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篇文章应该叫在美国长大的孩子价值观。  

由于我们一直住在美国的中西部，加上我们家所在的学区几乎没有中国人，珍妮和凯文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在学校接触的同学，几乎都是祖上来自世界各地的美国人，大部分是几百年前来自欧洲的那群人。那珍妮和凯文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就受到老师、同学、和朋友们很大的影响。 

其实，我和先生都是出身于普通知识分子家庭，两家在三、四十年前的中国，不能算富可也不穷。我小的时候，常常帮家里洗衣做饭打扫卫生。

好多年以前，我曾经在读者文摘的杂志上读到过一篇写洛克菲勒家族在已经很富有以后，仍然刻意教育孩子勤俭好劳的文章。这篇文章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我觉得这样让孩子们从小就多吃一点苦，会使他们长大以后更加懂事，更知道人生的不易，也会更尊重别人的劳动。 

二十多年前，绝对没有想到会来美国，会在美国安家，并且养育两个孩子。在我的观念里，我们中国人在美国，无论如何，首先我们的面孔就已经于大多数美国人不一样，我希望我们能尊重美国的文化和习俗，能入乡随俗，能让我的孩子们在成长时，除了知道他们是中国人以外，还要让他们懂得做一个尊重他人、有教养、而且也让周围人尊重的中国人。 

有了这个想法，到了珍妮上小学时，我曾经刻意去找一些美国同事和邻居聊天，主要是想搞明白他们是如何教育孩子，也曾经重点了解了一下美国人是如何处理孩子们的零花钱。调查的结果发现，他们在处理小孩的零花钱上，不外乎两类，一类是给固定的费用（allowance），一类是小孩帮着干家务，按劳动付给零花钱。大家可想而知，按劳付酬就成了我家两个孩子挣零花钱的渠道。 

珍妮上小学时就帮助洗碗、叠烤干的衣服。大一点她考了美国红十字会看护小孩（babysitter）的执照，除了在家照看弟弟以外，还受雇偶尔会看护邻居家的小孩。记得那时候珍妮给老美看小孩，一般人家给每小时给两三美元，而她看护自己的弟弟我们只给她一小时一美元。珍妮在刚开始照看弟弟的时候，曾经跟我们提出抗议，她说：“为什么我看弟弟给的工钱比帮别人带小孩低？”我曾经笑呵呵地回答她：“照看别人家的孩子时，你需要全心全意，基本不能做其它的事情。而在自己家里看弟弟，大部分时间你是在做自己的事情。工作不一样，报酬也不同。”记得珍妮当时非常不感冒地眨眨眼睛，算是接受了我们给的报酬，但明显的是很不高兴。

  到了凯文十一岁，按威斯康辛州的法律，他可以独立自己在家了。自然珍妮的看弟弟这份工作也就没了，那时，珍妮曾经大大惋惜地说：“唉，一夏天几百元钱的工作没有了！”

  珍妮的第一份正式的工作是在她十六岁时，做杂货店的收银员。 

轮到凯文帮家里干家务挣零花钱，男孩子的劳动项目也就有了一定的强度。他的第一份家务是帮我们扔垃圾，然后给家里吸尘，再后来是冬天帮着铲雪，夏天帮着剪草，或者修剪树木。在凯文十五岁时，就有了他的第一份正式工作，给本地数学补习中心当辅导老师。 

可能在许多国内人的眼里，认为家里有钱，孩子就不用勤俭生活，我认为这在很大的情况下，会应了中国的老话----“富不过二代”，因为娇宠下的孩子，很难成才。其实在美国，小孩子能找到一份合适的课余工作，是他们的骄傲，也是他们自己要在金钱上自立的标志。 

当然也不能说所有美国人的做法我们都能接受。 

凯文高中快毕业时，一天放学回家，非常正式地谢谢我和他爸爸。他说他很感激我们让他去藤校上学，而且准备帮他付学费。他跟我们讲，他的好朋友布朗也考进了好学校，但布朗有钱的父母直接跟布朗讲，他们不会供他上大学，因为布朗已经十八岁了，布朗的父母要求布朗自己勤工俭学去读他想去的大学。结果，布朗选择了一所给他奖学金的普通大学。 

我们无可非议布朗的父母，他们有他们的理由和自由做这样的决定。但我和先生还是非常感叹布朗父母的做法，不管怎样，我们还是认为我们要鼓励孩子上好大学，而且也应该给孩子一定的资助。当然，我们家的两个孩子，上大学都需要打工，因为我们只负责学校寄来的账单，其它他们需要的零花钱、买书的费用、以及日常一些开销，都由他们自己勤工俭学来支付。 

也许不是所有家长都同意我的观点。不过大部分在美国长大的孩子，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无论是低收入还是高收入家庭，孩子们基本都是以早打工、早自立而骄傲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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