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總的元旦獻詞，俺睜大眼睛看了電視，還豎起耳朵聽了——聽着挺順耳。因為俺沒有聽見一個毛字，也沒有聽見一長串“在馬克思列寧….在黨…在毛…在鄧小平…在江澤民…在胡錦濤…指引下”這些木魚梆子。這樣的馬列毛晨鐘暮鼓江湖咒語，習大留給了第二天吃年飯的政協委員以及其他正坐邪睡官員們去了。習總知道，人民大眾就是過個年換本掛曆嘛，吉吉利利，萬事如意，皆大歡喜而已。誰要真的在新年元旦聽聖旨學文件獲取命定一年一生一世的葵花寶典啊。

聽明白了，俺還瞪着眼睛看：沒有發現習大下巴上有顯著的毛痣，屁股上有沒有俺不知道。俺尤其注意到他身後還有一排書架。俺立即拿起放大鏡，想找出習大看些什麼書。他這次元旦知書達理的祝詞不讀書是念不出來的。抄毛著江選更是拼湊不出來的。作為一個博士，就是一個博覽群書之士。習總應該是讀書人，特別是有了博士頭銜之後。俺用放大鏡找了半天，也看不清書架上到底是些什麼書。不管怎樣，同是讀書人，俺就斗膽猜測這樣幾本習總的必讀之書吧。

第一本，當然是王岐山帶頭研讀並強力推薦的托克維爾的《法國之大革命》。此書的要點是大動亂和大革命發生的最可能時間地點，不是專制最嚴酷社會最黑暗落後的國度，而是專制走向開明，經濟發展迅速，自由開始膨脹的時刻。關於這本書，俺曾經跟王岐山交流過讀書心得，就給個鏈接在此，請習總查閱，在此不贅。

為托克維爾進入中國而興奮歡呼 2012-07-31

第二本，是羅爾斯的《正義論》。估計習總愛女明澤在哈佛應該讀過原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7月出版了中文譯本，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著；何懷宏，何包鋼，廖申白 譯。如果習總確實很忙，沒有時間細讀，俺來提要一下。

1971年，當習近平還在同全體中國人一樣整天通過高音喇叭聽“最高指示”的時候，當毛本人也把目光留駐在大洋彼岸的美國的時候，當尼克松也在內外交困的時候，哈佛大學一位政治學教授出版了一本著作，名叫《正義論》，隨即在當時西方社會思想界引起轟動。此書很快就被譽為"二次大戰後倫理學、政治哲學領域中最重要的理論著作"，列入經典之林，大學的哲學、政治、法律等有關學科都把它列為最重要的必讀書之一。《正義論》跳越政治意識形態，全面系統地闡述了自由平等、公平機會、差別對待等直接反映社會現象、影響社會正義的原則，對當時西方國家社會現實作出系統深刻反思。虧得毛澤東習近平當時都不知道這本書。他們要是當時知道了而且看了，一定會雲裡霧裡。因為這本書分析研究批判的社會，是在功利主義的市場經濟推動下，社會物質生產已經相當豐富，而人們卻不滿不平不安甚至憤怒的現實。這個哈佛教授面對的現實，是美國西方失業者開着汽車領救濟金，黑人為了乘車的座位拒絕搭乘巴士，人們甚至為了排隊給汽車加油而冒火甚至示威遊行的畫面，習支書一定會脫口而出告訴 一天到晚為了吃到三個窩頭髮愁的社員們，這叫吃飽了撐的！

可是，到了現在，習總支書就在中國面對這樣類似的荒誕現實了。他再也不能像在陝北當大隊支書那樣，為了社員們吃到窩頭打着紅旗去“學大寨”去選擇追求“社會正義”。他要在一個十三億人口的大國扛住“正義”的旗幟坐鎮中南海，要在仍然為了窩頭正義的黑壓壓人群，為了房地產開發商同釘子戶以放火與自焚相爭，為了汽車限購令以及車牌限制行駛日的公平正義而喧囂甚至鬧事的人們社會中，找到關於公平正義的道德倫理和政治制度解決辦法。而羅爾斯這本書，就是從哲學歷史倫理政治法律經濟各方面綜合闡述演繹社會正義的本質，標準和價值觀。它沒有毛選那樣通俗，也沒有《資本論》那麼艱澀，不但完全符合習近平現在的閱讀水平，也確實是為了他這樣的願意學習思考的領導人和思想者寫的。

