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理泰：美中關係或面臨拐點
今年年初，奧巴馬總統批准對台軍售，又同意接見達賴喇嘛，美、中關係出現逆轉的勢頭。三月份，韓國天安號軍艦在黃海海域爆炸沉沒。美國、日本、韓國等14個國家密鑼緊鼓地籌備在韓國周邊海域舉行大規模海上演習，計劃投入包括美國航母在內的數十艘海軍艦艇和百餘架戰機。後續數月，圍繞着航母進入黃海是否對中國安全構成威脅，中、美兩國隱然出現軍事抗衡的態勢。
美中交惡似非短期化
其後，美、中關係逆轉的勢頭未曾戛然而止，反而有加無已。7月底，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在河內舉行的東盟地區論壇外長會議上指出，美國對相關各國就南沙群島和西沙群島的主權歸屬發生的爭端表示關注，美國不支持任何一方對有關地區擁有主權。她並表示，南海主權爭議是要優先解決的外交事務，是“美國國家利益” 的一部分。這明顯是對中國在今年3月向訪華的美國高官表達的南海關繫到中國領土完整的“核心利益”的意見的回應。她顯然是在警告中國今後不要單方面處理南海主權問題。
8月初，美國核動力航母“喬治·華盛頓”號抵達南海，在越南峴港附近海域巡航，並駛入峴港，進行訪問。美航母以高調訪問越南，公開宣示其介入南海事務的意向，顯然是在打“南海牌”，以遏制中國。況且，此前美國還與越南展開討論，讓越南分享核技術。這無疑揭示了美、中在南海方向的戰略較量的序幕業已開啟。
9月份，日、中兩國就日方在釣魚島海域撞船事件中扣船押人之事發生糾紛，兩國對如何處理撞船事件，延伸至釣魚島主權歸屬的原則性問題，在立場上僵持不下，各自採取了連鎖性質的反制措施。23日，美國副總統拜登指出，美、日聯手是美國貫徹其亞太地區政策（甚至包括朝核問題在內）的“關鍵”，並且聲稱中、 美要建立理性關係必須經由日本，亦即中、美改善關係須建立在中、日改善關係的前提之上。美國領導人如此支撐日本，是過去未曾有的現象。同日，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在紐約會見日本外相前原誠司時指出，釣魚島適用於《美日安保條約》第5條，明確表示日本對釣魚島的控制受到該條約的保護。
值此期間，美國在經濟領域也加大了對中國施壓的力度。在人民幣升值的問題上，來自美國的壓力之巨大且持久，堪稱前所未有。
至此，美、中關係趨於緊張，呈現全面化、長期化的跡象。在某種意義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施加的壓力，似乎尚處於席捲方張的態勢。假如中方應付不當，後續問題還會接踵而來，不知伊於胡底。
美、中關係惡化，具體表現在美國在亞太地區加大了對中國全方位圍堵的力度。而美國加大圍堵中國的力度，是其戰略重心移向亞太地區的必然產物。反過來，美國戰略重心之所以移向亞太地區，正是為了加大圍堵中國的力度。據分析，美國戰略重心移向亞太地區，源自美國對中國累年綜合國力劇增，呈現出乎直追美國的勢頭的隱憂。
老大、老二爭戰不休
美國為何在近年將其戰略重心移向亞太地區？說白了，理由並不複雜。
一來，近年亞洲經濟發展的勢頭已經證明，全球經濟發展的重心已經移向亞太地區，美國要在未來把握經濟發展的趨勢，必然要抓緊對亞太地區的控制。簡言之，美國只有將其戰略重心移向亞太地區，才能在未來確保超級大國的地位。美國為之半點鬆懈不得。二來，美國盱衡全局，在可以預期的將來，在全球各個強國中，唯有中國可能挑戰其超級大國的地位，為此，需要防患未然。既然遲早要採取反制措施，不如趁早着手。
上述考慮以及日本、越南、印度等國在旁邊推波助瀾，應當是構成美國作出此項戰略決定的主要背景。昔日大國興衰的歷史，在美國高層人士的心目中，畢竟是歷歷在目的。據信，美國之所以急於從伊拉克戰爭中抽身而出，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為美國重返亞洲並將其戰略重心移向亞太地區提供力量支撐，換言之，及時進行政策調整，將各項寶貴的資源使用在該用之處。
一部世界現代史揭示了一個客觀事實：小則在一個地理區域，大則在全球範圍，舉凡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意識形態層面的鬥爭，主要都是環繞着“老大”、“老二”之間存在的問題展開。結果很難善了，無非以一方被徹底擊敗告終。
20世紀初，德國整軍經武，國力益強，在世界強國中躍居“老二”，國力直逼英國。 英國穩坐“老大”席位久矣，自然不甘退居其次。這是一次大戰爆發的背景中的一個主要層面。二次大戰也是一個翻版。大戰前，希特勒德國猛然崛起，德意志民族的爆發力噴薄欲出。希氏挾持民意，銳意對外擴張勢力，於是對英國、法國操縱的世界秩序提出了挑戰（當時美國實行孤立主義，自外於英、法為主的世界秩序體 系）。二次大戰終於爆發。冷戰時代降臨，兩大陣營之間固然存在着意識形態的衝突因素，究其根本原因，卻是蘇聯對美國的世界領袖的地位構成了挑戰。
西方政治家評判正在崛起的某個國家是否會構成威脅，是基於該國即將擁有的綜合國力，而不是該國領導層在某個時段的主觀意向。在他們心目中，該國綜合國力是客觀存在的，為其在未來可能製造的麻煩或者造成的災難提供了可行的手段，而領導層最終的意向則是捉摸不定的，領導人更迭即可能出現大幅度的變化。
西方流行一種說法，即“崛起的大國就意味着崛起的威脅”。對於正在崛起的大國及其後果，現存國際政治格局的既得利益者就是這麼看待的。簡言之，他們只是擔心中國崛起的後果，而不是崛起的方式。
今年9月，在瑞士日內瓦舉行的一個研討會上，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針對美、中關係發展趨勢提出警告。他指出，如果中、美兩國不能建立一種持續合作的模式， 那麼未來這兩國之間就存在發生對抗的風險，如同一百年前英國和崛起的德國最終走向對抗一樣。他引用歷史，提到當年德國正在崛起，英國作為全球主導力量，並沒有成功地將德國納入國際體系，最終導致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基辛格還強調指出，“這兩個國家（中國和美國）的DNA中都有對抗因子，讓兩國關係陷入不斷對抗，恰如德國和英國從友誼走向對抗一樣。除非兩國領導層經由堅實的步伐，以扭轉這一趨勢”。哲人斯言，對兩國領導人說來，猶如晨鐘暮鼓，發人深省。
美中交惡風源何在
如今中國GDP已經超過日本，躍居世界第二。況且，近年中國軍力也呈現快速發展的勢頭。這可能是美國高層對美國可能退居世界第二的前景萌生抗拒心理的緣由。
今年1月，美國總統奧巴馬在發表國情咨文時指出：“我無法接受美國成為二等國家。”想深一層，更貼切地說，他的潛台詞或許是“我們絕不能讓中國當世界老 大”。這集中反映了近年美國高層漸趨一致的對待中國崛起的後果的一種共識。倘若中國果真坐穩了“老二”的席位，將成為前蘇聯的翻版，是同美國爭霸的又一個超級大國。
另外，美國對近年中國軍方表現出的強硬姿態印象頗深。中國軍方反對美國海軍在亞太海域進行的活動，被美方認為是中國版的門羅主義。迄今美國在亞太地區實行有效的軍事威懾，乃是建立在美軍前沿部署及其海軍在國際水域絕對的航行自由的基礎之上。長期以來，美國海軍又是美國在海外進行軍事干涉活動所依賴的骨幹力量。有鑑於此，美國外交政策豈能不體現出美國海軍的主張？
加之，值此期間，若干中國軍官發表演講或出版專著，聲稱中國要給美國臉色看，並把美國從龍頭老大的地位趕下去，而且直言不諱，他們的觀點具有代表性，反映了相當一部分中國軍人的想法。其觀點在中國軍人中“具有代表性”，就美方立場而言（影響直接及於中國國家安全利益），嚴重性恰恰就在於此。既然該觀點代表了相當一部分中國軍人的想法，從戰略視野着眼，美國不予反制，則後果堪憂。這一顯性動態無疑成為美國決定加大對中國全方位圍堵的力度的催化劑。
美國高層的反應是可想而知的。在其心目中，中國尚未真正強大，已經如此頡頏傲世。然則，與其坐視中國崛起成為一個超級大國，屆時麻煩多多，還不如趁時猶未晚，對中國採取若干反制措施。今年美國對中國咄咄逼人，步步緊逼，其源蓋出於此。
諺曰：“礎潤而雨，月暈而風。”至於近期美國開始支持日本、越南、東盟國家和印度，以多方向、高強度的方式同中國抗衡，屬於美國借力使力，在中國周邊打樁布局的組成部分，也是美國戰略重心移向亞太地區的必然產物。明乎此，則對近年在中國周邊發生的反常現象以及未來可能發生的不測事端，可以做到瞭然於胸 了。
