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的歪文《台湾不需要邓小平，大陆需要蒋经国》在2013年7月出笼之后，有一定反响。俺这歪文有两个论点，一正一歪：“台湾不需要邓小平”，好像没人反对，应该是政治正确。但是“大陆需要蒋经国”，不但共产党员没有一个公开表示赞成，如果把马英九“吊”到大陆，恐怕他也做不了共产党的蒋经国。这个原因，马英九应该深有体会——当年蒋经国通过会见美国《华盛顿邮报》老板凯莎琳•葛兰姆女士，向世界宣布台湾将解除戒严开放党禁的时候，担任翻译的小马哥，多年后回忆当时的感觉，是“头皮发麻、身上好像触电一样”。

台湾解除戒严的重大新闻，就是蒋经国于1986年10月7日接受已故《华盛顿邮报》发行人凯莎琳·葛兰姆专访时宣布的；当时在担任蒋经国英文秘书的马英九为翻译。

为什么作为深受蒋经国信任的哈佛大学才子马英九，听到蒋经国宣布将要在台湾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头皮要发麻？原因和道理很简单：在大陆共产党被邓小平带进世界，和美国近乎结盟的时候，并通过改革实现政局稳定经济复苏之际，台湾国民党这样玩自残，真的面临亡党亡国的危险。

可是，蒋经国严肃面对海峡对岸，冷眼向洋看世界，对亡党亡国已经有了迥然不同的认识，尤其是他亲身历经过国民党亡党亡国的历史。

反贪腐亡党，反不了贪腐亡国

蒋经国亲身经历的亡党亡国，就是1948年在上海反贪打虎。大陆热播的电视剧《北平无战事》，就比较客观真实地展现了1948年国统区经济濒临崩溃、官员贪腐严重的历史情景，特别是表现了蒋经国推行币制改革及打击腐败等历史细节。

抗战胜利了，家园残破、民穷财尽、百废待兴。内战烽火狼烟，处处要钱，事事要钱---蒋介石要钱，军队要钱，军官要钱，蒋介石的政府官员各个都拼命要钱捞钱。为财政军费问题，蒋与宋子文发生严重冲突，蒋要钱发军饷，宋提出警告说法币已无力支撑，再溢发法币会崩盘，蒋说：“今天发不出军饷，明天就会垮，仗打赢了，还有机会，打输了什么都没有了！”宋因而去职。

1948年8月，蒋介石为挽救因内战而迅速加剧的巨大经济危机，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宣布发行金圆券，实行限价，规定各地物价必需冻结在8月19日的水准上，不得提高，同时限期收兑民间所藏金银、外币。蒋介石这个紧急处分令，实际上是明目张胆地向整个社会横征暴敛，如强迫百姓交出黄金、外币，限令百姓海外存款必须向政府登记，冻结物价，按1948年8月19日标准等既违经济原则，又悖情理，百姓反抗，阳奉阴违理所当然。他这个法令， 实际上使得他在对付共产党的同时，再加上了两只大老虎：一是国民党党政军商勾结的贪腐横行，另外就是工农商学的怨声载道。

为了征集内战军费，蒋介石下狠手敛财的同时，必须下重手反贪腐，一方面真正筹集到军费进国库，另外要平息民怨。1948年8月20日，行政院特设经济管制委员会，下设上海、天津、广州三个督导区。上海区以曾任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的俞鸿钧为经济管制督导员，蒋经国为助理，其任务是到上海实行“经济管制”。蒋经国虽名为助理，实际上负全责。

