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是在我上七年級的時候，從農村結束了走五七，回到瀋陽的。 

 我也就此結束了在姑姑家的寄養生涯，搬回到自己家。一開始，媽媽非常想把我轉到瀋陽市第二十中學，一則離家近，二則那是一所以前的市重點中學。唉，其實媽媽不知道，在那個年代，哪個中學都差不多。幾經周折，也沒辦成，只好按家庭住址分，把我轉到瀋陽市第二十三中學。 

 轉去二十三中時，學校已經開學幾天了。 

 又像以前轉到姑姑家的學校一樣，哪個老師都不願意多要學生。我又被學校曬在年級的教研室里，這回好的是，還有一個叫玉英的女生從另一個學校轉來，我們倆個一起等在那兒。 

 教導主任問了好幾個老師，終於三班的孫老師同意接收我們倆個。那時，孫老師是一位三十歲出頭的女老師，戴在一付眼鏡，一臉文縐縐的知識分子樣子。 

孫老師把我們領到教室，也不給同學們做介紹，直接就跟我們倆說，你們就坐最後一排吧。就這樣，我們兩個女生就怪怪地成了同桌，儘管班裡其它的同學都是一男一女同桌。 

孫老師本人是那種文文靜靜、辦事非常認真的人，記得當年因為一件小小的意外，她曾經把班裡的女生，在放學後都留下，給我們結結實實地補了一堂女生生理課。孫老師也是主教語文課，好像我中學的幾任班主任老師都是教語文的。 

七年級，是非常平靜的一年，那時應該算文革後期，學校里照樣是有許多學工、學農、和挖防空洞之類的活動，我們坐在課堂里的日子屈指可數，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學農勞動。那次全班一起去瀋陽市郊的果園摘沙果（一種比蘋果小的水果，好像在美國從來沒見過這種水果），當時的規矩是，參加果園勞動的學生和老師，可以隨便品嘗水果，但是不可以把水果帶回家，也就是說只能吃不能拿。那時我們都十五、六歲，班裡一位淘氣的男生，有一點兒得隴望蜀，他偷偷地把自己的上衣掖到褲腰帶里，這樣他的衣服就變成了一個貼身的大口袋，然後他把許多沙果放到衣服里。而另一個看到他這樣做的男生更淘氣，找機會偷偷地把他的腰帶抽掉，偷沙果的男生趕緊拉他自己的褲子，沒等他的褲子掉下來，沙果先滾了滿地，那場景，把我們這些不知道情況的女生全給逗樂了。 

 八年級的老師姓馮，是一位四十多歲的男老師，他旺盛的精力和雄赳赳的做派，正好跟文質彬彬的孫老師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要說呢，我這個人，從來都不是當官的料，從小到大也從來不去想這些事情。我的天性是把自己該幹的事做好，剩下的就是想如何快樂地玩，對溜須拍馬之類的事，從來都是嗤之以鼻的，認為那是沒能耐的小人之舉。所以從小到大換了無數個老師，由於學習好，也沒受多大歧視，可因為不會奉承老師，也從來沒被老師青睞過，也就是說從來沒當過班級幹部。 

馮老師一來，就先來了個班級整頓，把班裡的幹部換了不少。一天，他忽然宣布，任命我為班裡的小組長。我自己當時認為他一定說錯話了，也沒往心上去，因為班裡七十多號人，有四個組，讓我領導近二十號人，那是開玩笑。 

任命的當天，馮老師要求小組長和班委會的同學放學後留下開會。放學了，我剛拿起書包準備回家，馮老師竟嚴肅地叫住我，“百草，哪兒去？放學後開會沒聽見嗎”？當時也真急了，跟馮老師辯駁說，“馮老師，您一定搞錯了，我不是團員，也從來沒要當幹部！”只見那馮老師臉更沉了，一字一句地回答，“在我的班裡當幹部是誰想當，我就讓他當的嗎？我說你是幹部，你就是，不是團員不要緊，以後發展你入團。” 

