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家屯， 生於1916年3月，今年98高齡。曾任中共江蘇省委第一書記、中共港澳工作委員會書記、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中共第十一屆、十二屆中央委員，1985年當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第四屆、五屆、六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1989年初，北京發生學運，當時香港人都紛紛支援學運。時任有中共實際港督之稱的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默許當時中國政府的駐港機構支持學運。1989年5月20日北京宣布戒嚴，文匯報在5月21日，以開天窗形式發表社論，刊登了「痛心疾首」四個大字，對香港社會產生巨大衝擊。1990年4月下旬，他獲悉中央江澤民與李鵬準備將他整肅，出走美國，旅居加州至今。1991年許家屯被開除中共黨籍，並撤銷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職務。1993年著有《許家屯香港回憶錄》。

雖然中共做出了開除許家屯黨籍的決定，許家屯堅持自認為終身的共產黨人。鄧小平也對他沒有一棍子打死，多次放話叫他承認錯誤可以回國甚至恢復黨籍。但是許家屯跟趙紫陽一樣拒絕認錯。鄧後江胡習時代，許家屯表示過落葉歸根的希望和要求，但是中共一直對許家屯“冷處理”，不予理睬也不加討伐。

何頻，1965年出生，湖南人，現居美國。原《深圳法制報》新聞部主任，1989年學潮期間在深圳發起新聞界簽名活動，聲援上海《世界經濟導報》，要求當局開放報禁。北京戒嚴日開始，何頻自深圳抵京，主要從事局勢分析工作，在境外發表的報導、評論被多家報刊轉載。同年6月即被當局勒令停職審查，7月中逃離大陸，10月抵達加拿大。在加期間創辦《新聞自由導報》，並歷任多份雜誌主筆及總編輯， 創辦明鏡出版社，曾參與創辦多維網並任主管。著作包括《中共太子黨》、《高幹檔案》、《中共新權貴》、《朱鎔基傳》及《江澤民與克林頓、李登輝的較量》等書。他與人合寫的《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薄熙來事件秘密報告》被美國〈外交政策〉推薦為2013年外交界必讀之書。他亦是美國之音及英國廣播公司的中國問題特約評論員。

1997年4月底，何頻母親在湖南家鄉因車禍去世，正在香港訪問的何頻於4月29日向中國外交部香港簽證處申請簽證回鄉奔喪，在沒有解釋的情況下被拒絕。5月，他在香港的全國政協常委徐四民擔保下，簽證處在請示北京後翌日發給他返回大陸的簽證。這是「六四」後北京首次准許流亡海外並一直堅持批評中國的異見者返國。中國政府今次准其返鄉奔喪，顯示當局對人性和人道已有所尊重，但這並不意味著是大陸政治開放的一個信號。事實上，當日他在長沙下飛機時，有關當局仍如臨大敵，監護他的公安人員多達六、七十人，並直到他出境前一刻，對他的一舉一動甚至其母喪禮的整個過程都進行了錄影。在他返鄉期間，公安人員一直跟隨著他並多次找他問話，但態度則較為友善。

何頻與許家屯這兩位六四流亡者兩代人，在異國流亡期間結成了一對忘年交。 何頻最近這篇文章，記述他們這對“敵對忘年交”的的交情與交鋒，生動風趣，妙藏機鋒， 很值得一讀。特從明鏡網轉發。

