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爾巴喬夫把列寧通過暴力革命創建的殘酷極權，侵略性進攻型的，成為世界超強之一的蘇聯和平解體，奠定了他作為這一百年來最傑出歷史人物的地位。同時，還有一個看起來奇怪的遺產：他的創舉除了影響到後來的南非白人政權和平移交給曼德拉，可能空前絕後——也就是至少到戈爾巴喬夫辭世之時，令人們看不到中共出現戈爾巴喬夫的可能，甚至令中共從鄧小平看起來轟轟烈烈的改開，一路走到包子稱帝，中共萬歲。也就是說，蘇聯和平垮台成為絕響：人們無法從蘇聯垮台到如今普京執政的歷史軌跡，看出中國有如同東歐國家那樣發生天鵝絨革命，和平轉型成為民主法治自由經濟公民國家的前景；同時，至少俺還覺得，中共被暴力革命推翻的可能也很小。也就是說，中國沒有和平轉型，成為自由民主法治發達穩固公民國家的出路，恰恰就是中共的活路。不說萬歲，包子做皇帝到死有極大可能。即使他中途夭折，換一個窩頭出來，中共還是會如同九頭鳥那樣繼續神龜長壽。 關於這個悖論，早在2009年紀念天安門事件十周年時，俺就寫了一篇博文，提出了天安門事件既不可能被中共平反，也不應該要求中共來平反，也就是“六四平反的意義與無意義”這麼個悖論。俺當時是這樣說的： 【無論六四當時學生或“黑手” 的目的如何，共產黨的爺們深切地感受到了黨國的危機。天安門廣場的訴求與絕食遊行，切開的口子不只是當時的腐敗端倪，也不只是文革更深層的創傷，而必然會 推及到大躍進，反右，鎮反，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揭露中共上台以來的一切倒行逆施禍國殃民，還要追溯 “三年解放戰爭”的圍困長春活活困死幾十萬平民的戰爭罪行，一直到中共作為蘇俄滲透顛覆臣服中國的戰略棋子而播種栽培的全部內幕，都要被暴露於光天化日之 下。共產黨將沒有半點顏面和合法性留在台上。老趙如果也跟老鄧一樣看到這些，但毅然舍小我為民為國，是成仁的偉人。如果他看不到這一點，稀里糊塗以為共產 黨可以在他手裡蛇脫皮不換骨而成真龍，他也就沒有足夠的政治智商留在高位。】 【共產黨爺們還有一個合理的恐懼促使其不惜流血鎮壓：中國民眾對他們的無情清算，國際上尚沒有他們的任何收容和避難所。（至少要搞到現在貪官們才有本錢和資格往歐美跑。）民運從當時甚至直到目前，以及中國社會 民間，都還沒有表現出對哪怕作惡多端的統治者的人性人道寬恕，沒有導入社會各派非暴力競爭與妥協的政治智商與機制。中國沒有南非和西班牙那樣的文化傳統和 政治機制。毛式共產主義的制度和社會在殘酷無情魚死網破上遠比白人種族主義政權和佛朗哥法西斯他們做得絕。從共產黨當權派最基本的求生欲來說，就是李鵬的話：我們將會無路可退。】 “無路可退”就是中共一條道走到黑的活路。簡單來說，拒絕和平轉型，剩下的只有暴力血腥。中國沒有真正改革開放走向民主自由公民社會國家的和平出路，暴力革命前景不但令中共鋌而走險一條道走到黑，也令中國民眾與世界盡一切可能去避免。因此中共就不會下台也不會垮台，無論窮還是富，中共都不會放棄專制極權；哪怕大多數中國人民沒有了活路，中共還是有活路-----中國人要麼一整批都死掉，要麼每次5-10/100分期分批死掉，中共不會死。毛大饑荒一下子餓死幾千萬人，當時不見饑民揭竿，到如今都沒有鬼魂去水晶棺找他麻煩。 