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星辰和侃侃探讨:
大跃进的时代特征与人性根源
作者:侃侃
留言时间:2013-02-24 09:39:40
俺得和俺的知音抬抬杠。你说判断“大跃进、文革的荒谬不需要智慧”。那么我问你,这真的不需要智慧吗?如果不需要智慧,那么为什么明知荒谬还有那么多的人跟着鼓吹“亩产万斤”,明知荒唐还有那么多的人拿起武器“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他们的敌人也是“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挖掘这其中的根源“真的不需要智慧”吗? 阿妞,你的“不需要智慧”不是忽悠吗?!
作者:阿妞不牛 留言时间:2013-02-25 17:29:19
一个人宣称自己是上帝,而且万民都承认他是上帝并听任他主宰,这就是魔鬼下凡。人间炼狱就是这样炼成的。
作者:星辰的翅膀 留言时间:2013-02-25 21:51:22
刚看到善良的侃侃的评论,呵呵。 侃侃同学说:“俺得和俺的知音抬抬杠。你说判断“大跃进、文革的荒谬不需要智慧”。那么我问你,这真的不需要智慧吗?如果不需要智慧,那么为什么明知荒谬还有那么多的人跟着鼓吹“亩产万斤”,明知荒唐还有那么多的人拿起武器“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他们的敌人也是“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挖掘这其中的根源“真的不需要智慧”吗?” 侃侃大概忘了历史上有个叫赵高,他指鹿为马的时候,为什么有人明明看见的是鹿非要说是马呢?赵高的权势与毛泽东的淫威相比,孰暴烈?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你的问题也正确。数亿中国人明知荒唐、明知荒谬却一起陷入疯狂,为什么呢?你觉的光责怪毛泽东不够的话,你就同意我说的吧,即“中国文化其实是一个很不咋地的文化,极为感性没有理性,极易陷入歇斯底里的疯狂”。 你要是不同意我的观点,那你想说什么呢?你不会要告诉我,中国人民大智若愚,在下一盘巨大的历史棋局,用惊天动地地气魄饿死三千万,荒唐又荒谬地“誓死捍卫毛泽东的革命路线”来成就改革开放的伟业吧?你不会像一些既没脑子也没良心的家伙说,没有大跃进的蛮干,哪能发现大庆油田,奠定了中国的工业基础呢?呵呵,要是如此也好啊。
作者:阿妞不牛 留言时间:2013-02-25 23:58:30
星辰,侃侃是说的反话。不过你的解释,应该让侃侃提出的问题有了更明晰的答案。 美国有过许多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犯罪学家做过许多著名的试验。把你我侃侃西岸等一帮子正常的“好人”放置在某种特殊的环境情景之下,在“求宠免罚”的机制下,我们都会拼命地按电钮电击别人,不管那些人的惨叫哀号,只要我们得到保证我们只是奉命行事,没有任何责任。而我们如果拒绝,则会得到惩罚,我们同被电击者会调换角色位置。在这种机制下,哪怕那个所谓“惩罚”只是一个批评甚至一个警告的眼色,都足可以让俺死命电击西岸,不让他来电击俺。 希格勒毛泽东波尔布特则是成功地在一个国度甚至世界进行了这样的社会实验。
作者:侃侃 留言时间:2013-02-27 22:52:27
才看到星辰博得跟帖。问一下星辰博,为什么会有大跃进?为什么会有文革?它的根源是什么?它和历史、文化、政体结构有什么关联?它和人性有什么关联?它和社会心理有什么关系? 赵高的指鹿为马,赵高为什么要指鹿为马呢?它的行为和秦朝的统治结构有关联吗?同样的统治结构,为什么在秦始皇在的时候,赵高不能也不敢“指鹿为马”? 星辰博,你那么聪明,就你所提到的事件,来回答回答这些问题怎么样。
作者:阿妞不牛 留言时间:2013-02-28 01:06:57