當前中國正處於崛起的過程中，迫切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和穩定的國內政局，尤其不能出於這樣那樣的原因，與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迎頭相撞。可想而知，設若中國與以美國為代表的外部世界爆發長期的對峙甚至激烈的衝突，對日本、印度、越南、台獨勢力以及中國國內數以千萬計的不滿之民說來，正中下懷，拍手稱快。這些國家及勢力、階層是唯恐中國天下不亂的。
美中關係平穩發展，究竟誰受益？
相對美國而言，中國處於弱小的地位，此刻自然需要避免同美國發生激烈的對抗。概言之，“宜未雨綢繆，毋臨渴掘井”，對北京是及時的箴言。讀者或許要問：嘗試改善美、中兩國關係，所謂“樹欲靜而風不止”，是不依北京的意志為轉移的。此言差矣。從下面的剖析看來，對北京而言，“消禍於未形，防患於未然” 的途徑還是存在的，端視領導人的政治智慧了。
目前中國綜合國力已經躍居世界前列。過去三十年以來，究竟誰是貫徹“韜光養晦”方針的最大受益者呢？毋庸諱言，答案是中國。
當前中國崛起未竟，尚處於關鍵節點。在可以預期的將來，美國仍然穩居世界第一強國，這層估計當屬無訛。中國GDP業已位居“老二”，乎直追老大。倘若未來北京得以維持穩定的中、美關係，則一二十年以後，究竟誰是兩國穩定關係的最大受益者呢？答案無疑仍然是中國。
無論是黃海軍演還是南沙群島、釣魚島主權歸屬爭端，其展開過程顯示，迄今美國仍然在國際上具有強大的整合能力。這一點值得北京領導人深思。
在黃海軍演中，遍布幾大洲的十多個國家，唯美國馬首是瞻，哪怕是以挑釁姿態在“老二”中國的家門口出現，也在所不辭，無所畏懼。至於中國，別說同友好國家組織聯合艦隊去美國周邊進行軍演，即使去日本家門口軍演，恐怕連朝鮮也不肯附和、派遣艦隊隨行。
儘管中國眾多鄰國將本國經濟擺脫金融危機的希望寄托在中國身上，卻在南沙群島主權爭端中，寧可得罪中國，也要跟隨美國的節拍行動。固然，這個跡象表明，某國經濟獲益來源未必就能左右該國的立場，卻也顯示出美國強大的國際整合能力，環顧宇內，無出其右者。
在釣魚島撞船事件中，北京對日本施加了強大的壓力，東京仍然表現得十分蠻橫。在美方壓力下，日本迅即改變立場，最終只能中斷司法程序，釋放被延期拘押的中國船長。
這一系列現象表明，在國際上，美國的整合能力仍然不是任何其他國家所能比擬的。尤其是在國際危機中，這個整合能力將體現出政治和軍事層面的威力，足以直面其他國家的挑戰。在理性的決策過程中，對此自然不能低估。
誠如基辛格所言，從美、中兩國民族不同的文化背景、兩國不同的政治制度以及兩國在世界政治格局中所處的不同地位，兩國具有促使關係惡化甚至破裂的基本成 因，可以比喻說是兩國DNA的構成因子不同，這就埋下了未來兩國衝突的因素。從目前美、中關係的發展趨勢看來，假若兩國領導層處置失宜，雙邊關係確實可能面臨一個前所未有的拐點。
美中關係並非不可為
美、中關係演變至此的詳細原因，筆者已經在多篇文章中予以分析。此處不贅。是否美國具有“亡我之心不死”的藍圖，以致美、中關係已至不可為的地步，只能任其滑向深淵？答案直截了當：這種必然性應該斷然予以否定。
那麼，為何今春以來，美國接連出招令中國難堪呢？綜上所述，原因大體如下：一是美國怵於中國經濟實力急劇膨脹，依據國際政治中“老大”和“老二”之間關係的慣性邏輯，自認有必要在中國周邊打樁布局；二是美國海軍擔憂中國崛起以後，將危及美國海軍在國際海域自由航行的權利，而美國在海外用兵主要仰賴於海軍，海軍的意見自然會反映在美國外交政策上；三是去冬以來美國領導人以及高層其他人士出於個人情緒上的波動，外加其觀念中的大國政治關係準則的推動，有意識地“整”中國，以挫折一下北京領導人的傲氣。
或謂大國外交政策的制定過程是健全的，豈能受到領導人個人情緒波動的影響呢？持此等觀點的學者，“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純系書生之見。君不見，遠自毛澤東、鄧小平，近如奧巴馬，個人情緒出現波動，確實足以影響其政策的制定。限於篇幅，本文不細談了。
就政策操作層面而言，如果認為國際關係如同人際關係，這樣說法是絕對化了。然而，具體地說，在某種程度上，“國際”關係受到“人際”關係的影響，則無疑是說到點子上了。昔日周恩來對於“外交無小事”的強調，涵蓋面很廣。不過，可以說，這是在一個側面點出了人際交往在國際關係中的重要性，怠忽不得。
美、中關係還在繼續變化中，伊於胡底，尚難斷言。當前國人不應過於悲觀或樂觀。大體上說，筆者並不持有悲觀的態度，臚陳理由如下：
首先，西方國家在國內苦於經濟欲振乏力，在國際上正與伊斯蘭教極端勢力處於窮巷惡鬥，亟需中國全方位配合，又何苦另闢一條戰線，與即將成為世界級強國的中國交手呢？如此，豈不是給來無影、去無蹤的國際恐怖組織打了一劑強心針嗎？
西方國家在經濟上正面臨“二次探底”之際，除非國家安全遭到重大的威脅，在財力上也承擔不起再與中國這樣的大國處於長期對峙的狀態中。何況，這種世界級核強國之間的長期對峙，核戰爭的幽靈在上空若隱若現，均非世界兩強所喜聞樂見的。
其次，如果美國決心把中國整得一蹶不振，它確實擁有若干“撒手鐧”。作為唯一的超級大國，如果美國真正想要整垮中國，則在中國崛起未竟的關鍵節點，對中國施壓的手段可謂化化無窮，生生不絕。然而，迄今它並無訴諸極端的打算。這說明至少眼前美國還無意這樣做。概言之，美國根本志不在此。那麼，一言以蔽之， 美國對華政策的底盤究竟是什麼呢？說白了，當前美國對華政策的底盤就是一個字：“防”。
最後，美國政策是隨時準備以變應變的。這一屆政府宣布的政策，未必為下一屆政府遵循。即如小布什政府的對外政策，有不少已經被奧巴馬政府的新政策取而代之了。換言之，美國領導人關於南海、釣魚島主權歸屬的政策性宣示，未必就是持久不變的。有時，對於跨國爭端，少安毋躁，未必不是上策。
舉例來說，今年以來，在馬爾維納斯群島周邊勘探和開採石油的問題上，英國和阿根廷發生了激烈爭論。3月1日晚，希拉里遠赴阿根廷總統府做客時表態，美國 要介入兩國在馬島主權歸屬上的爭端。她指出，“美國政府認為馬島問題應該由阿根廷和英國通過雙邊談判來解決。美國政府願意為促成雙方談判發揮作用。”英國首相發言人旋即回應：“美國沒有直接參與的必要性。”3月3日，英國外交大臣米利班德表示，英國永遠不會談判馬島主權歸屬。可見英國並沒有受到希拉里表態的束縛。
美國高官說話，確有心血來潮，忘乎所以的情況。有時他們代表美國作了表態，卻不是持久有效的。自然，希拉里在河內就南海問題表態時，是念稿發言的，顯然不是即興之作。
上述當前美國對華政策的底盤是“防”。雙方沿着“防”的路線走下去，就面臨另一道坎，即一個“抗”字。在“防”和“抗”之間，仍然存在一道鴻溝，卻不是 不可逾越的。對北京領導層來說，關鍵性的癥結所在，是如何正確地對待“防”和“抗”，避免它們互相轉化。北京欲謀求美、中關係平順發展，就要防止美國對華政策由“防”轉化為“抗”。一旦“防”過渡到“抗”，為時晚矣。
如何才能做到防止“防”轉化為“抗”？實際上，時間已經有點遲了。“大風起於青萍之末。”簡單地說，這些跨部門的努力應該歸納於一項系統工程，凡事輕忽不得。
基於此，筆者認為，對於美、中關係未來發展趨向，既不能盲目樂觀，也切忌過分悲觀。“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雙邊關係平順發展時，要有危機意識，對各項潛在的衝突有所評估，並對每項隱患制定多層次預案；一旦危機的先兆露頭，也要處變不驚，保持鎮定，冷眼觀察，按照既定的多層次預案，與之周旋。
當前美中關係定位
其實美國、中國都不願意看到雙邊關係演變至此。一旦美、中發生碰撞，可以斷言，得償夙願的恐怕是日本、印度、越南、俄國、韓國和南海周邊國家，以及中國國內唯恐天下不亂之徒。
據判，白宮在戰略博弈中，對於是否將把中國視為必須全力對付的“老二”，尚在煞費躊躇的階段，並未最終在棋盤上落子。在華盛頓的戰略盤算中，中國可能還沒有完全脫離“拉一拉”、“推一推”的範疇。
概括地說，“拉一拉”，則中國可能繼續在國際反恐鬥爭中成為美國盟友或者至少是非敵對性的中立國家；“推一推”，則中國成為在現實中最需要打點精神與之周旋的對手或者至少是最大的假想敵。
今年美國頻頻出招，不外乎是“整”中國，卻尚未臻企圖整跨中國的地步。美國隨時可以出招，目的是讓中國難堪，壓中國就範，而中國囿於綜合國力的差距以及周邊國際環境的惡劣，尚難做到見招拆招的地步。在今後可以預期的未來，這就是美、中雙邊關係的基本格局。
