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1月13日的社论，毛泽东执笔，《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批评经济发展中的“右倾保守”现象，称“1956年公布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后，曾经鼓舞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造成了全国农业生产的高潮，但是，有些人却把这一高潮看成了“冒进”，他们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地爬行得很慢；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

1958年2月2日，社论《我们的行动口号——反对浪费，勤俭建国》。提出国民经济“全国大跃进”的口号。

6月8日，开始报道虚假新闻，称“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5亩小麦平均亩产达到2105斤。” 6月12日，再报道该社放出的第二颗农业“卫星”，“2.9亩小麦试验田，亩产达3530斤。”

6月23日，报道湖北省谷城县先锋农业社小麦试验田亩产4689斤。

7月12日，报道河南省西平县城关镇和平农业社2亩小麦创亩产7320斤的记录。

7月18日，发表福建省闽侯县连坂农业社2.6亩早稻试验田亩产5806斤。

7月31日，报道湖北省应城县春光农业社生产队长甘银发种的早稻平均亩产10597斤。

8月13日，报道毛泽东在山东历城县北园乡北园农业社视察丰产田时，知道该社50亩高额丰产田，计划亩产两万斤，争取亩产四万斤后，高兴地表扬该社社主任说：“好，你这个人，不干就不干，一干就干大的。” 同日，还报道湖北省麻城县溪河乡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36956斤；福建省南安县胜利乡海星社亩产花生10353斤；并发表了《祝早稻花生双星高照》的社论，提出了“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的口号。

8月27日，发表署名文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称：山东省寿张县“提5000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1000－2000斤，根本没有提了。”

9月1日，发表《徐水人民公社颂》，文章称“茂盛无比”的小麦亩产12万斤，“花团锦簇”的山药亩产达120万斤，一棵硕大无朋的白菜重达500斤，棉花的产量也“如卫星般地震动湖海山川”。

8月1日到9月5日止，《人民日报》报道的各种高产“卫星”共34个。

9月5日，报道广东省连县1.73亩中稻亩产60437斤。

文革时期

文化大革命开始，很多新闻媒体主管都被打倒，吴冷西接替邓拓任总编辑。面对变幻莫测的政治形势，《人民日报》仍然无所适从。1966年5月31日下午，陈伯达带领工作组在《人民日报》「搞了小小的政变」，夺了吴冷西和编委会的权。从此，《人民日报》和《红旗》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為首工作组领导。

1966年6月1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无產阶级文化革命，是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广大人民群眾中，创造和形成崭新的无產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是人类歷史上空前未有的移风易俗的伟大事业。” “人类歷史上空前的这一场无產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和胜利，敲响了中国土地上残存的资本主义势力的丧鐘，也敲响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丧鐘。你们的日子不会长久了。”“这一场文化革命的胜利，必将进一步巩固我国无產阶级专政，保证我们在各个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保证我们将由社会主义胜利地过渡到伟大的共產主义！”

1966年6月2日，发表由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位教师写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号召：“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乾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同日，发表《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开头写道：“聂元梓等同志的大字报，揭穿了“三家村”黑帮分子的一个大阴谋！”

1966年6月3日，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文中写道：“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史学当作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史学界里的资产阶级“权威”们，口口声声否认阶级斗争，其实他们一系列的反动谬论和活动，就是明目张胆地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结尾写道：“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必须把被资产阶级“权威”霸占的阵地，一个一个地夺取过来。”

1966年6月16日，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文章说：“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盗窃党的名义，把自己所控制的许多部门，当作进行反党活动的阵地。”“必须采取彻底革命的办法，必须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我们一定要坚定地依靠无产阶级左派，以工农兵为革命的主力军，团结９５％以上的人民群众和９５％以上的干部，集中火力，集中目标，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开火，向资产阶级顽固堡垒开火，向一切牛鬼蛇神开火。”“革命的大字报，是揭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是放手发动群众向敌人猛烈冲击的最有效的办法。”“象作为前中共北京市委的帮凶、疯狂毒害青少年的前共青团北京市委，不改组怎么行呢！象这些反革命顽固堡垒的头头们，不罢他们的官怎么行呢！”

1966年6月18日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号召“初小可以学些毛主席语录，高小可以学更多的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等文章。中学可以学《毛泽东著作选读》和有关文章。大学可以学《毛泽东选集》。” 又说：“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已经下定决心，要把‘..伙同和怂恿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专家”、“教授”，大量散布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毒素。’牛鬼蛇神统统揭出来，把你们的老根统统挖出来，把你们的“威风”统统打掉，把你们的资产阶级的传家宝统统砸碎。”

1966年6月4日，发表“《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社论，指出“《前线》、《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了反革命集团散布修正主义毒素、妄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它们的根子，就是前北京市委。” “谁要反对毛主席，谁要反对毛泽东思想，谁要反对党中央，谁要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谁要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职位多么高，资格多么老，都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他们得到的结果，只能是身败名裂。...北京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能够取得伟大胜利。北京市的各项工作，一定能够做好。”

1966年6月27日社论《一定要把五星红旗插到台湾省》，重新提出了“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

1966年8月1日，社论标题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按照毛泽东同志说的去做，就可以实现全民皆兵，大大加强我们的战备工作。帝国主义胆敢侵犯我们，就会被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1967年1月1日：《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

1967年3月10日：《革命委员会好》

1967年6月3日及10日，刊登支持香港左派六七暴动的社论。

1967年8月9日，发表《中国共產党中央委员会关於无產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1967年10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誌、《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无產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週年》，开啟了长达十一年的“两报一刊社论”现象。

1968年1月1日：《迎接无產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1968年10月16日：《吸收无產阶级的新鲜血液》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1976年4月6日，发表社论《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坚持“批邓”运动，并再一次将毛择东不久前说的话“翻案不得人心”，以黑体字标出。

4月18日，社论《天安门广场事件说明瞭什麼?》，将参加四五运动的群眾说成是“一群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称邓小平是“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总代表”、“右倾翻案风的总后臺”，“从清华少数人的诬告信，到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分政治事件，都有深刻的政治背景和阶级根源，其源盖出於邓小平”。

4月28日，梁效发表文章《邓小平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写道：“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出现，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完全是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它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尖锐斗争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党内资產阶级反革命狰狞面目的一次大暴露，是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极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是腐朽没落的资產阶级垂死挣扎的一场表演。”“这次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是以邓小平炮製的“三项指示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為旗帜的。...他们的真实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復辟资本主义。...原来他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日”，就是红旗落地、资本主义復辟之时！”“在无產阶级专政下，邓小平代表的资產阶级，已经是日薄西山的腐朽力量。”

1977年2月7日：《学好文件抓住纲》

这也是党媒，好像也很厚实呢：

重庆日报头版报道薄熙来会见加拿大总理(图)

2012-02-13 07:37:51 重庆日报

11日，市委书记薄熙来、市长黄奇帆会见了来渝访问的加拿大总理哈珀。闻俊伟摄

重庆日报2月13日头版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