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世事如何变迁，孩子们的日子总是快乐无邪。 

  那时姑姑家的大院，入口处跟一条小街相连。偶尔街上会传来弹棉花、磨剪子、修理洋铁壶的吆喝声，而孩子们最想听到的就是吹糖人、和崩苞米花的叫卖声了。 

  只要一听见吹糖人的小鼓和吆喝声，孩子们就会一窝蜂地跑回家，跟家长们要钱买糖人。家境比较好的孩子能要到三分钱，差一点的也会有一分钱。吹糖人的，有一口锅，里面有烧化到恰到好处的糖。花三分钱，吹糖人的，就会拿一个勺子，在糖锅里淘上一勺糖，吹出一个你想要的糖动物，比如小猴子、小胖猪，放在一个竹签上给你；如果是一分钱，吹糖人的，就会拿一根竹签，在糖锅里一转，做成一个叫糖稀的棒棒，就是小竹棍上顶着一个稀糖疙瘩。有糖动物的孩子，会把那个小动物把玩一会，再慢慢地、一点点地把那个动物舔下肚去。拿着糖稀棒棒的就简单的多了，只要把那个小糖球放在嘴里慢慢转，慢慢品味就可以了。 

  崩苞米花的一来，情况就比较复杂。孩子们还会冲到家里让大人们都出来，因为苞米花崩一次有一大袋子，院子里的大人一般会商量一下，这次轮到谁家崩苞米了。轮到的那家，要负责出一大碗干苞米粒，和崩苞米花的费用，好像是一角钱。所有的孩子都会认真地围着崩苞米花的人看，那崩苞米花的家什也挺特殊，像一个平躺的炮弹，黑黑的颜色。崩苞米花的人，把那碗干苞米粒倒进炮膛里，关上一个小门，再把那颗炮弹架在火上烧，还不断地转那颗炮弹，到了一定温度，那人会咋咋呼呼地，拿一个大的布口袋套在炮弹小门的一端，然后，你就听得一声巨响，开门了，如炮弹爆炸，新崩好的白花花的苞米花，也全在布口袋里了。孩子们会一声欢呼，都拿着大茶缸，等着大人分苞米花。 

  在美国的日子里，每年夏天，在我家附近，都会有一种演奏音乐的冰激凌小车，在各个小区游荡。孩子们小的时候，每次冰激凌车来小区，只要一听见冰激凌车的音乐声，他们都会冲到我面前，跟我要钱，去买冰激凌。虽然家家户户冰箱里可能都有冰激凌，但许多家还是让孩子们自己去买那小车里的冰激凌。看到一群小孩子排队买冰激凌，总是让我感觉回到了从前，就好像看到了卖糖稀的小担子，又好像听到了那崩苞米花的爆炸声。 

  回到家里的设计院大院，这种小贩小商不多，但孩子的人数更多，游戏玩起来更热闹。小时候，我们这些扎小辫子的毛丫头们，还会把大块时光消磨在踢毽子、跳绳、跳皮筋、和歘嘎拉哈中，当然，文革高潮的时候我们也曾经跳过忠字舞。爱玩，是所有孩子的天性，当然我也不例外。但我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先天没有运动细胞，无论你点到哪项活动，我都玩得非常笨，好像所有的孩子都玩得比我强。当然，玩得不好，并不等于不喜欢玩，可以说不但喜欢，而且只要有小朋友在玩，我还总是跃跃欲试、热情满满。 

 那时候，大家一起玩游戏总是分成两伙，你也可以叫他们甲方乙方。每一方，总会出一个很厉害的小头目，两个小头目开始挥舞着手，用包子、剪子、石头的方法，一个一个地选她自己一方的队员，当然了，头目们总是先把游戏高手拉入自己的阵营，而我，总是最后一个被选上的人。如果一起玩的孩子人数是单数，那双方都会愉快地同意，让百草做捎伙吧！也就是说，我既不是甲方也不是乙方的成员，但不管甲方上阵，还是乙方坐庄，我都可以跟着庄家冲锋陷阵。捎伙、捎伙，就是两伙捎带着玩的那个人。 

 说到自己先天肢体活动笨拙，真有一点不好意思，不过这是事实，而且的确对生活有一定的影响。像在大学里体育课无法达标，因为跑得太慢；还有就是到现在仍然是一只旱鸭子，因为无论如何也学不会游泳。记得刚结婚时，先生发现我不会游泳，于是刚刚结婚没孩子的头两年，每次在国内旅游时，先生都辛辛苦苦地教游泳，大连海滩、北戴河、青岛海边，都留下了我苦练游技的身影，可我就像一块石头，怎样都无法漂起来。 

 十几年前，在美国，曾认真地加入了一个成人游泳学习班。去的第一天，跟游泳洋教练说，我无论如何也学不会游泳。她竟说，这世上就没有不会游泳的人，只要把你扔进水里，你就慢慢会游泳了。当天，我就很好地证明给她看，这世上是有笨到一定程度的人，就是不会游泳，而且不可药救。无论她怎样教，这个人要么浮不起来，要么浮起来，沉不下去。我不知道这位教练在教了我这样的学员以后有何感想，大概一个笨字，还不足以平她心头的气愤。 

 童年和少年，总是让人难以忘怀，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好像都随着我和小伙伴们快乐的笑声而飞逝。（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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