自從金融海嘯襲擊美國以來，美國經濟久已處於疲軟不振的地步。同時，美國又繼續保持犀利無比的軍事打擊力量。經濟上欲振乏力，軍事上卻舉世無雙，於是乎反映在今後華盛頓決策上，可能戾氣、銳氣兼而有之。
戾氣、銳氣兩者結合以後，或許會導致美國有時在決策上不如過去那樣穩健，甚至或許會出現訴諸極端的傾向。這一狀況對於美國的假想敵國決不是福音。哪個國家首先承受美國及其盟邦的多領域的制裁、多波次的軍事打擊，則未免大傷元氣。屆時，該國的潛在敵國對於這個天賜良機，難免會幸災樂禍，額手稱慶。
說到底，未來促使美國在動武一節上躍躍欲試的經濟誘因，尚不足以支撐美國輕易改變對中國的軍事戰略乃至對中國發動戰爭。自從核武器問世以來，兩個核武器國家之間從來沒有發生過戰爭，甚至連大規模的邊界衝突也沒有發生過。此無他，蓋因核武器令人可畏的大規模殺傷力。
鑑於此，美國唯有出於維護國家重大的安全利益，才會訴諸發動對華戰爭。如今經濟誘因確實還不足以支撐美國對中國發動戰爭，甚至還不足以從根本上改變對中國的軍事戰略。任何情勢評估，如果過分強調了美國對中國的現實的軍事威脅，則是高估了今日美國對中國的敵意以及美國的綜合國力，亦即低估了中國自身的綜合國力以及北京戰略運籌能力，說穿了，也是這些戰略家缺乏自信因而顯露自餒的表現。
話說回來，如果美國真正想要整垮中國，確有數招“撒手鐧”，根本無須訴諸發動對華戰爭，更別提發動核戰爭了。此刻美國高層計不及此，說明華盛頓在戰略盤算中，中國可能還沒有完全脫離“拉一拉”、“推一推”的範疇。
冒險主義導致投降主義
談論至此，難免涉及核威懾政策。對中國說來，核武器充其量只能懾制假想敵國不對中國使用核武器而已，卻還不足以確保假想敵國不致於對中國發動核威懾條件下的常規襲擊。
在當今世界，一旦兩個核武器國家之間爆發了軍事危機，即使是綜合國力和軍事力量占優勢的那個國家，一般也不致於冒天下之大不韙，先發制人地使用核武器， 而多半是以核武器作為“盾牌”而以占據壓倒優勢的常規力量作為“劍”。在危機處理過程中，這個國家訴諸高強度的鬥智、角力，終於制伏對方。
在這種情況下，雙方鬥智、角力，既是國家意志的抗衡，更是綜合國力特別是軍事力量的對抗。最可能出現的情況是，比較弱的那個核武器國家為了本民族的綿亙延續，往往寧可在外交上承受屈辱而選擇妥協。
1962年，美國、蘇聯處理古巴導彈危機的手法及結局，即是一例。美國在加勒比海集中了絕對優勢的常規軍力，在古巴周邊全面實行了具有選擇性然而有效的 封鎖，充分發揮了“常規劍”的作用，並在全球範圍內將其核打擊力量置於臨戰戒備狀態，作為威懾蘇聯不得輕舉妄動的工具，顯示了“核盾牌”的功能。蘇聯手上 的“核盾牌”僅能遏制美國對自己發動核進攻而已，卻不能對付美國在加勒比海那把犀利的“常規劍”，而且那把“常規劍”躍躍欲試，刻不容緩。於是，蘇聯兩害 權衡取其輕，終於忍辱作出退讓的姿態。真是：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按照當年北京批判莫斯科的行徑時發表的聲明，克里姆林宮的主人們起初是奉行“冒險主義”，最終是遵循了“投降主義”。應該指出，當年莫斯科在古巴設置核導彈並在最後從古巴撤走核導彈的政策取向及後果，可能在今日仍有警示作用。
毋庸諱言，近年美國在中國周邊在軍事、外交上頻頻採取了一些措施，據稱是為了防止中國軍力擴張。值此中國周邊情勢日趨混沌、複雜之際，前階段某些中國軍界人士倡議，寧可冒着同美國爆發衝突的危險，也要當世界領袖國家，實在屬於不合時宜的莽動行為。
如今中國周邊情勢日益明朗化，美國已經在全方位打樁布局。情況十分清楚：你要躁動、膨脹，就此請君入甕。
四個因素制約北京對美政策
世局如棋。中、美正在進行戰略博弈，前途未卜。當前北京受到以下四個基本因素的制約，在這場戰略博弈中，似乎只有招架之功，沒有還手之力：
其一，近年中國群體性抗爭事件此伏彼起，政治暗潮在地表之下激盪涌動，內亂似乎正在醞釀階段。在可以預期的將來，就緊迫性和危害性而言，顯然內亂超過了外患，發展趨向亦即內亂導入外患，或者外患激起內亂，或者兩者交替影響，兼而有之。
目前中國民眾“仇官、仇富”的心態在逐漸蔓延。在群體性抗爭事件中，動輒數萬人參加，其中絕大多數人同該事件沒有直接或間接的關聯，他們競相投入這類事件，無非說明中國國內唯恐天下不亂之徒的人數在急劇增加。今後較長一段時期，國內矛盾可能會聚焦，是群體性抗爭事件的高發期。
孔子權衡內亂和外患之間的關係時說過，“季氏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即使在今日，此語也頗有警示意義。北京對於內亂的隱憂，業已牽制了對外的決策。不安內又焉能攘外？
其二，美國戰略重心已經移向亞太地區，在中國周邊打樁布局也已接近完成。值此情勢下，北京頗感形格勢禁，籌劃在中國周邊尋求突破時，動輒有牽一髮而動全身之感。中國在周邊尋求突破，難度尚且如此之大，遑論在全球範圍內保障本國的重大利益？
反之，美國借力使力，利用中國鄰國對中國崛起而觸發的疑忌或者恐懼心理，順利地在中國周邊完成打樁布局。中國周邊情勢或緊張或緩和，美國操控在己，牢牢掌握了主導權。對於周邊國家提出的挑戰，中國尚且應接不暇，後遺症、併發症接踵而來。值此情況下，又豈能集中精力貫注於這場戰略博弈？
其三，中國經濟對外依存度介乎百分之六七十之間，進出口占經濟總量的比重如此高，大部分貨物的進出均依賴海運。目前國際水道主要的“隘口”全部被美國控制，國際航運處於美國海、空軍的保護之下。如果在一場國際軍事危機中，美、中兩國狹路相逢，各不相讓，則中國進出口戛然而止，經濟必受重創，內亂即告加劇。
換言之，在中國海、空軍迄未擁有精幹有效的全球打擊能力的前提下，中國近三十年建立的大進大出的經濟格局，根本無法直面一場嚴峻的國際軍事危機。中國經濟對外依存度如此高，亦即意味着在可以預期的將來，中國只能在當今國際政治格局的框架之下，求取可持續性經濟發展。如此無情的政治現實制約了中國的國家發展戰略和國家安全戰略，這一基本格局無法在短期內改弦更張。
其四，美國實行前沿部署的軍事方針，是壓縮中國軍 方活動空間的殺着。美國早就在亞太地區四處建立了海、空軍基地，部署了突擊部隊，又扼制了戰略性的海洋通道。在和平時期，美國駐亞太地區的海、空軍僅執行 巡航和監視等職責，而在戰時就可以突襲敵國戰略縱深要害，同時嚴密封鎖敵國同世界各處的聯繫，迫使敵軍不得越雷池一步，甚至達到畢其功於一役的戰略目的。
一位日本航空自衛隊的大佐（現為中將）曾經對筆者作了一個形象化的譬喻：有兩支實力相仿的美軍，一支駐紮在日本擔任防守方，另一支駐紮在日本周圍擔任攻擊方，各由若干具有同樣軍事素質的美軍將領指揮。兩支美軍交戰以後不久，還是擔任攻擊的一方美軍獲勝。根本原因就是擔任攻擊方的美軍的前沿部署所致。
美軍在亞太地區處於前沿部署的態勢，非朝夕之功，是在半個多世紀以來漫長的過程中形成的既成事實，也是美軍與外國軍隊交戰時最直接的戰略優勢。美軍前沿部署確實壓縮了中國軍方活動的空間。
這四個基本因素的作用是長期性的，非旦夕所能改變。北京領導層在中、美戰略博弈的過程中，對此自然是瞭然於胸的。
浮誇、虛驕之氣宜收斂
中國改革開 放三十年，收效顯著，舉世公認。大部分中國人迅速地邁入了小康境遇。曾幾何時，國人在享受巨大物質財富時，不少人卻沾染上了嚴重的“虛”、 “驕”二氣，變得不再容忍、含蓄和謙虛了，自大和自傲的情緒開始滲入民族的血液，以致漸漸侵蝕國人的理智。他們似乎留給外人那種“一闊臉就變”的印象。
中國GDP累年激增，對國人的“虛”、“驕”二氣更是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中國GDP以房地產上下游產業和日用品為主要支柱。一時中國GDP居高不下，是否真實地反映了本國的綜合國力已臻世界級強國的地位，筆者存疑。
縱使今後GDP能夠持續激增，按照中國國情，也是建立在高昂的環境成本上。況且，在這一令人眩目的經濟成就的下面，隱藏着巨大的社會不穩定的因素。當前官民爭端、貧富矛盾日益尖銳，體制性腐敗更是成為整個社會關注的重點。凡此種種，均是政治穩定的隱患。
中國民間瀰漫着只顧賺錢而且是“賺快錢”的心態，這是中國社會層面的大氛圍。既然是要“賺快錢”，自然呈現一意孤行、漠視他人觀感的心態。民間各階層的心態和觀感交相感染。在整個中國大社會中，近年一個“飄”字，從民間飄逸而及官場，由表層浸潤而至內核，實在為患不淺。
從中國的現實情況看來，精英階層、平民群體似乎都欠缺從容和坦誠，也缺少對身外狀況以及外部世界的理解和寬容，有時甚至於不屑一顧。作為社會發展規律，這種心態遲早要在政府決策的氛圍和過程中體現出來。
