自己的知識，利用各種高效工具把不會的人甩開；從事簡單重複性勞動的人則活得越來越吃力，不僅過不上有尊嚴有意義的生活，反而被時代的車輪越甩越遠。在這裡並沒有階級之間的衝突對立，各空間的區分從價值觀的差異開始分化，最終形成物理層面的徹底隔絕，這才是對未來社會殘酷性的真實投射和隱喻。
▊ 現實生活中的我們屬於第幾空間？
我承認《北京摺疊》是一部好小說，但的確沒想到它能最終榮膺雨果獎。畢竟，和劉慈欣典型的“硬科幻”不同，在清華物理系畢業的郝景芳筆下，《北京摺疊》寫的並不科幻，更確切地說，這部小說更像是一部披着“科幻”外衣的純粹的“反烏托邦式”小說。 大劉寫的《三體》已經拍成電影，有不少人在微博上呼籲《北京摺疊》也拍成電影。但我覺得，《北京摺疊》是一部註定不可能拍成電影的“世界級”科幻小說，因為這部小說中含有太多的隱喻，或者，已經不能算是隱喻，而是赤裸裸的現實。 《北京摺疊》中北京，處於含混不清的未來時間線上，在小說中，中國的首都北京被分成了三層空間：頂層統治者，中層精英和底層勞工。 這種差異性很明顯地體現在小說中人物設定工作上，主人公老刀生活在第三空間，與5000萬人擠在一起，他的工作是垃圾處理工，生活中充斥着骯髒與霉氣；第二空間是一群受過良好教育的金領精英，一共2500萬人生活在秩序井然的高節奏工作中；擁有同樣面積的第一空間人口最少，這裡生活着北京的權貴和富豪階層，他們制定城市規則和法律法規，人口只有500萬人，僅僅是第三空間的十分之一。 《北京摺疊》的諷刺還在於小說中的空間翻轉時間設定，三個空間每48小時輪換一次：第一空間的統治者能夠享受一整個24小時，然後睡去，第二空間的白領甦醒，他們能夠享受白天的12小時；第三空間的勞工只能享受從夜晚十點到清晨六點的時間，也就是說，他們永遠都看不見真正的太陽，高懸頭頂上的陽光，只是第一空間的統治階層用技術手段製造的假象。 世界上最遠的距離不是生和死的距離，而是我奮鬥了18年，卻依然捨不得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這就是《北京摺疊》這部小說在現實社會中赤裸裸的投影，就像小說中老刀為了女兒糖糖上幼兒園的學費，甘願冒着被捕的危險來到第一空間送密信，而第一空間那個闊太太給老刀的封口費一出手就是10萬元，面對10張1萬元面額的紙幣，老刀顯得非常窘迫，他這輩子甚至還從來沒有見過一萬元面額的紙幣，而10萬元只是那個女人一周的薪水，她還僅僅上半天班，拿的是半薪，工作只是為了不想呆在家裡，“老公掙的錢足夠多”。 這個投影是如此清晰，以至於大多數人讀完《北京摺疊》之後，可能都會默默對標一下，現實中的自己處於“這個世界”的第幾空間？ ▊ 根深蒂固的階層劃分
這個社會上，絕大多數的人，剛剛一出生，就已經輸了。 這就是比賽最殘酷的地方，還未起跑，勝負已分。社會正在撕裂，階層正在固化，正如英國《金融時報》所描述的那樣：城市階層正在以物質力和行政資源調動力進行區分，分處於不同階層的人們，將來雖然身處同一個城市，卻熟視無睹地擦肩而過。 《北京摺疊》中所描寫的場景正在當下的北京真實地上演，唯一不那麼冷酷的是：三個空間的不同階層，至少在時間面前還處於平等，大家都平等地享受或浪費一天24小時的輪迴。 小說中，所有矛盾的起點都在於老刀希望自己的女兒糖糖能夠上一所第三空間中比較好的幼兒園，每個月學費要15000元，這部科幻小說中描寫的場景幾乎完全源於當下的北京：“稍微好一點的幼兒園招生前兩天，就有家長帶着鋪蓋卷在幼兒園門口排隊，兩個家長輪着，一個吃喝拉撒，另一個坐在幼兒園門口等。就這麼等上四十多個小時，還不一定能排進去。前面的名額早用錢買斷了。” 