何頻：沈默的許家屯

我們一群人在互相調侃、歡笑的時候，他和鄰座的老人一樣常常沉默。外出吃飯的時候，他有時忘了帶助聽器，有時帶了助聽器電池卻沒了電。一位常和他聊天的 「紅二代」趕緊去買了電池，裝上之後他卻說有時候能聽見有時聽不見。我說這電池是「中國製造」，就是不能讓你什麼話都聽見。他哈哈大笑，這是幾十年前很多香港人熟悉的笑聲。馬上，他便開始攻擊我：「你是壞人！不對，你昨天說得對，我們是敵人！」二十多年來，我們沒有停止過爭論。無論是他到我東部的家，還是我到他西部的家，我們很多時間都在為時事，更多的時候為不同的價值觀而激辯。很多朋友目睹過我們的爭論，他雖然有時候氣得滿臉通紅，甚至怒髮衝冠，但用詞依然能保持他自認的「客觀」。我畢竟比他年輕了一半，氣盛，而且常常為了刺激他吐出真言，故意用語極端。
有一次，我們爭論「共產黨高官中有沒有好人」。我說：「沒有。」他怒了：「我也是壞人？」我答：「如果不講很多假話、不做很多違心事，甚至不對同志落井下石，有誰能升為共產黨高官？」他真的被氣壞了，第二天起來居然還在流淚，他說想了一晚我講的話，沒有睡一分鐘覺。
當然更多的討論，會引起他長時間的回憶，或者很平靜的評點。正常情況下，他隨口而出的話似乎也有職業性的拿揑。追問下去，他會說：「我的回憶錄沒有寫到這 點」，「我死也不會說的」。這主要涉及到中共在香港的秘密佈局，以及對台灣的情報工作。他自己認為，正是這部份工作，他接受當時國家主席楊尚昆指令不要移交給繼任者周南，所以周南報復他，才迫使他不得不決定暫時到美國「休假式旅行」。
他現在不願意接受媒體訪問，理由是不要給香港增加困擾。「我當時和反對派領袖有很深的私下交往，經常吃飯，觀點不同，彼此了解，能夠溝通。當然現在情況不同了，有些亂了。」他說時下香港是「小亂」，也會有「中亂」，但 「大亂」不起來，因為有軍隊在。九七之前，北京就對香港的變數，有幾套應對預案：「我們的人到處都在。」
他也不願意談論參與的對台工作細節，但承認他兩次派秘書去台灣見領導人。有一次，他請范曾給台灣領導人送幅畫。「范曾真是聰明人，他送來一幅關公畫，披着紅袍。」傳說中的關公披的是綠袍，披上紅袍，便是寓意中共。
十 多年前，他便將私藏照給我翻印了一套。那些照片中，有他和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等中共頂層人物的合影。談及和這些人物的交往， 尤其是對中共第一代領導人，他依然保持一種敬意。有一次，他單獨去見陳雲，陳雲從寬大的辦公室走過來，「老革命家呀，我一時激動得都不知說甚麼好。」他說：「你們不會理解的，你們的眼睛裡沒有國家領導人。」
的確如此，我們在餐桌上恣意談論天下時，奧巴馬或者習近平只能是笑料。即使是完全聽得見，他也懶得參與我們的「胡說八道」。直到幾個小時後，回到房間，他會略帶激動地斥責：「你們批評習近平，你們比習近平還行？」
照顧他的女兒許榕給我使眼色，意思是不要刺激老人家了。我也老實很多了。兩年前，他突然從洛杉磯坐了六小時的飛機飛到紐約我家，他說：「也許是我們最後一次 見面。」這次，我飛到洛杉磯看他，陪了他幾天，去中餐館、去海邊，去聖地牙哥。告別他時，他取下看電視的耳機：「這可能是我最後一次見面。我們是忘年交， 觀點上的敵人，感情上的朋友。」
我有些感動，也一時不知道說什麼。幾年前，老記者陸鏗來看他，在他家等了幾小時，就是希望跟我聊上幾句。那成了我 和陸大哥（陸鏗喜歡自稱大哥）的最後一面。陸大哥與他是多年老友，雖然他也抱怨過陸大哥將採訪胡耀邦不該公開的內容公開了，作為那場訪問的安排者，他現在 主要是傷感：「他真是大記者。這樣的記者現在沒有了。」
這次去聖地牙哥的時候，他也幾次提到晚年生活在當地的歷史學家黎東方。黎東方去世的那天，他正在我家小住，聞訊之後，他一下子好像卡住了喉嚨，久久不語。後來又趕回參加了黎東方的葬禮。
我說：「你還會活下去！剛剛完成革命回憶錄，還要寫一本非革命思考錄呀。」他又笑了，因為他耗費了幾年的個人回憶錄，寫他香港之前革命生涯的書，剛剛在一位「紅二代」的幫助下完成了。而他對世界政治價值、戰略的思想性著作，幾易其稿，長達十年，也未完成。
在到聖地牙哥的車上，他坐在副駕駛位上又和我長談了關於這本書的思想框架。我很驚訝他每天大部份時間都看中共電視台的人，怎麼還能保持「獨立」的思考？雖然在我看來，這還是馬列主義「老爺子式」的思考，但不是黨八股。
「這是人類文明最好的時期。」他說。我問他：「如果再回到25年前，你還會同情學生嗎？」
他毫不猶豫地回答：「我當然不會支持鎮壓！」我說，「就憑這一點，歷史上有你的地位！」
他沒有笑，但堅定地說：「我沒有歷史地位。如果趙紫陽、楊尚昆採納了我的意見，在絕食一開始便將學生強制拉走，然後封鎖天安門廣場，就不會發生開槍。」他提出了一套具體的操作方案，趙和楊也讚許是「好辦法」。
為什麼最後他的方案沒有實施？他長嘆了一口氣，也吐出他的怨氣：「我現在講給你聽，但你不能發表，發表了我也不承認。」他講完之後，我說：「我不是陸大哥， 不是偉大的記者，我不會發表這些內容的。你這個共產黨在美國生活二十多年，九十八歲了，還能保持共產黨真話不公開的本色，了不起！」
我這話有些輕佻。但是他沒生氣，也沒有笑。現在，沉默常常是他的回應，任你怎麼去理解。有幾個人知道，曾有一本書名叫《咆哮的許家屯》？

2014年5月6日，寫於墨西哥外海

何頻
獨立評論員
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