迄今“虛”、“驕”二氣已經逐步滲透進入政府決策的氛圍和過程中。外部世界對中國提出責難，比如認為中國在節能減排、治理環境污染方面措施不力等，責難 者主觀上確實可能存有不良企圖，然而，中方過去的做法和態度就不存在問題嗎？近年中國政府職能部門面對外部責難，往往捨棄過去“惡語善講”的傳統做法，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強硬。結果適得其反，治絲益棼。
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獲得了傲世的成就，舉世有目共睹。西方領導人認為，這段期間中國取得的成就，是史無前例的。之所以如此，內因是中國人勤勞節儉，對外界事物適應能力強，北京領導層措置得宜，儘管有時踉蹌而行，卻總能把握住大方向；外因則是取得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的認可和支持，有時同美國矛盾凸顯，卻仍然能維持“斗而不破”的局面。
回顧美中關係
當年，鄧小平指出，所謂對外開發，首先就是對美國開放。他認為，把美國“搞掂”了，資金、技術、人才就能從西方世界源源不斷地流入中國，而不能把美國“搞掂”，所謂對外開放就成了一句空話。事實證明，情況確實如此。
1989年，政治風波發生。稍後，隨着東歐變色及蘇聯解體，美、中關係開始經歷風風雨雨的歲月。在後鄧時代，兩代領導人運籌帷幄，維持雙邊關係“斗而不破”的局面，一路躑躅行來，讓雙邊關係尚不致過分偏離既定軌跡。其間，兩代領導人處此尊位，諒必體會到“高處不勝寒”。個人榮辱在所不計，終於贏得國家地位的提高以及全民族生活素質的提升，功在中華民族。用“寒天飲冰水，點滴在心頭”來形容其臨事決策時的心態，實在不為過分。
北京盡力維持兩國關係“斗而不破”，確實難能可貴。作為結果，自20世紀末至今，中國綜合國力發展之迅速，前所未有。在某種意義上，中國同外部世界的力量對比，可謂今非昔比了。
倘若北京領導層依照激進派的觀點，與美國關係早就鬧僵了，在西方國家鼓動下，不少周邊國家對中國素有歷史恩怨情結，屆時一擁而上，必然對中國群起而攻之。試問：假若中國遲遲不能從西方世界吸金，還會達成今日的成果嗎？設若如此，中國不致於倒退二十年，就要燒高香了。對這個評語，即使情緒偏激的國人，只要略有歷史視野，平日又關注中外時事述評，想來也不致於持有異議。
誠如前述，近年一個“飄”字，從民間飄逸而及官場，由表層浸潤而至 內核。在這個社會大氛圍下，不少精英鼓吹中國要當世界領袖國家，並且公開揚言，哪怕同美國爆發衝突，也在所不計。這在海外觸發了風波。今年美國採取了一系列反制措施，讓中國處於尷尬、被動的地位，不能說與此無關。
歷史確實不失為一面鏡子。當年中國與蘇聯交惡，一定程度上也同膨脹的心態有關。在1950年代蘇聯向中國提供的156項重點援助項目，截至1980年代，仍然是中國工業、科技的骨幹設施。其中國防科技、工業項目，構成了現代中國軍事工業的支撐點，甚至連核武器、導彈等尖端技術也向中國有償提供。當然，蘇聯對中國提供援助，與其在全球爭霸的大國心態有關，赫魯曉夫等人也未妥當處理與中國領導人的關係。1950年代末，北京、莫斯科為了爭奪國際共運的主導權，兩黨關係開始趨於緊張，繼則兩國關係也告破裂，於是中、蘇之間“磐石般的 友誼”以凶終隙末告終。
當年中、蘇交惡，尚可歸咎於兩國領導層的過失，與近年美、中緊張關係呈現複雜化、長期化的趨勢，猶有不同。這次是中樞戰略籌劃的方向是正確的，咎錯在於民間瀰漫的“虛”、“驕”二氣以及少數官員顢頇不當。近年少數國人忘乎所以的言行，反映了他們類似於暴發戶的心態。這同大國國民應該具有的素質不同，甚至是背道而馳的。長此以往，畢竟不是國家之福。
未來中國如何自處？
美、中關係的主導權並不總是操在美國手中。美、中關係既是雙邊的，也就意味着是互為因果的，亦即中國主動採取的因應措施或反措施，也可以影響甚至引導未來美、中雙邊關係的走向。區別體現在戰略的制定、政策的細化及跨部門執行力的落實。這層關係也可以用“鬥智”或者“決策對抗”來形容。運用之妙，存乎一 心。
在如何看待美國的問題上，北京向來試圖“以兩手對兩手”。面對強大的對手，兩手戰略的含義如今延伸一下，要點則是“陪笑臉，握拳 頭，求發展”。“陪笑臉”是前提，“握拳頭”是手段，“求發展”是目的。三者缺一不可，不宜偏廢。如果中國能夠成功地貫徹這項策略，就能化解或者阻止中國的假想敵之間的結盟及其針對中國的咄咄逼人的威脅性行動。
當前，“求發展”是壓倒一切的。“爭一日之雄長”，所謂在政治意志上作一番較量，無補於大局，反而有可能引來無窮的後患。
讓我們再回到現實世界。放眼全球，舉世滔滔。先分析一下當前中國在縱橫捭闔的國際政治中的地位。
目前美國作為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而中國則是正在崛起過程中躑躅而行的大國。這兩個國家相處之間，以史為鑑，自有大國關係準則可以遵循。能否趨吉避凶，“消禍於未形”，取決於執政者對於未來國家定位的明智決策以及本身的大智慧了。
況且，在無遠弗屆的網絡時 代，美、中兩國處於空間有限的“地球村”中，在經濟、科技等層面上，都處在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中。從良好的願景着眼，理性的兩國關係是合則互利，破則兩害；從惡劣的前景考量，兩國關係破裂，就華盛頓、北京的執政者而言，至少也是形格勢禁，不到萬不得已，彼此都不願意看到的情景。
基此，幾乎可以斷言，在中、美關係互動的關鍵節點，雙方在根本立場上仍然存在協調的空間。至於綜合國力及國際整合能力，目前中國依然遠遜於美國。對北京而言，在處理中美關係時也存在一個“以小事大以智”的問題。下筆至此，今時今日，似乎北京面臨着一個如何自處的問題。
倘若讀者要問：“樹欲靜而風不止”，今後事態的發展是否以北京的意願為轉移呢？國際事態發展是一個互動的過程。既是互動，就決定了彼此都擁有通過政策調整對事態發展施加影響的能力。北京出於自身利益，未來擬定政策時需要更加周全一些。
接下來，試析當前國際矛盾的焦點及中國所處的地位。據此，再審視一下關於“樹欲靜而風不止”的論點，究竟是否具有必然性。
戰略層面改進餘地頗大
今日反恐戰爭或反恐鬥爭遍及全球，既是以武裝衝突的形式體現的伊斯蘭教與基督教兩大文明板塊之間的衝撞，自然涉及對客觀世界及文明的根本認識的層面。以歷史觀點衡量，這種文明板塊之間的衝撞必然曠日持久，難以善了。雙方態勢可謂狹巷相逢，戰鬥正無窮期。
伊斯蘭教與基督教兩大文明板塊之間的衝撞過程及其以武裝鬥爭的形式體現出來的後果，具有長期性和不妥協性，一如前述。反觀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同中國之間的衝撞的情況，則與上述兩大文明板塊之間的衝撞有着本質性的不同，前者和後者存在着兩點主要的區別：
其一，西方世界同中國之間的衝撞的潛因是國家利益之間的衝突，受到理智的制約，體現出可妥協性和短期性，比較容易獲得控制，協調得宜，則無論如何仍然屬於可控範疇，尚不致於土崩魚爛，一發不可收拾。相比之下，伊斯蘭教與基督教兩大文明板塊之所以發生衝撞，其動因是截然不同的世界觀以及隨之產生的民族感情 的因素，往往不受理智的制約，可控範疇相當有限。
其二，西方世界同中國之間可能發生的衝撞，屬於醞釀中的尚未爆發的衝撞，仿佛英語時態中的“未來式”。歷史仍然給雙方留下了政策調整的空間，倘若雙方錯過了時機，則要由歷史作出結論了。今後美、中關係互動時，假若雙方制定正確的戰略並且 採取有效的行動，應該而且完全可以引咎以往、補過將來，乃至消禍於未形。
然而，伊斯蘭教與基督教兩大文明板塊之間的衝撞，卻是已經發生的衝撞，猶如英語時態中的“過去式”。既然是“過去式”，就在政策考量上平添了諸多因素。美國政府處理兩大文明板塊之間發生的衝撞時，本屆政府擬定施政 綱領及付諸實施的過程中，在縱向上還受到前任政府的政策的相當大的影響，並且在橫向上還受到周遭各種複雜因素的牽掣。若非修改根本大計，無從改弦易轍，而修改根本大計，則不免傷筋動骨，難上加難。
據此可知，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同中國之間的衝撞，與基督教與伊斯蘭教兩大文明板塊之間的衝撞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語的。筆者的結論是：
冷眼旁觀，美、中關係尚未到達不可為的糟糕地步。在基督教與伊斯蘭教兩大文明板塊之間的衝撞仍在進行的過程中，就北京而言，仍然事猶可為，有迴旋的空間，而且是事半功倍；可是，一旦這兩大文明板塊之間的衝撞告一段落，北京迴旋的空間就大為壓縮，屆時一年數驚，即使騰挪移身得法，也是事倍功半。