侃侃,俺觉得俺在向星辰为你做的“辩护”那个跟帖里,对你提出的问题与思考,至少在人性的层面做了某种回答。俺这篇“不要智慧”的小文,也其实在试图说明你提出的这几个相关层面的问题。 为什么秦始皇隋炀帝做不到毛泽东这样伟大彻底的改造人的思想与改造社会?为什么成吉思汗的金戈铁马可以征服欧亚大陆,却建立不起一统的蒙古百年帝国?为什么奥斯曼帝国可以稳固七八百年? 第一,当时时代科学技术的局限,主要是信息传播手段无法令皇帝旨意贯彻到每一个角落。 第二,秦始皇隋炀帝蒙古帝国,主要只有杀戮与实施恐怖的手段,但是缺乏“思想精神武器”。秦始皇虽然知道了思想控制的重要,焚书坑儒,当时只有负面扼杀,缺乏简明通俗的妇孺能详的教义。中国的儒家学说,虽然成为了维系大一统帝国的思想体系,但是只能在士大夫之中作为官方说教,缺乏宗教性的灌输约束社会每一个人的简明强制性。在千年中华帝国里,人们对皇帝的顺服,主要是“天子威权”。 在此之外,人们更崇拜的是“天”,天上有玉皇大帝,另外还有对佛道神灵的敬畏崇拜。这个没有一个皇帝可以替代甚至等同。 奥斯曼帝国比起秦始皇成吉思汗来,有了恐怖的武力与思想控制的伊斯兰教义,因此帝国基业比秦始皇成吉思汗都要坚牢-坚牢到可以抵御最现代化的西方超级瘟疫: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但是,她仍然抵挡不了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与法西斯马克思主义之外的现代思想。而且,伊斯兰宗教并非马克思主义与法西斯主义这样的纯粹政治性邪说,也并非中国儒家学说那样的局限在士大夫阶层的官方伦理说教。作为宗教,最本质的生命力在于承认人类整体之上之外最高的神。哪怕政教合一,世俗的最高独裁者就是教义的最高阐释者,这个“阐释者”毕竟不是神本身。这个独裁者还是要同全体子民一样在上帝或者真主下面下跪,同芸芸众生一样接受神或者真主的最后审判。 而中国的一统儒教,皇帝成为天子,虽然金口玉牙,却不能像教皇一样替上帝诠释人间之道法(中国的皇帝大多也很懒,戴着皇冠坐在硬邦邦的龙椅上朝一两个时辰就很受不了,就像毛泽东最讨厌穿戴正经去接受什么国书一样)。因此天子可以无道,百姓可以造反,替天行道,天命再授。 到了共产主义,马列毛,完全没有神,也就是说人间一切都只能由一个“伟大领袖”全部主宰。但是百姓愚民不能没有神,因为无论最蠢还是最聪明的平头百姓,都知道自己完全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在“无神论”的旗号下,这个独裁者就是比上帝还伟大真正的真主。他真正掌控着一切人的生死命运-从身边文武左右到山寨小民。他不但不可能犯错,也绝对不可能认错,一切除了伟光正,就是英明盖世, 而且,没有任何可以取代他的任何法理道理:因为天命神明都不存在,“伟大领袖”就是主宰宇宙的至高无上的神。现代化的信息传播手段,只需要一切纸张文字都必须经过“元首钦定”,加上知书识字者对每一个文盲耳提面命宣传教育,(感谢中国愚民特有的对文字字纸书本的崇拜),再加上一切在垄断控制之下的现代化信息传播技术手段,从收音机广播喇叭到电视到互联网,(呵呵,互联网可不好玩,因为是“互联”,不是单向),就让秦始皇隋炀帝成吉思汗有了精神与物质原子弹,这就是大跃进的成功,文革的辉煌,希特勒毛泽东波尔布特金朝鲜成功的全部秘诀。我们万维就有许多网民,从牙牙学语起就是毛主席万岁,到考上大学就已经一脑袋毛语,你叫毛主席不当神都难。他死了几十年还不能下岗安寝啊。
参考博文:
判断大跃进和文革的荒谬需要智慧吗?
文章评论
作者:侃侃
留言时间:2013-02-28 13:46:18
阿妞,俺的知音,你不厚道啊。明知道俺不喜欢热闹,非要拉着俺来跟你冲浪。一会儿俺掉到海里淹死了,你可就成了杀人凶手了。 呵呵呵,阿妞,你们折腾你们的,我还是打我的酱油。
作者:阿妞不牛
留言时间:2013-02-28 12:47:17
镇原冤案,不是个别的,而是遍及全国的。共产党自己的事后“平反”调查报告,虽然详细披露描述了极端残暴的过程与后果,但是仍然只是“检讨”共产党甚至“个别干部”“犯的错误”。 人类能够允许容忍这样一部分人对广大民众如此“犯错误”的吗?希特勒灭犹,也只是错误吗?波尔布特大屠杀,也只是毛泽东周恩来说轻描淡写的“错误总会有一点”吗? 请允许中国人民再犯一次错误:把全体共产党人全部送进集中营或者炼油炉,可以吗? 这除了叫做弥天大罪,还有其他经得起良心检验的叫法吗? 以无神论造人间真神,以科学的名义让愚昧荒诞“元帅升帐”,科学就是愚弄万民的力量,愚昧荒诞无敌于天下,让良知毁灭,人性尽丧,世界发抖,人神共愤,这就是中国毛泽东的大跃进!
