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伯伯是我父親的二哥。  

 二伯出生於一九二五年，比父親大六歲。這個年齡的差距，在孩子們小時候應該算不尷不尬，基本很難玩到一起去，加上中間還隔着一個孩子王的三伯。據父親說，二哥在他小時候心目里，是一個非常高大和勇敢的人，他記得考上軍校的二哥，穿着軍校的軍服，英俊威武地回家來看家人。 

 父親描述的二伯，其實很難跟我印象中的二伯對上號。 

 在我童年和少年時代，直到文革結束前，二伯從來沒有出現在我家，也沒有去過大伯伯和三伯伯家。每年，我會在姑姑家見到他一、兩次。 

小時候，每次見到二伯，一定是剛剛進入秋天、或者是快要過年。每次來姑姑家，二伯會背着像褡褳一樣的口袋，風塵僕僕的樣子。那時的二伯是赤紅臉堂，臉上帶着農民特有的刻痕，從我的眼裡看去，二伯就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農民老大爺。秋天時，二伯會從他的布袋裡掏出剛剛在地里摘的嫩玉米、新鮮的土豆、和一些其它的瓜菜，有時還會有我喜歡吃的香瓜；冬天，二伯會帶來花生、大豆之類的農村年貨。所以我們大家都非常喜歡二伯的到來，其實就是嘴饞，就是期盼他帶來的好吃的。 

隨着慢慢長大，發現外表粗糙很像農民的二伯，其實有很高的文化修養。他第一次讓我驚訝，是他跟我討論我的名字（本名）。他說，“你看啊，你是一個文文靜靜的小女孩，有一個不太女性化的名字。當然了，你的名字也不難聽，就是不很女性，也算不上男性吧。總之，人家看了你的名字，在沒見你的面時，很難把握住你是男孩還是女孩。如果見了你的面，人家可能又會想，一個文弱安靜的小女孩，怎麼會有一個這樣古怪的名字？”二伯說得一點不錯，小時候我是常常遇到關於名字的困擾。 

二伯再次讓我吃驚是在我上大學以後。那時，已經知道他的經歷，也知道他精通日語。不過那次他是拿了一篇英文文章來考我。幸運地是，我讀過那篇文章，所以只是瀏覽了一下，就譯出中文大意。讓我驚訝地是，他不但知道文章的內容，而且開始跟我切磋幾處翻譯應該怎樣準確表達，可以看得出，他的英文水平也是非常精湛。 

二伯，在家裡其實排行老三，上面有一個哥哥和一個姐姐。二伯早年畢業於瀋陽的文匯高中，在他高中畢業時，正值日本占領東北，瀋陽被稱作奉天。那時，祖父已經去世，家裡的收入是靠祖父留下的房產和已經工作的大伯。二伯可以選擇考大學，或者工作。他最後決定去考軍校，除了他喜歡軍人的生活，有很大成分是他想減輕家裡的負擔，因為軍校不用交學費，而且可以很快得到津貼。當然，在那個戰亂的年代，一家如果能出一個軍官，也是很光宗耀祖的事。 

二伯考入了偽滿軍官學校，那所學校位於現在的長春，當年的滿洲國首都新京。二伯是那個學校的第一期陸軍軍官，屬於高科畢業。那時二伯就精通日語，這裡說得精通是指，當軍校有日本人訪問時，學校是不用他們帶來的翻譯，而用二伯做翻譯。軍校畢業後，二伯留在學校當了輔導員。 

