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革命領導人卡斯特羅逝世了。中國居然有不少人乘機詆毀這位偉大的革命領袖，瘋狂攻擊古巴人民在卡斯特羅領導下堅決反帝反殖民主義的英雄氣概，無視與抹殺古巴人民建設真正的社會主義人間天堂所創造的人間奇蹟。這些人對古巴革命與傳奇的革命英雄卡斯特羅同志進行無恥的抹黑攻擊。環球時報肩負黨中央委託的重任，有必要用事實對這些攻擊性讕言進行反擊。 首先是一位一貫愛黨愛國的華裔美人阿妞不牛同學對此感覺生可忍熟不可忍。 在環球時報發表為正視聽充滿正能量的熊文《在中國 罵卡斯特羅的是些什麼人》 之後， 投書本報： 【為什麼不說在中國讚美卡斯特羅的是什麼人？比如說， 中國人聽說卡斯特羅的古巴人人有免費醫療，極少貪腐，等等放射出真正社會主義光輝的事實，是否應該組織中國省市鄉鎮各級領導到古巴實地考察取經學習？是否應該聘請古巴顧問到中國來指導反貪打虎拍蒼蠅？環球時報社長總編是否可以藉機申請五十萬美元費用， 到古巴進行調查考察寫個報告發表看看？】 胡錫進社長早知道阿妞不牛大名， 立即約見阿妞不牛同學，給予阿妞不牛50萬古巴比索，到古巴進行了為期三天的實地考察，寫出了一份《古巴革命建設輝煌成就報告》，授權阿妞不牛以客觀獨立自由人士身份自由發表，發射我黨的正能量。 古巴革命建設輝煌成就報告 【引子】 從骯髒嘈雜槍戰不停,並還在大選後的歇斯底里分裂戰爭狀態的瘋狂的邁阿密起飛，俺乘坐的專機終於離開了美國這個醜陋的地方， 降落在一個人間仙境的神話中傳說的島國：哈瓦那卡斯特羅專用機場。從飛機舷窗往外看， 碧綠寧靜的大海，珍珠般雪白海灘的島嶼，在中世紀歐洲風格的城市輪廓線中閃現出一兩棟現代化的海濱豪華賓館，海上有着點點的遊艇帆船。啊， 到了， 我的哈瓦那，我的革命聖地古巴！
俺一下飛機，古巴中宣部長秘書的司機的妹妹，就開着一台只有好萊塢才有的美國最昂貴的老爺車，首代黑色福特，來接俺了。咖喱妹妹一臉悲痛，眼睛紅腫，和俺的興高采烈形成強烈對照。“歡迎你來古巴，”她很痛苦的告訴俺，“我爺爺去世了。我們沒法活了， 你幫我們一下吧”。 俺立即十分悲痛嚴肅地低聲高呼了一句口號： ¡Patria o Muerte, Venceremos! “無祖國，毋寧死，勝利屬於我們！” 咖喱妹妹立即給俺一個擁抱，熱淚盈眶。 然後接下來的三天裡，咖喱妹妹給俺講述了古巴革命的歷程以及卡斯特羅同志領導下的輝煌成就。俺如實抄襲，報告如下：
正文： 五十年前，當中國大陸被文革的風暴席捲得天昏地暗時，加勒比海的社會主義島國古巴也經歷了一場類似的大折騰。本文擬根據當時的歷史材料對這場運動作一個總的介紹。
歷史背景
古巴在1959年初推翻巴蒂斯塔（Fulgenico Batista）獨裁統治後，卡斯特羅（Fidel Castro）領導的“七．二六”運動掌握了武裝，採取了一條激進的社會改革路線，導致在推翻舊政權中建立起來的聯合戰線瓦解，民主派和自由派紛紛離開政府或出走他國。
在武裝鬥爭時期，卡斯特羅一再宣稱他的革命是民族民主革命，決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然而他掌權不到兩年，古巴就成為一個由“七．二六”運動獨攬大權的高度計劃經濟的國家。同時，古巴又向拉美各國輸出革命，派遣游擊隊，訓練各國激進份子，展開游擊戰。