作者:gmuoruo
留言时间:2013-02-28 04:23:35
毛共的反人類罪,沒大小幫凶是完不成的。而這些幫凶從未受到懲罰,有些還跑到海外,繼續幫毛共作惡。 尤如希特勒的 nazis 逃到美國。
作者:阿妞不牛
留言时间:2013-02-28 01:28:22
中共的档案如果全部公开,大跃进的惨状将空前绝后,而且仍然死无对证,因为中共不象历代王朝保持历史记录,甚至不像斯大林,对卡廷屠杀的文件都一一保存。中共毁尸灭迹! 香港大学人文学院讲座教授,历史学家冯客(Frank Dikotter),在2010年9月出版的《Mao's Great Famine》指出,他用了4年遍阅全国解封档案,认为大跃进造成4500万人非正常死亡。冯客用令人信服的资料证明,“强迫,恐怖,和系统的暴力是大跃进的根本”,“人类历史上有动机最致命的大规模屠杀之一”。国家计生委和国家统计局下达的国家级课题,以及西安交大的蒋正华计算结果,大跃进饥荒死亡人数是1700多万。据当年的粮食部办公厅主任周伯萍称,他和国家统计局局长贾启允、粮食部长陈国栋做了一个电话调查,得出一个死亡几千万的人数,送交周恩来审阅后周要求销毁。 看看共产党自己一个报告吧: “大跃进”期间的镇原冤案 中共镇原县委党史办公室调查报告 在过去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镇原人民一向是倾其所有支援 前线;解放后,也一直是节衣缩食,支援国家建设。没有想 到,这竟使一些领导人产生了"镇原县的粮食就是多"的错觉, 下达的征购任务一直偏重,最终酿成了一起重大冤案。 [新观察]·文库版·大饥荒档案 www.chinafamine.net 转载时请注明作(译)者及出处 1958年,在甘肃省镇原县出现了一起人为制造的所谓“许国和、张万寿反革命集团”重大冤案。冤案的制造者践踏党的组织原则,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捏造事实,栽赃陷害,其株连之广,手法之狠,都是骇人听闻的。这里根据当年保存下来的不完整资料,就此冤案的始末整理成文,希望我们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能够认真记取这一沉痛的历史教训。 “镇原县的粮食就是多”? 镇原县是半老区, 曾是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1935年8月,红二十五军长征经过镇原的新城、平泉、湫池、南川、城关、临泾、孟坝、太平等乡镇;10月,中央红军(一方面军)长征经过镇原的武沟、马渠、三岔、殷家城等乡镇。1936年夏季,红军西征解放了镇原县北部地区,建立了红色政权。1937年初,红军援西军驻防镇原半年时间,发展建立了党的组织,开 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运动。镇原人民为支援红军做出了巨大贡献。镇原县自1940年建立革命政权以来,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考验,党的组织力量是坚强的,干部队伍是整齐的,群众基础是比较好的。新中国成立后,镇原县的革命和建设成就也曾多次为省、地领导所肯定。 镇原县自然条件差,人民生活历来贫困,每遇灾年就闹饥荒。但是,由于广大群众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在过去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镇原人民一向是倾其所有支援前线;解放后,也一直是节衣缩食,支援国家建设。没有想到,这竟使一些领导人产生了"镇原县的粮食就是多"的错觉,下达的征购任务一直偏重。实行统购统销后,年年都购过头粮。1954年,实际征购粮占总产量的30.5%;当年回销粮食占购粮数的27.1%。1955年受灾减产,仍征购 了22.9%的粮食;当年回销粮为购粮数的106.3%。 1956年收成较好,但完成征购后,当年回销粮仍占购粮数的43.6%。 1957年,大旱将近200天。 加上冻、雹、虫灾,粮食减产四至五成。经过深入调查、测算,平均亩产只有82斤。县里怕向上级交不了差,经反复研究,虚报为亩产95斤,后又被加码到115斤,并据此定下征购任务,结果,当年回销粮3300多万斤,为购粮数的130.3%。 1958年,因大部分劳力被抽调去大炼钢铁,大搞水利,丰产没丰收,当年回销粮食仍占到购粮数的75.6%。 