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岁，终于要上学了。真高兴，这下可有好玩的去处了。

   我去的是沈阳市和平三校，学校离我们家走路也就七、八分钟。开学的第一天，妈妈送我去上学。同学们三三两两的，大部分由父母陪着去，家长们都匆匆地与老师简单地交谈一下，就把我们留在学校里了。

   由于学校是按地段分的，班里有许多孩子是设计院的子弟，大家都比较熟悉，一去我就碰上了几个以前认识的玩伴，大家相约以后每天上下学一起走。

   其实，在学校里，只要你学习好，一般地来讲，都会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尊重。学习成绩好，是我可以很骄傲地说出口的一件事，那可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如一日，而且还是横跨大洋两岸。总的来说，我喜欢上学，学校对我来说，是一个快乐的天堂。

   刚上学，老师开始教拼音，和简单的数字，我的作业都是在老师的对号和好评中转悠，日子过得就像一首快乐的歌，充满着美妙的音符。

   我们几个朋友兼同学，每天邀了一起走去学校。大家说说笑笑，有时还追追打打，一路嘻嘻哈哈地上学去。

   刚上学没两个月，一天，我们又早上一起走路去学校，刚刚走到必经的和平大街，只见马路上横坐着一排工人，他们都头戴柳条帽，身穿工作服，最可怕的是每人都搂着一个大铁棍子，他们一个挨一个的坐着，我们根本无法走过去。孩子们嘁嘁喳喳小声地商量，怎么办？无法上学了。其中一个工人，看起来年龄大一些，也和善一些，他对我们说，回家吧，学校已经停课了，你们的老师也参加文化大革命不教课了。

   文化大革命就是以这样方式，进入了我的生活。

   在以后的一年里，我们都不用上学去了，美其名曰---罢课闹革命。其实，孩子们就是在家里混，在这一年里，我基本是东家走、西家串，朋友邻居家的胡乱玩，而逗留最多的是我家一个单元里的邻居家。那家的妈妈，常年生病在家，一年来，她给我们讲了无数个王子仙女的故事，现在想想，那位阿姨一定是安徒生童话故事的崇拜者。

   文革开始，由于我刚刚七岁，能弄懂的事情不多，父母也很少跟我们谈国事。断断续续能记住的是，辽宁造反派分成了三派，什么八三一、辽联、辽革站。大人们都激烈地讨论这些事情，大家都说自己那派是革命派。更可怕的事情是，听大人讲搞武斗，什么“东宫”（东北工学院）都被哪哪个派系占领了，都开枪了。当时在我的脑海里，马上联想到看过的电影和听过的故事，眼前浮现出的是一群高大的宫殿，就像一个大碉堡群，每个窗口都有人拿着机关枪守候在那里，一片恐怖的景象。哪里知道，十一年后，我会是东北工学院的一名大学生，东工就是一所很气派的大学，跟战场中的碉堡完全是两回事。

   文化大革命进行的如火如荼，周围许多人家开始被抄家，父亲也多日不回家了。由于平时父母总是出差，这回我还是以为爸爸就是去施工现场去了。直到有一天，父亲忽然与几个我认识的同事回家。我当时别提有多高兴了，大声地叫爸爸，还跟父亲身旁一个以前常常恭维我的阿姨打招呼，没想到，那阿姨脸一沉，冰冷的吓人。父亲让我领弟弟出去玩，那天我和弟弟得到了童话阿姨的照顾，她不但让我们在她家吃的晚饭，而且留我们直到妈妈来接我们。回到家，看到家里被翻的天翻地覆，就明白了，我家也被抄了。

   一年后，我们又重新回到课堂，不过已经算是二年级了，当然也就不用学什么拼音了。直到现在，在计算机上敲汉字时，偶尔，我会因为不会拼音而卡壳，每每这个时候，老公都会听到我的大声呼救。他会常常摇头，嘀嘀咕咕地说，文章都能写了，为什么这么简单的拼音就是学不会。我会马上顶回去，拼音都是一年级学的，我没念过一年级。

   许多年以后，设计院给父亲平了反，说是文革关押批斗错了。我曾听到妈妈在跟父亲讲，设计院让你写材料，检举以前整过你的人，你为什么什么都不写？以前xxx还打过你呢。父亲说，那时他们都年轻，大家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还是尽量宽容他人吧。我问过父亲，抄家的那天，那个跟你一起来的阿姨，文革前是很会给你溜须拍马的，文革中，就完全变脸了，你一点都不记恨吗？父亲竟很严肃地回答我，你说的是哪个阿姨，我不记得了，你也最好把这件事忘了吧。

   我也很想有父亲那样宽容的胸怀，可那阿姨文革前媚笑的脸，和抄家那天冷若冰霜的脸，怎样也无法从我的记忆中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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