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在先生出国大半年后，我开始办理女儿和自己的出国手续。当时根本没有预料到等待我的，将是一条曲折的路。 

当年出国的护照是要由公安局来办理。我已经出国多年，不知道现在国内办护照的情况。 

五月初，把所有要求的手续搞齐全了，递交给沈阳市公安局。工作人员很和蔼地告诉我，至少要等二十天左右。我点头表示明白。 

二十多天以后，已经是五月底，去公安局查询。这回等了很久，才见到公安局的工作人员，我被告知，所有的公安局工作人员都上街去维护秩序了，因为大学生的游行已经遍及各个大城市，沈阳市当然也不列外。这个消息对我来讲，不意外，因为我当时就在大学执教。只好问对方，那什么时候可以拿到护照，对方说，没有确定的日期，因为公安局已经停止办理护照。 

当年的大学生学潮，真是轰轰烈烈，记得有一天去学校开会，没进大门，就看见一大队学生打着标语出来，其中有我带的毕业班的学生。当时他们还一个劲儿鼓励我跟他们一起去游行，由于女儿只有一岁，家务太多，我没有时间参加这样的活动，婉拒了他们的邀请。 

等六月初再去公安局查询护照的情形，公安局就已经有了新的章程。所有的护照办理，要求三级审查。也就是说，要有申请人所在单位的三级证明。对我来说，是要四个证明，我工作的大学院方、系里、和教研室三级的证明，证明我没有参加学运，最后，还要先生单位出具同意我出国探亲的证明。 那时，每天骑着自行车，奔波于骄阳之下。六月的烈日把我晒得非常黑，加上那时公公生病住院，除了上班还要自己管一个周岁的孩子，这些，使我迅速地消瘦下去。以至于一次碰到一位几个月没见面的朋友，那朋友竟尖叫起来，“百草，怎么搞地，白净净的小人儿哪里去了，怎么变得又黑又瘦？”我只有在心里苦笑。 

我敬重的公公也是在那一段日子里离世的，无法回首那一段日子，尤其是公公的生病和辞世，以后会静下心来要好好写写我的公公。 

我家是住在沈阳的美国领馆区，走路去美国领事馆也就不到十分钟。 

一拿到护照，一刻都不想等了，第二天就把女儿打扮打扮，给她穿上漂亮的小连衣裙，推着婴儿车，我们娘俩就去领事馆了。

 去签证之前，我对办签证一无所知，基本是冒冒然地前往。那时想当然地认为，领馆应该早上八点开始办公。 

推着女儿的小车，我们八点整到了领馆门口。让人吃惊地是，已经有那么二十来个人在那里站排了。一跟人唠嗑，才发现领事馆是九点开门。在心里开始核计，看来还要等大半个小时才开门。我事先没预计要等这么长时间，只给女儿带了几块饼干。而那时女儿的作息规律是，上午睡一小觉，不到中午还应该给她喂午饭，看来事情不太好办。琢磨一下，我想还是先回家，把孩子睡觉和吃的东西带好，再回来排队不迟，没想到就这么犹豫一下，后面又来了十几个人。心里开始摇摆起来，走了，就丢了目前的位置，还是先进去后看情况再说吧。 

九点，领事馆准时开门，四、五十号人马上鱼贯而入。一进去，工作人员马上告诉大家，一个人要填三个不同的表格。我和女儿算两个人，也就是说我要填六个表。 

安顿好女儿，我开始埋头填表。过了没有几分钟，没人理会的女儿开始不满，依依呀呀地叫，让我跟她玩。快快给了她一串钥匙和一个我的毕业证书，又赶快接着填表。女儿玩了一会以后，开始了新的呼唤。我看看时间，是到她每天上午睡觉的时候了，知道这回除了没人跟她玩不满以外，有闹觉的成分。这时领馆的工作人员开始不满，一位先生出来大声问，“谁家的孩子这么闹？赶快领出去！”只好赶紧解释，孩子是我的，但我在填表无法把她领出去。整个填表过程，最后变成哄哄孩子，写几个字，再哄哄孩子，再划拉几个字，当最后六份表格都填好递交进去时，我们成了排在最后面的一份申请，而且自己手提包里的东西都变成了女儿的玩具，毕业证、学位证丢的满地都是。 

