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cents刚才发表了一篇关于陈歌辛的文章，特发此旧文和之。
Monday, June 22nd, 2009 4:27 pm 发表于多维博客
梁山伯与祝英台同共产党的恩怨情仇
不久前，俺获邀出席了一场音乐会：美国一音乐学院的学生毕业演出《梁祝小提琴协奏曲》。俺能免费获得最好的座席欣赏这样的盛会，当然不是由于俺有什么音乐造诣，而是由于一次邂逅留下的一个大后门。
多年前，俺混迹大学误洋人子弟的时候，有一次去奥兰多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下榻在天鹅酒店。听完一个报告走到大厅，忽然听见优美的“梁祝”钢琴声，弹奏者是一位金发白人男子。这更加引起俺的好奇，就移步琴旁驻足聆听。他见有人来欣赏，高雅地朝我点一下头，还居然起身把钢琴让给我。我吐出一连串NO,NO，但在他再三威逼之后，俺只好恭敬不如从命，班门弄斧，象敲打电脑键盘一样毫无章法地敲了半段“彩蝶双飞”那个段子。
原来，他是一位音乐教授，对东方音乐情有独钟，也在这里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他是世界级小提琴大师艾萨·斯特恩的隔代旁门弟子。他从导师那里，了解到“梁祝”这样绚烂迷人的东方现代经典音乐瑰宝。当他知道俺是所谓研究中国政治学的，向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对中国有一些了解，例如大跃进，文革。但是，象《梁祝》这样的音乐艺术瑰宝，是诞生在共产党的中国，而且是中国搞大跃进的年代。难道这不能看成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大跃进的惊人傲世的文明成果吗？”
不用说，他把俺问傻了。就象他的专业钢琴演奏跟俺的胡乱敲打一样，俺这个“学者”，只能吓唬幼儿园娃娃。从此，我跟他结下梁祝情节，俺发誓要弄懂这个问题，他则立志要把象“梁祝”这样的中国音乐华章在美国弘扬。我们一直保持联系。我不时向他汇报我对他那个大问题研究的收获，他则向我通报他在传播中国音乐方面的进展。直到最近他的学生们的演奏会，俺也必须就他多年前的问题交出一个心得。
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中国流传久远的故事。话说东晋时,浙江祝家镇祝员外有女英台,貌美才高,求学心切。但女子出门读书，不合礼教。英台说服父母，女扮男装，赴余杭读书。途中邂逅梁山伯。兩人情投意合,折柳代香,結為兄弟。三年同窗,兩人情逾骨肉。梁山伯一直不知拜把兄弟原为女子。英台却爱上了这位义兄。祝员外见女儿三年不回，连书催归。英台只好退学。临行前托师母为媒撮合。梁山伯回到书院,得悉真相，奔赴祝家镇。谁料祝员外早已將女儿许配太守之子。英台百般哀求，无奈父亲不肯退婚。梁山伯來迟一步,晴天霹雳。回去之后，梁山伯相思成疾,一病不起。英台惊闻噩耗,痛不欲生。出嫁途中,祝英台脱去吉服,到梁山伯墓前哭祭。突然天地变色，坟墓裂开，英台投墓殉情。兩人化作一对彩蝶,永不分离。
用音乐述说这个传说的《梁祝小提琴协奏曲》，由上海音乐学院二十多岁的学生何占豪、陈钢以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旋律为基础于1958年创作完成。1959年5月27日在上海南京大戏院进行首演，小提琴独奏为年仅18岁的俞丽拿。
首演后，此曲不仅在中国立刻备受好评，还惊动了西方大师级的音乐家。德雷斯顿乐团团长惊呼：“好一部中国的《罗米欧与朱丽叶》！”小提琴大师艾萨·斯特恩也曾对《梁祝》赞叹不绝：“真正的东方之美，世界经典！”尤其是海外华人，几乎无人不晓，无人不赞。如今，英国BBC美国PBS等著名的广播电台，不时播送“梁祝”的演奏和旋律。