古巴的這種內外政策，使它在國內和國際都付出沉重代價。在國內，古巴自1961起就面臨嚴重的經濟萎縮和商品短缺，雖然美國的封鎖有一定作用，但美國拒絕供應的能源和拒絕購買的蔗糖都由蘇聯東歐集團包了下來。
導致古巴經濟困難的根本原因是高度集權的領導集團毫無基本的經濟知識和經驗，實行了嚴格的計劃經濟，同時把“社會主義覺悟”作為生產的基本動力，否認個人的物質利益。
自1962年起，古巴的食品和其他生活物資實行了配給制。
在國際上，古巴輸出革命的政策使得美國對它的制裁受到拉美絕大多數國家的支持，古巴陷於空前的孤立，只有墨西哥一個國家和它保持外交關係。
到了60年代下半期，古巴甚至和它的盟國蘇聯集團的關係也變得緊張起來，其原因是蘇聯當時在國內實行了有限的經濟改革，承認物質利益和價值規律，國際上有“和平共處”的主張，反對盲目輸出革命，這些都和卡斯特羅和格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的極左路線發生衝突。
1967年底，是古巴革命勝利以來最困難的時刻：國內長期的經濟短缺日益嚴重；國際上自1967年10月格瓦拉在玻利維亞被殺後，卡斯特羅的拉美“大陸革命”計劃破產，蘇聯集團和歐美共產黨對格瓦拉的犧牲不但不同情，反而冷嘲熱諷，卡斯特羅一怒之下宣布不出席蘇聯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慶典，蘇聯則以撤走部分專家和減少燃料供應作為報復。
在國內外空前孤立和困難的時候，卡斯特羅不但不檢討其極左政策，反而準備用更大規模的運動來強化其路線。
粉碎“反黨集團”
1967年底、1968年初，古巴國內的氣氛十分緊張，社會上流傳着各種各樣的謠言。一切跡象都顯示將要有一場大變動。
1968年1月28日晚，古巴全國人民都集中在電視機和收音機面前收聽卡斯特羅的重要講話，他宣布在黨內揪出了一個以中央委員埃斯卡蘭特（Anibal Escalante）為首的高級幹部反黨集團。
埃斯卡蘭特是原古共領導人之一，他奉蘇聯之命在卡斯特羅領導的“七．二六”運動從事武裝鬥爭時實行議會鬥爭，反對暴力革命。卡斯特羅上台後，蘇聯要古共和卡斯特羅結合，卡斯特羅也看在蘇聯的面子上，在1965年底成立新古共時將一部分前古共領導人結合進中央委員會。
埃斯卡蘭特一夥的罪名是主張物質刺激，反對卡斯特羅所主張的“道德動力”；污衊格瓦拉是托洛茨基份子和冒險家，說他要為古巴的經濟困難負責；攻擊卡斯特羅盲目自大，好像古巴成了“地球的肚臍”（意為世界的中心）；以及預言古巴來年的一千萬噸糖的計劃會破產，等等。結果，這個小集團的多數人被判處了徒刑。
從這些材料來看，埃斯卡蘭特等人大致上反映了古巴在內外交困時一些頭腦比較清醒的幹部的認識，也間接反映了蘇聯的態度，而這都是卡斯特羅所不能容忍的。藉着這場黨內鬥爭，他不但壓制了不同意見，同時也向蘇聯顯示自己在困難局面下仍然牢牢地控制着黨和國家。
向小販開戰
卡斯特羅發起的這場黨內鬥爭不過是為一場1959年以來最大的運動掃清道路，預先消除反對的聲音。
1968年3月13日，卡斯特羅在哈瓦那大學發表了向全國實況轉播的講話，宣布革命的下一個目標是向小販宣戰。 他先公布了大哈瓦那市政管理局的一個關於街頭小販的調查報告，結論是絕大多數的小販都是反社會、反道德的，他們要為古巴的經濟困難和多數人生活物資的匱乏負責。
