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至少从山顶洞人开始，就知道窝的重要。山顶洞人进化到农耕文明时代，创造图画文字，一个茅棚里养头猪，就是家。中国人的绝顶聪明，从创造这个象形会意文字的蛮荒见曙光时代，流传数千年至地球文明村的今天，连火星人也要佩服得五体投向地球。

家不同于穴，也不同于窝，在于里面要养头猪。猪本来只有窝没有家的。被人圈养起来，也就成了家猪，人也就成了猪的主人，有了家，能够当家作主。有了家，就有家长，猪娃娃和娃娃人在一个屋顶之下，有家长做主，遮风避雨，打草养猪，有稳定工作，还可以跟猪娃娃逗乐子，当然，还有猪肉吃。中国文化与文明， 跟不吃猪肉的穆斯林或者吃不上猪肉的西洋人的牛羊文化文明的根本不同之处，盖源于此。这是俺从著名考古和甲骨文字学家郭沫若先生遗失在纽约地铁旮旯的文稿里发现的。

俺发现郭老的考古文献之后，兴奋之余，觉得这样的象牙塔学术烟酒，没什么实际意义。直到万维网搞海归征文，俺才觉悟到郭老的研究考证即使没有现实意义，也有仙师意思呢。这个“家”字的写法与考古，居然跟邓小平决定开放留学的国策有重大关系。

当年邓小平搞改革开放，一个大手笔就是派遣大批的人才出国留学，主要是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他后来甚至更加大胆，让几乎任何有大学毕业以上教育而自己找得到门路的人才，通通可以自费“派遣”出国。虽然兴高采烈者众，但是也有不少同志为他捏了一把汗：我们现在连认得英文字母会用计算尺的人都蘼芜孓遗了，这些人都走了，不回来怎么办？不但我们的四化没人搞，而且这些人出去不回来十有八九还会成为反党反华份子呢！

这些为邓小平捏把汗的同志，确实是有识之士。远的不说，苏联东欧就有惨痛的历史经验教训，赫鲁晓夫同志当年就为东欧苏联的人才外流到西方而雷霆震怒。

自从苏维埃革命之后，大批的苏联公民，主要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有文学艺术科技专长的苏联人，逃亡流亡西方。开始的时候，苏维埃政权没当回事。这些人民与革命的敌人，自己滚出去，节省了苏维埃宝贵的牢房土豆甚至子弹资源。后来发现不对劲：这些人出去恶毒攻击诋毁伟大的苏维埃天堂不算，还有许多成为了西方社会从文学艺术到科技教育的明星骨干甚至企业老板反动国家栋梁，而苏维埃的工厂，连绘图员都找不到一个。首长生病，甚至也没有合格的医生。于是苏维埃政权在1922年就下令禁止出国往境外移民：革命的，你当然不能出去，除非组织派有指定任务。反革命的，当然就绝路了。万一跑出去的，开除国籍。把本来人家就没有与抛弃的东东或者与生俱来的权利给“开除”掉，也算共产党的一种智慧产权吧。

苏维埃虽然法纪严明，但是也力不从心。二战后接管统治东欧，东欧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并有一技之长的人，都特别愚昧，不知道向往苏维埃天国，一古脑一窝蜂往西方跑。光是一个东德，到1961年就有三百五十万人逃亡西方，占东德人口的20％。而这三百五十万东德人中间，绝大部分是年轻而受过良好教育和职业训练的。苏共当时负责国外联络与情报的主管，后来的苏共总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1958年向苏共中央呈送一份紧急报告称：东德的知识分子有50％流亡到了西德。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说，“我们吓坏了，真的吓坏了。出国流亡的知识分子是一股洪流，可怕的洪流。他们不但带走我们科学技术的血液，而且他们逃亡的洪流冲垮我们党和社会的一切堤坝。不控制知识分子的逃亡，我们苏维埃政权与社会将散架。”于是就有了千古一绝柏林墙。

