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转载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 俺先抄录如下： 李鸿章差一点当了总统？没错，如果当时他同意的，没准历史上就真多了一位“李大总统”呢。 1900年，因义和团运动与清廷保守势力合流，酿成激变，帝国主义列强趁机发动侵华战争，整个华北地区几乎全部卷入变乱之中。在此举国鼎沸情势之下，李鸿章、张之洞等东南督抚发起“东南互保”，在南方与列强讲和，实现局部和平。 在东南与朝廷政见歧异的情况之下，列强、保皇党、海外革命党人与东南督抚关系渐呈微妙情势，所以就有人提出“两广独立”，而且呼声越来越高。 于是呢，当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与梁启超等保皇党妥协，谋求策反两广总督李鸿章，在两广建立“独立”政府，拥戴李鸿章为：“两广共和国总统”。
说来奇怪，在庚子年的乱局中，不仅是华南的孙文一系，似乎有很多体制外的变革势力都寄希望于李中堂这个安徽人，希望他能与腐朽的旧体制做切割，带着中国走向现代社会。 此时大家都有一个奇怪的幻觉，觉得李鸿章李中堂或许可以救中国。 1900年6月，章太炎写信给李中堂：“某等所望于公者，则明绝伪诏，更建政府，养贤致民，以全半壁，今世足以定天下者，无过相国”。而康圣人更是在《知新报》上直言：“天时不可失，人心不可违，变乱之间，差于毫发，成败所决，惟公图之”。 甚至连一度主张过暗杀李鸿章的梁启超当时也为李鸿章谋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拥两广自立，为亚细亚洲开一新政体”，中策是“督兵北上，勤王剿拳，以谢万国”；下策是“受命入京，投身虎口，行将为顽固党所甘心”。 这听起来像个笑话，但确实真正存在的事实，这来源于孙中山、梁启超、刘学询（李鸿章的幕僚）、日本革命党和英国友人的通力合作，但这个合作只存在了一个月不到。 而这件事背后的最大的推手其实是一个叫何启的人。他是孙中山幕后的金主，也是香港殖民政府立法局华人议员。 这位何启是香港华人领袖，雅丽氏医院和香港西医书院的创始人，与孙中山可以说是有师生之谊。何启对李鸿章印象一直很好，其原因可能在当初西医书院创立之时，还在北方担任直督的李鸿章就是其赞助人之一。孙中山的老师、西医书院教务长康德黎曾经盛赞李鸿章为“中国之俾斯麦也”。 在刘学询的穿针引线下，李鸿章同意与孙文会面。此时，英国驻香港总督卜力（Henry Arthur Blake）也竭力推动李鸿章与孙文联合，实行两广独立。卜力和孙中山给李鸿章开出了一张诱人的支票：如果独立成功，将共同推举李鸿章出任“两广共和国”的“总统”。 不过呢，粤省独立的计划可能只是何启、刘学询以及革命党人的密谋，李鸿章对之或许知道，但应该不会当真。至于孙中山，似乎也是“颇不信李鸿章能具此魄力”，但是也认为“此举设使成功，亦大局之福，故亦不妨一试 ”。 在这样的背景下，双方进行试探性接触。1900年6月17日，孙中山一行从日本乘船抵达香港海面 ，为防范李鸿章“设阱诱捕”，“不欲冒险入粤”，特派宫崎寅藏等三位日本友人赴广州与李鸿章的代表刘学询会谈，会谈双方就特赦孙中山、保障他的生命安全和贷款十万两两个问题 ，达成了共识。 但是，就在这次会谈之后的第二天。朝廷却发布谕旨，命李鸿章北上赴京，收拾那一堆烂摊子。李鸿章似乎放弃了与革命党人的密谋，立即宣布遵旨北上。 莫非李鸿章之前完全是对革命党人的虚与委蛇，其实也不尽然。义和团运动与清廷保守权贵合流之后，北京政局陷入混乱，未来充满了不可预知性。“东南互保”算是一种未雨绸缪，“两广独立”可能也是李鸿章内心一种最糟糕的危机应对方案了，划地自保而已。 李鸿章虽然宣布遵旨北上，但并未动身，这莫非他真的在计划搞独立，对清廷阳奉阴违，这也是过于高估李中堂的胆识了。朝廷谕旨令李鸿章北上，粤省官绅却极力挽留，《中国旬报》记载 ，当清廷“特召粤督李鸿章入都，粤省绅商纷纷禀留”。可见，李鸿章在广州，就意味着秩序的稳定。李鸿章逡巡不行，可能与此有关。 另外，朝廷起初的谕旨仅仅命李氏北上，而未涉及职衔，李鸿章三思之后 , 当虑 及与其含糊 应命 , 不如坐待挟成 。直到后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任命到达，李鸿章才愿意动身北上。 1900年7月17日，李鸿章乘招商局“安平”轮离穗北 上，经香港时，受到港英当局隆重欢迎，并与香港总督和各国驻港领事会晤。在李鸿章抵港前一天，孙中山也已经从西贡返抵香港海面。因英方受清廷要求而下的驱逐令，当时的孙中山是无法登陆的。 