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伯伯是我父亲的二哥。  

 二伯出生于一九二五年，比父亲大六岁。这个年龄的差距，在孩子们小时候应该算不尴不尬，基本很难玩到一起去，加上中间还隔着一个孩子王的三伯。据父亲说，二哥在他小时候心目里，是一个非常高大和勇敢的人，他记得考上军校的二哥，穿着军校的军服，英俊威武地回家来看家人。 

 父亲描述的二伯，其实很难跟我印象中的二伯对上号。 

 在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直到文革结束前，二伯从来没有出现在我家，也没有去过大伯伯和三伯伯家。每年，我会在姑姑家见到他一、两次。 

小时候，每次见到二伯，一定是刚刚进入秋天、或者是快要过年。每次来姑姑家，二伯会背着像褡裢一样的口袋，风尘仆仆的样子。那时的二伯是赤红脸堂，脸上带着农民特有的刻痕，从我的眼里看去，二伯就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老大爷。秋天时，二伯会从他的布袋里掏出刚刚在地里摘的嫩玉米、新鲜的土豆、和一些其它的瓜菜，有时还会有我喜欢吃的香瓜；冬天，二伯会带来花生、大豆之类的农村年货。所以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二伯的到来，其实就是嘴馋，就是期盼他带来的好吃的。 

随着慢慢长大，发现外表粗糙很像农民的二伯，其实有很高的文化修养。他第一次让我惊讶，是他跟我讨论我的名字（本名）。他说，“你看啊，你是一个文文静静的小女孩，有一个不太女性化的名字。当然了，你的名字也不难听，就是不很女性，也算不上男性吧。总之，人家看了你的名字，在没见你的面时，很难把握住你是男孩还是女孩。如果见了你的面，人家可能又会想，一个文弱安静的小女孩，怎么会有一个这样古怪的名字？”二伯说得一点不错，小时候我是常常遇到关于名字的困扰。 

二伯再次让我吃惊是在我上大学以后。那时，已经知道他的经历，也知道他精通日语。不过那次他是拿了一篇英文文章来考我。幸运地是，我读过那篇文章，所以只是浏览了一下，就译出中文大意。让我惊讶地是，他不但知道文章的内容，而且开始跟我切磋几处翻译应该怎样准确表达，可以看得出，他的英文水平也是非常精湛。 

二伯，在家里其实排行老三，上面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二伯早年毕业于沈阳的文汇高中，在他高中毕业时，正值日本占领东北，沈阳被称作奉天。那时，祖父已经去世，家里的收入是靠祖父留下的房产和已经工作的大伯。二伯可以选择考大学，或者工作。他最后决定去考军校，除了他喜欢军人的生活，有很大成分是他想减轻家里的负担，因为军校不用交学费，而且可以很快得到津贴。当然，在那个战乱的年代，一家如果能出一个军官，也是很光宗耀祖的事。 

二伯考入了伪满军官学校，那所学校位于现在的长春，当年的满洲国首都新京。二伯是那个学校的第一期陆军军官，属于高科毕业。那时二伯就精通日语，这里说得精通是指，当军校有日本人访问时，学校是不用他们带来的翻译，而用二伯做翻译。军校毕业后，二伯留在学校当了辅导员。 

虽然是在日本人的统治下，但二伯和许多中国人一样，其实在心里还是反日的。当时，学校的学员和教师也暗暗分为三派，亲日的、亲共的、和亲蒋的。二伯属于亲蒋的行列。那时，有一些学生是共产党员。其中一位共产党员学生在二伯管理的班级，这位学生有记日记的习惯，他在日记里表达了一些反日的思想。诸不知，日本鬼子偷偷检查大家的日记。那位学生的日记被日本人截获后，日本主教官曾经征询二伯，应该如何处理这位学生？二伯很喜欢这位学生，当时就替这位学生探底，他问主教官，“要逮捕这位学生吗？”日本人也不傻，他说，“满洲国的中国人几乎都有反满抗日的思想，抓也抓不完，还不如放长线钓大鱼，用这个学生抓住共党的组织。”过后，二伯找了一个机会把这件事告诉了那位学生，让那位学生自己多加小心，那位学生也非常机灵，过了两个月后就消失了。二伯把信息通知给那位共产党的学生，其实是很危险的举动，日本人也很聪明，应该能猜到是他通风报信的，好在很快日本就投降了，二伯所在的军校也就由国民党收编了。 

因为二伯一直在军校工作，长春解放时期，那所军校没有打仗抵抗，所以共产党把这部分人算作起义，加上他本人并没有血债，又有知识，政府还是按他原来的军衔，给同级留用在军校当老师。 

五十年代初，南北朝鲜发起了战争，美国介入了这场战争，支持南朝鲜，中国军队参与了抗美援朝，站在北朝鲜一边。在军校的二伯也报名参加了抗美援朝。当时他所在的军校，让大家精简自己的行李，以便轻装上前线，二伯把一些打仗用不上的资料放到了奶奶的家里。谁曾想，这一举动居然会被人告发，这些资料成为了他违反军规私自存放军用资料的证据。抗美援朝结束，刚刚回来的二伯，被送上军事法庭。法庭联系到他以前在国民党的部队工作过，干脆给定性为历史反革命，重判了十年的刑期。当年的军事法庭，不可申述、亦不可反驳，判了，就只有服从执行。 

十年后，刑满释放的二伯，被安置在沈阳郊区农村，当了一名受管制的农民。而心性傲气的二伯，实在无法接受跟一群老农一起下地，他干脆跟队里的领导提出，他愿意干队里最没人想干的活儿----挑粪，因为这个活，又脏又累，吃力不讨好。但对二伯来说，至少是他可以单独行动，不用总看别人可怜他，或者歧视他的目光。 

二伯入狱前，由于一直在战乱中，加上他自己的眼光也很高，没有找到合适的姑娘成亲。出狱后，当时的中国是非常讲究出身的，就更难解决婚姻问题。一直单着的二伯，是不会看上没文化的农村姑娘，而有文化的又不会嫁给他。岁月蹉跎，光阴无情，等到我认识二伯时，他在我的眼里就真地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大伯。 

文革后，军队又重新审核了他的案子，最后以错误重判为结论，给他重新安排工作。而当年他送信救了的那位军校学生也找到了他，出具证明当年二伯曾经掩护过共产党。这位当时已经身居高位的领导，把二伯安排到东北大学图书馆，做了一位日文翻译。 

那年，二伯已经年近花甲，青春不再。 

后来跟二伯聊天，曾经问过他，“为什么以前除了姑姑家，你谁家都不去？” 二伯回答说，“那时，我是戴罪之人，不想给哥哥弟弟们带来麻烦。姐姐反正只是一个商店的会计，而且姐夫也被共产党镇压了，虱子多了，不怕。”善良的二伯又跟我说，其实，两个弟弟都一直偷偷地通过姐姐接济他。后来知道，父亲和三伯伯每年会通过姑姑给他一些钱。 

二伯在年近六旬时，找了一位老伴儿。二伯母是一位只有小学文化，年过半百的妇女。想来二伯也就是找一位共渡余生的陪伴，谈不上爱情和共同语言。 

每每想起二伯，总是为他失去的青春和年华感叹，一位有志气的军人、学者，一切都毁在小人的举报，和莫须有的罪名上。二伯的一生坎坷磨难，他没有享受到我家祖传的高寿。（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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