当然，我们的毛主席也看到了赫鲁晓夫的狼狈相。他轻蔑地淬道，你个赫秃就是笨驴子一个！我们人民中国一只麻雀也飞不出去，还有核弹专家回来呢。

当然，邓小平知道，70年代末期的中国，已经不能光靠核弹饱肚子了。连麻雀都飞不起来了。邓公想坐自己造的飞机，还想看彩电甚至让孙子玩电脑。这些玩意，不让人出去学习是不行的。邓小平开有天目：他知道郭沫若遗失在纽约的考古发现。他说，没错，出去一百个有九十个不回来。我们派一百个出去，不就有十个回来了吗？那回来的十个，让他们一人教一百个，不就顶一千吗？一个不让出去，你有半个懂得国外行情的人才吗？还有，中国这个家字的写法，是世界文明中独特的东西，你们知道吗？中国人是要回家的，至少是顾家恋家想家的。只要我们的国家建设得象个家，屋顶下有猪娃，有肉吃，家人就回家，家就象家。你们懂吗？

不管你们他们我们同志们懂不懂，邓小平就这样定了：出国留学，派人送人走人！

1978年，文革后首次派遣出国留学人员860人，全部国家公派，几乎都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指令到期必须回国。结果这批人员有248人听从党和国家召唤回归。回归率近30％，大大超过邓小平的土电脑分析计算期望值。当然，另外一个老邓，叫邓力群的，就看见了另外的大半瓶水是空的这个铁的事实。而且那些一去不返的，确实有稀有的黄鹤，有学术科研成就在世界都出类拔萃的，当然有反动的，包括象海外民运的祖师爷加拿大医学博士王炳章。（其实俺不清楚王炳章是否1978年出国，只知道他是属于文革后最早公派出国留学的）

文革后首批公派留学有近30％回归，其实是个奇迹。可以说，这些首批公派出国者，虽然是当时的幸运儿，但是仅仅因为他们是有高等教育有一技之长的知识分子，哪怕他们象胡锦涛温家宝那样幸运，他们在红色政权下几十年谨言慎行夹着尾巴数着粮票求生存的日子，甚至跟美国西方开着汽车拿着钓鱼竿啃着汉堡包领救济金的失业者的生活，无论自由尊严还是衣食住行，都是比较不得的。对照当年东德人甚至当年广东人大批冒死逃亡，这些轻松幸运走进自由世界的中国人同样自由幸福地回归，难道不是奇迹吗？ 这些出国的中国学生学者，难道不知道一墙之隔的东西德以及一湾之隔的大陆与香港的天差地别吗？那些回归者，难道都是因为象克格勃选派出国人员一样被洗脑以及家属亲人在国内被扣当人质吗？那些变成海鬼的，难道都是汉奸卖国贼吗？

这些文革后首批海龟回归中国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这个家开始象个家了。农民的家里确实开始有猪了，而且连农家人也确实开始当猪的主人了。邓小平这个大家长，已经不是蚩尤炀帝了。更重要的是，那些没有回去的，也没有通通被宣布为卖国贼，他们的家属亲人也没有都因此被株连进劳改营了。那个国家，在起变化，在容忍容许人和猪共享一个屋顶，这些回去的人，以及没海归但是可以回去的人，回去以后不是跟猪一起归类了。有了这个前提，回到一个家，家里有猪，人不当猪， 这是中国家：从文明文字开创以来就这样认定写就的家。认同保持这个文化文明的中国人，就是这样基本坚定执着地——回家，海龟归国。不愿意家里养猪不吃猪肉甚至害怕当猪养或者宰掉的，当然不回这个家，而选择浪迹天涯，天盖地床，放牛牧羊，逐水草而居，四海为家。

世界在变化，中国也在变化。中国的变化，最根本的是家的变化。海龟们归去，大多数都不要蜗居在原来那个跟猪住一起的家了。做猪养猪的海龟很少听说过了。都康抖了。而国外的许多海鬼，也不过是蜗居康斗。于是，邓小平的土电脑预算一再被突破：