蒋经国在上海雷厉风行执行紧急处分令，宣称只“打虎”不拍“苍蝇”，并且气壮山河地向部下训话，鼓励大家六亲不认地执行命令”。 他接连召见上海经济界的头面人物刘鸿生、荣尔仁、钱新之、李馥荪、周作民、杜月笙等人，软硬兼施，要他们拥护政府措施，交出全部黄金、外汇，否则即勒令停业。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也四处出动，设立岗哨，检查行人；并与警察局、警备司令部人员混合编队，检查商店、工厂和仓库，登记囤积物资。对违反规定者蒋经国采取了严厉的措施。米商万墨林、纸商詹沛霖、申新纱厂大老板荣鸿元、中国水泥公司常务董事胡国梁、美丰证券公司总经理韦伯祥等60余人，均因私逃外汇，私藏黄金，或囤积居奇，投机倒把，被捕入狱。连上海大亨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也因“囤货炒股”的罪名被捕入狱，判了8个月的徒刑；财政部秘书陶启明因泄露经济机密也被判刑。蒋经国还大开杀戒，以贯彻他“用人头平物价”的主张，借此威慑人心。林雪公司经理王春哲因私套外汇被处死，报上还刊登了王被处死时的大幅照片；上海警备司令部科长张亚民、大队长戚再玉因勒索罪被枪决；后来还杀了破坏经济管制的宪兵大队长姜公美。蒋经国还杀气腾腾地宣称：“在上海应当不管你有多少财富，有多大的势力，一旦犯了国法，就要毫不留情地送你进监狱，上刑场”。

蒋经国在上海一共收兑了多少黄金白银？据蒋经国自己讲：到1948年10月6日，上海市民向国家兑换上海共收兑黄金114万两、美钞3452万元、港币1100万元、银子96万两，合计价值2亿美元，占全国兑换总数的64%。这样的“政绩”，其实很多都是搜括自升斗小民。

尽管蒋经国在上海雷厉风行，但金圆券改革本身并无成功之可能。1948年10月，迫于现实，国民政府不得不自食其言，放弃金圆券改革中的限价规定，宣布涨价——政府决定对卷烟、洋牌酒、国产酒类、烟叶等7种货品增加税额71倍，并准许将此加入售价之中，这些商品的价格随之上涨。这一“合法涨价”，实际上已经宣告金圆券改革的失败。上海市民因而掀起抢购狂潮，最初是抢购白米和燃料，后来波及货品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至11月1日南京政府正式宣布取消限价，国统区经济迅速陷入混乱。

在上海“打虎”期间蒋经国赢得“蒋青天”美名，但是丝毫也不能挽救国民党整体的溃败。蒋经国无法抓捕一个国民党的真正骨干军政高官要员以贪腐治罪。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也无法让其在全国“打土豪分银子均贫富”或者把全国经济产业收归国有。无论蒋孔两家以及国民党内部权贵相争的真相如何，无论后来的什么改革方案也好，紧急处分令也好，都是不可行的命令。“打虎”两个多月，物价依然飞涨，上海物资短缺、商人惜售、通货膨胀，未曾稍歇，人心浮动，所有经济情况没有一点改善。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也看到了国民党的大势已去，蒋介石“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 ，吞服安眠药先党国而去。

蒋经国去执行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使得蒋家父子，尤其是蒋经国，不但认识到了腐败对党国的致命，也认识到了专制反腐和饮鸩止渴的类比。蒋介石国民党在亡党亡国两难选择之中，被迫以亡国避免亡党，保住国民党，扛着“中华民国”国旗跑到了台湾。

海峡两岸的恐怖清廉

到了台湾，蒋氏父子痛定思痛，精励图治，以同大陆毛泽东红色恐怖相对应，但是并不全等的白色恐怖，在推进台湾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严厉打击官员贪腐，维持着台湾的稳定。在台湾经济开放融入整体自由经济世界的同时，不但严厉反共防共，也严厉限制和打击国民党官商勾结。在涌现出不少民间巨商大贾的同时，蒋家自己以及国民党高官，并没有多少自己和子女因权势而富甲台湾的。蒋家国民党面对的主要是大陆的威胁，或者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的准备，内部主要是台独势力。国民党在台湾专制执政，能够做到跟世界上其他专制政体相比相对清廉，有四个基本要素：第一是在大陆的惨痛教训，腐败亡党亡国；第二是受到国际制约，台湾经济融入自由经济世界，必须学习并基本按照民主自由国家的规范运作，以权贵贪腐行贿受贿行骗，在国际上吃不开；第三，台湾接受美国与其他国际援助，都要受到严格监督。第四，台湾的先天性政治独裁经济自由，决定了不可能像毛泽东那样“天下归公”，官吏既不可能像毛中国那样一贫如洗无钱可贪，也不可能像后毛时代和后苏联时代俄罗斯那样八方权贵明火执仗，争相化公为私到明码标价卖官鬻爵。