由于年年都购过头粮,农民家中毫无储备,经常青黄不接。1957年因灾减产后,有的人因断粮外出逃荒;有的人宰杀小猪、小狗、小猫、母猪甚至耕畜,用来充饥;有的人乱找代食品,吃苜蓿秆、洋芋蔓、棉蓬籽、谷衣子、荞麦衣等。浮肿、中毒、死亡现象不断发生。县上一面派干部下乡组织群众生产自救,一面向上级报告灾情。县长许国和、副县长张万寿还以个人名义,向省、地领导机关写了报告。省、地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也多次到镇原县 调查了解情况。1958年1月,平凉专署副专员贺玉卿带领工作组来镇原检查生产救灾工作, 针对许多区乡已经出现的饿死人现象,决定尚欠的100万斤购粮任务停止入库,以稳定局面,安定人心。贺玉卿还批判了虚报、冒进的做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958年春季,省、地领导曾多次到镇原调查,肯定了严重缺粮的事实,不断帮助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5月初,县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粮食问题,平凉专区多数领导干部都参加了会议。会上,有人提出了粮食问题反映的是政治斗争问题的观点,但仍决定先解决群众的生活困难,然后再寻找问题的根源。 5月14日,省委常委、新任平凉地委第一书记李正廷、副书记鲁践、专员崔世俊等率领20多名干部到镇原县的屯字、临泾、开边、肖金等区乡调查了解群众缺粮情况后,报请省委批准,拨给供应粮食指标1800万斤。县上立即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作了安排。李正廷在会上要求县里尽快做好粮食供应工作,让群众安定下来,治病休养,恢复健康,恢复生产。这样,群众生活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农村面貌有所改观,生产逐步恢复正常。 但是,由于地委领导在三干会上的讲话中强调,镇原的粮食问题,根本原因是反革命在作怪,要彻底追查反革命的破坏,于是,粮食问题便成为制造一起重大"反革命集团"案的主要起因。 革命根据地成了"反革命大本营" 1958年7月, 平凉地委派出以副书记潘焕杰、检察长胡礼新为首的工作组进驻镇原县,从粮食问题入手,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拔白旗”、“反右倾”、反“瞒产私分”,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寻找镇原落后的根子,搞起了所谓“政治大革命”和“组织大革命”。 工作组负责人一到镇原县,就夺了县委、县人委的一切权力,县级领导人都被派到农村工作。同时,让县里的公、检、法合署办公,打乱了一切法律秩序。 在7月初召开的县人代大会上,潘焕杰点名批判大会执行主席许国和,并把镇原的过去一概否定。说镇原县解放前“地处敌我短兵相接的斗争前线,反革命势力相当雄厚”;解放后土改、镇反、社会主义改造、整风和反右派斗争都“极不彻底”;“农村两条道路辩论不深不透”;“干部队伍严重不纯,不少政治不纯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混入党内,爬上了各种不同的领导岗位”。甚至还说“镇原县是一个反革命的大本营”,把广大干部和群众都置于革命的对立面。因此,所谓的“政治大革命”运动,成了全面打击迫害干部群众的运动。 就在这次人代大会上,工作组负责人以“右倾保守”、“地方主义”等“罪名”对许国和、张万寿进行了批判斗争,并宣布免去其县长、副县长职务。在工作组的操纵下,7月下旬至8月中旬召开的中共镇原县三届一次代表大会,会期14天中,就以9天时间批判许国和、张万寿、慕宗乾、范学俺等县、乡领导干部30多名, 会上被批判并撤销职务的农业社干部达400多名。潘焕杰在会说:“许国和的问题很严重,他认为购粮任务太重了,供应指标太少了,这是政治问题”,给许、张等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反党集团”的帽子,并违背组织原则,撤销了慕宗乾的县委常委和副县长职务,开除了1937年入党的县民政科长刘自的党籍。 