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人都知道在中国搞文艺很吃香。不是一般的吃香，还可以当将军。 俺虽然对郭德纲以及小沈阳不感冒，也确实觉得他们的许多节目和表演低得完全失去艺术品位，俗不可耐，但是俺更反感当前当局借“反低俗”之名对民间艺人动用公权力的非法打压。就凭胡总书记一句话，反低俗，反媚俗，反庸俗，“三反”运动就把郭德纲推到风口浪尖，中央媒体指名道姓口诛笔伐，作品封杀，演出遭禁。他的私宅违章与否，他的徒弟打人与否，完全可以有其他的法律渠道和方式解决。他的作品和演出如果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德，也应该有更合理合法的渠道和方式来处理甚至抵制。何况郭德纲等“三俗”艺术的流行和泛滥，也是跟党这些年的培养扶植甚至赞助吹捧分不开的。这种靠最高领导人的一时一地朝夕可变的口味选择，动辄动用政府公权力而非正常法律与道德示范引导来“五讲四美”的搞法，粗暴干涉文化艺术以及粗暴对待艺人，尤其是民间草根艺人，是令人毛骨悚然的高压而绝非高雅。 相声起源于华北地区的民间说唱曲艺，在明朝即已盛行。经清朝时期的发展直至民国初年，象声逐渐从一个人摹拟口技发展成为单口笑话，最终成为最受观众喜爱的民间艺术形式之一。所谓民间艺术，自然就是“俗”，反映民俗和俗文化。突出民间的智慧幽默，同时也就很难脱离深入民俗的庸俗，尤其是与性有关的黄段子。更大程度上的是街头艺人的自嘲到互相挖苦，特意挖苦取笑人的长相生理缺陷，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深厚而恶劣丑陋的一面。 西方人过去其实也一样。最著名的莫过于美国人把一对泰国连体人收进马戏团巡回展览杂耍，以至“连体人”的英文还是siam twins（暹罗双胞胎）。 中国的传统相声艺人虽然出身低贱，但是他们除了民间智慧，更有人体现许多正人君子所无的民族大节。抗日时期，著名相声演员常宝堃曾经两次因为讽刺日治政府而被捕，张寿臣公开赞扬吉鸿昌等人的抗日，批评当局的不抵抗政策，也曾因为讽刺当时天津的警察“贱”遇到麻烦。 1949年后，根据毛泽东的“革命文艺思想”，相声这个民间艺术从形式到内容都不符合共产党的需要。一是来自民间的幽默讽刺，矛头一般是指向官府和达官贵人的，二是大量色情、挖苦别人生理缺陷之类的段子哪怕毛等人私下乐意欣赏，却实在不能登台去教育广大群众干革命。（毛在全国禁止公开演出许多传统相声保留节目时，多次把候宝林召进中南海给他们私下演出传统保留节目）。一大批以侯宝林为代表的相声演员只得转行或转型，将相声的内容加以改造，专门讽刺“旧社会”或者新时代“思想落后”的人。1958年大跃进时期，一批歌颂“放卫星”，“跟玉皇争高低”之类的革命相声开始大量出现，其间以马季等为代表人物。 尽管如此，在随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很多相声艺人遭到打压，候宝林就遭批斗进牛棚，曾一度让相声在中国大陆绝迹。 文革之后，官府和民间立即发现了相声这个民间传统艺术的利用价值：有了四人帮这个落水狗发泄对象。以姜昆、李文华的《如此照相》和常宝华、常贵田的《帽子工厂》为代表的一大批讽刺“四人帮”的相声迅速流行。从前侯宝林等人的相声也得以重新在电台播出。 进入1980年代，在日益流行的曲艺形式小品的冲击下，表演形式简单的相声不再得到以电视为主要传播媒体的观众的青睐。 尽管如此，这段时间里相声还是获得了不小的发展：新一代演员涌现出现，各种内容和形式上崭新的相声段子不断登台，形成了有别之前的“当代相声”。其中无论是歌颂娱乐型还是针砭时弊性的段子，都很多深受大众欢迎的例子。在这一时期的各种大小文艺场合，相声仍是娱乐大众的主角。 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相声开始逐渐式微，新段子越来越少，脍炙人口的更是凤毛麟角。由于讽刺时政仍然是官方的大忌，老式的纯娱乐风格相声，尤其是贴近民俗迎合流俗（包括对酒囊饭袋官员大亨庸俗下流口味的）开始逐渐占据绝对主流地位。 纵观相声在中国的兴衰，较之他们的老前辈在朝廷不管的街头杂耍的兴衰辛酸，候宝林郭德纲们在共产党无处不管的地盘上杂耍，辛酸可不同一般。 当然，象姜昆那样的革命文艺战士，吹拉弹唱都可以当将军，那就另当别论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