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往这个系列加文章。写大伯，我挣扎了很久，终于找到落笔点。】

     大伯，父亲的大哥，出生于一九一三年。

     讲大伯，要回首的日子似乎太久远，远到我都不存在。这篇文章应该是《忆海拾贝》里，唯一的一篇由我借重父亲的眼睛看世界。当然，我跟大伯是有接触的，故事的里面还是会写到我眼里的大伯。

  大伯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毕业于奉天第一商科高中，大伯就读的是高中俄文班，那时的俄文课都是由白俄老师教授。当年的奉天城(今天的沈阳市)是没有大学的，这所商科学校就算是这座城市的最高学府了。大伯以优异的成绩高中毕业，校方把毕业生的前三名，推荐给了当年的官银号（后来的中央银行），所以大伯高中一毕业就有了一份非常理想的工作。据父亲讲，大伯在官银号一开始的收入就是几十块大洋，而那时两块大洋可以买一袋面，所以大伯的收入不低，是官银号的白领阶层。 

     大伯开始工作的时候，我的祖父还在，北方人称祖父为爷爷。

     爷爷是哥儿三个，他是老大。

    爷爷很聪明，也很会经营，他几乎是自己白手起家的。年轻的时候，爷爷给人家赶过马车。我家祖上爷爷的爷爷跑马圈地，在奉天市郊拥有一些土地，只不过这些地让不会持家的爷爷的父亲都给典了出去。到了爷爷这一辈，爷爷当机立断，干脆把那些地彻底卖断，爷爷用卖地所得，在奉天市里盖了很多房子出租，当然那些房子都不是什么高级房子，出租的对象也是下层老百姓，像登三轮车之类的人家。爷爷还在沈阳的中街附近开了一个箩圈铺子，而且当时他还是家里那一带的保长。也就是说爷爷不但自己做生意，也为四周的老百姓干一点管理工作。据父亲讲伪满时期，保下面还有甲，一个保长要管若干个甲长，甲下面还有若干个人家，所以爷爷大概要负责几十户人家，主要是替政府跑跑腿，干一些传达通知和收集苛捐杂税之类的活计。

     爷爷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人，他让他的五个孩子，大伯、二伯、三伯、父亲都去读书，甚至我唯一的姑姑，他的女儿，一个女孩子，爷爷也让她去上学。这在当时的中国是非常罕见的。

我的第一位大伯母，大伯的第一位妻子，是通过媒妁之言经由爷爷安排的。大伯母家很有钱还有地位，她的哥哥是当年丹东中学的校长，退休后在沈阳市政府当过参事。大伯母不但家世好，人也长得很漂亮，但就一样，因为是大户人家的小姐，不会做家务，而且还抽大烟。

     话说爷爷五十多岁的时候，家里在沈阳的药王庙一带有四间房子，其中的两间瓦房因为下雨山墙有一点问题，需要维修。爷爷很着急，跟租户有一些口角，结果当场脑溢血倒在地上。大伯知道了以后，马上过去了，跟爷爷说他去替爷爷找医生。

大伯是找的白俄医生，医生过来看了以后，告诉大伯，人已经没救了。大伯恳请医生，至少告诉我们，爷爷他得的是什么病，医生说是脑溢血，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家人都知道爷爷是得什么病去世的。

爷爷去世的时候，父亲只有五岁，大伯也只有二十三岁。

人们总是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其实不管穷人还是富人，家里失去了支撑门面的爷爷，年少的大伯，没有选择地开始承担起了一家的负担。

大伯先卖了药王庙的房子，给爷爷办了一场风风光光的大出殡，当时扎的纸人纸马铺天盖地，爷爷的棺材放在庙里面，大伯请了道士做了七天七夜的道场，最后才把爷爷在唢呐的哀声中下了葬。

爷爷入土为安了，可家里的日子还要过下去。

现在家里就剩下大伯的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加上他的母亲，也就是我的祖母，东北人叫奶奶。最后还有一位半佣人半亲人的张嫂，这位张嫂跟了我奶奶一辈子，无论是家里富裕时，还是家道败落以后，她都一直伴随着我奶奶，算是我们家的忠仆。

那时候，中国妇女是讲三从四德的，这三从就是，女孩子在家时，从父；出嫁后，从夫；夫去世后，从子。按三从讲，我们这个家，就是大伯说了算了，连他的母亲，我的奶奶都要听大伯的话。

大伯成了家里的一家之主。

现在我想专门写写大伯本人。

我的大伯，孙宪文，有一米八的个子，长得一表人才风度翩翩。大伯不但有让人过目难忘的气质，他还是一位多才多艺、文体双全的帅哥。大伯是运动场上的健将，无论篮球、跳高、跳远，样样出色，在中学里他是学校篮球队的，每次运动会，也可以看到他的身影在各项比赛中穿梭。大伯还有一副好的歌喉，以前家里有两架风琴，而且风琴是那种高档的，外表看起来像一座高级写字台。