工作组负责人主观臆断,认为“县人委完全变质,成了反革命的中心据点”,县委的干部绝大多数都有问题,县公检法干部和武警都不可相信,于是让他们统统靠边站,连他们的亲属也不得幸免。许国和的妻子王珑,是镇原县委副书记,当时正在省委党校学习,被勒令回县,批斗数月,还逼着她与许离婚。许的岳父王子厚,是1936年入党的老干部,镇原县党组织的创建者,陕甘宁边区树立的英雄模范,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也被揪回批斗,并被撤销了武都行署专员的职务。许的大哥许国福、二哥许国才(均系农民)、五弟许国治(党员干部)、弟媳李喜梅等都被无故株连,遭到批斗关押,许国才死于狱中。许国和70多岁的老母亲也被批斗,以致一度精神失常。许的年仅6岁的孩子, 也被赶出县委家属院,寒冬腊月,流落街头,被好心的市民贺老汉收留到他家暂住,才得幸存。“集团”的其他成员,也都是一人株连一大片。 在农村,工作组则以“右倾保守”、“思想歉收”、“否定大跃进”、“替富裕中农叫嚣”、“反对粮食政策”、“煽动闹事”等莫须有的罪名,批斗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全县50%以上的农业社干部被批判斗争。 许多农民这个时候也被戴上“资本主义冒尖人物”等大帽子,遭到非法搜查,打骂捆绑。一时间,到处一片恐怖景象。 工作组负责人仍不罢休,又提出:“要出几百万张大字报,进行全民大辩论,大揭发,开展拔白旗运动。”规定机关干部和企业职工每人每天写100张大字报,中学学生每人每天写50张大字报,内容还不准重复。于是,人人夜以继日地写大字报,没什么可写就挖空心思地胡编凑数;思想不纯的人,则乘机捏造事实,陷害好人。随着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揭发批判,许、张等人的问题升级为“右派分子、反革命”。9月中旬,更刮起了所谓“红色台风”,把问题上纲为“许国和、张万寿反革命集团”。县委每天都召开广播大会,宣讲许、张的“反革命罪行”。潘焕杰在一次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说:“现在马上要着手排出反革命集团名单,名单要多排,不断地排……”随即开始大逮捕。 据地委工作组10月2日的《镇原县两个月工作情况报告》反映,已贴出大字报500多万张,"插红旗"两万多,"拔白旗"(撤换农业社干部)870多 名,打击"阶级敌人"2000多人。其中逮捕了1041人。至10月20日,逮捕人数又增至1096人。 大逮捕时,全县分为五个片,每片派一名工作组成员或县委常委担任工作组长,随身携带盖好印章的逮捕证,随时填写,随地捕人。一次,工作组负责人在先锋农业社听到群众反映没粮吃,请求供应回销粮,即指示随从人员把反映问题的人名记下来,立即召开群众大会,一下子就逮捕了48人。其中有一地主成分的人同村里一个贫农社员重姓重名。在捕人大会上叫到这个名字时,那名贫农社员应声先站了起来,结果就被逮捕,不久即死于狱中。 另一次,工作组负责人和县委一副书记到马渠一带下乡,几天时间就抓了200多人,还用麻绳把人串起来,一串一串地往县上拉。张沟大队有个社员到大队部要粮,问他姓名,回答“刘国章”,工作组负责人竟荒唐地说:“刘关张!刘关张在三国时就搞得乌烟瘴气,现在又来捣乱社会主义,给我抓起来!”此人吓得转身就跑,结果还是被抓进监狱,不多时即死在狱中,其老母亲也饿死了。 10月22日,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来到镇原县,听取了潘焕杰对当时镇原县情况的口头汇报后,竟然立即表态:“事不宜迟,迟则有变,立即逮捕,一网打尽。”当晚,他们便从平凉、泾川调来了公检法干部和公安部队。24日,县城全部戒严,到处架起机枪,如临大敌。然后,分三批逮捕了许国和、张万寿等县、社干部169名。10月31日,省委批准将此案定性为"许国和、 张万寿反革命集团"案。全县被定为案内成员和受株连的1650人,其中逮捕判刑的1503人(后死于狱中333人),管制147人;前后受到批判斗争的3000多人。 “大革命”带来的“大跃进” 镇原县从1937年建立党组织以来,培养造就了一大批政治立场坚定、思想作风过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随着全国解放,一部分被抽调支援了新区,一部分在本县担任各级领导职务。许、张冤案使他们无一幸免地遭到打击迫害。