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政情觀察者相信，像毛澤東、鄧小平一樣，現今的中國領袖習近平及其同僚將開闢一個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時代——習近平時代。這樣的時代，將被深深地烙印上引領者的個人印跡。他們的性格、經歷、經驗、思考，都將在新時代的路線、方針、政策、規則的制定和執行中扮演舉足輕重的地位。
習近平等中共領導人能夠引領開創這樣一個法治新時代，也是與其個人的經歷分不開的。事實上，習近平本人經歷過缺少法治的毛澤東時代，而且正是其受害者，甚至生命險遭不測，也經歷過曲折的摸索法治建設的鄧小平時代。正是在這近50年中，在兩個時代經驗和教訓的正反兩方面經歷和思考的基礎之上，習近平這一代才能夠繼往開來，對中國的法治進程作出宏觀指引。
毛澤東“無法無天” 習近平“九死一生”
能得到以自己名字命名一位時代的殊榮者，無不是對一個國家產生歷史性影響的人物。如果說毛澤東的地位確立於建立了一整套國家體制，鄧小平的貢獻是擺正了國家發展方向，而習近平的歷史角色則取決於能否完成中國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最終轉型和升級，重中之重又在於法治的實現程度，因為這將意味着對現代化國家體系的定型。
作為解放者的毛澤東是中國國家體制的主要創建者，卻又為了個人地位將其一手打碎，代之以另一套人治的政治模式。毛澤東曾說過，憲法是我制定的，但是我都記不住。我們還是靠講話、開會來解決問題。他還自稱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毛澤東用大字報治國，用《人民日報》治國，用小紙條治國，其結果是國家執政團隊的癱瘓，法律制度的無效化，社會秩序的崩解。三次被毛打倒的鄧小平將其稱為一種“無政府狀態”。整個國家，億萬民眾都是其受害者，也包括現在的中共總書記習近平。
1962年起，習近平之父習仲勛因“文字獄”式政治構陷遭受迫害，被審查、關押、批鬥、監護前後長達16年之久。涉案者有6萬多人，習仲勛的親屬也受到株連，被稱為“反黨分子家屬”，“黑幫子女”。他的妻子齊心被下放到河南“五七幹校”七年多，大一點的孩子尚未成年就去兵團或插隊。
這個時候的習近平又經歷了什麼？與習仲勛有“忘年之交”的楊屏曾透露，1966年習仲勛還在受難時，才13歲的習近平因對“文化大革命”不滿，說了幾句反對的話，被打為“現行反革命分子”，被視為“敵我矛盾”，受押在中央黨校的院子裡。中央黨校召開批判6個“走資派”的大會時，習近平是唯一一個未成年人。因為需要戴着鐵製的高帽子，習近平不得不用雙手托着。他的生母齊心也被迫舉手喊打倒自己的兒子。批鬥結束以後，母子必須各自分離，不得再相見。
楊屏還披露了另一個悲劇場景。一個大雨天，被關押中的習近平因過於飢餓跳窗跑回家，希望母親給做飯吃、換身衣服穿。但若如此的話，齊心將會被打成“現行反革命”，習近平尚未成年弟妹兩人將生死難知。不得已，齊心向領導告發了此事，習近平則哭着餓着絕望着又奔回雨中。習近平被一位老人收留，在一張椅子上熬了一夜後，被抓進“少管所”勞動改造，在執棒警察監督下參與修建了西城區的地下排污管道。
不僅如此，習仲勛曾用“九死一生”來形容這個時候的習近平。1968年時習近平15歲，被有關部門多次關押審查，出來時身體已經非常虛弱，全身都是虱子。後來被送到關中富平老家，大姑用羊奶才把他的身體調養好。第二年，習近平主動響應“上山下鄉”號召，他解釋原因說，“我不走在這兒有命沒命我都不知道了。”此言非虛，習近平同父異母的姐姐習和平就是在文革中不堪迫害自殺去世。