正義這個西方概念，其實同中國的“天道”一樣古老。凱撒和斯巴達克，秦始皇和陳勝吳廣，統治或者造反，都是打出“正義”和“替天行道”的旗號。在上世紀中葉，蘇聯的正統共產主義和美國的正統資本主義，至少在這麼一個“正義”原則上，通過赫魯曉夫和尼克松著名的“廚房辯論”，達到了這麼一個基本共識：社會井然有序，人們的物質生活需求得到基本和日益增長的滿足，精神快樂。蘇聯和美國都是展示他們國家的公民們穿着得體漂亮，在現代化的廚房裡烹調各種美食，開着汽車，甚至乘坐飛機四處翱翔。不同的是，美國人吃飽喝足後在海灘上毫無廉恥地曬屁股，而蘇聯人在廣場整齊列隊讚頌領袖。說良心話，當時習近平吃窩頭的正義，以及如今金朝鮮人在過年時被領袖賞黃花魚吃的幸福，不在這位哈佛大教授的討論範圍。

羅爾斯《正義論》的主要思想，是從這種人類古老的基於功力主義的物質資源分配占有的正義觀出發，超越這樣的功利主義來討論這種公平正義追求的本質，從理想到現實進行分類，從哲學倫理道德到法律制度，尋求答案和社會實踐方案。

在羅爾斯《正義論》之前，長期處於主導地位的是傳統的功利主義，其核心思想是，如果能夠滿足社會成員的最大幸福，這樣的社會理念和組織就是正確的和正義的。但是無論何種正義號召與實行方式，都無法保證社會資源和機會的公平分配。從烏托邦到共產主義的神話不論，就是在民主自由市場資本主義下，常常是資源總量增加了，成果和成本的分配卻有失公平，最終導致社會貧富兩極化，社會仍然缺乏公平正義。二十世紀中葉的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甚至蘇聯的共產黨社會，在物質文明的發達甚至普及程度上，都不是18和19世紀的社會所能比擬的。可是，這些社會以及世界的矛盾衝突以及關於公平正義的爭論都不但沒有休止，而且更為加劇。針對這一現象，羅爾斯以洛克、盧梭、康德等社會契約論為基礎，提出了足以替代功利主義的一種新的思想理論體系。他通過系統全面的論證，將其正義從精神與物質，哲學倫理與現實政治兩大方面進行分析定義，建立了一個正義理論體系，並把它濃縮為兩大原則：第一是自由平等原則，第二是機會公正和差別原則二者的結合。

自由平等原則。

簡言之，就是社會任何人享受的最大自由不能侵犯任何其他人的基本自由。這同西方古老的名言“吾廬風可進雨可進國王非請不能進”相通。他強調把平等的自由原則放在第一位，這與自由至上這一普遍思想達成共識。他認為，自由的地位堅不可摧、不容侵犯，一種自由只能被另一種更自由包容制約，而不為任何經濟因素、利益因素所牽絆。羅爾斯闡述的自由平等原則，包括公民言論自由、思想開放、財產權平等、機遇平等、機會自由等公民最基本的權利，直接適用於規定社會基本制度、維護社會秩序穩定。他希望通過賦予社會個體自由與平等，從而實現全社會的公平與正義。

機會公正和差別原則相結合。

公平機會原則，它要求對於具有類似天賦和才幹又有相同意願的個體，在面對相同的社會職位和競爭機會時，能夠獲得同等的公平的機會，也就是說他們有可能擁有相似的成功前途。這樣就有利於避免因為某些偶然因素而造成的職位分配有失公平的情況。由此不難看出，公平機會原則的目的在於使社會協作關係始終處於一種公平正義的模式。簡言之，只要社會個體在彼此交往協作中遵守一個井然有序的模式，那麼不論最終獲得什麼樣的結果，都被認定為這種模式是正確的、是實現了某種正義的。當然，這並不能夠實現事實上的公平，所以他提出差別原則。這就像無論奧林匹克競賽如何公正透明，運動員比賽一定有輸贏甚至有舞弊醜聞一樣。但是 ，公平機會公正透明的規則，是前提。否則，醜聞就不成其為丑，奧林匹克也就無法進行。

羅爾斯在論證公平正義原則時強調：在承認社會個體差別的基礎上，必須確保程序上每一個社會個體自由地享有公平機會和平等權利，顯然，羅爾斯沒有追求絕對的人人平等，他承認社會差別的客觀存在。因此，他在差別原則中提到一個新的名詞——“最少受惠者”。所謂“最少受惠者”，是指那些家庭出身差、資質差、社會地位低下、受教育程度差、擁有資源最少、收入最低、生活質量最差、期望值又很渺小的人。羅爾斯指出，民眾分配所得到的財富和資源當然是不平等的，但這種分配必須是對“最少受惠者”最有利。差別原則試圖縮小人們由於資質、家庭出身、成長背景、社會關係等偶然因素的差異所產生的結果上的巨大差異，使偶然因素造成的社會底層與中高階層之間的不平等限制在一定限度之內，從而調整社會的不平等和經濟的不平等。在資源資質上占有優勢的少數，在獲取社會回報最豐厚的機會幾率最大的情況下，有對社會大多數尤其是“最少受惠者”做出最大回報的義務，這不但是道德倫理，也應該是社會制約。