小販們的罪惡是：不參加革命組織，不參加義務勞動，利用攤販非法贏利、剝削人民，目無物資配給制，從黑市進貨等等，而且在小販中提出移民美國的人最多。
卡斯特羅宣布革命不是為了做生意的權利，古巴必須消滅所有私人商業的形式。他的這次演講一直持續到午夜。
當演講還在進行，古巴的“保衛革命委員會”（一個以街坊為基本單位的負責動員基層群眾、貫徹政府各項號令和監視敵對份子的組織）和民兵就緊急行動起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撲向私人小店和街頭攤販，沒收他們的財產。同時，私人酒吧也被占領。這些酒吧出售用甘蔗釀造的蘭姆酒，提供一些桌椅給客人，和中國的茶館差不多，是古巴當時唯一沒有被組織化的場所。這些私人業主都被集中起來，統一分配到各個勞動地點。
很多人被抄家，抄出來的東西在電視和報紙上公之於眾，作為這些小販生活奢侈的證明。一夜之間，小販和私人業主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除了抄家和沒收財產，很多店鋪被砸，業主被打。
在這場打擊和取締私人商業的運動中，一共有57，000多個私人產業（絕大多數是小攤販和小店）被沒收。它不僅有應付當時的政治經濟困難的用途，而且有更深刻的歷史背景，反映了國際共運歷史上一直存在的一種烏托邦幻想：消滅商業和小生產，建立一個完全由國家統一調撥所有物資的經濟。古巴黨報周刊《格拉瑪》（Granma WeeklyReview）4月初發表的社論引用了列寧的“小生產是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量的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名言（這句話也是70年代中國農村“割資本主義尾巴”的主要“理論根據”），用它來說明這場鬥爭的性質，宣布“我們必須徹底拔除商業制度的經濟和意識形態的根源”。
古巴的特色是在消滅了私人商業之後，並不是像蘇聯和中國那樣由國家商業機構出面組織和安排生活物資的調配，而是成立了一個由政府和“保衛革命委員會”共同負責的“人民管理者委員會”的半官方群眾組織，其職能從調配生活物資到管理店鋪和監察生活服務部門，無所不包。卡斯特羅是想以此來開創一個用群眾運動的方式管理社會流通領域的先例。
全國總動員和勞動軍事化
古巴社會自從60年代初就被逐步地組織化了，除了黨、團、工、青、婦和少先隊這些從蘇聯照搬過來的以外，上文提到的“保衛革命委員會”是古巴的獨創，它在形式上像中國的居民委員會，但職能卻大得多，從監視異己份子、貫徹政府號令到監督地方學校和注射預防針，幾乎無所不包，幾成半個地方政府。
此外還有許多職能匪夷所思的組織，例如一個叫“教育的戰鬥母親”，其職能是統一監督小學生的課外作業和活動，在學校教師參加義務勞動時代替他們去教學。
可以說，古巴社會生活的每一個方面都在組織的管理和監督之下。正是依靠這些組織，卡斯特羅得以動員整個國家投入“革命攻勢”。
“革命攻勢”的主要戰線是最大規模地動員城和居民下鄉勞動或者從事建設工程。1967年卡斯特羅提出一個“環哈瓦那綠帶工程”計劃，要把哈瓦那周圍全部種上咖啡和柑桔，這個工程就靠哈瓦那居民的“志願”勞動，從1968年開始實行。卡斯特羅的理論是：城市是靠農村養活的，革命後城市人必須自己養活自己。