这样一件能够跟《罗米欧与朱丽叶》比肩的艺术瑰宝，确实是产生在刚刚反右整肃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开始大炼钢铁全民皆兵的1959年的中国，而且确实是在几位出色的共产党人策划组织鼓励支持下创作出来的。他们分别是当时的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孟波，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丁善德和管弦系党支部书记刘品。用今天现代艺术生产的术语来说，孟波是这部作品的“总策划”。
1958年，在反右的寒流刚过，大跃进烟熏火燎骄阳酷照之际，上海音乐学院党委跟全国各级党委一样，向全校师生传达贯彻中央指令，提出了“解放思想，大胆创作，以优异的成绩向国庆1 0周年献礼”的口号。还根据中央的指示，要文学家艺术家“到工农兵火热的斗争中去磨练自己，体验生活”。长江上，一艘轮船在月光下驶向温州港。船头甲板上，围坐着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一年级小提琴专业的几个同学，这就是以后中华乐坛的风流人物何占豪、俞丽拿等。 此刻，在去农村“劳动磨练体验”的途中，他们商议创作一部小提琴协奏曲，以响应院党委的号召。他们拟定了三个题材：１、全民皆兵；２、大炼钢铁；３、创作改编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
在温州的一个乡村，何占豪这天刚收工回到农舍，门口突然出现系党支部书记刘品。他受院党委书记孟波的委托专程赶来。刘品传达的选题意向，使何占豪吃了一惊：孟波选定了《梁祝》。这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都是不可思议的。前两个题材，完全符合党的需要。作为音乐学院的党委书记，这个选择几乎完全违反党性。可这个孟波，确确实实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人。
三十年代，孟波在上海滩当学徒时，就参加抗日救亡歌咏活动，常到冼星海处求教。1936年，他任《大众歌声》编辑时传播革命歌曲。他之所以选择越剧《梁祝》这个题材，倒也并非敢于在政治上跟党唱反调，而是他在作为共产党人的同时，是一个音乐家。他觉得小提琴的性格，较为纤细、柔软，难以表现全民皆兵、大炼钢铁这样一类轰轰烈烈的情景。越剧《梁祝》本是一首委婉动人的爱情奏鸣曲，适宜小提琴性格化的体现。剧作提供的音乐素材非常优美，又有浓郁、醇美的民族风格。五十年代初，越剧《梁祝》被拍成电影，为海内外熟悉，容易引起社会共鸣。还有一条十分重要的理由是，何占豪在进音乐学院之前，在浙江的一个越剧团乐队任二胡演奏员，有一肚子的越剧音乐。只有让艺术家写自己最熟悉的东西，才有可能写好。
受到党委书记的直接鼓励，何占豪一鼓作气把越剧《梁祝》中十八相送、楼台会等几段唱腔音乐连接起来，用小提琴实验演奏。这首乐曲，立即令一些到上海音乐学院参观访问的外国音乐家惊喜。但何占豪毕竟只是小提琴专业一年级的学生，从未学过作曲。他虽有一肚子越剧音乐，但素材不等于作品，对这一点，孟波十分清楚。
孟波向副院长、作曲教授丁善德“求援”。丁教授优选学生，把作曲系四年级的一位高才生陈钢介绍给孟波。26岁的陈钢和24岁的何占豪，就此“联姻”，与“蝴蝶” 同时成对高飞。可是这个陈钢，却问题大大：有人检举揭发， 陈钢父亲有“历史问题”，向国庆献礼的重点创作，怎么可以让他参加？ 在院党委会上，孟波明确表态：“老子不等于儿子，为什么不能用？ ”这位共产党人，再次以人性驱除党性，以良知浇灌了艺术之花。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校园里传出另一种非议：“《梁山伯与祝英台》是才子佳人加封建迷信，怎么能把这种东西向国庆10周年献礼”？
为了使两位学生的创作情绪不受影响，孟波主动找他们消除思想疑虑。他的说辞是：《梁祝》是爱情故事，宣传的并不是封建迷信。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悲剧，是对封建礼教的强烈抗争。我们中国革命的任务之一，就是反对封建主义，推翻封建统治。反封建的主题既然是进步的、革命的，就可以向国庆献礼。