不能说大伯的气质不凡是天生的，良好的家境、和上等的教育，也给他的气质风度添分加彩。可很多人就是有同样的环境和条件，也不一定能有他那种风度。就是在七十年代后，在我的记忆里，大伯亦是一位衣着打扮一丝不苟、说话行事风度翩翩的老者。

爷爷去世以后，大伯开始支撑这个家。他基本是把家给分成了两部分，他和他妻子是一个家，其他人包括他的孩子、他的兄弟姐妹、和他的母亲是另一个家。

大伯给那另一个大家庭每个月二十块大洋，加上爷爷留下房子的房租，刚开始的时候，日子还算过得去。后来家里的箩圈铺子被伙计给骗了去，加上物价的上涨，这一点钱，根本无法维持这个七、八口人的大家庭的生计，奶奶和张嫂开始给别人打零工，做那些诸如帮人装雪花膏、缝手套之类的活。无论那时候有多难，奶奶甚至领着三伯半夜里去汇丰银行的救济点排队，要等到第二天早上，才会按人头每人领到一碗救济面条，奶奶也没跟大伯提，应该多补贴家里的开销。

而大伯的小家，有时候父亲这个小弟会过去看看。父亲说，那位大伯母整天就躺在炕上抽大烟，如果他去了，大伯母还会向父亲喷一口烟，父亲常常会说，“喷烟还不如给两块钱呢。”如果正好大伯母也心情不错的话，她会给父亲两块大洋。父亲说，大伯的小家吃得都是细粮，他们吃的西洋蛋糕，都装在精致漂亮铁制的点心盒子里。每到逢年过节，送礼的点心都堆在屋里地下，点心盒子都像宝塔一样，一层层摞得高高的。

大伯当年在中央银行的汇兑处工作，那时候的中国是以山海关为界，关内是汪精卫的中华民国，关外是满洲国。汪的政权用法币，满洲国是用满元。我的大伯负责这两种货币的兑换，手上是有权力的。这也是为什么一到年节，就有很多商人给他送礼、送压岁钱。父亲说，当年爷爷教育大伯时说过，“如果你挣一百元钱，你拿出其中的八十元送给上司。你就可以升官；如果从一百元拿出五十元送给上司，你就可以保住饭碗；如果你只拿出二十元送给上司，你可能就要丢工作了。”多么精辟的描述，可见中国的贪污腐败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根源可以说是源远流长，深深地扎在人们的骨子里。

后来，每每大伯的这些弟弟和妹妹提起当年大伯如何治理这个家的，大家都会摇头。所有的兄弟姐妹都一致感念他们的大哥至少是供养了他们，而且也保持了爷爷的理念，让他们继续求学。可兄弟姐妹们提起当年的日子，和奶奶当年为了他们吃的苦，就对大伯没能更好的看护这个家，总有那么一丝遗憾。

其实，大伯一生都是如一的。他是那种有底线的人，他可以在自己允许的范围内，做到他良心可以接受的程度。他是一位永远的绅士，他不是那种为兄弟两肋插刀的热血汉子。在大伯晚年，大伯曾经非常愧疚地对父亲说，他认为当年他给家里的钱不够，让大家受苦了。

说到大伯的爱情，我们已经很难知道，大伯对他的第一位妻子的感情，至少他们是相敬如宾的。那位我从未谋面的大伯母，给大伯生育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就是我的大堂哥、二堂哥、和大堂姐。大伯母在生了大堂姐以后，患上了急性肝炎，就是那年代人们所说的黄病，最后不治去世了。

我的第二位大伯母，也就是我认识的大伯母，可是大伯花了大力气，自己追求来的爱情。

大伯续娶的第二位大伯母跟大伯一样，也是在银行工作，只不过当时大伯是中央银行的高级职员，而新大伯母是民生银行里的一般职员。我们已经不知道大伯是如何认识的这位新大伯母的了。当年的沈阳，银行并不多，估计业界里的结识有可能，而这位新伯母的家境也非常好，她哥哥在当年的中央邮局任职，大伯也可能通过她哥哥认识她。总之，要娶到这位女孩子的难度很大，那时候大伯的情况是他结过婚，还有三个孩子和一大家子要养活，而人家女孩子是黄花闺女，知书达理受过高等教育，加上出身富裕家庭。人家为什么要嫁给你，一进门就要当三个孩子的后妈？据父亲讲，那时大伯还真地赶了潮流一把，大伯很是花了功夫和精力追了好一阵子，终于，新的大伯母答应嫁给大伯了。这一直是大伯觉得很骄傲的事情，就是跟我们这些小辈，他也会乐呵呵地提起，而每每这个时候，一旁的大伯母都会会心地笑笑。非常可惜，当年光顾傻傻地听大伯说话，忘了问问他都用了什么手段把大伯母追到手的。