1984年，中国派遣留学人员3073人，回归2290，回归率超过50％。

1987年，出国留学人员4703人，因为反自由化，胡耀邦遭整肃，回国率下降到43％。

1990年，天安门事件后，中国政府严格审查公派出国人员的政治表现与背景，甚至紧缩自费留学政策，出国留学（包括短期学术访问研究）下降到2950人，仍然有一半不归，回国人数1593人。

到新世纪，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激增。2001年达83973人，2002年起每年突破十万，当年125179人，2006年达到134000人。而回国率一直在30％往下降，自2002到2006年的数据都在25％以下。

中国出国留学人数的激增，一方面说明了中国政府在出国留学政策上一直保持着开放，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许多家长有能力送子女真正“自费”留学，而不是一定要靠中国政府或者国外的奖学金。但是，另外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海归的比率急剧下降。而这个海归比率下降的下面，是这样几个基本事实：

第一，中国的经济一直在发展，而且是中国的“崛起”伴随美国西方的“衰落”与经济危机。海外就业机会对美国西方的公民都成大问题。这就造成中国留学生在海外就业的巨大压力与阻力，应该促使海归率上升。

第二，中国因为有越来越多的家长可以负担子女出国留学的费用，甚至从高中大学到研究院都在国外就读，不要靠奖学金，中国政府的留学政策也越来越宽松，这批留学生从整体上讲，已不是二十年前那样要靠过五关斩六将取得极有限的奖学金名额才能出国的“精英”。在美国和许多西方国家，大学本科毕业的外国人是不能享受优先就业居留的。到了硕士博士，也是公民就业优先。这一点跟第一点一样，也使得中国留学生在海外就业的整体难度加大，就业比率整体下降，应该导致海归率上升。

第三，中国的高等教育虽然在过去三十年长足发展，但是大学生以及更高教育的人口比率，（包括掺水的大批在职官员“硕士博士”）还是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低于跟中国人均经济水平类似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正常健康社会，高等教育不但跟随国民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大学生以及更高等教育获得者的就业与发展机会与国民经济发展基本同步。高速成长发展的中国，应该有日益增长的受过高等专业教育人才的需求，而不是饱和甚至大量过剩。海归相对国内同等学历的人，在国内一般应有较强的竞争力。不但日本台湾香港是这样的情况，连南非埃及印度也是如此。这一点，不能支持这样的说法：海归比率下降是因为中国留学生绝对数字加大，中国无法容纳数量增加的海归就业。说“无法容纳”，意思只能说这些人不是人才，或者中国不再需要这些人才。中国至少还没有到拒绝留学生除了政治原因以外踏上国土的地步吧。

海归海鬼？这当然不只是中国留学生的问题。Brain Drain人才外流这个词，首先就是英国人发明创造的：英国皇家协会首先忧心忡忡地用这个本来属于医学术语的词描述大批英国科技和其他人才在战后流向美国。许多非洲国家也是这种严重困境：除了那些高官显贵子女要回去接班的，在西方学成回国的寥寥无几。奥巴马的父亲是个异类。而他确实很难被当时的美国社会接纳立足。他也知道把儿子撂在美国是明智选择。

连英国人也要在美国做海鬼不当伦敦海龟，那同志们说，叫中国怎么办？可是，大家忘了，英国人加拿大人到美国落户，在文化语言社会环境机会等各方面， 跟湖南人到深圳广州上海北京打工落户的差别与难度不会更大吧？日本台湾甚至韩国留学生为什么一直保持近80％甚至更高的回国率呢？台湾的新竹园高科技工业区，一大半的企业就是海龟创办的呢。

是不是因为有一大批非洲国家做样板，中国海鬼才不算稀奇？中国人这样关心讨论争辩海鬼海龟问题，是不是应该回到俺发现的郭沫若对中国“家”字的特别研究考证？想要回家的，想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国家园？没有回去的，寻找的或者找到的，是什么样的家国和家园？招揽海龟和留住海鬼的，是不是一个国度与一个家园的一水之隔而又咫尺天涯？

免责声明：本文所列数据，有可靠出处;关于郭老邓公的学术与思想，纯属牛皮妞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