文革對國家制度的破壞，對人倫親情的顛覆，對個體生命的摧殘，都被證明在習近平身上，習近平親人的身上。身處其中的人們都被這個時代所裹挾，在狂風大浪中如浮萍般起伏飄零。沒有個人意願和個人看法，只有一個方向和標準，但這個方向和標準又時常在變，不變的只有對毛澤東一個人的忠誠和順從。究竟什麼才是是非對錯？自己的人生悲劇是如何而來？這樣的時代悲劇是如何而來？又該如何結束和避免這樣的悲劇再次發生？當時的習近平有過太多的經歷和體會，不可能沒有自己的思考。
鄧小平撥亂反正 習近平法治探索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是一種“摸着石頭過河”、循序漸進的過程。不同於毛澤東，鄧小平曾在西方留學，見識過西方法治社會的狀態，經歷過中國國家制度的創建，同樣是法治缺失、社會動亂的受害者。雖然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說是一種探索，其實是一種有方向的探索，這個方向就是鄧小平半個多世紀的經驗積累所得出的認知。
習近平從基層河北省正定縣委書記一路成長為中共總書記，見證了中共改革開放30年，法治秩序探索和建設的30年。更重要的是，習近平正是其參與者。據悉，習近平在擔任福建寧德市委書記時，着手處理牽連甚廣的官員違法占地建房、建私房而住公房等棘手問題。涉案官員數量達到兩千人以上，但習近平“要干就干成，義無反顧，開弓沒有回頭的箭”，將其視為懲治腐敗的突破口。在1989年1至9月間，習近平查處441人，副處級以上官員有18人。在擔任福建省長時，習近平協助中央處理中共建國後第一經濟大案“廈門遠華案”。
習近平在東南沿海福建、浙江、上海任職22年。這些經濟發達省份也正是官場問題、社會矛盾較多的地方。鄧小平以允許地方試驗的方式進行宏觀引導，而習近平這樣的基層領導者則“干在實處，走在前列”，進行一點點的改革探索，積累一點點的執政經驗，一點點地完善國家制度，並在這些實踐中不斷生發和檢驗對國家未來的設計思考。習近平在《江浙日報》“之江新語”欄目連續4年發表的一系列文章，正是這種思考的結晶。“之江新語”里所提的很多設想，都在習近平主政之後成為治國良方。或許正是這些文章中的思考，使習近平具有了治國理政的潛質，得到當時中共領導集體的賞識和認可。
鄧小平時代的改革探索並不是一帆風順的，積累經驗的同時也得到了很多教訓。在30多年探索的後期階段，整個國家積累的矛盾問題也積重難返。其中一個關鍵性問題，是法治社會遲遲不能兌現。官場貪污腐敗現象，企業違法經濟活動，底層民眾視為常態又心懷不滿的違法行為，使得整個國家的生態混亂失序，民怨沸騰，中共面臨極大執政考驗。也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有了“政法沙皇”周永康的強力維穩，有了薄熙來的“唱紅打黑”。然而因為這些都脫離了法治，不過是飲鴆止渴。如果將這些也視為一種改革探索，那麼這種探索就應該是失敗的，提供給決策者和旁觀者的就不是經驗，而是教訓。
在經歷半個世紀的政治風雲和歷史演變，收穫如此多的教訓和經驗，並對自己的思考有過充分檢驗之後，對於中國未來應當走什麼路、怎麼走路，應當呈現一種怎樣的狀態等問題的答案，習近平應當已經成竹在胸。於是在其上任之後，立即展開對官場、軍隊、社會、市場、文化等領域的全面整頓，改革行動和頂層設計齊頭並進，並終於在十八屆四中全會破例祭出“法治體系”。一個宏大的改革藍圖由此展開，一個新的時代也將隨之到來。
如果說在毛澤東時代，習近平是法治缺失的受害者和反思者；那在鄧小平時代習近平就是一位法治建設者和探索者；而在新的時代，關鍵的歷史關口，習近平則成為了一個引領者和設計者。事實上，主角並非只有習近平一人，與他同時進入決策層的還有李克強、張德江、俞正聲等一大批人。這一個群體是從同樣的時代走出來的，有着類似的經歷和苦難，對歷史，對未來也很容易形成共識和合力。而習近平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麥垛 撰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