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的歪文《台灣不需要鄧小平，大陸需要蔣經國》在2013年7月出籠之後，有一定反響。俺這歪文有兩個論點，一正一歪：“台灣不需要鄧小平”，好像沒人反對，應該是政治正確。但是“大陸需要蔣經國”，不但共產黨員沒有一個公開表示贊成，如果把馬英九“吊”到大陸，恐怕他也做不了共產黨的蔣經國。這個原因，馬英九應該深有體會——當年蔣經國通過會見美國《華盛頓郵報》老闆凱莎琳•葛蘭姆女士，向世界宣布台灣將解除戒嚴開放黨禁的時候，擔任翻譯的小馬哥，多年後回憶當時的感覺，是“頭皮發麻、身上好像觸電一樣”。

台灣解除戒嚴的重大新聞，就是蔣經國於1986年10月7日接受已故《華盛頓郵報》發行人凱莎琳·葛蘭姆專訪時宣布的；當時在擔任蔣經國英文秘書的馬英九為翻譯。

為什麼作為深受蔣經國信任的哈佛大學才子馬英九，聽到蔣經國宣布將要在台灣解除戒嚴開放黨禁，頭皮要發麻？原因和道理很簡單：在大陸共產黨被鄧小平帶進世界，和美國近乎結盟的時候，並通過改革實現政局穩定經濟復甦之際，台灣國民黨這樣玩自殘，真的面臨亡黨亡國的危險。

可是，蔣經國嚴肅面對海峽對岸，冷眼向洋看世界，對亡黨亡國已經有了迥然不同的認識，尤其是他親身歷經過國民黨亡黨亡國的歷史。

反貪腐亡黨，反不了貪腐亡國

蔣經國親身經歷的亡黨亡國，就是1948年在上海反貪打虎。大陸熱播的電視劇《北平無戰事》，就比較客觀真實地展現了1948年國統區經濟瀕臨崩潰、官員貪腐嚴重的歷史情景，特別是表現了蔣經國推行幣制改革及打擊腐敗等歷史細節。

抗戰勝利了，家園殘破、民窮財盡、百廢待興。內戰烽火狼煙，處處要錢，事事要錢---蔣介石要錢，軍隊要錢，軍官要錢，蔣介石的政府官員各個都拼命要錢撈錢。為財政軍費問題，蔣與宋子文發生嚴重衝突，蔣要錢發軍餉，宋提出警告說法幣已無力支撐，再溢發法幣會崩盤，蔣說：“今天發不出軍餉，明天就會垮，仗打贏了，還有機會，打輸了什麼都沒有了！”宋因而去職。

1948年8月，蔣介石為挽救因內戰而迅速加劇的巨大經濟危機，頒布《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宣布發行金圓券，實行限價，規定各地物價必需凍結在8月19日的水準上，不得提高，同時限期收兌民間所藏金銀、外幣。蔣介石這個緊急處分令，實際上是明目張胆地向整個社會橫徵暴斂，如強迫百姓交出黃金、外幣，限令百姓海外存款必須向政府登記，凍結物價，按1948年8月19日標準等既違經濟原則，又悖情理，百姓反抗，陽奉陰違理所當然。他這個法令， 實際上使得他在對付共產黨的同時，再加上了兩隻大老虎：一是國民黨黨政軍商勾結的貪腐橫行，另外就是工農商學的怨聲載道。

為了徵集內戰軍費，蔣介石下狠手斂財的同時，必須下重手反貪腐，一方面真正籌集到軍費進國庫，另外要平息民怨。1948年8月20日，行政院特設經濟管制委員會，下設上海、天津、廣州三個督導區。上海區以曾任財政部長、中央銀行總裁的俞鴻鈞為經濟管制督導員，蔣經國為助理，其任務是到上海實行“經濟管制”。蔣經國雖名為助理，實際上負全責。