婚后，新大伯母给大伯生了两个儿子，就是我的三堂哥、和四堂哥。

解放后，中央银行变成了东北银行，可大伯由于当时有胃溃疡，无法上班，就辞职了。父亲说如果大伯不辞职，按他当时的级别，他应该是副部级的官员。大伯病好后做过许多工作，诸如苏联侨民协会的翻译、灌肠厂的会计、辽宁国际旅行社的翻译，后来中苏交恶，也没有什么要翻译的了，他干脆在旅行社的小卖部专卖火车票、香烟之类的东西。

文革期间，不知道旅行社咋想的，把年过半百的大伯，送到农村去，让他走了毛主席的五七道路。现在回头看，一定是旅行社有走五七的名额，估计是让大伯替大家顶了这个名额。大伯下乡的地方居然也是辽宁黑山县！这黑山县当年竟然接收了我家、大伯、和我公公家走五七，虽然大家都不在一个村子，可也算够巧合的了！

七十年代后期，我开始跟大伯有接触，之所以这么晚才接近大伯的生活，那是因为在我小的时候，大伯家是跟姑姑家划清界限的。大伯是非常听政府话的那种人，他活在他自己界定的底线里。姑父是被政府镇压的，还给扣了一个反革命的帽子，大伯就跟姑姑家断绝来往。两家虽然前后院住着，但他们自动互不往来。二伯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大伯也跟他划清界限。在文革前和文革中，只有父亲和三伯这两位没有底线的弟弟，在偷偷地接济着姑姑和二伯。

文革后期七十年代的大伯，其实，那正是他一生中最落魄的时候。政府把他送到农村，当年伯母在工厂工作，没跟大伯一起下乡。大伯他干脆把铺盖卷往农村一放，自己打马回府回城在家呆着。估计是大伯自己的被下放，让他搞明白了，自己的妹妹和弟弟也许根本没有做错什么事，从那时开始，大伯家恢复了跟姑姑家的来往。

我记忆中的大伯就是穿着旧衣服也是干干净净、头发会梳得一丝不苟，就是在最热的夏天，他也一定是身着长衣长裤，衣服上所有的扣子一定都是扣得好好的，包括脖子下的那一粒纽扣。大伯身上有一种高贵的儒雅，这几乎是发自他的内心，外界的干扰好像根本无法抹去一个人的修养。

印象最深的是，大伯在七十年代，很多中国老百姓还不知道什么是维生素的时候，就坚持每天服用维生素C，他总跟我们这群孩子讲，“维C是一个好东西。”记得他手里有一小把黄黄的小圆粒，然后他会用一口水把那些维C都漱下去。有一次大伯很高兴，给了我一粒维C，我把那个小黄球含在嘴里，嗯，甜，一会儿又变酸了，很好吃！那时候心里想，大伯伯把那些糖球用水漱下去实在太可惜了。

大伯母烧着一手好菜，可惜我们跟大伯家来往的太晚，留在记忆里的是一顿永世不忘，有搞笑无比的晚餐。记得当时有燕儿、石头、小力还有我，大伯和大伯母第一次请我们这几个已经不是毛头的大孩子吃大伯母亲手烧的饭菜。伯母具体烧了几道菜，已经没人记得了，只有一道菜，炸酥段，香香的好吃极了，我们每个人吃了好几块。

一吃完饭，四哥就笑嘻嘻地问我们，“炸酥段好吃吗？”我们几个都猛劲儿地点头，我还说“真不知道伯母咋炸的，面块也可以炸得外焦里嫩，那么香。”四哥一个鬼脸，“那不是面块，那是炸肥肉！”

四哥话音没落，只见弟弟小力先呕了起来，因为小力特喜欢那道菜，当晚拼命吃了七、八块那个炸酥段！

虽然在出国前，每年春节我都会去给大伯、伯母拜年，但毕竟读书、成家，总是忙得团团转。一九九八年，在我出国的近十个年头上，我们全家回国探亲，邀请了亲朋好友在饭店聚餐。当年已经年过八旬的大伯居然依然身板挺拔、气质依然精炼儒雅、身上的衣服依旧服帖整齐，当大伯步入餐厅时，那份风度还是压倒了众人。见到我家女儿和儿子，大伯居然用英语打招呼，搞得当年还在上小学的女儿眨眨眼睛，在被中文包围了多日后，忽然听到她倍觉亲切的英文，女儿竟然激动地对我喊，“妈妈，大姥爷会说英语！”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我的大伯。

大伯以八十八的高龄仙逝。 

我很敬重我的大伯。他是一位地道的、真正的旧式绅士，他有修养、有学识，他有他为人做事的准则。我觉得不一定所有的人都要成为那种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人。人，只要他一生很坦荡了，很对得起自己的心，这个人就是世间的正人君子，就值得他人敬重，也就没有虚度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