他提出的一個口號就是：“如果你要喝咖啡，就必須自己去種。”在數十萬哈瓦那人下鄉後，他宣布“哈瓦那省現在不是國家的負擔了”。
勞動軍事化是“革命攻勢”的又一條主要戰線。1968年，古共XX局和書記處的成員都作為特派員分頭到各省去指導，省一級的書記和副手就是當地的司令和參謀長，各級地方黨組織和政府以及工廠和農場都照此辦理。每個地方和單位領導都分作兩部分：前線指揮部（設在甘蔗地或工地上，由“司令”掛帥）和後勤部（設在原來的機關，由“參謀長”坐鎮），人馬也相應分作兩撥。
卡斯特羅的家鄉奧連特省可以作為全省勞動軍事化的典型。
卡斯特羅的弟弟和繼承人勞爾（Raul Castro）親自坐鎮，授予各級幹部象徵性軍銜。“戰鬥”就是假定某一天外敵入侵，警報響起，全體男女老少各就各位，青壯年男子前往“戰場”（即甘蔗地），婦女在後方接替男人留下的崗位。奧連特省還根據這個軍事化的安排舉行了若干演習。如4月1日全省在悽厲的空襲警報下動員起來，93，000名男子登上卡車下了甘蔗地。
在城市，為了製造真實的戰爭效果，很多工廠甚至拉掉了電源，把工人先趕到防空洞，然後再解除警報，讓他們重返車間，有的還故意在照明不足的情況下生產，意在讓這種緊張的戰時氣氛刺激工人的生產積極性。
勞動軍事化使得曠工、遲到早退以及磨洋工等等都成了由“戰場紀律”處置的問題。大量的勞動營被組建起來，收容那些受“軍法”制裁的工人，強制他們干艱苦的工作。勞動軍事化的另一個表現是大量的軍隊成建制地派到勞動前線，有的地方軍官直接代替了行政長官在指揮。
總之， 古巴全國在這種勞動軍事化下變成了一個巨大的軍營。
“革命攻勢” 的主要戰役
“革命攻勢”的主要戰役，是卡斯特羅提出的一千萬噸糖的奮鬥目標。蔗糖是古巴唯一能換取外匯、維持國內經濟的大宗出口產品，自1965年卡斯特羅第一次為蔗糖生產制訂指標以來，沒有一次產量達標，長期徘徊在六七百萬噸左右。
1969年是古巴革命十周年，卡斯特羅兩年前就提出要在這一年內達到一千萬噸產量。1968年3月，他甚至說這個產量已經不是一個經濟指標，而是革命的榮譽了。他把這一年命名為“決定性奮進的一年”（古巴革命後每年都有特別的年號，如農業改革年、組織年、團結年、英勇的越南人民年、英勇的游擊隊員年等等），把整個古巴的人力和物力資源動員到了極限，統統投入到甘蔗地里。
1969年1月2日，近百萬古巴人從半夜就開始排隊進入哈瓦那的革命廣場，收聽卡斯特羅將在早上十點開始的講話。卡斯特羅在這次講話中宣布為了讓更多的食糖出口，糖要實行配給。
此外，他還宣布將1969年和1970年的頭七個月並在一起算作一年，這是為了一千萬噸糖而戰鬥，而且取消1969年所有假日，把年底的聖誕和新年假日延至翌年的7月份，和一千萬噸糖的勝利一起慶祝。這樣，卡斯特羅把日曆也改變了。
1月底，他說一千萬噸糖“將使古巴變成巨人”，這種“島國巨人”的心態就是他發起這場史無前例的運動的潛意識。6月14日，卡斯特羅來到奧連特省參加砍甘蔗開工儀式，並宣布一千萬噸糖的戰鬥正式打響。
創造“新人”
古巴革命的一個特點是始終把塑造“新人”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格瓦拉首先提出革命要創造的是“二十一世紀的人”，這樣的人是革命車輪上的“幸福的、有覺悟的、有自己特點的齒輪”。格瓦拉死後，卡斯特羅在發動“革命攻勢”之前曾把格瓦拉樹為全體古巴人，尤其是古巴青年的榜樣。