蔣經國在上海雷厲風行執行緊急處分令，宣稱只“打虎”不拍“蒼蠅”，並且氣壯山河地向部下訓話，鼓勵大家六親不認地執行命令”。 他接連召見上海經濟界的頭面人物劉鴻生、榮爾仁、錢新之、李馥蓀、周作民、杜月笙等人，軟硬兼施，要他們擁護政府措施，交出全部黃金、外匯，否則即勒令停業。上海青年服務總隊也四處出動，設立崗哨，檢查行人；並與警察局、警備司令部人員混合編隊，檢查商店、工廠和倉庫，登記囤積物資。對違反規定者蔣經國採取了嚴厲的措施。米商萬墨林、紙商詹沛霖、申新紗廠大老闆榮鴻元、中國水泥公司常務董事胡國梁、美豐證券公司總經理韋伯祥等60餘人，均因私逃外匯，私藏黃金，或囤積居奇，投機倒把，被捕入獄。連上海大亨杜月笙的兒子杜維屏也因“囤貨炒股”的罪名被捕入獄，判了8個月的徒刑；財政部秘書陶啟明因泄露經濟機密也被判刑。蔣經國還大開殺戒，以貫徹他“用人頭平物價”的主張，藉此威懾人心。林雪公司經理王春哲因私套外匯被處死，報上還刊登了王被處死時的大幅照片；上海警備司令部科長張亞民、大隊長戚再玉因勒索罪被槍決；後來還殺了破壞經濟管制的憲兵大隊長姜公美。蔣經國還殺氣騰騰地宣稱：“在上海應當不管你有多少財富，有多大的勢力，一旦犯了國法，就要毫不留情地送你進監獄，上刑場”。

蔣經國在上海一共收兌了多少黃金白銀？據蔣經國自己講：到1948年10月6日，上海市民向國家兌換上海共收兌黃金114萬兩、美鈔3452萬元、港幣1100萬元、銀子96萬兩，合計價值2億美元，占全國兌換總數的64%。這樣的“政績”，其實很多都是搜括自升斗小民。

儘管蔣經國在上海雷厲風行，但金圓券改革本身並無成功之可能。1948年10月，迫於現實，國民政府不得不自食其言，放棄金圓券改革中的限價規定，宣布漲價——政府決定對捲菸、洋牌酒、國產酒類、煙葉等7種貨品增加稅額71倍，並准許將此加入售價之中，這些商品的價格隨之上漲。這一“合法漲價”，實際上已經宣告金圓券改革的失敗。上海市民因而掀起搶購狂潮，最初是搶購白米和燃料，後來波及貨品越來越多，範圍越來越廣。至11月1日南京政府正式宣布取消限價，國統區經濟迅速陷入混亂。

在上海“打虎”期間蔣經國贏得“蔣青天”美名，但是絲毫也不能挽救國民黨整體的潰敗。蔣經國無法抓捕一個國民黨的真正骨幹軍政高官要員以貪腐治罪。國民黨的意識形態也無法讓其在全國“打土豪分銀子均貧富”或者把全國經濟產業收歸國有。無論蔣孔兩家以及國民黨內部權貴相爭的真相如何，無論後來的什麼改革方案也好，緊急處分令也好，都是不可行的命令。“打虎”兩個多月，物價依然飛漲，上海物資短缺、商人惜售、通貨膨脹，未曾稍歇，人心浮動，所有經濟情況沒有一點改善。蔣介石的文膽陳布雷也看到了國民黨的大勢已去，蔣介石“反腐亡黨，不反腐亡國” ，吞服安眠藥先黨國而去。

蔣經國去執行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使得蔣家父子，尤其是蔣經國，不但認識到了腐敗對黨國的致命，也認識到了專制反腐和飲鴆止渴的類比。蔣介石國民黨在亡黨亡國兩難選擇之中，被迫以亡國避免亡黨，保住國民黨，扛着“中華民國”國旗跑到了台灣。

海峽兩岸的恐怖清廉

到了台灣，蔣氏父子痛定思痛，精勵圖治，以同大陸毛澤東紅色恐怖相對應，但是並不全等的白色恐怖，在推進台灣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嚴厲打擊官員貪腐，維持着台灣的穩定。在台灣經濟開放融入整體自由經濟世界的同時，不但嚴厲反共防共，也嚴厲限制和打擊國民黨官商勾結。在湧現出不少民間巨商大賈的同時，蔣家自己以及國民黨高官，並沒有多少自己和子女因權勢而富甲台灣的。蔣家國民黨面對的主要是大陸的威脅，或者說蔣介石要反攻大陸的準備，內部主要是台獨勢力。國民黨在台灣專制執政，能夠做到跟世界上其他專制政體相比相對清廉，有四個基本要素：第一是在大陸的慘痛教訓，腐敗亡黨亡國；第二是受到國際制約，台灣經濟融入自由經濟世界，必須學習並基本按照民主自由國家的規範運作，以權貴貪腐行賄受賄行騙，在國際上吃不開；第三，台灣接受美國與其他國際援助，都要受到嚴格監督。第四，台灣的先天性政治獨裁經濟自由，決定了不可能像毛澤東那樣“天下歸公”，官吏既不可能像毛中國那樣一貧如洗無錢可貪，也不可能像後毛時代和後蘇聯時代俄羅斯那樣八方權貴明火執仗，爭相化公為私到明碼標價賣官鬻爵。