就這樣，我被封為了班裡的幹部之一。 

一起轉學過來的玉英，後來得知她是當時瀋陽人說的那種“小馬子”，就是跟街上的小混混有聯繫的那種。本來我不是幹部，看在我和她是同一天到這個學校的，又同桌了一段時間的份兒上，她平時欺負班裡別的女生，但從來不對我起刺兒。這回可慘了，不知道為何，她算盯上我了。那時我們已經不是同桌，她的座位在我的後面，她開始每天在後面使勁擠，還踢我的椅子。幾天下來，我也火了，跟她吵了一架，告訴她，我這人誰都不怕，有理講理，如果她敢再踢我的椅子，我就會有辦法治她。估計她也沒摸清我的路子，倒也真不敢再私下裡欺負我了。 

事情遠沒那麼簡單，一天，學校組織看電影，小組長要負責從組裡的同學那兒收錢買票，玉英開始搗亂，她非要買兩張票。一般來講，學生都一人買一張票，學校也沒有什麼硬性的章程，不讓學生多買票，看着玉英一付挑戰的樣子，再加上怕她勾來外面的小混混，我堅決只賣給她一張票。這可氣壞了她，口中憤憤地警告，“你等着，百草，這可是你自找的，到時可別怪我下手不留情！” 

這回我也害怕了，如果玉英真地勾了外面的小流氓打我一頓，那可太嚇人了。趕快跟馮老師匯報了這個事情，馮老師根本不怕，對班裡大家都喜歡、又有體育細胞的一位女生（燕子）說，“你今天的任務就是保護好百草，無論誰敢碰她一下，你就領着咱班的同學先把小混混打到，再給我抓起來！”事情發展地太出乎預料，感覺好像又在搞武鬥了。可那天無論在學校，還是晚上看電影，都沒有任何人企圖襲擊我。到了第二天，才知道，當時也在我們學校讀書的馮老師女兒，在電影散場時被一個女流氓打了，幸好傍邊還有其他的同學相助，她被打得不嚴重。 

過了幾天，那玉英竟跟我說，“百草，我叫人打誰，也不會打你，我就是給那個姓馮的一點顏色看看。”真是讓人哭笑不得。 

中學裡，班級的最後一任班主任老師姓張。張老師也是主教語文，我對他教的課一點也沒有印象，能記住的是，這位老師極其喜歡文藝表演，當時班裡搞的《長征組歌》大合唱，曾經風靡全校。考上大學後，曾經和設計院的另一個女生，她也是張老師的學生，只不過比我高一級，一起去看張老師，張老師竟說，“哇，百草，太意外了，我從來都不知道你學習也挺好，一直以為你就喜歡唱唱跳跳呢！”當時又有哭笑不得的感覺，明明是張老師喜歡讓我們搞文藝演出，怎麼反過來說我喜歡唱唱跳跳呢？！ 

我的中學時代，正是文革後期，四年裡，學校一直按毛主席的學工、學農、又學軍的方針辦。隨着學校，背着三橫壓兩豎的行李，去農村拉練過；到瀋陽市郊的果園給果樹殺蟲、摘蘋果過，現在每年秋天，都會領着孩子們去摘蘋果，我們當這是家裡的一個郊遊活動，是一種樂趣，可那時候天天幹這個活，也就只能算是苦力勞動了；在中學期間，曾經當過一個月的車工，至少這個工作我很喜歡，手扶車床，慢慢地車出平滑的零件，有一份收穫的喜悅；最苦的，也最不願意干的，就是挖防空洞了，夏天頂着烈日炎炎，大家一鍬一鍬地挖土，真是口乾舌燥、汗流浹背啊！ 

今天的孩子們，估計都無法理解和想象我們當年的中學生活。現在回首，其實，那樣的日子，我們是荒廢了許多寶貴的時光，可也留下了不一樣的記憶，人生就是這樣，你無法說什麼是有意義的，什麼是浪費了青春。當年吃的苦，讓我們更是感恩今天的幸福生活。(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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