老刀希望讓女兒通過良好的教育，鯉魚跳龍門，能夠有朝一日從第三空間衝到第二空間——這簡直就是最樸素的天下父母心了吧。 貧窮，是窮人的原罪。貧窮養育貧窮，因為貧窮治下的環境、教育、見識乃至你能想到的所有資源，都因為貧窮而被限制，被固化，因而輸在了“起跑線”上，富者愈富，貧者愈貧，馬太效應差不多就是這世間最冰冷的規則了。 就像我在很早之前一篇文章中講的那樣：頂級階層的人生，或者說精英階層的人生，從一開始，就已經被設定了一個下限，差不到哪裡去，他們最糟糕的時候，人生最低點的時候，也就是在山頂上摔個跟頭，但也不會滾落到山腳下。這道理殘酷而森嚴：即使山頂上的草，也比平地裏白楊站的高，因為它生下來就站在山頂了呀！你充其量對着它吼一句：草！這他媽的不公平！ 幾年前，我經常去北京一些國際學校做校園活動，屌絲如我，着實被這些國際學校動輒每年25萬元人民幣的學費驚呆了，這還是小學部，這還算便宜的，這還不包括校車費用和同樣高昂的餐費。如果你有興趣，可以去查一查北京或上海國際學校的學費，大部分學校的收費都能在互聯網上查到。這些學校的招生簡章大都明文規定：本校不招收中國國籍的學生。當然，這並不妨礙校內的孩子多半都是黃皮膚黑眼睛的“華人”。 在這種學校，節假日放學時，你要是開個C或者3系，真的都不好意思往停車場裡停。放學的時候，各種S和B打頭的豪車陸續駛來，GMC或勞斯萊斯是最常見的“接孩子的車”，大部分是專職司機過來接，還有一小部分80後或90後的全職辣媽，開着紅色或白色的Porsche，娉婷而誇張地用英語和孩子打着招呼。 這些國際學校有許多北京一流公立學校都聞所未聞的課外課（而對很多北京父母而言，能進入一所公立學校已經很艱難了）。學校中的教育方式，與大洋彼岸的美國或歐洲沒什麼不同，學校里全英文的交流環境，連保安也一口紐約腔兒。這裡的教師不用考慮孩子的升學率問題，因為無論是家長還是老師，心裡都清楚：在這裡念書的所有孩子，他們的人生道路與99%的中國孩子都不一樣，他們大部分都會在初中就選擇出國讀書，最晚高中也會去美國或歐洲讀書了，然後順理成章地念一所常春藤大學，畢業後在大摩（MorganStanley）或麥肯錫（McKinsey & Company）找一份50萬起薪（美金）的工作。 坦白說，去世界頂級公司找工作還是這個階層孩子中混的差的，更多的是選擇進入家族企業歷練準備接盤或再創業，還有一少部分孩子早已對金錢產生麻木且厭惡的感覺，他們的選擇是在國外成立一個NGO或公益組織，每天穿梭於慈善酒會、藝術品拍賣會和基金會籌款晚宴中，挽救這個操蛋的社會於水火之中。 當一個階層的父母狼狽地通宵蹲在幼兒園門口的馬紮上痛苦而忐忑地排隊時，等待另一些孩子的是清潔的空氣、高質量的純外語教學、綠色有機的食物、非富即貴的同班同學，這是另一種人生起點。這一丁點兒都不科幻。 就不說所謂的教學質量和思維理念了吧，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北京冬天霧霾是常態，當你的孩子在冬日北京令人難以忍受的霧霾下做廣播體操的時候；另一個階層的孩子或許在操場上也做同樣的動作，但不同的是，這些孩子是在昂貴的防霾設備的保護下，校方一狠心將整個學校的操場的上方都建起了防霾帳篷，孩子們享受着頂級空氣過濾設備濾清後的乾淨空氣。
當年，就是這樣一則新聞讓國際學校進入普通人的視野…… 這一點都不科幻，北京上海任何一所國際學校中，院牆隔絕的，就是兩個階層的巨大鴻溝，這深不見底的溝壑中，倒映着的是另一個中國。 柴靜製作的抗霾紀錄片《穹頂之下》，有這樣一句意味深長的話：空氣對每個人都是平等的。
對不起，這句話，錯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