這當然主要是基於中共國的大國地位與歷史傳統，還基於人類世界對自身歷史，尤其是近代現代當代史的認知。 共產黨暴力革命專政，包括霍梅尼與塔利班革命與專政，之後造成一個悖論：不管什麼人都明白了暴力革命與專政之可怕，以暴易暴的普遍性，因而對共產以及其他極端宗教極權，不但破滅暴力革命推翻之的指望與信心，也提不起對其和平改革的希望與信心。戈爾巴喬夫與蘇東波恰好發生在鄧小平在貌似成功地和平改變中國並保持中共統治之際。戈爾巴喬夫甚至在東歐國家紛紛變色之際也沒有預計到蘇聯自身崩潰垮台。喬治布什甚至在蘇聯垮台前幾個月也沒有收到這樣的想不到的良性警報。在遭遇政變之後，戈爾巴喬夫也看得到有美國西方的強力干預保證防止蘇聯爆發暴力革命-----1989年羅馬尼亞革命之暴力被美國西方通過包括國際輿論等手段迅速限制制止，沒有蔓延，戈爾巴喬夫本人以及前蘇共高官與黨員也不會有性命之虞。葉利欽獲得最高權力的一個基本承諾與保證，就是不會有大規模對蘇共清算的社會暴力失控，這個保證也是美國西方需要並一定程度提供實質保障的。蘇共連投降都不要，只要一聲“散會”就行了。南非的變革也是曼德拉以及國際社會保證了這一點。 東歐國家在二戰後實際上是虎去狼來，蘇聯這個侵略者以解放者面目取代了納粹，因此蘇聯解體，他們的共產黨政權就是拔掉了根的葫蘆。而齊奧被槍斃掉，恰恰在於他類似於霍查毛澤東，把蘇俄馬列與本國國情緊密結合，外交上與蘇聯拉開距離，內政上堅持最徹底的斯大林主義，個人崇拜洗腦以及專制比赫魯曉夫到勃列日涅夫時代的蘇聯還嚴酷，因此社會革命暴力反彈。中共垮台面臨這樣的血腥報復革命的風險自然更大。中華秦制大一統中央集權帝國比蘇俄帝國歷史傳統久遠，維系統一的合法性以及國家社會需求性也比只有七十年的強行組合的蘇聯帝國要大，這就造成了專制統治的土壤遠比蘇聯帝國深厚，甚至比俄羅斯本身都深厚。中國曆朝帝王積累的統治民眾的殘暴狡詐道術齊全。這一方面造成中國民主化的極高難度與特高風險， 同時也給中共長期專政留下很大時空——即使中共倒台， 維繫一個千年中華帝國的統一，恐怕另一個專制政權遠遠比致力於民主共和的政府更方便容易。 尤其是誰也不能保證，中共倒台後不會遭遇國民暴力清算。這也是毛澤東屢試不爽的警告，“蔣匪幫還鄉團復辟千百萬人頭落地”的無法求證的大膽兼大概率假設。俺在十多年前那篇分析為何老鄧天安門開殺戒，為何中共不會平反六四的文章就說了這一點。不過俺同時也說了，隨着改開深入，與國際交流增大加強，至少沉船時大部分有錢的中共官員有地方跑，因此中共垮台或者和平演變的幾率就增大。而這也是包子們的心病。回到毛時代，沉掉所有救生筏甚至救生圈，哪怕在船上吃耗子活命，大家就一心一意聽從偉大舵手了。朝鮮和塔利班阿富汗就是這樣。 俺還發現過一個悖論，一年多前俺在萬維發表過《六四毀了蘇聯救了中共》， 提出六四的一個不為人所共知的巨大意義，就是直接造成了蘇共的垮台與蘇聯的滅亡，同時使得共產黨在中國長命百歲。俺是這樣說的： 【六四鎮壓在世界引起的震驚，任何地方也沒有比在蘇聯與東歐國家大。美國法國德國瑞典日本甚至台灣，其實沒有任何一個人會想到他們會有北京學生市民的命運，會害怕鄧小平派解放軍來抓捕關押屠殺他們。但是幾乎所有蘇聯人和東歐共產黨國家的人，從普通學生市民工人農民到共產黨的黨員幹部甚至到高層將領，都極為自然地想到，戈巴喬夫以及他們的領導人，如果學鄧小平，他們就都會是北京學生市民那樣的被宰殺的羔羊，或者是屠夫。