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茂春教授近日在《華盛頓郵報》發表文章，論述印太地區若干國家如何深陷歷史敘事的束縛，並以中共的反日宣傳、國民黨的大陸情結、以及援引東南亞條約組織失敗來反對區域安全合作為例，呼籲各方擺脫歷史執念，以戰略清明面對當下現實。余文立論清晰，見解深刻，然而若干論點有待補充與深化。以下是筆者的呼應與商榷。 一、歷史敘事的功能性價值不可低估 余文的核心論點是：歷史應當照亮現實，而非遮蔽現實；那些沉溺於歷史積怨的國家，正在為過去犧牲未來。這個判斷在道德層面無可指摘。然而余文的盲點在於：它低估了歷史敘事在現實政治中的功能性價值。 以國民黨的"大陸敘事"為例。余教授批評國民黨內部某些勢力仍透過未竟的中國內戰來看待政治，認為這是"戰略上的懷舊"。然而這種敘事並非單純的歷史執念，而是： 其一，維繫中華民國法理存在的支柱。"一個中國"框架雖然弔詭，卻是台灣在國際社會得以立足的現實基礎。一旦拆除這個框架，台灣的法理地位將更加脆弱，而非更加穩固。 其二，兩岸關係中的緩衝與制衡機制。"中華民國收復大陸"與"北京收復台灣"，其實建立在同一套歷史敘事的基礎之上——兩岸都聲稱抗戰勝利賦予自身對中國的主權。這個共享的歷史框架，反而成為維繫某種模糊平衡的粘合劑。 其三，更深刻的弔詭在於：台灣獨立運動所依賴的歷史條件——戰後日本的改變、國際格局的演變——恰恰未能給予任何一方實現目標的機會。它沒有給中共奪取台灣的時間窗口，也沒有給國民黨反攻大陸的機會，台灣獨立由此獲得了一個歷史性的生存空間。然而這個空間，始終懸在一把利劍之下。 二、"杯弓蛇影"：所有人都在劍影下生活 用"杯弓蛇影"這個典故來描述台海的戰略困境，或許是最為貼切的比喻。印太各國——包括朝鮮、越南、東南亞各國，乃至美國——沒有一個真正樂見中共控制台灣海峽。然而沒有一個國家，願意為"台灣獨立"而戰。 這裡存在一個至關重要的區分，余文未曾明言："為台灣而戰"與"為台灣獨立而戰"，有着本質的差別。 前者是防禦性的，具有國際法依據，政治上可以向各國民眾交代；後者涉及主動改變現狀，政治門檻完全不同。這個區別，正是美國戰略模糊政策得以維係數十年的核心邏輯。 正因如此，余文所呼籲的"構建針對北京的亞洲北約"，遠比當年鐵幕降下時的北約更難實現。那時，蘇聯紅軍直接越境，存在清晰的侵略事實。今日的台海，各方都在劍影下飲酒——劍影如蛇游於杯中，酒照喝，宴照開，因為無人願意率先宣布劍已落下。 三、"為台灣獨立而戰"：一個受限的戰略想象 當然，歷史並非沒有提供可能性的縫隙。可以設想一種情境：在不觸發核武大戰的前提下，一場類似韓戰停戰模式的軍事衝突，使美國及其盟國與北京達成某種劃海峽而治的安排，正式實現"一邊一國"。 這個想象在邏輯上並非不可能。核威懾的存在，反而為雙方保留了停戰出口——北京不會以核戰爭換取台灣，台灣對北京的價值在於完整的經濟體與戰略要地，而非廢墟。美國及盟國的最大戰略目標，也始終是"不觸發核武大戰"，而非在台灣海峽燃起終局之戰。 然而這個情境有幾個現實障礙： 其一，北京在常規戰爭失敗後接受談判，前提是政權內部仍然穩定。當前伊朗的經歷提供了一個類比——國力大損，代理人網絡瓦解，政權卻老神在在，仍能談判周旋。中共或許具備類似的韌性。但中共的執政合法性與"國家統一"敘事深度綁定，一旦台海失利，能否維持體面收場，遠比伊朗更為脆弱。 其二，即使台海軍事衝突以某種停戰告終，談判桌上擺出的選項，最樂觀不過如此：台灣維持現狀但不被正式承認為獨立國家；或以中華民國名義加入國際社會，但承諾永不對北京為敵；或允許台灣以任何名義獨立，但雙方永久互不侵犯。連最力挺台灣的盟友，也只能走到這一步。 其三，還有另一種更為根本的可能：在沒有核武大戰的條件下，大陸共產黨政權本身發生崩潰。屆時台灣獨立獲得國際支持的空間，將遠大於北京統一台灣的可能。然而，這不是台灣能夠主動促成的結果，只能等待。 四、歷史的終極悖論：中共不會被改變，只能被壓垮 余文最後寫道："歷史提供的是背景，而非宿命。"這句話放在中共身上，卻顯得格外諷刺。 西方數十年的"接觸政策"所寄望的和平演變，如今已近乎徹底破產。從1989年到習近平時代的系統性倒退，中共從蘇聯解體中汲取的教訓，恰恰是"絕對不能放鬆控制"。習近平明確將戈爾巴喬夫視為歷史的反面教材。 佛朗哥模式的和平轉型，有幾個幾乎無法在中國複製的條件：領導人本身願意放手，超黨派權威的存在，歐洲一體化的外部拉力。中共的體制設計，恰恰是為了系統性消滅這三個條件。 於是出現了一個殘酷的邏輯閉環：和平演變，中共主動預防；內部崩潰，以蘇聯為鑑傾舉國之力維穩；外部軍事壓力，核威懾使其無法走向終局；台灣獨立，實力對比決定其無法單獨實現。 這個閉環意味着：台海問題或許真的沒有"解法"，只有管理，沒有解決。所有人都在劍下生活，而那把劍可能懸掛幾代人之久。這就是俺多年前專文說過的世界無解之難之一：朝鮮半島，巴以衝突，台灣。俄烏衝突即使有解，也是長期性到遙遙無期。 歷史上看似永恆的僵局，往往以意外方式終結。蘇聯在1980年也是鐵板一塊。中共目前面臨的經濟結構性困境——房地產危機、人口萎縮、債務積累、與西方的漸進脫鈎——是任何政權都難以長期消化的壓力組合。中共或許不會被改變，但可能被壓垮。而壓垮與改變走向的是完全不同的歷史路徑，對台灣而言未必是更好的結局。 結語：台灣問題的終極解法，或許不在台灣海峽 余茂春教授呼籲各方擺脫歷史束縛，以戰略清明面向未來，這是正確的方向。然而台海的戰略困境，其深刻之處恰恰在於：它不是因為各方沉溺於歷史而產生的，而是歷史本身尚未完成。而歷史不會有終結，只會是一個片段。 兩岸分治是一場未有最終判決的內戰的延續；台灣的民主轉型是真實的，但其國際法律地位的模糊同樣是真實的；中共對台灣的主權主張是意識形態性的，也是政權合法性的核心支柱。這些矛盾，不會因為各方"看清現實"而消解。 台灣問題的終極解法，或許不在台灣海峽，而在中南海內部。然而這又是最遙遠、最不可控的變量。 所有人都知道劍懸在頭頂。所有人都繼續飲酒。這不是無知，也不是怯懦，而是在沒有更好選擇的現實面前，一種無奈而理性的生存方式。歷史，在這裡既是背景，也確實是宿命——至少目前如此。 本文系對余茂春（Miles Yu）教授發表於《華盛頓郵報》（轉載於《澳大利亞人報》2026年6月11日）文章《中國深受歷史的束縛》的回應與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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