作者：薛理泰，《領導者》總第36期（2010年10月）
美中交惡似非短期化
其後，美、中關係逆轉的勢頭未曾戛然而止，反而有加無已。7月底，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在河內舉行的東盟地區論壇外長會議上指出，美國對相關各國就南沙群島和西沙群島的主權歸屬發生的爭端表示關注，美國不支持任何一方對有關地區擁有主權。她並表示，南海主權爭議是要優先解決的外交事務，是“美國國家利益” 的一部分。這明顯是對中國在今年3月向訪華的美國高官表達的南海關繫到中國領土完整的“核心利益”的意見的回應。她顯然是在警告中國今後不要單方面處理南海主權問題。
8月初，美國核動力航母“喬治·華盛頓”號抵達南海，在越南峴港附近海域巡航，並駛入峴港，進行訪問。美航母以高調訪問越南，公開宣示其介入南海事務的意向，顯然是在打“南海牌”，以遏制中國。況且，此前美國還與越南展開討論，讓越南分享核技術。這無疑揭示了美、中在南海方向的戰略較量的序幕業已開啟。
9月份，日、中兩國就日方在釣魚島海域撞船事件中扣船押人之事發生糾紛，兩國對如何處理撞船事件，延伸至釣魚島主權歸屬的原則性問題，在立場上僵持不下，各自採取了連鎖性質的反制措施。23日，美國副總統拜登指出，美、日聯手是美國貫徹其亞太地區政策（甚至包括朝核問題在內）的“關鍵”，並且聲稱中、 美要建立理性關係必須經由日本，亦即中、美改善關係須建立在中、日改善關係的前提之上。美國領導人如此支撐日本，是過去未曾有的現象。同日，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在紐約會見日本外相前原誠司時指出，釣魚島適用於《美日安保條約》第5條，明確表示日本對釣魚島的控制受到該條約的保護。
值此期間，美國在經濟領域也加大了對中國施壓的力度。在人民幣升值的問題上，來自美國的壓力之巨大且持久，堪稱前所未有。
至此，美、中關係趨於緊張，呈現全面化、長期化的跡象。在某種意義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施加的壓力，似乎尚處於席捲方張的態勢。假如中方應付不當，後續問題還會接踵而來，不知伊於胡底。
美、中關係惡化，具體表現在美國在亞太地區加大了對中國全方位圍堵的力度。而美國加大圍堵中國的力度，是其戰略重心移向亞太地區的必然產物。反過來，美國戰略重心之所以移向亞太地區，正是為了加大圍堵中國的力度。據分析，美國戰略重心移向亞太地區，源自美國對中國累年綜合國力劇增，呈現出乎直追美國的勢頭的隱憂。
老大、老二爭戰不休
美國為何在近年將其戰略重心移向亞太地區？說白了，理由並不複雜。
一來，近年亞洲經濟發展的勢頭已經證明，全球經濟發展的重心已經移向亞太地區，美國要在未來把握經濟發展的趨勢，必然要抓緊對亞太地區的控制。簡言之，美國只有將其戰略重心移向亞太地區，才能在未來確保超級大國的地位。美國為之半點鬆懈不得。二來，美國盱衡全局，在可以預期的將來，在全球各個強國中，唯有中國可能挑戰其超級大國的地位，為此，需要防患未然。既然遲早要採取反制措施，不如趁早着手。
上述考慮以及日本、越南、印度等國在旁邊推波助瀾，應當是構成美國作出此項戰略決定的主要背景。昔日大國興衰的歷史，在美國高層人士的心目中，畢竟是歷歷在目的。據信，美國之所以急於從伊拉克戰爭中抽身而出，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為美國重返亞洲並將其戰略重心移向亞太地區提供力量支撐，換言之，及時進行政策調整，將各項寶貴的資源使用在該用之處。
一部世界現代史揭示了一個客觀事實：小則在一個地理區域，大則在全球範圍，舉凡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意識形態層面的鬥爭，主要都是環繞着“老大”、“老二”之間存在的問題展開。結果很難善了，無非以一方被徹底擊敗告終。
20世紀初，德國整軍經武，國力益強，在世界強國中躍居“老二”，國力直逼英國。 英國穩坐“老大”席位久矣，自然不甘退居其次。這是一次大戰爆發的背景中的一個主要層面。二次大戰也是一個翻版。大戰前，希特勒德國猛然崛起，德意志民族的爆發力噴薄欲出。希氏挾持民意，銳意對外擴張勢力，於是對英國、法國操縱的世界秩序提出了挑戰（當時美國實行孤立主義，自外於英、法為主的世界秩序體 系）。二次大戰終於爆發。冷戰時代降臨，兩大陣營之間固然存在着意識形態的衝突因素，究其根本原因，卻是蘇聯對美國的世界領袖的地位構成了挑戰。
西方政治家評判正在崛起的某個國家是否會構成威脅，是基於該國即將擁有的綜合國力，而不是該國領導層在某個時段的主觀意向。在他們心目中，該國綜合國力是客觀存在的，為其在未來可能製造的麻煩或者造成的災難提供了可行的手段，而領導層最終的意向則是捉摸不定的，領導人更迭即可能出現大幅度的變化。
西方流行一種說法，即“崛起的大國就意味着崛起的威脅”。對於正在崛起的大國及其後果，現存國際政治格局的既得利益者就是這麼看待的。簡言之，他們只是擔心中國崛起的後果，而不是崛起的方式。
今年9月，在瑞士日內瓦舉行的一個研討會上，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針對美、中關係發展趨勢提出警告。他指出，如果中、美兩國不能建立一種持續合作的模式， 那麼未來這兩國之間就存在發生對抗的風險，如同一百年前英國和崛起的德國最終走向對抗一樣。他引用歷史，提到當年德國正在崛起，英國作為全球主導力量，並沒有成功地將德國納入國際體系，最終導致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基辛格還強調指出，“這兩個國家（中國和美國）的DNA中都有對抗因子，讓兩國關係陷入不斷對抗，恰如德國和英國從友誼走向對抗一樣。除非兩國領導層經由堅實的步伐，以扭轉這一趨勢”。哲人斯言，對兩國領導人說來，猶如晨鐘暮鼓，發人深省。
美中交惡風源何在
如今中國GDP已經超過日本，躍居世界第二。況且，近年中國軍力也呈現快速發展的勢頭。這可能是美國高層對美國可能退居世界第二的前景萌生抗拒心理的緣由。
今年1月，美國總統奧巴馬在發表國情咨文時指出：“我無法接受美國成為二等國家。”想深一層，更貼切地說，他的潛台詞或許是“我們絕不能讓中國當世界老 大”。這集中反映了近年美國高層漸趨一致的對待中國崛起的後果的一種共識。倘若中國果真坐穩了“老二”的席位，將成為前蘇聯的翻版，是同美國爭霸的又一個超級大國。
另外，美國對近年中國軍方表現出的強硬姿態印象頗深。中國軍方反對美國海軍在亞太海域進行的活動，被美方認為是中國版的門羅主義。迄今美國在亞太地區實行有效的軍事威懾，乃是建立在美軍前沿部署及其海軍在國際水域絕對的航行自由的基礎之上。長期以來，美國海軍又是美國在海外進行軍事干涉活動所依賴的骨幹力量。有鑑於此，美國外交政策豈能不體現出美國海軍的主張？
加之，值此期間，若干中國軍官發表演講或出版專著，聲稱中國要給美國臉色看，並把美國從龍頭老大的地位趕下去，而且直言不諱，他們的觀點具有代表性，反映了相當一部分中國軍人的想法。其觀點在中國軍人中“具有代表性”，就美方立場而言（影響直接及於中國國家安全利益），嚴重性恰恰就在於此。既然該觀點代表了相當一部分中國軍人的想法，從戰略視野着眼，美國不予反制，則後果堪憂。這一顯性動態無疑成為美國決定加大對中國全方位圍堵的力度的催化劑。
美國高層的反應是可想而知的。在其心目中，中國尚未真正強大，已經如此頡頏傲世。然則，與其坐視中國崛起成為一個超級大國，屆時麻煩多多，還不如趁時猶未晚，對中國採取若干反制措施。今年美國對中國咄咄逼人，步步緊逼，其源蓋出於此。
諺曰：“礎潤而雨，月暈而風。”至於近期美國開始支持日本、越南、東盟國家和印度，以多方向、高強度的方式同中國抗衡，屬於美國借力使力，在中國周邊打樁布局的組成部分，也是美國戰略重心移向亞太地區的必然產物。明乎此，則對近年在中國周邊發生的反常現象以及未來可能發生的不測事端，可以做到瞭然於胸 了。
當前中國正處於崛起的過程中，迫切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和穩定的國內政局，尤其不能出於這樣那樣的原因，與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迎頭相撞。可想而知，設若中國與以美國為代表的外部世界爆發長期的對峙甚至激烈的衝突，對日本、印度、越南、台獨勢力以及中國國內數以千萬計的不滿之民說來，正中下懷，拍手稱快。這些國家及勢力、階層是唯恐中國天下不亂的。