看看四、五十号人都排在我们前面，我知道如果不去要求特殊照顾，今天就没戏了。抱着女儿，慢慢渡到领馆工作人员的窗口，跟刚刚出来让我把孩子领出去的先生说，“这个孩子现在闹是要睡觉，过一会儿可能会更闹，因为到时她肚子饿了要吃东西，我没想到办签证要等这么久，没准备她吃的东西。可不可以让我们母女俩先跟领事谈？”那位先生大概领教了女儿的哭闹，非常痛快地说，“现在领事在跟第三个人谈，下一个就叫你。” 

叫下一个人了，可不是我。非常无奈，只好再去跟管事的先生说，“不是说下一个是我吗？真地希望帮帮忙，不想让孩子哭闹打扰大家。”那位先生马上道歉，“对不起，我给忘了，这次下一个一定是你。” 

那天，我和女儿是第五个与美国领事面试的，前面四位一律拒签。领事是一个大胡子洋人，看起来有四十岁左右。 

我们一走到面试的窗口，大胡子看到女儿的那一瞬间，我能感到他表情的变化。他跟许多人一样，第一次看到小小的女儿，都会对这个大眼睛，白皮肤的小娃娃产生好感。大胡子伸出了他的双手，他想抱抱孩子（那时美国驻沈阳的领事馆刚刚建成，办签证面试的窗口没有现在的玻璃，领事和面试者非常好交通）。把女儿递给他，我有一点紧张，孩子认生，希望女儿不会哭闹。还好，女儿没哭，估计是被领事那付浓密的大胡子所吸引，女儿专心地看着大胡子的脸。领事笑眯眯地看看女儿，又掂了两下，把女儿还给我的同时，问了他第一个问题，“是男孩，还是女孩？”我这才意识到，由于夏天怕热，给女儿剃了一个男孩子的小平头，那天她穿着一条黄色的连衣裙，的确是很让人犯迷糊哈。在我回答完第一个问题后，大胡子问了第二个问题，“孩子的父亲见过孩子吗？”没等我回答，他已经开始在我的申请表上签字。那位让我先面试的先生马上在一旁说，“恭喜你了，你们的签证通过了。” 

那天一出领馆的门，马上拥上来一大群人，也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我们的签证通过了，只见大家争先恐后地问，“领事都问你什么问题，你都是如何回答的？”那场面，好似当红明星接见她的粉丝一样。更有一位老人家，恳求我回去帮他替他女儿拿一份表格，说是要借我的手，给他女儿带来一点儿福气。 

七天后去取签证，我才知道那时拿美国签证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五十多个申请者，那天一共只批了三份，除了我和女儿是探亲以外，另两位是去美国留学的。 

已经全然不记得是怎样买的去美国的飞机票。只知道我和女儿是先乘火车到了北京，住在三伯父，也就是燕儿姐姐的父母家。三伯那时是八一电影制片厂宿舍住，家里有很多房间，记得他们家每个门都挂一个半截的布门帘，我曾经偷偷地离开女儿几个小时，去王府井买东西，刚满周岁的女儿，小小的身影就穿梭在那些门帘之下，嘴里一直在问她的三外婆，“妈妈没有了？妈妈没有了？”三伯母很怕女儿会哭闹，一直不敢搭腔回答女儿的问题。那几天，女儿和她的三外公一起翻跟头、藏猫猫，一老一小玩得好开心。现在那个小人儿已经长成大姑娘了，而我的伯父，也在五年前离世。想想世事无常，岁月如梭，感叹人生啊！ 

我们是在东四坐民航的汽车去得北京机场。一路上，抱着女儿，我们傍边坐着一位二十七八岁的女士。刚开始，那位女士一直在打瞌睡。女儿看见一位阿姨在睡觉，可能觉得很好奇，一直不断地碰人家，每次把人家搞醒，我都得赶紧替女儿道歉。最后那位女士也不睡觉了，跟女儿一路玩到机场。到了机场以后，检票时才发现，那位女士是机场的一个小头目，由于她的关照，我和女儿一路都受到飞机乘务组的特殊照顾，在飞机满员的情况下，没有座位的女儿给特殊安排了一个跟我连着的座位。 

父亲和弟弟从沈阳赶到北京送我们上飞机，跟他们最后话别后，抱着女儿进了飞机检票的关卡，我能感到他们的目光就在我的后背上，可就是没有勇气回头看，除了自己已经泪流满面以外，当时真不知道，何时、何地我们能再相见。（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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