港英当局可能还想再作努力，但是孙中山此时已经放弃希望，以为“ 李以八十老翁 , 本无远大理想 , 今既取道北上，未必因外人之劝告而终止其行 ”。 港督卜力试图做最后努力，劝说李鸿章独立，说“ 刻下是两广脱离清廷独立之良好机会 ”。李鸿章对“两广独立”之事不置可否，但是却耐人寻味地探寻了 “英国希望谁当皇帝 ”。卜力回答道：“西方大概会征求他们所能找到的中国最强有力的人的意见，然后作出决定。”李中堂眯起了眼睛，似乎终于拿定了主意，他说：“慈禧皇太后是中国最强有力的人。” 这场“两广独立”的努力最终化为空花泡影，在天津陷落的时候，李鸿章启程北上，去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孙先生也继续努力，完成他希望完成的事业。 李中堂在北上的路途中说：“不能预料！惟有竭力磋磨，展缓年份，尚不知做得到否？吾尚有几年？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 梁启超曾断言，李鸿章没有“独立”的魄力，但在我看来，李中堂有没有魄力不是这件事的关键，说到底，李中堂还是局中人，在他的心里天然排斥共和，他的东南互保，保的恐怕还是大清的安危，对他抱有“总统”的希望，本身就是一件可笑之事。 ------------ 对今日李中堂也适用：即使中共有可能用中堂换下包子，对中堂大人抱有改变大党王朝的希望也是可笑的。但是，假如李鸿章动了心思愿意试着做一下新牌号的皇帝，他或许有意无意创造了一个连武昌起义都不必要的和平推翻大清， 创建一个名义上的的“民国”的条件。尽管他或许跟袁世凯一样想复辟做皇帝，尽管孙文等人一样会在苏联扶持下搞北伐去推翻李鸿章这个“总统”或者皇帝，中国仍然免不了走那么一长段内战加外敌入侵，最后还是归毛泽东的路子，但是想起来还是很戏剧化的， 至少创造出一个不流血改朝换代的先例。 其实当年戈尔巴乔夫也是极不情愿地把苏联推向解体的。主要原因是出了叶利钦这样的彻底放弃共产党的叛徒，再加上老邓的天安门事件把苏联人震醒了，戈巴乔夫做不到邓和习这样顽固冷血，苏联人包括党员军队做不了包子们指望的那种完全以党性灭掉了人性的“血腥男儿”，人类历史上最伟大长久的大规模活体白鼠实验才告一段落。 中共国对于习近平终身专制独裁并没有任何制度限制，因为这个制度就是极权独裁。斯毛铁托金日成等在台上时， 其实都没有充分的自信自己能够独裁至少一辈子，或者死后不被人掘墓鞭尸，因为这也是独裁者的大概率归宿。这就是极权独裁制度的一个根本性悖论。独裁制度是对独裁者最没有限制的制度，可以到完全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指鹿为马天马行空，颟顸独行刚愎自用为所欲为，要搞垮消灭独裁者极为困难。但同时， 独裁者几乎每一秒钟都生活在极度不安全感中， 睡觉都要睁开一只眼， 喝水吃饭都是别人先尝过的口水汤饭，也是真的可怜。越到最独裁极权地位，比如斯大林毛泽东金家父子，这种绝对安全与绝对不安全，就如同李鸿忠的名言“绝对忠诚绝对不忠诚“一样绝对矛盾鲜明。俺觉得目前包子并没有到达斯毛金家父子那样的绝对独夫地位，也就是说他的权势并没有如日中天，同时他的不安全感也就没有那些绝对独夫那样的绝对死无葬身之地，有点类似于“英明领袖华国锋”，不同的是中共目前没有一个邓小平， 包括习近平本人也绝对没有毛泽东邓小平那种打造成功的魅力型领袖威望。目前中共内部的袁世凯很难寻觅。即使袁世凯重兵在握，也是要到武昌起义全国暴乱形成态势之际， 他才有接受孙中山名利权势之诱惑威逼清廷的机遇。今日的李中堂，倒是有老李中堂的地位，但是也缺一个洋人支持的两广独立东南自保脱离朝廷的态势机遇。因此这些时空差， 就是目前传闻有几分可能成真的因素：包子既然没有完全掌控党国军警特务文宣经济政务一切权力，也就没有到绝对死无葬身之地地步， 他有被非暴力取代的可能以及非横死的出路。中共内部反习势力有一定机会，以李中堂替代包子，来换取内外政策调整改善一下中共自身处境。假如这种改变成真，虽然还不到李中堂甚至袁世凯取代清廷做新牌号皇帝的程度，也至少类似于赫鲁晓夫取代贝利亚，甚至一个更坚持共产理念但相对多一些见识圆滑一些的戈巴乔夫出来，给和平理性人性在中国相对增加一点存活发展空间罢。 有那么一点概率，就会有更大概率的希望与推动力。李克强做总书记， 俺不会觉得有什么弹冠相庆放鞭炮的必要，但是包子被换掉， 估计除了鬼哭狼嚎，应该没有人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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