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是在我上七年级的时候，从农村结束了走五七，回到沈阳的。 

 我也就此结束了在姑姑家的寄养生涯，搬回到自己家。一开始，妈妈非常想把我转到沈阳市第二十中学，一则离家近，二则那是一所以前的市重点中学。唉，其实妈妈不知道，在那个年代，哪个中学都差不多。几经周折，也没办成，只好按家庭住址分，把我转到沈阳市第二十三中学。 

 转去二十三中时，学校已经开学几天了。 

 又像以前转到姑姑家的学校一样，哪个老师都不愿意多要学生。我又被学校晒在年级的教研室里，这回好的是，还有一个叫玉英的女生从另一个学校转来，我们俩个一起等在那儿。 

 教导主任问了好几个老师，终于三班的孙老师同意接收我们俩个。那时，孙老师是一位三十岁出头的女老师，戴在一付眼镜，一脸文绉绉的知识分子样子。 

孙老师把我们领到教室，也不给同学们做介绍，直接就跟我们俩说，你们就坐最后一排吧。就这样，我们两个女生就怪怪地成了同桌，尽管班里其它的同学都是一男一女同桌。 

孙老师本人是那种文文静静、办事非常认真的人，记得当年因为一件小小的意外，她曾经把班里的女生，在放学后都留下，给我们结结实实地补了一堂女生生理课。孙老师也是主教语文课，好像我中学的几任班主任老师都是教语文的。 

七年级，是非常平静的一年，那时应该算文革后期，学校里照样是有许多学工、学农、和挖防空洞之类的活动，我们坐在课堂里的日子屈指可数，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学农劳动。那次全班一起去沈阳市郊的果园摘沙果（一种比苹果小的水果，好像在美国从来没见过这种水果），当时的规矩是，参加果园劳动的学生和老师，可以随便品尝水果，但是不可以把水果带回家，也就是说只能吃不能拿。那时我们都十五、六岁，班里一位淘气的男生，有一点儿得陇望蜀，他偷偷地把自己的上衣掖到裤腰带里，这样他的衣服就变成了一个贴身的大口袋，然后他把许多沙果放到衣服里。而另一个看到他这样做的男生更淘气，找机会偷偷地把他的腰带抽掉，偷沙果的男生赶紧拉他自己的裤子，没等他的裤子掉下来，沙果先滚了满地，那场景，把我们这些不知道情况的女生全给逗乐了。 

 八年级的老师姓冯，是一位四十多岁的男老师，他旺盛的精力和雄赳赳的做派，正好跟文质彬彬的孙老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要说呢，我这个人，从来都不是当官的料，从小到大也从来不去想这些事情。我的天性是把自己该干的事做好，剩下的就是想如何快乐地玩，对溜须拍马之类的事，从来都是嗤之以鼻的，认为那是没能耐的小人之举。所以从小到大换了无数个老师，由于学习好，也没受多大歧视，可因为不会奉承老师，也从来没被老师青睐过，也就是说从来没当过班级干部。 

冯老师一来，就先来了个班级整顿，把班里的干部换了不少。一天，他忽然宣布，任命我为班里的小组长。我自己当时认为他一定说错话了，也没往心上去，因为班里七十多号人，有四个组，让我领导近二十号人，那是开玩笑。 

任命的当天，冯老师要求小组长和班委会的同学放学后留下开会。放学了，我刚拿起书包准备回家，冯老师竟严肃地叫住我，“百草，哪儿去？放学后开会没听见吗”？当时也真急了，跟冯老师辩驳说，“冯老师，您一定搞错了，我不是团员，也从来没要当干部！”只见那冯老师脸更沉了，一字一句地回答，“在我的班里当干部是谁想当，我就让他当的吗？我说你是干部，你就是，不是团员不要紧，以后发展你入团。” 

就这样，我被封为了班里的干部之一。 

一起转学过来的玉英，后来得知她是当时沈阳人说的那种“小马子”，就是跟街上的小混混有联系的那种。本来我不是干部，看在我和她是同一天到这个学校的，又同桌了一段时间的份儿上，她平时欺负班里别的女生，但从来不对我起刺儿。这回可惨了，不知道为何，她算盯上我了。那时我们已经不是同桌，她的座位在我的后面，她开始每天在后面使劲挤，还踢我的椅子。几天下来，我也火了，跟她吵了一架，告诉她，我这人谁都不怕，有理讲理，如果她敢再踢我的椅子，我就会有办法治她。估计她也没摸清我的路子，倒也真不敢再私下里欺负我了。 

事情远没那么简单，一天，学校组织看电影，小组长要负责从组里的同学那儿收钱买票，玉英开始捣乱，她非要买两张票。一般来讲，学生都一人买一张票，学校也没有什么硬性的章程，不让学生多买票，看着玉英一付挑战的样子，再加上怕她勾来外面的小混混，我坚决只卖给她一张票。这可气坏了她，口中愤愤地警告，“你等着，百草，这可是你自找的，到时可别怪我下手不留情！” 

这回我也害怕了，如果玉英真地勾了外面的小流氓打我一顿，那可太吓人了。赶快跟冯老师汇报了这个事情，冯老师根本不怕，对班里大家都喜欢、又有体育细胞的一位女生（燕子）说，“你今天的任务就是保护好百草，无论谁敢碰她一下，你就领着咱班的同学先把小混混打到，再给我抓起来！”事情发展地太出乎预料，感觉好像又在搞武斗了。可那天无论在学校，还是晚上看电影，都没有任何人企图袭击我。到了第二天，才知道，当时也在我们学校读书的冯老师女儿，在电影散场时被一个女流氓打了，幸好傍边还有其他的同学相助，她被打得不严重。 

过了几天，那玉英竟跟我说，“百草，我叫人打谁，也不会打你，我就是给那个姓冯的一点颜色看看。”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中学里，班级的最后一任班主任老师姓张。张老师也是主教语文，我对他教的课一点也没有印象，能记住的是，这位老师极其喜欢文艺表演，当时班里搞的《长征组歌》大合唱，曾经风靡全校。考上大学后，曾经和设计院的另一个女生，她也是张老师的学生，只不过比我高一级，一起去看张老师，张老师竟说，“哇，百草，太意外了，我从来都不知道你学习也挺好，一直以为你就喜欢唱唱跳跳呢！”当时又有哭笑不得的感觉，明明是张老师喜欢让我们搞文艺演出，怎么反过来说我喜欢唱唱跳跳呢？！ 

我的中学时代，正是文革后期，四年里，学校一直按毛主席的学工、学农、又学军的方针办。随着学校，背着三横压两竖的行李，去农村拉练过；到沈阳市郊的果园给果树杀虫、摘苹果过，现在每年秋天，都会领着孩子们去摘苹果，我们当这是家里的一个郊游活动，是一种乐趣，可那时候天天干这个活，也就只能算是苦力劳动了；在中学期间，曾经当过一个月的车工，至少这个工作我很喜欢，手扶车床，慢慢地车出平滑的零件，有一份收获的喜悦；最苦的，也最不愿意干的，就是挖防空洞了，夏天顶着烈日炎炎，大家一锹一锹地挖土，真是口干舌燥、汗流浃背啊！ 

今天的孩子们，估计都无法理解和想象我们当年的中学生活。现在回首，其实，那样的日子，我们是荒废了许多宝贵的时光，可也留下了不一样的记忆，人生就是这样，你无法说什么是有意义的，什么是浪费了青春。当年吃的苦，让我们更是感恩今天的幸福生活。(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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