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家里走五七道路，在农村上了一年学，一年以后，父母觉得农村的教育还是比较落后，就又送我回了沈阳，寄养在姑姑家，继续在沈阳求学。

回沈阳是在冬季，学校都刚开学，那天，姑姑把我给送到学校，帮我办好转入五年级的手续。因为姑姑要赶去上班，也就无法顾及我还有几分怯生生的样子，匆匆离开了学校，剩下我一个人去面对陌生的环境。

学校看了一下姑姑家的地址，把我分到了第四班。那时候，一切都是革命化、军事化，五年级的第四班，被称为五连四排。班里的老师姓李，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老师。李老师起先不太喜欢多进一名学生，在老师的办公室，她慢慢地开始审问我，“是红小兵吗？”我小声地答，“是。”“第几批参加的红小兵？”小蚊子声答，“第二批。”李老师忽然精神一振地说，“好了，跟我去班里吧！”

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在城里，第二批能参加红小兵的人，都是班里的骨干，而李老师不知道，我是在农村参加的红小兵，在农村，班里孩子第一批可以参加红小兵的，都是上数几代赤贫户，就是所谓苦大仇深、根红苗正出身的人，而余下的人，第二批集体全部给划入了红小兵的行列。

跟着李老师，往新班教室走去，还没进去，就听里面闹闹哄哄的，学生们都在大声说话。我和李老师一进教室的门，屋里一下变的鸦雀无声。李老师清了一下嗓子说，“我们班新来了一位同学，她叫百草园，以后就要跟我们一起学习了。”老师介绍完了以后，班里还是沉默，几秒钟后，忽然从一个角落里传出一声大叫，“什么百草园，不就是小草吗？喂，还记得我不，我是你姑姑家院里的苏三儿啊！”随着这一声怪叫，班里有一半的同学开始说话，大家七嘴八舌的介绍自己，主要是要唤醒我的记忆，告诉我，他们都是我儿时的玩伴。其实，我的记忆比他们哪个都好，一进门自己就在心里偷偷乐，这班里的同学，有一大半是我几年前一起玩的小伙伴啊！

尽管班里的同学都比我大一岁，但都是姑姑家大院和周围的孩子，大家小时候一起跳皮筋、踢毽子、崩爆米花、吃糖葫芦来着。我自己也没想到，回城来姑姑家上学，居然能跟这些儿时的伙伴，成为了同班同学。

再次离开父母，又过起了寄养在姑姑家的生活，偶尔，我还是会比较想家、想父母，不过大多数时间，日子还是过的有声有色、轻松快乐，这可能就是少年不知愁滋味吧。在姑姑家我是最小的孩子，好吃的都紧着我，表哥、表姐们也挺呵护我的。在学校里，同学们也不陌生，大家虽然不是众星捧月地对我，可一般的情况下，我还是可以做到，有呼有应。好像从小到大，我都是喜欢管闲事的人，无论谁碰到什么事，在乱支招的人群里，好像总有我的一席之地。

好多好多年以后，燕儿姐姐上大学时，她的一位同班同学居然是我五年级的同学，那位同学竟然讲出了一个我自己都不知道的事实。她跟燕儿姐姐说，小草当年虽然年龄小，可还是很聪明能干，除了学习好，还喜欢帮大家，碰到什么事，都比较讲义气，常常给大家出谋划策，大家都愿意听她的，我们背地里都叫她“阿庆嫂”。当时听燕儿姐姐跟我说这件事，我自己给吓的不浅，太过分了吧！那时我也就十二岁，不可能有阿庆嫂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本事，估计也就是像现在一样，最多弄个一壶香茶，招待四方而已。

后来，班主任李老师，慢慢发现我的学习成绩很好，她开始跟其他的老师大讲特讲，新学生百草如何如何聪明。那李老师好像在老师中声誉并不太高，无论她怎样说，其它老师也就是个将信将疑，并不太信以为真。

那时是五年级，学的算术课，虽然不是方程式，但有些问题还是要稍稍转一个弯才会有解。

一天，二班的老师给她班的学生做算术小考，其中一道题，那位老师出的有一点难，全班学生没人会做，到了下课时间，二班的全体学生仍然闷在屋子里。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位老师心里是如何想的，她是想证明李老师是否正确、或者想测试一下我是否真聪明，她出了教室，让我班的一个学生把正课间玩耍的我给叫了过去，让我从教室的窗子外面读了一下那道题，然后问我会不会，我跟她简单地解释了一下这个题要分三步来解，又讲了一下应该如何做。哇，这下不得了了，那位老师从此成了我的粉丝，一直在广为宣传我的聪明。没想到，在时间飞逝了多年以后，上了大学的我，在春节去给姑姑拜年的路上，会又碰到这位我已经不记得姓名的老师，她居然还记得我，而且还记得当年的那件事。

文革虽然让我们耽误了许多宝贵的年华，可还是有许多老师在勤勤恳恳地教育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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