按照常理，蒋氏父子这样的开明专制，在台湾是可以相对长治久安的。世界上有多少属于“反共自由世界”的国家，比台湾大的或小的，经济相对开放政治更加专制，国富民穷的和国穷民苦的，都撑下去了。可是蒋经国为什么吃饱了撑的，要解除戒严开放党禁，不怕亡党亡国呢？

诡异的是，逼迫蒋经国的是邓小平，给予蒋经国政改机会而免于亡党亡国的，也是邓小平。

中共制约台独让蒋经国不怕亡国

国民党在台湾面临的威胁，一是毛泽东的“一定要解放台湾”， 二是台独。国民党用白色恐怖对付共产党，有着反共自由世界的支撑，让中共几乎在台湾飞不进一只红头苍蝇下不了任何蛆。这跟在毛中国大陆亲国民党的被杀关管不死绝也气绝一样。而真正令蒋家父子头疼的是台独势力。由于历史与现实原因，台湾人凡是反对专制追求真正民主自由的，自然不接受共产党也不认同国民党，就必定要寻求与认同另外的选择：台湾独立，就是一个选项。国民党用反共的名义和法律，无法完全压制和打击这种思潮与民众，而反共自由世界，反而普遍同情支持台独运动思想和人士，尤其是这些领头著名人士往往是知识分子学者教授青年学生甚至普通工人农民的时候。言论思想自由，是台湾要维系自己属于“自由民主世界”不可全然公然反对取消的。而台湾的戒严法，也是以反共为主旨。同时，《戒严法》是以法律法令推行， 因此有着必要必须的法治程序途径，台独分子甚至比李敖这样的反国民党分子更难以戴上共党嫌疑奸细的帽子法办。更主要的是，国民党可以令共产党在台湾臭不可闻，但是无法令反对包括共产党暴政和一切其他专制，主张通过台湾独立要求社会民主自由进步的人士成为社会公敌。甚至也不能告诉台湾民众， 你要搞台湾独立，大陆共产党就会立马来打死你。另外，美国日本西方社会，除了对台独人士思想言论自由表达权利的同情和认同，国际政治也包含着鼓励支持这样要求和势力对国民党和大陆同时牵制制约利用的因素—一个完全脱离中国而独立的台湾，如果能够出现，绝对不会是一个反西方的共产党国家，美国日本有什么理由不乐见？

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不但在经济上向美国西方敞开了大门，而且同美国西方在对付苏联上的战略结盟，更是把台湾推向了在尼克松访华之后更孤独的国际政治孤儿地位。这种台湾悲情，使得国民党的反攻大陆彻底绝望，因而国民党更难维持“海棠叶中华民国”的虚幻法统与合法性，更加助长了台独的潜流。邓小平和撒切尔谈判香港回归的成功以及深圳的出现，中国大陆留学生遍及美国日本加拿大英法德，使得这些国家的官方代表都只能参加五星旗的十一国庆而拒绝传统的台湾留学生的“双十国庆”，甚至拒绝悬挂展示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台湾人的悲情不是一般的悲催，蒋经国不是一般的痛——台独，在台湾海外留学生中普遍蔓延，在岛内如火如荼。国民党无论派出多少党代表，也无济于事。反蒋反国民党的作家江南在美国被竹联帮追杀，更使得蒋经国国民党台湾在美国西方世界被视为跟邓小平中国相比的异类。里根总统对待菲律宾反共独裁者马科斯的态度立场剧变，更加令蒋经国和整个国民党和台湾在世界孤独求败。邓小平在大陆改革开放，让世界翻了个。

俺在旧文《台湾不需要邓小平， 大陆需要蒋经国》里说过：

“面对大陆的生机和台湾民众生气，蒋经国醒悟了。是的，他不需要邓小平那样的改革开放，因为邓小平实际上在学先总统蒋公和他。如果大陆在邓小平领导下发展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台湾，那么专制发达的台湾，面对专制发达的共产党，日子不会好过。国民党即使继续镇得住全台湾，也不是镇住全大陆的共产党的对手。”