就是這個震撼效應，不但震撼了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民眾（這些民眾的基本教育程度良知感悟力，也遠遠高於當時中國人的平均水平，畢竟人家是現代歐洲人），也震撼了共產黨的領導頭目，從戈巴喬夫甚至到昂納克與齊奧賽斯庫的將軍們。這才有了波蘭匈牙利的民主運動沒有遭到血腥鎮壓，這才有了齊奧賽斯庫的將軍寧願自殺也不執行齊奧塞斯庫的命令把槍口對着民眾，這才有了葉利欽跳上坦克動員民眾瓦解針對戈巴喬夫的政變。如果沒有六四，或者六四鄧小平鎮壓失敗，一個很可能的世界就是蘇聯繼續存在——或許連戈巴喬夫也會試一試武力鎮壓民眾對蘇共的不滿和反抗，或許對戈巴喬夫發動政變的那些將軍會成功，或許蘇聯與東歐一波一波示威與鎮壓，血流成河，反過來警示甚至震撼了中國民眾和中共黨員幹部直到最高層，然後良知在中國首先爆發，中共寧願自行奔潰也不讓哥哥兵槍殺大學生弟弟和父老市民，從而中國開始劇烈迅猛轉型走向共和，帶動東歐巨變，剩下一個蘇聯共產黨國孤島，或許還有古巴朝鮮越南跟着莫斯科苦逼。】 【同時，歷史與現實也給中國共產黨人永誌不忘的教訓。這個教訓就是“不獨裁毋寧死”。他們可以拋棄馬克思主義甚至毛澤東，只要誰保證他們能夠繼續一黨專政的話，你讓他們叫什麼黨都行。如果沒有誰保證讓他們永遠專政執政，你讓他們當英國女王日本天皇也不成。要“篡奪”他們的寶座和整個集團的統治權力權位，拿人頭來換。他們共黨領導集團內部可以不斷地玩人頭當足球踢的遊戲，但是誰要他們停止這個黨內人頭遊戲，把統治權交給民眾或者其他黨派，改玩不要人頭的和平競爭，讓他們的黨走蘇共和東歐黨的路，他們的口號是堅決做鐵杆黨男兒，“不獨裁，毋寧死！”他們寧願被雙規甚至進秦城，也不學戈巴喬夫上電視賣披薩餅，絕不上街擺攤甚至當流浪漢！】 共產革命破滅的不單是共產主義天堂的夢幻，這場噩夢還成功地破滅了哪怕對最恐怖專制進行暴力反抗再次革命推翻的動因。極權恐怖就在於此：沒有真正改革的出路，也沒有被推翻的可能。好死不如賴活，人們如果活的好好的，極權操心的是托克維爾定律：革命在極權鬆動變得開明，民眾獲得些許自由生活改善時欲望擴張大概率發生。人們活不下去，也不去找死，共產革命用鐵的事實與邏輯教育了他們，暴力革命的代價以及以暴易暴的後果。
所以金朝鮮三代讓民眾生活一代苦過一代，金色江山固若金湯。伊朗神權把一個踏進現代發達國家邊界的國家拉回到國際孤立的中世紀，伊朗神棍還是牛逼。塔利班兩次血洗阿富汗，洗掉幾乎一切現代社會痕跡甚至生命活力，最多只會是塔利班內部輪番砍頭換頭，估計塔利班也會與中共一樣神龜長壽。除非全面戰爭，西方國家對這些極權國家的制裁，不會對這些政權有本質傷害，更無法促成其本質改變，這如同對一棟大樓進行封鎖斷水斷電，人質會一個個死掉，玩命的綁匪一定能夠熬到最後。封鎖下和平談判能夠解決的人質危機，最根本的指望在於綁匪只是個一時想不通走極端的良知未泯的好人。 當然，鎖定了綁匪，至少綁匪不能在已經劫持了的大樓之外逞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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