美中關係平穩發展，究竟誰受益？
相對美國而言，中國處於弱小的地位，此刻自然需要避免同美國發生激烈的對抗。概言之，“宜未雨綢繆，毋臨渴掘井”，對北京是及時的箴言。讀者或許要問：嘗試改善美、中兩國關係，所謂“樹欲靜而風不止”，是不依北京的意志為轉移的。此言差矣。從下面的剖析看來，對北京而言，“消禍於未形，防患於未然” 的途徑還是存在的，端視領導人的政治智慧了。
目前中國綜合國力已經躍居世界前列。過去三十年以來，究竟誰是貫徹“韜光養晦”方針的最大受益者呢？毋庸諱言，答案是中國。
當前中國崛起未竟，尚處於關鍵節點。在可以預期的將來，美國仍然穩居世界第一強國，這層估計當屬無訛。中國GDP業已位居“老二”，乎直追老大。倘若未來北京得以維持穩定的中、美關係，則一二十年以後，究竟誰是兩國穩定關係的最大受益者呢？答案無疑仍然是中國。
無論是黃海軍演還是南沙群島、釣魚島主權歸屬爭端，其展開過程顯示，迄今美國仍然在國際上具有強大的整合能力。這一點值得北京領導人深思。
在黃海軍演中，遍布幾大洲的十多個國家，唯美國馬首是瞻，哪怕是以挑釁姿態在“老二”中國的家門口出現，也在所不辭，無所畏懼。至於中國，別說同友好國家組織聯合艦隊去美國周邊進行軍演，即使去日本家門口軍演，恐怕連朝鮮也不肯附和、派遣艦隊隨行。
儘管中國眾多鄰國將本國經濟擺脫金融危機的希望寄托在中國身上，卻在南沙群島主權爭端中，寧可得罪中國，也要跟隨美國的節拍行動。固然，這個跡象表明，某國經濟獲益來源未必就能左右該國的立場，卻也顯示出美國強大的國際整合能力，環顧宇內，無出其右者。
在釣魚島撞船事件中，北京對日本施加了強大的壓力，東京仍然表現得十分蠻橫。在美方壓力下，日本迅即改變立場，最終只能中斷司法程序，釋放被延期拘押的中國船長。
這一系列現象表明，在國際上，美國的整合能力仍然不是任何其他國家所能比擬的。尤其是在國際危機中，這個整合能力將體現出政治和軍事層面的威力，足以直面其他國家的挑戰。在理性的決策過程中，對此自然不能低估。
誠如基辛格所言，從美、中兩國民族不同的文化背景、兩國不同的政治制度以及兩國在世界政治格局中所處的不同地位，兩國具有促使關係惡化甚至破裂的基本成 因，可以比喻說是兩國DNA的構成因子不同，這就埋下了未來兩國衝突的因素。從目前美、中關係的發展趨勢看來，假若兩國領導層處置失宜，雙邊關係確實可能面臨一個前所未有的拐點。
美中關係並非不可為
美、中關係演變至此的詳細原因，筆者已經在多篇文章中予以分析。此處不贅。是否美國具有“亡我之心不死”的藍圖，以致美、中關係已至不可為的地步，只能任其滑向深淵？答案直截了當：這種必然性應該斷然予以否定。
那麼，為何今春以來，美國接連出招令中國難堪呢？綜上所述，原因大體如下：一是美國怵於中國經濟實力急劇膨脹，依據國際政治中“老大”和“老二”之間關係的慣性邏輯，自認有必要在中國周邊打樁布局；二是美國海軍擔憂中國崛起以後，將危及美國海軍在國際海域自由航行的權利，而美國在海外用兵主要仰賴於海軍，海軍的意見自然會反映在美國外交政策上；三是去冬以來美國領導人以及高層其他人士出於個人情緒上的波動，外加其觀念中的大國政治關係準則的推動，有意識地“整”中國，以挫折一下北京領導人的傲氣。
或謂大國外交政策的制定過程是健全的，豈能受到領導人個人情緒波動的影響呢？持此等觀點的學者，“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純系書生之見。君不見，遠自毛澤東、鄧小平，近如奧巴馬，個人情緒出現波動，確實足以影響其政策的制定。限於篇幅，本文不細談了。
就政策操作層面而言，如果認為國際關係如同人際關係，這樣說法是絕對化了。然而，具體地說，在某種程度上，“國際”關係受到“人際”關係的影響，則無疑是說到點子上了。昔日周恩來對於“外交無小事”的強調，涵蓋面很廣。不過，可以說，這是在一個側面點出了人際交往在國際關係中的重要性，怠忽不得。
美、中關係還在繼續變化中，伊於胡底，尚難斷言。當前國人不應過於悲觀或樂觀。大體上說，筆者並不持有悲觀的態度，臚陳理由如下：
首先，西方國家在國內苦於經濟欲振乏力，在國際上正與伊斯蘭教極端勢力處於窮巷惡鬥，亟需中國全方位配合，又何苦另闢一條戰線，與即將成為世界級強國的中國交手呢？如此，豈不是給來無影、去無蹤的國際恐怖組織打了一劑強心針嗎？
西方國家在經濟上正面臨“二次探底”之際，除非國家安全遭到重大的威脅，在財力上也承擔不起再與中國這樣的大國處於長期對峙的狀態中。何況，這種世界級核強國之間的長期對峙，核戰爭的幽靈在上空若隱若現，均非世界兩強所喜聞樂見的。
其次，如果美國決心把中國整得一蹶不振，它確實擁有若干“撒手鐧”。作為唯一的超級大國，如果美國真正想要整垮中國，則在中國崛起未竟的關鍵節點，對中國施壓的手段可謂化化無窮，生生不絕。然而，迄今它並無訴諸極端的打算。這說明至少眼前美國還無意這樣做。概言之，美國根本志不在此。那麼，一言以蔽之， 美國對華政策的底盤究竟是什麼呢？說白了，當前美國對華政策的底盤就是一個字：“防”。
最後，美國政策是隨時準備以變應變的。這一屆政府宣布的政策，未必為下一屆政府遵循。即如小布什政府的對外政策，有不少已經被奧巴馬政府的新政策取而代之了。換言之，美國領導人關於南海、釣魚島主權歸屬的政策性宣示，未必就是持久不變的。有時，對於跨國爭端，少安毋躁，未必不是上策。
舉例來說，今年以來，在馬爾維納斯群島周邊勘探和開採石油的問題上，英國和阿根廷發生了激烈爭論。3月1日晚，希拉里遠赴阿根廷總統府做客時表態，美國 要介入兩國在馬島主權歸屬上的爭端。她指出，“美國政府認為馬島問題應該由阿根廷和英國通過雙邊談判來解決。美國政府願意為促成雙方談判發揮作用。”英國首相發言人旋即回應：“美國沒有直接參與的必要性。”3月3日，英國外交大臣米利班德表示，英國永遠不會談判馬島主權歸屬。可見英國並沒有受到希拉里表態的束縛。
美國高官說話，確有心血來潮，忘乎所以的情況。有時他們代表美國作了表態，卻不是持久有效的。自然，希拉里在河內就南海問題表態時，是念稿發言的，顯然不是即興之作。
上述當前美國對華政策的底盤是“防”。雙方沿着“防”的路線走下去，就面臨另一道坎，即一個“抗”字。在“防”和“抗”之間，仍然存在一道鴻溝，卻不是 不可逾越的。對北京領導層來說，關鍵性的癥結所在，是如何正確地對待“防”和“抗”，避免它們互相轉化。北京欲謀求美、中關係平順發展，就要防止美國對華政策由“防”轉化為“抗”。一旦“防”過渡到“抗”，為時晚矣。
如何才能做到防止“防”轉化為“抗”？實際上，時間已經有點遲了。“大風起於青萍之末。”簡單地說，這些跨部門的努力應該歸納於一項系統工程，凡事輕忽不得。
基於此，筆者認為，對於美、中關係未來發展趨向，既不能盲目樂觀，也切忌過分悲觀。“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雙邊關係平順發展時，要有危機意識，對各項潛在的衝突有所評估，並對每項隱患制定多層次預案；一旦危機的先兆露頭，也要處變不驚，保持鎮定，冷眼觀察，按照既定的多層次預案，與之周旋。
當前美中關係定位
其實美國、中國都不願意看到雙邊關係演變至此。一旦美、中發生碰撞，可以斷言，得償夙願的恐怕是日本、印度、越南、俄國、韓國和南海周邊國家，以及中國國內唯恐天下不亂之徒。
據判，白宮在戰略博弈中，對於是否將把中國視為必須全力對付的“老二”，尚在煞費躊躇的階段，並未最終在棋盤上落子。在華盛頓的戰略盤算中，中國可能還沒有完全脫離“拉一拉”、“推一推”的範疇。
概括地說，“拉一拉”，則中國可能繼續在國際反恐鬥爭中成為美國盟友或者至少是非敵對性的中立國家；“推一推”，則中國成為在現實中最需要打點精神與之周旋的對手或者至少是最大的假想敵。
今年美國頻頻出招，不外乎是“整”中國，卻尚未臻企圖整跨中國的地步。美國隨時可以出招，目的是讓中國難堪，壓中國就範，而中國囿於綜合國力的差距以及周邊國際環境的惡劣，尚難做到見招拆招的地步。在今後可以預期的未來，這就是美、中雙邊關係的基本格局。
自從金融海嘯襲擊美國以來，美國經濟久已處於疲軟不振的地步。同時，美國又繼續保持犀利無比的軍事打擊力量。經濟上欲振乏力，軍事上卻舉世無雙，於是乎反映在今後華盛頓決策上，可能戾氣、銳氣兼而有之。