按照常理，蔣氏父子這樣的開明專制，在台灣是可以相對長治久安的。世界上有多少屬於“反共自由世界”的國家，比台灣大的或小的，經濟相對開放政治更加專制，國富民窮的和國窮民苦的，都撐下去了。可是蔣經國為什麼吃飽了撐的，要解除戒嚴開放黨禁，不怕亡黨亡國呢？

詭異的是，逼迫蔣經國的是鄧小平，給予蔣經國政改機會而免於亡黨亡國的，也是鄧小平。

中共制約台獨讓蔣經國不怕亡國

國民黨在台灣面臨的威脅，一是毛澤東的“一定要解放台灣”， 二是台獨。國民黨用白色恐怖對付共產黨，有着反共自由世界的支撐，讓中共幾乎在台灣飛不進一隻紅頭蒼蠅下不了任何蛆。這跟在毛中國大陸親國民黨的被殺關管不死絕也氣絕一樣。而真正令蔣家父子頭疼的是台獨勢力。由於歷史與現實原因，台灣人凡是反對專制追求真正民主自由的，自然不接受共產黨也不認同國民黨，就必定要尋求與認同另外的選擇：台灣獨立，就是一個選項。國民黨用反共的名義和法律，無法完全壓制和打擊這種思潮與民眾，而反共自由世界，反而普遍同情支持台獨運動思想和人士，尤其是這些領頭著名人士往往是知識分子學者教授青年學生甚至普通工人農民的時候。言論思想自由，是台灣要維繫自己屬於“自由民主世界”不可全然公然反對取消的。而台灣的戒嚴法，也是以反共為主旨。同時，《戒嚴法》是以法律法令推行， 因此有着必要必須的法治程序途徑，台獨分子甚至比李敖這樣的反國民黨分子更難以戴上共黨嫌疑奸細的帽子法辦。更主要的是，國民黨可以令共產黨在台灣臭不可聞，但是無法令反對包括共產黨暴政和一切其他專制，主張通過台灣獨立要求社會民主自由進步的人士成為社會公敵。甚至也不能告訴台灣民眾， 你要搞台灣獨立，大陸共產黨就會立馬來打死你。另外，美國日本西方社會，除了對台獨人士思想言論自由表達權利的同情和認同，國際政治也包含着鼓勵支持這樣要求和勢力對國民黨和大陸同時牽制制約利用的因素—一個完全脫離中國而獨立的台灣，如果能夠出現，絕對不會是一個反西方的共產黨國家，美國日本有什麼理由不樂見？

鄧小平開啟的改革開放，不但在經濟上向美國西方敞開了大門，而且同美國西方在對付蘇聯上的戰略結盟，更是把台灣推向了在尼克松訪華之後更孤獨的國際政治孤兒地位。這種台灣悲情，使得國民黨的反攻大陸徹底絕望，因而國民黨更難維持“海棠葉中華民國”的虛幻法統與合法性，更加助長了台獨的潛流。鄧小平和撒切爾談判香港回歸的成功以及深圳的出現，中國大陸留學生遍及美國日本加拿大英法德，使得這些國家的官方代表都只能參加五星旗的十一國慶而拒絕傳統的台灣留學生的“雙十國慶”，甚至拒絕懸掛展示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台灣人的悲情不是一般的悲催，蔣經國不是一般的痛——台獨，在台灣海外留學生中普遍蔓延，在島內如火如荼。國民黨無論派出多少黨代表，也無濟於事。反蔣反國民黨的作家江南在美國被竹聯幫追殺，更使得蔣經國國民黨台灣在美國西方世界被視為跟鄧小平中國相比的異類。里根總統對待菲律賓反共獨裁者馬科斯的態度立場劇變，更加令蔣經國和整個國民黨和台灣在世界孤獨求敗。鄧小平在大陸改革開放，讓世界翻了個。

俺在舊文《台灣不需要鄧小平， 大陸需要蔣經國》裡說過：

“面對大陸的生機和台灣民眾生氣，蔣經國醒悟了。是的，他不需要鄧小平那樣的改革開放，因為鄧小平實際上在學先總統蔣公和他。如果大陸在鄧小平領導下發展成為了一個巨大的台灣，那麼專製發達的台灣，面對專製發達的共產黨，日子不會好過。國民黨即使繼續鎮得住全台灣，也不是鎮住全大陸的共產黨的對手。”