在為格瓦拉舉行的追悼大會上，卡斯特羅提出讓古巴青年全都成為格瓦拉那樣的人。
古巴當時還樹立了很多“新人”的集體典型，最突出的是松樹島青年公社。松樹島在古巴南面加勒比海上，革命前是監獄，卡斯特羅等人曾在那裡坐過牢。
1965年，這個島被交給古巴共青團，先後有五萬左右青年人移居島上，在那裡開荒。卡斯特羅的目標是把這個島變成古巴出口柑桔的基地，產量要超過整個美國和當時另一個大量出口柑桔的國家以色列的總和。
島上實行社會主義的分配製度，報酬完全平均主義化，唯一的區別是每個家庭人口的多少。卡斯特羅曾經多次說過要取消金錢在分配中的作用，這個目的在青年島上基本實現了。青年島成了社會主義古巴的社會主義飛地。在“革命攻勢”開始後，大量的古巴人被組織成“縱隊”來到這裡，一邊參加勞動一邊取經，準備回去推廣。
這個島也是外國客人來訪的必到之處，卡斯特羅常常親自陪同外國人前來，向他們介紹這裡的“新人”實驗。
教育革命
在“革命攻勢”和塑造“新人”的社會工程中，教育是一條重要戰線。卡斯特羅本人對教育、特別是早期教育有特別的熱情。
還在馬埃特臘山打游擊時，卡斯特羅就對一個來訪的法國記者暢談了他心目中未來的農村公社：把兒童和他們的父母、家庭分開，一出生就過集體生活，自幼年就參加勞動……這些都是農村公社道德教育的基本措施。
從60年代早期開始，卡斯特羅就根據這個原則大力改造舊教育，創造新教育。古巴斥巨資在農村建立了許多新學校，把城市少年兒童送到鄉村，讓他們在和家庭、父母、城市環境相隔絕的情況下接受軍事化的教育，把學習和生產勞動結合起來。
1960年古巴就建立了一個培養小學教師的學校系統，學校全部設在山村和邊遠地區，挑選13歲以上的少年男女住在那裡接受長達四五年的訓練。實踐兒童與家庭隔絕、受到無區別對待的寄宿制學校也受到大力提倡。
60年代下半期，略早於“革命攻勢”，卡斯特羅又提出了“學校辦到農村去”的計劃，古巴全國的中學，每年要有一兩個月把全體學生和教師送到農村去，在那□邊勞動邊學習。此外，學校辦工廠、農場，和農場、工廠辦學校，當時也是教育革命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在“革命攻勢”中，這些已經實行的措施得到進一步強化，同時高等教育成為了主要目標。
卡斯特羅對高等教育的基本態度是輕視課堂教學和高級研究，對高級知識份子尤其蔑視。
他本人是學生革命家出身，一直主張學生造老師的反。在革命剛勝利的1959年4月，他就在哈瓦那大學對學生說要讓他們來修改教科書，讓他們教老師甚麽是對和錯。他還把舊大學貶得一文不值，說那裡充斥着騙子和不學無術的人，是一個“腐爛的、對欺詐比對教學更感興趣的地方”。
1969年3月，“革命攻勢”期間，他又來到哈瓦那大學發表有關系統的大學改革的講話。他說古巴需要的是技術人才，高等教育要改變過去那種把腦力和體力勞動分開的做法。大學要大大縮減，變成技術學院，每個專業都要在實踐中完成學業，學農的下鄉，學工的下廠，學畜牧的進養殖場，學制也要縮短。
他還提出要大大縮減乃至取消人文學科。
總之，他說古巴要成為一個“技師的民族”。對高級知識份子，卡斯特羅有一個嘲笑的說法，叫做“人行道上的農學家”，用來指那些在他看來不學無術或是只有一些迂腐學問的知識份子，他們在城市的人行道上連一行莊稼都沒有種出來。
革命攻勢的“升溫”