县委15名委员,有13名被批斗或逮捕;全县10名县级领导人,8名被批斗,2名被逮捕;57名科级干部,37名被批斗或逮捕,其余或被列为嫌疑,或被下放劳动,或自流无职了。全县被定或准备定为各类分子的干部32名。县人委机关只剩下一个科长和11名一般干部,提心吊胆地坚持工作,惶惶不可终日。 被定为“许、张反革命集团”成员而逮捕关押的人,不仅在政治上被诬陷迫害,而且受到严重的人身摧残。逮捕时压倒在地,麻绳五花大绑,像捆柴一样,用脚蹬踩揉捆,有的当场就被捆得昏死过去,有的造成终身残废。许国和、张万寿入狱后,专门给带上20多斤重的特制镣铐,并采用各种酷刑进行折磨。张万寿因“认罪态度不好”,还给戴上“骑马铐”(即从裆下把两手铐上),站不起,蹲不下,几天几夜疼痛难忍,喊叫声惨不忍闻。 除“反革命集团”成员外.当时工作组还以其他各种罪名批斗干部380名,处理了248名,其中逮捕劳教、管制的97名,监管13名,开除公职的59名,留用察看的46名,降职降级的33名。镇原县的干部队伍就这样被打散了。为了维持正常工作,不得不从外县"进口"干部。1958年冬,一次就从合水县调进科级干部25名。 冤案的制造者不仅把矛头对准镇原县的广大干部,而且对于在镇原县粮食问题上说过公道话的省、地干部,如平凉地委第一书记薛程、专员崔世俊、省委副书记霍维德、省委财贸部长张天、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吴思宏等,也都进行了批判。镇原县的历任县委书记、县长,也都被集中回县进行检讨,接受批判。 经过这番折腾,镇原干部队伍原来那种朴实无华、团结互助、爽直坦诚的良好风气没有了,变成了互相猜疑戒备,不讲实话,不报真情,见风使舵,苟且偷安。从思想、作风上也把干部队伍打垮了。 镇原县广大干部和群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亲密无间、鱼水情深的关系,也被冤案的制造者彻底破坏了。到1958年底,全县除被定为“反革命集团”案内成员和受株连的1650人外,还在社会上逮捕了1347人,戴上“四类分子”帽子的347人,批判斗争了2522人。 随意扣粮扣饭、打骂批斗、体罚捆绑等等违法乱纪事件随处可见,甚至出现了逼迫群众趴驴粪、钻鸡窝、抱磨扇、拔胡子等污辱人格的做法。群众则一度把干部视为“特殊阶层”、“官老爷”,避而远之。在有些地方,群众吃一顿好饭,也要站岗放哨,惟恐干部看见。 镇原县内过去的国统区曾建立“两面政权”,依靠党的统战工作,不少国民党的保甲人员都是“外白内红”、“明国暗共”,从而使我方对国民党顽固派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取得了斗争的主动权。但是,在制造许、张冤案过程中,也把一些长期与我们合作共事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都推向敌对的位置,作为国民党留下来或派回来的反革命予以打击。对于地主富农成分的人和国民党旧职人员,更是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整治。30年代曾任国民党镇原县县长的邹介民,在红军援西军驻防镇原时,与刘伯承、张浩、李达、 宋任穷、罗炳辉等首长友好合作,对支援红军有过重大贡献。全国解放后,邹在陕西宝鸡任职,肃反运动中,刘伯承、李达等证明他是民主人士。他与许国和、张万寿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见过面,却被定为“许、张反革命集团”成员,从宝鸡押回镇原,判处死刑,未及批准执行就死在狱中。解放战争时期参加起义的董其武部下团长慕介夫,1958年在家养病,也被定为许张集团成员,逮捕关押,惨死狱中。他死前在狱中哭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共产党自食其言……”民主人士刘慕黎和祁尚诚,都是党的老朋友。刘 从抗战初期就与我党交往,为革命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祁则是在大革命时期受共产党人派遣,回镇原县组建国民党县党部的,其后一直同我党保持联系。解放后,刘、祁二人均担任县人民代表、县人委委员,此次也都被定为“许张反革命集团”成员,逮捕关押,判处死刑(未批准执行)。 正是在这场“政治大革命”和“组织大革命”运动所造成的严重政治压力下,上面“一言堂”,下面“随风倒”,谁也不敢再说实话,报真情,自然也就“顺利”地很快形成了所谓“大跃进”的局面。