然而，作为一所音乐学院的党委书记，孟波的职权范围毕竟只在校园之内；向国庆10周年献礼的作品，他必须征得“党”的点头。《梁祝》协奏曲刚定稿，他就组织小提琴和钢琴两种乐器试奏一遍，然后把录音带直接送当时的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征求意见。石听完录音连声说：“很好听！”孟波这才放心。他不是想邀功，而只求在上海意识形态领域的最高管理部门预领一张“通行证”，确保艺术家的劳动成果得以呈现。
《梁祝》在向国庆１０周年献礼的时候，独领风骚，声誉鹊起。 然而，《梁祝》对于孟波来说，并不是一件幸事。有人把孟波组织《梁祝》创作，说成是表现狭隘的民族主义，告到中央，以致周恩来碰到孟波时，劈头一句话就是：“怎么？你在排斥西方的东西！”陈毅一次到上海视察经济工作，突然打电话给孟波，说要马上到音乐学院看节目，并指出，要全部西洋的。当年的“西洋”，其实主要是苏联老大哥的，如莫斯科的芭蕾，俄罗斯的柴可夫斯基，这可是要必恭必敬的。这些大头儿的“艺术指导”，让这个音乐家共产党人里外不是人。
在大革文化命的时候，《梁祝》被指为宣扬封资修的大毒草，孟波被打成“授意炮制大毒草，毒害青年学生”的“反党分子”。因为他否定大炼钢铁作为小提琴协奏曲的选题，于是，又被戴上一顶“反对三面红旗”的帽子，到处挨斗，差点儿送命。《梁祝》一曲，更是同所有中华与世界的文明一起，被伟大毛导师领导下的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扔到“儒坑”里焚烧活埋了。一直到中美建交，俺上大学的那个年代，我们才从这个文化的灰烬里重新挖掘出这块和氏璧。
这样一首用西洋乐器和表现手法歌颂中国古代才子佳人爱情的音乐作品，优美流畅，如歌如泣，跌宕婉转，中西合璧，含蓄而又澎湃，令人如醉如痴，给人宁静与崇高的享受。中华民族这个古老的传说，甚至没有《罗米欧与朱丽叶》那样的上代仇恨，可与其一致的是强烈表达对爱情的忠诚执着，与对自由的追求和代价这种人类共同的情感良知。它们异曲同工地赞颂弘扬人性与自由，谴责鞭笞专制愚昧偏见残忍践踏人性。而《梁祝》产生的年代，恰恰就在“大炼钢铁”那样的愚昧疯狂与“卿卿我我”的题材选择，以及那种狂热萧杀的氛围和民间风味的选择中，德高望重的老革命与青皮后生，一起找到了灵感，用人性通了灵性，以他们自己当时也未必完全意会更不敢言传的方式，用音乐这种上帝的语言，道出了中华民族和世界人类文明的根本相通之处：对人性回归的呼唤，对自由幸福的追求，以及无所畏惧地付出生命的代价。
《梁祝》创作的过程，尤其是它问世后的遭遇，使人对自由之可贵，代价之高昂，人性的光辉与顽强，党性的愚昧野蛮，专制的残暴荒诞，有更加深刻的领悟。压制和压抑也是伟大作品的灵感来源。孟波的非凡之处，在于在那个压抑的年代，找到了岩浆喷涌出来的缝隙。共产党在文学艺术方面还没有成为性虐待的祝公公，因为同老大哥还没有公开翻脸的国际背景，至少以俄罗斯文化为代表的西洋艺术不能否定，同时对梁山伯与祝英台还网开一面。是孟波这个人性良知未泯的艺术家共产党人，给了几个小青年创作自由。 如果说是共产党的大跃进年代“哺育”出了这样一件音乐华章，就是这个意义：没有祝员外与“男女授受不亲”的社会制度，就不会有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当然，如果祝员外是个性虐待的衣冠禽兽，也不会有这个故事。大跃进这个压力锅，使得共产党中有人性的党员干部和青年人的良知感悟艺术天才迸发，不小心冒出这朵奇葩。而陈刚们如果再晚出生几年，遇上文革，党这个祝员外成了地道的性暴虐，也就不会有《梁祝》。
在了解梁山伯与祝英台同共产党的恩怨情仇之后，愿君更加用心用灵欣赏这一世界知名的中华现代经典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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