古巴的“革命攻勢”是在和蘇聯集團發生理論和政策分歧的情況下展開的，然而蘇聯1968年8月對捷克“布拉格之春”的鎮壓卻為古蘇和好創造了條件，使得“革命攻勢”更加升溫。
蘇聯入侵捷克後遭到舉世譴責，然而和蘇聯關係冷淡的古巴卻出乎意料地表示支持。卡斯特羅在8月23日晚向全國發表廣播講話，他完全同意蘇聯對捷克局勢的分析。他認為在西方國家的經濟援助和政治滲透下，捷克正在放棄社會主義制度，倒向西方陣營。
雖然他承認，從國際法的角度來說，華約國家的軍事行動是對捷克主權的破壞，但社會主義者只能從政治的必要性去接受這個“令人痛苦的”事實。
卡斯特羅之所以支持蘇聯的行動，是為了達到一個更重要的目的：對蘇聯和東歐國家前一階段的改革思潮算總帳，讓蘇聯人知道捷克的演變正是他們曾經鼓勵的改革政策的惡果。
卡斯特羅說，存在於捷克的很多現象也存在於蘇聯和其他東歐國家，特別是對物質刺激的提倡和對個人利益的縱容。
他引用塔斯社的聲明，其中說：不幸的是，在捷克，經濟改革的討論發展到了危害社會主義原則的地步。卡斯特羅問道：
我們很想知道這是否意味着蘇聯打算在經濟領域限制那種日益導向商業關係和自發傾向的現象，是否打算限制那種日益為市場的用途和市場在決定價格的過程中的作用而辯護的做法？蘇聯是否意識到了必須制止這種傾向？
他還大力批判了蘇聯東歐國家和帝國主義“和平共處”的幻想。在批判社會主義陣營自由化的問題上，他把根子一直挖到了南斯拉夫和鐵托（Josip B. Tito）身上，反對蘇聯在1956年和南斯拉夫恢復友好關係，這樣卡斯特羅就把問題一直追到了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的非斯大林化。
卡斯特羅的這次講話是國際共運史上反改革勢力的宣言書。藉捷克事件，卡斯特羅宣布了蘇聯東歐改革路線和和平共處政策的破產。無疑，這次事件更堅定了卡斯特羅的信念。
半年後，1969年初他就發起了一千萬噸糖的戰鬥，把“革命攻勢”推向高潮。
“革命攻勢”的失敗
革命攻勢”的主要戰役是一千萬噸糖，這個指標是整個運動勝敗的象徵。政府取消了星期天的休息，和平時一樣勞動十二個小時。為加強對工人勞動的監督，政府發布了第1125號法令，規定為每個工人建立勞動檔案，上面載有個人歷史、勞動技能、教育程度、出勤率和“革命覺悟”的程度，它是確定工資、退休待遇以及分配住房等等的憑證。
然而，全國總動員加上嚴刑峻法都於事無補。到了1970年5月，所有人心裡都清楚：一千萬噸糖是個無法完成的指標，但誰都不知道如何替卡斯特羅找到一個承認失敗的場合和台階。
就在這時，流亡美國的古巴反革命在公海上綁架了幾個古巴漁民，提出用他們來交換古巴的政治犯，卡斯特羅利用這個事件掀起了一場新的反美運動。
數十萬群眾包圍了瑞士駐古巴大使館（瑞士大使館的房子是前美國使館的所在地，瑞士大使館又是美古斷交後兩國之間打交道的中間人，因此是全古巴最能令人想起“美國”這兩個邪惡字眼的地方），威脅要衝進去。
這件事引起了一場外交危機，後來美國聯邦調查局迫使古巴流亡份子釋放被綁架的漁民回古巴。卡斯特羅親自去歡迎這些人，並把他們帶到圍困瑞士大使館的現場，作為一場反美鬥爭取得勝利的象徵。
就在這次大會上，他第一次宣布沒有達到一千萬噸糖的指標。
7月24日是甘蔗收穫期的結束，政府宣布產量是850萬噸。7月26日，在紀念“七．二六”（即1953年7月26日卡斯特羅帶領人馬襲擊蒙卡塔兵營，這是卡斯特羅武裝鬥爭的開始）的講話中，卡斯特羅承認一千萬噸糖的戰鬥失敗。