两个月时间内,就将全县875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为10个人民公社,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全县抽调7万劳力(占总劳力数的72.5%)到华亭等地大炼钢铁。在农村开展收缴废铁运动时,甚至荒谬地提出:“交一把镢头就是消灭一个帝国主义,藏一 个铁钉就是藏一个反革命”。把群众家中凡是铁的东西,从饭锅以至妇女的发卡,统统收缴了。大炼钢铁之后,紧接着又集中8万多劳力(占总劳力的83%)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口号是:“斩断三河,水上五原,大战百日,完成五渠三池一库,打井10万眼,挖窖8600个,实现井窖星罗棋布化”。与此同时, 又提出几个“大办”,并很快宣布实现了“万厂县”,“七天扫除文盲”,办起了700所大学等等。 当时,各地竞相“放卫星”,牛皮越吹越大。什么千斤乡、千斤社、万斤川、万斤塬,深翻地15尺、亩施肥200万斤、亩下籽180斤、亩产粮40万斤、“耕一余十三”(即耕种一年所产粮食够吃十四年)等名堂,都出笼了,以至于把1958年全县的粮食亩产确定为比上年的实产翻两番。与此同时,还大刮“共产风”,提出“有饭大家吃,有衣大家穿,有钱大家使,有债大家还,劳动不记工,分配平均摊”等口号,任意平调劳力、土地、牲畜、家禽、农 具、房屋、树木、生活日用品等,有的地方甚至连为老年人准备的棺材都平调去了。如此“大跃进”,弄得群众苦不堪言,生活越来越艰难。被推荐出席全国农业先进生产者会议的三岔大队支书贺宏涛还没有开完会,该大队的群众就没粮吃了,申请要回销粮。 广大农民群众在政治上遭受打击迫害,经济上被肆意掠夺,生产积极性严重挫伤。造成人口死亡,劳力减少,牲畜数量下降。 据1961年统计,1958年以来全县人口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6708人。根据县委在马渠公社三个大队的调查,三年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12%。由于人口死亡和逃荒外流,使全县劳动力由1957年的12.8万,减少到1961年的10.3万,三年多时间减少了18.8%。同期,全县牲畜减少了4346头,存活的也都瘦弱不堪。 * * * 据说,这个冤案是1960年被谭震林副总理发觉,反映给了周恩来总理。当年西北局兰州会议后,省地县三级党委分别对三年来的工作进行了检查,决定复查“许国和、张万寿反革命集团”一案,并于1961年1月12日释放了许国和等部分被关押判刑的人。 1961年春季,省农业厅厅长王世杰来镇原县调查,就此冤案向省委写了专题报告。省委责成平凉地委协同镇原县委,对此案进行甄别平反。经过近一年时间的调查,平凉地委于当年12月4日向省委报送了关于平反此案的报告。省委于1962年7月17日批复同意地委的报告和结论, 并指出:“在这一错案中冤枉了许多好同志和好群众,给他们生命财产带来了严重损失,教训是非常沉痛的。这一错误的主要责任由省委承担,应该向许国和、张万寿同 志承认错误,赔情道歉。”责成平凉地委和镇原县委处理好一切遗留问题。 由于当时的甄别平反工作仍在某些冤案制造者的参与主持下进行,大部分问题只作了内部纠正,未公开平反,而且结论材料还都不同程度地留了“尾巴”。尽管大多数冤狱的干部安排了工作,但不少人使用不当,继续含冤受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庆阳地委协同镇原县委对此案进行了全面复查。 1981年3月19日,甘肃省委发出为此案彻底平反的通知,指出:“所谓‘许国和、张万寿反革命集团’是根本不存在的,纯属一起重大冤案。”“原认定的几个问题,有的无中生有,有的是颠倒是非,个别的属于工作中的缺点”。因此,“予以彻底平反。凡因此案被迫害致死和错误处理、受株连的同志,一律予以平反,彻底推倒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恢复名誉,并由镇原县委负责做好善后工作。”随后,镇原县委进行了具体的清理、平反工作。至此,这一延续了23年的重大冤案才得以画上句号。■ (祁学民整理) (原载《百年潮》199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