羅爾斯的兩個原則實質上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充滿了相互補充而又主次分明的邏輯辯證關係。其中，第一個原則，即自由平等原則是首要原則。因為根據羅爾斯的闡述，任何與其所要求的基本權利自由平等不相符合之處，都不能用對社會和經濟有較大的好處這一理由來證明其有道理。而差別原則，建立在自由原則基礎之上，又從屬於自由原則。自由原則強調自由的過程，差別原則則強調自由的結果。差別原則是對自由原則在實施過程中形成的差距不斷進行調整，以確保自由原則以公平正義的形式呈現出來。只有在貫徹自由原則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地貫徹差別原則。在第二個原則內部，機會公平原則又優先於差別原則，這表明了正義對效率具有絕對優先性。犧牲正義的效率，就是邪惡。

想起薄熙來同汪洋的“分蛋糕和做蛋糕”之爭，習總如果認真讀了羅爾斯的著作，一定會覺得薄汪之爭既有道理，又未免太淺薄無聊吧。

當然，羅爾斯的著作和思想遠比俺這裡介紹的複雜和深奧，習總要自己用功。同時，看完這本書，記得還要再看羅爾斯的另外一本名著《政治自由主義》。這是羅爾斯繼蜚聲世界的《正義論》之後的又一力作。在其中，羅爾斯繼續堅守他在《正義論》中發展出的公正觀念，但是對其哲學基礎進行了根本的修正。在其早期著作中，羅爾斯假定，秩序良好的社會是一個穩定的、在基本的道德信念上同質、在社會生活各方面存在廣泛共識的社會，但是在現代民主社會中，互不相容、無法調和的宗教、哲學與道德學說，多元地共存於民主制度的框架之內，而且自由的制度本身就強化、鼓勵着不同質的學說的多元化，並視之為自由社會的永恆狀況。 他說，

“現在，嚴重的問題是，現代民主社會不僅具有一種完備性宗教學說、哲學學說和道德學說的多元論特徵，而且也具有一種互不相容然而卻又是合乎理性的諸完備學說的多元論特徵。這些學說中的任何一種都無法得到公民的普遍認肯。任何人也別指望在可預見的將來它們中的某一種學說或某種別的合乎理性的學說將會得到全體公民的永久認可。”

政治自由主義假定，出於政治的目的，一種合乎理性的然而又是互不相容的完備學說之多元化，乃是在一個立憲民主政體的自由制度框架內人類理性實踐的正常結果。政治自由主義還假設，一種合乎理性的完備學說並不拒斥一種民主政體的根本。

超脫於各種“完備性學說”之上，同時又得到這些學說和社會公民的重疊共識，是羅爾斯構建政治自由主義的目的。這一宗旨決定了正義理論不只是一種道德理論，甚至也不再只具有近代人道主義者所設想的那種俗世自由文化價值觀特性。按照羅爾斯的設想，政治自由主義所要解答的主要問題是：“自由而平等構建了公民社會，而公民因各種儘管互不相容但卻合乎情理的宗教學說、哲學學說和道德學說而產生了深刻的分化。由這樣的公民所組成的穩定而正義的社會怎樣可能長治久安？易言之，儘管合乎理性但卻深刻對峙的諸完備性學說怎樣才能共同生存，並一致認肯以立憲政體的政治理念？一種能夠獲得這種重疊共識支持的政治觀念的結構和內容是什麼？”

習總在思考回答這樣的思考題時，最好還參考閱讀另外一本書：

自由主義與正義的局限 作者: [美] 邁克爾• 桑德爾

出版社: 譯林出版社

譯者: 萬俊人 / 唐文明 / 張之峰 / 殷邁

出版年: 2001-4

桑德爾的《自由主義與正義的局限》一書已被公認為是批判羅爾斯《正義論》的力作之一。在該書中，桑德爾首先對羅爾斯正義論中的道德主體進行了清晰的重建和分析，然後論證指出這種道德主體所體現的自我具有分裂，根本就無法實現羅爾斯所欲達到的正義優先於效益的目的。從而在此基礎上指出了羅爾斯所代表的道義論自由主義及其所主張的正義優先所具有的局限性。當然他並非全盤否定羅爾斯的思想理論成果。而要擺脫這種局限，根據桑德爾的觀點，則應該用一種與歷史相符合的“交互性社會共同體”的自我觀來代替羅爾斯理論中蘊含的“無拘束的自我”，以建構一個有品格、有道德深度的社會秩序。

習近平如果能夠理解掌握這樣兩種現代政治學社會學倫理法學基本理論觀念，並進行平衡拿捏，而不是從馬列毛江湖術里去尋章摘句，才能具備一個現代化大國領導人的基本資質素養功夫。而那些馬列毛江湖術，還是留給金三專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