他說失敗的主要原因是領導人對“客觀因素”判斷失誤，並說要為這個重大失誤追究責任。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自己提出“辭職”，但在群眾的反對聲中收回了這個要求（在群眾大會上宣布重要決定並由群眾的呼喊來“批准”，是卡斯特羅“直接民主”的主要表現），然後他撤換了糖業部長和教育部長。
和一千萬噸糖差不多同時展開的“環哈瓦那綠帶工程計劃”這時也面臨失敗。無數工人、幹部、學生和家庭主婦辛苦了一年多，開荒種地，撒下了十億顆咖啡種子，長出來的咖啡樹卻不結果，原因是哈瓦那地區不適於種植咖啡。
由於整個國家的經濟和其他工作在一年半以來都圍繞着一千萬噸糖而運轉，這場戰鬥的失敗使得古巴的經濟陷於癱瘓狀態，其嚴重性到了無法掩飾的程度，連卡斯特羅自己也不得不在“七．二六”的講話中承認，領導人已經讓古巴人民付出了太大的代價。
8月份他對古巴婦聯大會發表講話的題目就是“自我批評”；9月份他在另一次講話中說：“讓我們再也不要像過去習慣的那樣……把一個來自於我們頭腦里的主意直接在實際中實施，這樣的方案常常在現實世界中碰壁。”
以一千萬噸糖為中心的“革命攻勢”的失敗，在古巴革命後的歷史發展中影響深遠。在一段時間內，卡斯特羅汲取了這次失敗的教訓。
自1970年開始，古巴黨和政府逐步放棄了直接依靠群眾運動來完成經濟計劃的做法，對最高領導人在制訂經濟指標時的隨心所欲和直接干預也有了一定的限制；同時，一些過去受到忽視的機構和制度開始建立和健全，向蘇聯模式看齊。
西方研究古巴的人士將這種種舉措稱為革命的“制度化”，意為革命有了一定的制度束縛，不再一味地激進化和用非常規的手段來達到經濟和社會目的。
古巴模式的大躍進和文革
中國的大躍進和文革是兩個分別開展的運動，前者以經濟指標為主，背後的動機是直接向社會主義過渡；後者則基本上是一場沒有經濟指標的純政治運動。而古巴的“革命攻勢”可以說是古巴模式的大躍進和文革的結合，兼具政治和經濟雙重目的。
在現象層面上，我們可以看到在中國和古巴的這些運動之間存在着許多相同點，例如：
用揪出黨內反對派作為運動的開始；
在社會上確定一個階層作為公敵，然後發動群眾進行批鬥甚至抄家；
全國總動員，使用遠遠超出常規的手段去達到一個並不現實的經濟指標，甚至正常的工作全部停頓下來，一切圍繞着中心任務運轉；
在人民群眾中用個人和集體的典型強行推廣普通人難以做到的道德標準，存公廢私；
在教育方面要徹底廢除重視基礎教育和高級研究、以全面發展人的個性、心智和道德為目的的教育制度，發展起一種以意識形態為中心的、在知識上只強調實用知識和基本技能的教育，目的是培養一種政治上完全定型的、技術上能適應普通工農業生產需要的中低級人才。
值得一提的是，在國際背景上，中國的大躍進、特別是文革和古巴的“革命攻勢”，都是對蘇聯模式的否定和挑戰。
所謂蘇聯模式，這裡指強調物質基礎、技術水平，現實地制訂經濟發展指標，依靠官僚階層和技術人員的管理水平而非用群眾運動的方式完成經濟計劃，以及有限的經濟改革，承認個人物質利益和價值規律的作用，等等。
在60年代上半期，尤其是圍繞“利普曼主義”的討論中，這些都是蘇聯東歐陣營的熱門話題。而中國和古巴這兩國之所以反對這個意義上的蘇聯模式（而非高度集權或計劃經濟意義上的蘇聯模式），除了意識形態的原因外，經濟上是因為它們沒有蘇聯那樣已經具有相當規模的物質和技術水平，只能訴諸他們所獨有的或者說唯一的資源：群眾運動和政治覺悟。