雖然是在日本人的統治下，但二伯和許多中國人一樣，其實在心裡還是反日的。當時，學校的學員和教師也暗暗分為三派，親日的、親共的、和親蔣的。二伯屬於親蔣的行列。那時，有一些學生是共產黨員。其中一位共產黨員學生在二伯管理的班級，這位學生有記日記的習慣，他在日記里表達了一些反日的思想。諸不知，日本鬼子偷偷檢查大家的日記。那位學生的日記被日本人截獲後，日本主教官曾經徵詢二伯，應該如何處理這位學生？二伯很喜歡這位學生，當時就替這位學生探底，他問主教官，“要逮捕這位學生嗎？”日本人也不傻，他說，“滿洲國的中國人幾乎都有反滿抗日的思想，抓也抓不完，還不如放長線釣大魚，用這個學生抓住共黨的組織。”過後，二伯找了一個機會把這件事告訴了那位學生，讓那位學生自己多加小心，那位學生也非常機靈，過了兩個月後就消失了。二伯把信息通知給那位共產黨的學生，其實是很危險的舉動，日本人也很聰明，應該能猜到是他通風報信的，好在很快日本就投降了，二伯所在的軍校也就由國民黨收編了。 

因為二伯一直在軍校工作，長春解放時期，那所軍校沒有打仗抵抗，所以共產黨把這部分人算作起義，加上他本人並沒有血債，又有知識，政府還是按他原來的軍銜，給同級留用在軍校當老師。 

五十年代初，南北朝鮮發起了戰爭，美國介入了這場戰爭，支持南朝鮮，中國軍隊參與了抗美援朝，站在北朝鮮一邊。在軍校的二伯也報名參加了抗美援朝。當時他所在的軍校，讓大家精簡自己的行李，以便輕裝上前線，二伯把一些打仗用不上的資料放到了奶奶的家裡。誰曾想，這一舉動居然會被人告發，這些資料成為了他違反軍規私自存放軍用資料的證據。抗美援朝結束，剛剛回來的二伯，被送上軍事法庭。法庭聯繫到他以前在國民黨的部隊工作過，乾脆給定性為歷史反革命，重判了十年的刑期。當年的軍事法庭，不可申述、亦不可反駁，判了，就只有服從執行。 

十年後，刑滿釋放的二伯，被安置在瀋陽郊區農村，當了一名受管制的農民。而心性傲氣的二伯，實在無法接受跟一群老農一起下地，他乾脆跟隊裡的領導提出，他願意干隊裡最沒人想干的活兒----挑糞，因為這個活，又髒又累，吃力不討好。但對二伯來說，至少是他可以單獨行動，不用總看別人可憐他，或者歧視他的目光。 

二伯入獄前，由於一直在戰亂中，加上他自己的眼光也很高，沒有找到合適的姑娘成親。出獄後，當時的中國是非常講究出身的，就更難解決婚姻問題。一直單着的二伯，是不會看上沒文化的農村姑娘，而有文化的又不會嫁給他。歲月蹉跎，光陰無情，等到我認識二伯時，他在我的眼裡就真地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農村大伯。 

文革後，軍隊又重新審核了他的案子，最後以錯誤重判為結論，給他重新安排工作。而當年他送信救了的那位軍校學生也找到了他，出具證明當年二伯曾經掩護過共產黨。這位當時已經身居高位的領導，把二伯安排到東北大學圖書館，做了一位日文翻譯。 

那年，二伯已經年近花甲，青春不再。 

後來跟二伯聊天，曾經問過他，“為什麼以前除了姑姑家，你誰家都不去？” 二伯回答說，“那時，我是戴罪之人，不想給哥哥弟弟們帶來麻煩。姐姐反正只是一個商店的會計，而且姐夫也被共產黨鎮壓了，虱子多了，不怕。”善良的二伯又跟我說，其實，兩個弟弟都一直偷偷地通過姐姐接濟他。後來知道，父親和三伯伯每年會通過姑姑給他一些錢。 

二伯在年近六旬時，找了一位老伴兒。二伯母是一位只有小學文化，年過半百的婦女。想來二伯也就是找一位共渡餘生的陪伴，談不上愛情和共同語言。 

每每想起二伯，總是為他失去的青春和年華感嘆，一位有志氣的軍人、學者，一切都毀在小人的舉報，和莫須有的罪名上。二伯的一生坎坷磨難，他沒有享受到我家祖傳的高壽。（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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