同时，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也在对国民党的专制施加压力，逼迫国民党进行政治改革。这不但是为了迎合中共加入世界体系，也是为了整体对付苏联“邪恶帝国”的道义理念所必需。

蒋经国知道自己不但斗不过邓小平，甚至活不过邓小平。

台湾中华民国和国民党，真的要亡党亡国了吗？

不会的。这个响亮的回答， 来自邓小平。

邓小平复出之后，一个最大幅度的国际姿态转变， 就是放弃毛泽东的“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 向蒋经国接二连三抛出橄榄枝。首先是停止打了二十多年的金门炮击。接着发出《叶九条》， 以元老叶剑英的名义，表明和平统一的愿望，倡议海峡实现“三通”， 并公开邀请台湾领导人到大陆参观访问。在香港中英谈判时，更是直白表明香港模式是统一台湾的试点样板。蒋经国看到这些，看见了真实:并非中共真心相逢一笑泯恩仇，而是看到了国际大势以及台湾面临的真正威胁所在——这个威胁，不是中共武力攻占台湾推翻国民党，而恰恰是中共不能武力解决台湾问题而可能导致的最真正现实的威胁——台独成气候。而台独， 不但是对蒋经国国民党的真正现实具体威胁，也是对邓小平和中共的现实具体威胁。事实上，大陆和美国的建交公报以及美国的《台湾关系法》，即使没有把“解放台湾”和“反攻大陆”变成历史， 也是明白无误地进行了选项排除。但是，政治民主化将不可避免地让台独有着合法生存发展空间，并最可能成为台湾政治的主导势力。而这也是对国民党最大的威胁，也是国民党“亡党亡国”的最大可能，因此也是蒋经国解除戒严法推进民主化最大的顾虑----解除党禁后的台湾，公开挑战国民党的不会是中共台湾支部或台湾共产党，而只能是以台独为政纲诉求的民进党。

可是，就是邓小平解除了蒋经国这个顾虑。邓小平在一再放出和平橄榄枝的同时，无论在任何场合，有一句坚决不松口的狠话：在争取和平统一的同时，绝对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邓小平这条红线，听起来是对台湾国民党以及整个台湾的永久武力威胁，实际上是给美国日本西方一条中共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和反苏政治体系的底线条件：不容许台湾独立。如果出现台湾独立，中共对这些国际体系承诺将一切翻盘——因为中共自己在大陆的执政合法性根基会全部垮台。

无论邓小平和中共的这种主张和红线是否有道理，其最意想不到的作用， 就是免除了蒋经国对于戒严开放党禁报禁实现民主化的最大后顾之忧——台湾不会因为进行民主化而导致“亡党亡国”，也就是台湾独立不会出现。只要坚持统一与和平的旗号，国民党不会散伙，因为邓小平不会答应台独，邓小平之后的中共也不会答应，美国西方也不会答应。一个民主化本土化的“台湾中华民国”，就将在中共的现实武力威胁保护下，在国际社会的保护下，正常地高风险运作进行---台湾社会因为台独而失序混乱的风险，由此引发东亚与整个国际局势的大动荡，由中共和美国西方甚至整个世界买了保险。

蒋经国这个决定是非常的历史时期非常之举。从他1986年10月向世界宣布这个意向，到1987年8月正式宣布解除历史上最长久的戒严令，到他去世让本土台湾人李登辉接班，到1989年天安门事件和1991年苏联垮台，就那样历史一瞬间。假设蒋经国活到1989年天安门事件再来决定是否解除戒严令，或者苏联垮台之时去世，再由后继者解除戒严令，邓小平和美国对台湾独立的联合压制是否可以那样协调或者有效，台湾国民党的真正亡党亡国或者台湾海峡的和平是否可以设想？

直到如今，习大还是在为维护台湾的民主自由和平稳定，为了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的继续生存发展继续买单，提供义务保险。

尾声与回声：谁能替习大的打虎上山与亡党亡国买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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