在更深一層的意義上，古巴的“革命攻勢”和中國的大躍進和文革一樣，都是一種尋求向社會主義直接過渡的形式。或者在保守一點的意義上來說，是希望通過和平年代的繼續革命，確保已經達到的覺悟水平不至下降，為向共產主義的過渡作好準備。
1968年，古巴總統多鐵戈斯（Osvaldo Dorticos）對外國客人說：古巴正在用最快的速度進入社會主義，其主要方法就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轉變古巴社會。針對馬克思主義對物質基礎的強調，他說：“馬克思設定了最終目標，解釋了未來社會的性質，剩下的問題就僅僅是找到正確的方法去到達這個目的。手段越合適，達到目的的速度就越快。”在這個意義上，他用蘇聯作為反面教材：“自從1962年以來，……俄國人共產主義講得越來越少，利潤和恢復市場機制講得越來越多。”
他甚至對社會主義是一個獨立的發展階段這個當時國際共運公認的原則提出質疑：“一些東方國家（指社會主義國家）的理論家試圖用他們的改革把社會主義階段永久化”，而不是把這個階段看作從資本主義通往共產主義道路上的一個短暫的休息站。
令人深思的是，儘管古巴的“革命攻勢”和中國的大躍進、文革之間存在着現象和本質上的相似，但基本上卡斯特羅在發起這場運動時並沒有受到中國的影響或啟發。
古巴和中國之間的關係以1965年為界，之前雙方維持友好關係，卡斯特羅在中國和蘇聯之間維持平衡。但隨着古巴經濟日益依靠蘇聯，以及中國1964年開始削減對古巴的大米輸出，中古關係惡化了。卡斯特羅在1965年1月的新年講話中挑起了中古論戰，但這場論戰只持續了幾個月就沉寂了。
此後古巴對中國的態度是不罵也不提，例如從1966年2月到1970年左右，《格拉瑪》基本沒有單獨的介紹或報導中國的情況，只有在1966年6月的一次報導中介紹了北京大學的人事變動，這是對中國文革和整個中國情況唯一的一次報導。相比之下，越南和朝鮮倒是經常出現在報紙的頭版。
根據一些在這個時期訪問古巴並和卡斯特羅等高級領導人有過密切接觸的西方左派人士的記載，卡斯特羅對中國以文革為高潮的極左路線很有好感，但具體了解得很少。
例如，波蘭社會主義者卡洛爾（K. S. Karol）（此人因對蘇聯模式不滿而長期住在巴黎）60年代訪問過中國，並在1967年出版了一本題為《中國：另一個共產主義》（China： The Other Communism）的書。次年當他訪問古巴時，發現古巴政府把他書中的部分章節編成小冊子在內部發行。他所遇見的一些讀過這本小冊子的幹部都對中古之間的論戰表示不解，因為雙方的內外政策特別是平均主義和反對物質刺激實在太相近了。卡斯特羅這樣對他說：
中國人也許正在做令人感興趣的實驗，但我們比他們走得更遠。在他們的社會計劃中，錢還是核心，雖然是從平等的角度，而俄國人則處心積慮地鼓勵收入的不平等。我們則想擺脫金錢的神話，而不是去遷就它。我們要把錢徹底廢除。
程映虹（華裔歷史學者），《二十一世紀》雜志 {對不起， 俺在哈瓦那海灘友誼賓館花光了那五十萬比索，抄了這篇學者的報告交差，連原作者名字都抄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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