同時，美國和整個西方世界，也在對國民黨的專制施加壓力，逼迫國民党進行政治改革。這不但是為了迎合中共加入世界體系，也是為了整體對付蘇聯“邪惡帝國”的道義理念所必需。

蔣經國知道自己不但鬥不過鄧小平，甚至活不過鄧小平。

台灣中華民國和國民黨，真的要亡黨亡國了嗎？

不會的。這個響亮的回答， 來自鄧小平。

鄧小平復出之後，一個最大幅度的國際姿態轉變， 就是放棄毛澤東的“一定要解放台灣”的口號， 向蔣經國接二連三拋出橄欖枝。首先是停止打了二十多年的金門炮擊。接着發出《葉九條》， 以元老葉劍英的名義，表明和平統一的願望，倡議海峽實現“三通”， 並公開邀請台灣領導人到大陸參觀訪問。在香港中英談判時，更是直白表明香港模式是統一台灣的試點樣板。蔣經國看到這些，看見了真實:並非中共真心相逢一笑泯恩仇，而是看到了國際大勢以及台灣面臨的真正威脅所在——這個威脅，不是中共武力攻占台灣推翻國民黨，而恰恰是中共不能武力解決台灣問題而可能導致的最真正現實的威脅——台獨成氣候。而台獨， 不但是對蔣經國國民黨的真正現實具體威脅，也是對鄧小平和中共的現實具體威脅。事實上，大陸和美國的建交公報以及美國的《台灣關係法》，即使沒有把“解放台灣”和“反攻大陸”變成歷史， 也是明白無誤地進行了選項排除。但是，政治民主化將不可避免地讓台獨有着合法生存發展空間，並最可能成為台灣政治的主導勢力。而這也是對國民黨最大的威脅，也是國民黨“亡黨亡國”的最大可能，因此也是蔣經國解除戒嚴法推進民主化最大的顧慮----解除黨禁後的台灣，公開挑戰國民黨的不會是中共台灣支部或台灣共產黨，而只能是以台獨為政綱訴求的民進黨。

可是，就是鄧小平解除了蔣經國這個顧慮。鄧小平在一再放出和平橄欖枝的同時，無論在任何場合，有一句堅決不鬆口的狠話：在爭取和平統一的同時，絕對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鄧小平這條紅線，聽起來是對台灣國民黨以及整個台灣的永久武力威脅，實際上是給美國日本西方一條中共加入世界經濟體系和反蘇政治體系的底線條件：不容許台灣獨立。如果出現台灣獨立，中共對這些國際體系承諾將一切翻盤——因為中共自己在大陸的執政合法性根基會全部垮台。

無論鄧小平和中共的這種主張和紅線是否有道理，其最意想不到的作用， 就是免除了蔣經國對於戒嚴開放黨禁報禁實現民主化的最大後顧之憂——台灣不會因為進行民主化而導致“亡黨亡國”，也就是台灣獨立不會出現。只要堅持統一與和平的旗號，國民黨不會散夥，因為鄧小平不會答應台獨，鄧小平之後的中共也不會答應，美國西方也不會答應。一個民主化本土化的“台灣中華民國”，就將在中共的現實武力威脅保護下，在國際社會的保護下，正常地高風險運作進行---台灣社會因為台獨而失序混亂的風險，由此引發東亞與整個國際局勢的大動盪，由中共和美國西方甚至整個世界買了保險。

蔣經國這個決定是非常的歷史時期非常之舉。從他1986年10月向世界宣布這個意向，到1987年8月正式宣布解除歷史上最長久的戒嚴令，到他去世讓本土台灣人李登輝接班，到1989年天安門事件和1991年蘇聯垮台，就那樣歷史一瞬間。假設蔣經國活到1989年天安門事件再來決定是否解除戒嚴令，或者蘇聯垮台之時去世，再由後繼者解除戒嚴令，鄧小平和美國對台灣獨立的聯合壓制是否可以那樣協調或者有效，台灣國民黨的真正亡黨亡國或者台灣海峽的和平是否可以設想？

直到如今，習大還是在為維護台灣的民主自由和平穩定，為了國民黨和中華民國的繼續生存發展繼續買單，提供義務保險。

尾聲與回聲：誰能替習大的打虎上山與亡黨亡國買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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