戾氣、銳氣兩者結合以後，或許會導致美國有時在決策上不如過去那樣穩健，甚至或許會出現訴諸極端的傾向。這一狀況對於美國的假想敵國決不是福音。哪個國家首先承受美國及其盟邦的多領域的制裁、多波次的軍事打擊，則未免大傷元氣。屆時，該國的潛在敵國對於這個天賜良機，難免會幸災樂禍，額手稱慶。
說到底，未來促使美國在動武一節上躍躍欲試的經濟誘因，尚不足以支撐美國輕易改變對中國的軍事戰略乃至對中國發動戰爭。自從核武器問世以來，兩個核武器國家之間從來沒有發生過戰爭，甚至連大規模的邊界衝突也沒有發生過。此無他，蓋因核武器令人可畏的大規模殺傷力。
鑑於此，美國唯有出於維護國家重大的安全利益，才會訴諸發動對華戰爭。如今經濟誘因確實還不足以支撐美國對中國發動戰爭，甚至還不足以從根本上改變對中國的軍事戰略。任何情勢評估，如果過分強調了美國對中國的現實的軍事威脅，則是高估了今日美國對中國的敵意以及美國的綜合國力，亦即低估了中國自身的綜合國力以及北京戰略運籌能力，說穿了，也是這些戰略家缺乏自信因而顯露自餒的表現。
話說回來，如果美國真正想要整垮中國，確有數招“撒手鐧”，根本無須訴諸發動對華戰爭，更別提發動核戰爭了。此刻美國高層計不及此，說明華盛頓在戰略盤算中，中國可能還沒有完全脫離“拉一拉”、“推一推”的範疇。
冒險主義導致投降主義
談論至此，難免涉及核威懾政策。對中國說來，核武器充其量只能懾制假想敵國不對中國使用核武器而已，卻還不足以確保假想敵國不致於對中國發動核威懾條件下的常規襲擊。
在當今世界，一旦兩個核武器國家之間爆發了軍事危機，即使是綜合國力和軍事力量占優勢的那個國家，一般也不致於冒天下之大不韙，先發制人地使用核武器， 而多半是以核武器作為“盾牌”而以占據壓倒優勢的常規力量作為“劍”。在危機處理過程中，這個國家訴諸高強度的鬥智、角力，終於制伏對方。
在這種情況下，雙方鬥智、角力，既是國家意志的抗衡，更是綜合國力特別是軍事力量的對抗。最可能出現的情況是，比較弱的那個核武器國家為了本民族的綿亙延續，往往寧可在外交上承受屈辱而選擇妥協。
1962年，美國、蘇聯處理古巴導彈危機的手法及結局，即是一例。美國在加勒比海集中了絕對優勢的常規軍力，在古巴周邊全面實行了具有選擇性然而有效的 封鎖，充分發揮了“常規劍”的作用，並在全球範圍內將其核打擊力量置於臨戰戒備狀態，作為威懾蘇聯不得輕舉妄動的工具，顯示了“核盾牌”的功能。蘇聯手上 的“核盾牌”僅能遏制美國對自己發動核進攻而已，卻不能對付美國在加勒比海那把犀利的“常規劍”，而且那把“常規劍”躍躍欲試，刻不容緩。於是，蘇聯兩害 權衡取其輕，終於忍辱作出退讓的姿態。真是：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按照當年北京批判莫斯科的行徑時發表的聲明，克里姆林宮的主人們起初是奉行“冒險主義”，最終是遵循了“投降主義”。應該指出，當年莫斯科在古巴設置核導彈並在最後從古巴撤走核導彈的政策取向及後果，可能在今日仍有警示作用。
毋庸諱言，近年美國在中國周邊在軍事、外交上頻頻採取了一些措施，據稱是為了防止中國軍力擴張。值此中國周邊情勢日趨混沌、複雜之際，前階段某些中國軍界人士倡議，寧可冒着同美國爆發衝突的危險，也要當世界領袖國家，實在屬於不合時宜的莽動行為。
如今中國周邊情勢日益明朗化，美國已經在全方位打樁布局。情況十分清楚：你要躁動、膨脹，就此請君入甕。
四個因素制約北京對美政策
世局如棋。中、美正在進行戰略博弈，前途未卜。當前北京受到以下四個基本因素的制約，在這場戰略博弈中，似乎只有招架之功，沒有還手之力：
其一，近年中國群體性抗爭事件此伏彼起，政治暗潮在地表之下激盪涌動，內亂似乎正在醞釀階段。在可以預期的將來，就緊迫性和危害性而言，顯然內亂超過了外患，發展趨向亦即內亂導入外患，或者外患激起內亂，或者兩者交替影響，兼而有之。
目前中國民眾“仇官、仇富”的心態在逐漸蔓延。在群體性抗爭事件中，動輒數萬人參加，其中絕大多數人同該事件沒有直接或間接的關聯，他們競相投入這類事件，無非說明中國國內唯恐天下不亂之徒的人數在急劇增加。今後較長一段時期，國內矛盾可能會聚焦，是群體性抗爭事件的高發期。
孔子權衡內亂和外患之間的關係時說過，“季氏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即使在今日，此語也頗有警示意義。北京對於內亂的隱憂，業已牽制了對外的決策。不安內又焉能攘外？
其二，美國戰略重心已經移向亞太地區，在中國周邊打樁布局也已接近完成。值此情勢下，北京頗感形格勢禁，籌劃在中國周邊尋求突破時，動輒有牽一髮而動全身之感。中國在周邊尋求突破，難度尚且如此之大，遑論在全球範圍內保障本國的重大利益？
反之，美國借力使力，利用中國鄰國對中國崛起而觸發的疑忌或者恐懼心理，順利地在中國周邊完成打樁布局。中國周邊情勢或緊張或緩和，美國操控在己，牢牢掌握了主導權。對於周邊國家提出的挑戰，中國尚且應接不暇，後遺症、併發症接踵而來。值此情況下，又豈能集中精力貫注於這場戰略博弈？
其三，中國經濟對外依存度介乎百分之六七十之間，進出口占經濟總量的比重如此高，大部分貨物的進出均依賴海運。目前國際水道主要的“隘口”全部被美國控制，國際航運處於美國海、空軍的保護之下。如果在一場國際軍事危機中，美、中兩國狹路相逢，各不相讓，則中國進出口戛然而止，經濟必受重創，內亂即告加劇。
換言之，在中國海、空軍迄未擁有精幹有效的全球打擊能力的前提下，中國近三十年建立的大進大出的經濟格局，根本無法直面一場嚴峻的國際軍事危機。中國經濟對外依存度如此高，亦即意味着在可以預期的將來，中國只能在當今國際政治格局的框架之下，求取可持續性經濟發展。如此無情的政治現實制約了中國的國家發展戰略和國家安全戰略，這一基本格局無法在短期內改弦更張。
其四，美國實行前沿部署的軍事方針，是壓縮中國軍 方活動空間的殺着。美國早就在亞太地區四處建立了海、空軍基地，部署了突擊部隊，又扼制了戰略性的海洋通道。在和平時期，美國駐亞太地區的海、空軍僅執行 巡航和監視等職責，而在戰時就可以突襲敵國戰略縱深要害，同時嚴密封鎖敵國同世界各處的聯繫，迫使敵軍不得越雷池一步，甚至達到畢其功於一役的戰略目的。
一位日本航空自衛隊的大佐（現為中將）曾經對筆者作了一個形象化的譬喻：有兩支實力相仿的美軍，一支駐紮在日本擔任防守方，另一支駐紮在日本周圍擔任攻擊方，各由若干具有同樣軍事素質的美軍將領指揮。兩支美軍交戰以後不久，還是擔任攻擊的一方美軍獲勝。根本原因就是擔任攻擊方的美軍的前沿部署所致。
美軍在亞太地區處於前沿部署的態勢，非朝夕之功，是在半個多世紀以來漫長的過程中形成的既成事實，也是美軍與外國軍隊交戰時最直接的戰略優勢。美軍前沿部署確實壓縮了中國軍方活動的空間。
這四個基本因素的作用是長期性的，非旦夕所能改變。北京領導層在中、美戰略博弈的過程中，對此自然是瞭然於胸的。
浮誇、虛驕之氣宜收斂
中國改革開 放三十年，收效顯著，舉世公認。大部分中國人迅速地邁入了小康境遇。曾幾何時，國人在享受巨大物質財富時，不少人卻沾染上了嚴重的“虛”、 “驕”二氣，變得不再容忍、含蓄和謙虛了，自大和自傲的情緒開始滲入民族的血液，以致漸漸侵蝕國人的理智。他們似乎留給外人那種“一闊臉就變”的印象。
中國GDP累年激增，對國人的“虛”、“驕”二氣更是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中國GDP以房地產上下游產業和日用品為主要支柱。一時中國GDP居高不下，是否真實地反映了本國的綜合國力已臻世界級強國的地位，筆者存疑。
縱使今後GDP能夠持續激增，按照中國國情，也是建立在高昂的環境成本上。況且，在這一令人眩目的經濟成就的下面，隱藏着巨大的社會不穩定的因素。當前官民爭端、貧富矛盾日益尖銳，體制性腐敗更是成為整個社會關注的重點。凡此種種，均是政治穩定的隱患。
中國民間瀰漫着只顧賺錢而且是“賺快錢”的心態，這是中國社會層面的大氛圍。既然是要“賺快錢”，自然呈現一意孤行、漠視他人觀感的心態。民間各階層的心態和觀感交相感染。在整個中國大社會中，近年一個“飄”字，從民間飄逸而及官場，由表層浸潤而至內核，實在為患不淺。
從中國的現實情況看來，精英階層、平民群體似乎都欠缺從容和坦誠，也缺少對身外狀況以及外部世界的理解和寬容，有時甚至於不屑一顧。作為社會發展規律，這種心態遲早要在政府決策的氛圍和過程中體現出來。
迄今“虛”、“驕”二氣已經逐步滲透進入政府決策的氛圍和過程中。外部世界對中國提出責難，比如認為中國在節能減排、治理環境污染方面措施不力等，責難 者主觀上確實可能存有不良企圖，然而，中方過去的做法和態度就不存在問題嗎？近年中國政府職能部門面對外部責難，往往捨棄過去“惡語善講”的傳統做法，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強硬。結果適得其反，治絲益棼。
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獲得了傲世的成就，舉世有目共睹。西方領導人認為，這段期間中國取得的成就，是史無前例的。之所以如此，內因是中國人勤勞節儉，對外界事物適應能力強，北京領導層措置得宜，儘管有時踉蹌而行，卻總能把握住大方向；外因則是取得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的認可和支持，有時同美國矛盾凸顯，卻仍然能維持“斗而不破”的局面。
回顧美中關係
當年，鄧小平指出，所謂對外開發，首先就是對美國開放。他認為，把美國“搞掂”了，資金、技術、人才就能從西方世界源源不斷地流入中國，而不能把美國“搞掂”，所謂對外開放就成了一句空話。事實證明，情況確實如此。
1989年，政治風波發生。稍後，隨着東歐變色及蘇聯解體，美、中關係開始經歷風風雨雨的歲月。在後鄧時代，兩代領導人運籌帷幄，維持雙邊關係“斗而不破”的局面，一路躑躅行來，讓雙邊關係尚不致過分偏離既定軌跡。其間，兩代領導人處此尊位，諒必體會到“高處不勝寒”。個人榮辱在所不計，終於贏得國家地位的提高以及全民族生活素質的提升，功在中華民族。用“寒天飲冰水，點滴在心頭”來形容其臨事決策時的心態，實在不為過分。
北京盡力維持兩國關係“斗而不破”，確實難能可貴。作為結果，自20世紀末至今，中國綜合國力發展之迅速，前所未有。在某種意義上，中國同外部世界的力量對比，可謂今非昔比了。
倘若北京領導層依照激進派的觀點，與美國關係早就鬧僵了，在西方國家鼓動下，不少周邊國家對中國素有歷史恩怨情結，屆時一擁而上，必然對中國群起而攻之。試問：假若中國遲遲不能從西方世界吸金，還會達成今日的成果嗎？設若如此，中國不致於倒退二十年，就要燒高香了。對這個評語，即使情緒偏激的國人，只要略有歷史視野，平日又關注中外時事述評，想來也不致於持有異議。
誠如前述，近年一個“飄”字，從民間飄逸而及官場，由表層浸潤而至 內核。在這個社會大氛圍下，不少精英鼓吹中國要當世界領袖國家，並且公開揚言，哪怕同美國爆發衝突，也在所不計。這在海外觸發了風波。今年美國採取了一系列反制措施，讓中國處於尷尬、被動的地位，不能說與此無關。
歷史確實不失為一面鏡子。當年中國與蘇聯交惡，一定程度上也同膨脹的心態有關。在1950年代蘇聯向中國提供的156項重點援助項目，截至1980年代，仍然是中國工業、科技的骨幹設施。其中國防科技、工業項目，構成了現代中國軍事工業的支撐點，甚至連核武器、導彈等尖端技術也向中國有償提供。當然，蘇聯對中國提供援助，與其在全球爭霸的大國心態有關，赫魯曉夫等人也未妥當處理與中國領導人的關係。1950年代末，北京、莫斯科為了爭奪國際共運的主導權，兩黨關係開始趨於緊張，繼則兩國關係也告破裂，於是中、蘇之間“磐石般的 友誼”以凶終隙末告終。
當年中、蘇交惡，尚可歸咎於兩國領導層的過失，與近年美、中緊張關係呈現複雜化、長期化的趨勢，猶有不同。這次是中樞戰略籌劃的方向是正確的，咎錯在於民間瀰漫的“虛”、“驕”二氣以及少數官員顢頇不當。近年少數國人忘乎所以的言行，反映了他們類似於暴發戶的心態。這同大國國民應該具有的素質不同，甚至是背道而馳的。長此以往，畢竟不是國家之福。
未來中國如何自處？
美、中關係的主導權並不總是操在美國手中。美、中關係既是雙邊的，也就意味着是互為因果的，亦即中國主動採取的因應措施或反措施，也可以影響甚至引導未來美、中雙邊關係的走向。區別體現在戰略的制定、政策的細化及跨部門執行力的落實。這層關係也可以用“鬥智”或者“決策對抗”來形容。運用之妙，存乎一 心。
在如何看待美國的問題上，北京向來試圖“以兩手對兩手”。面對強大的對手，兩手戰略的含義如今延伸一下，要點則是“陪笑臉，握拳 頭，求發展”。“陪笑臉”是前提，“握拳頭”是手段，“求發展”是目的。三者缺一不可，不宜偏廢。如果中國能夠成功地貫徹這項策略，就能化解或者阻止中國的假想敵之間的結盟及其針對中國的咄咄逼人的威脅性行動。
當前，“求發展”是壓倒一切的。“爭一日之雄長”，所謂在政治意志上作一番較量，無補於大局，反而有可能引來無窮的後患。
讓我們再回到現實世界。放眼全球，舉世滔滔。先分析一下當前中國在縱橫捭闔的國際政治中的地位。
目前美國作為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而中國則是正在崛起過程中躑躅而行的大國。這兩個國家相處之間，以史為鑑，自有大國關係準則可以遵循。能否趨吉避凶，“消禍於未形”，取決於執政者對於未來國家定位的明智決策以及本身的大智慧了。
況且，在無遠弗屆的網絡時 代，美、中兩國處於空間有限的“地球村”中，在經濟、科技等層面上，都處在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中。從良好的願景着眼，理性的兩國關係是合則互利，破則兩害；從惡劣的前景考量，兩國關係破裂，就華盛頓、北京的執政者而言，至少也是形格勢禁，不到萬不得已，彼此都不願意看到的情景。
基此，幾乎可以斷言，在中、美關係互動的關鍵節點，雙方在根本立場上仍然存在協調的空間。至於綜合國力及國際整合能力，目前中國依然遠遜於美國。對北京而言，在處理中美關係時也存在一個“以小事大以智”的問題。下筆至此，今時今日，似乎北京面臨着一個如何自處的問題。
倘若讀者要問：“樹欲靜而風不止”，今後事態的發展是否以北京的意願為轉移呢？國際事態發展是一個互動的過程。既是互動，就決定了彼此都擁有通過政策調整對事態發展施加影響的能力。北京出於自身利益，未來擬定政策時需要更加周全一些。
接下來，試析當前國際矛盾的焦點及中國所處的地位。據此，再審視一下關於“樹欲靜而風不止”的論點，究竟是否具有必然性。
戰略層面改進餘地頗大
今日反恐戰爭或反恐鬥爭遍及全球，既是以武裝衝突的形式體現的伊斯蘭教與基督教兩大文明板塊之間的衝撞，自然涉及對客觀世界及文明的根本認識的層面。以歷史觀點衡量，這種文明板塊之間的衝撞必然曠日持久，難以善了。雙方態勢可謂狹巷相逢，戰鬥正無窮期。
伊斯蘭教與基督教兩大文明板塊之間的衝撞過程及其以武裝鬥爭的形式體現出來的後果，具有長期性和不妥協性，一如前述。反觀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同中國之間的衝撞的情況，則與上述兩大文明板塊之間的衝撞有着本質性的不同，前者和後者存在着兩點主要的區別：
其一，西方世界同中國之間的衝撞的潛因是國家利益之間的衝突，受到理智的制約，體現出可妥協性和短期性，比較容易獲得控制，協調得宜，則無論如何仍然屬於可控範疇，尚不致於土崩魚爛，一發不可收拾。相比之下，伊斯蘭教與基督教兩大文明板塊之所以發生衝撞，其動因是截然不同的世界觀以及隨之產生的民族感情 的因素，往往不受理智的制約，可控範疇相當有限。
其二，西方世界同中國之間可能發生的衝撞，屬於醞釀中的尚未爆發的衝撞，仿佛英語時態中的“未來式”。歷史仍然給雙方留下了政策調整的空間，倘若雙方錯過了時機，則要由歷史作出結論了。今後美、中關係互動時，假若雙方制定正確的戰略並且 採取有效的行動，應該而且完全可以引咎以往、補過將來，乃至消禍於未形。
然而，伊斯蘭教與基督教兩大文明板塊之間的衝撞，卻是已經發生的衝撞，猶如英語時態中的“過去式”。既然是“過去式”，就在政策考量上平添了諸多因素。美國政府處理兩大文明板塊之間發生的衝撞時，本屆政府擬定施政 綱領及付諸實施的過程中，在縱向上還受到前任政府的政策的相當大的影響，並且在橫向上還受到周遭各種複雜因素的牽掣。若非修改根本大計，無從改弦易轍，而修改根本大計，則不免傷筋動骨，難上加難。
據此可知，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同中國之間的衝撞，與基督教與伊斯蘭教兩大文明板塊之間的衝撞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語的。筆者的結論是：
冷眼旁觀，美、中關係尚未到達不可為的糟糕地步。在基督教與伊斯蘭教兩大文明板塊之間的衝撞仍在進行的過程中，就北京而言，仍然事猶可為，有迴旋的空間，而且是事半功倍；可是，一旦這兩大文明板塊之間的衝撞告一段落，北京迴旋的空間就大為壓縮，屆時一年數驚，即使騰挪移身得法，也是事倍功半。
作者：薛理泰，《領導者》總第36期（2010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