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往這個系列加文章。寫大伯，我掙扎了很久，終於找到落筆點。】

     大伯，父親的大哥，出生於一九一三年。

     講大伯，要回首的日子似乎太久遠，遠到我都不存在。這篇文章應該是《憶海拾貝》裡，唯一的一篇由我借重父親的眼睛看世界。當然，我跟大伯是有接觸的，故事的裡面還是會寫到我眼裡的大伯。

  大伯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畢業於奉天第一商科高中，大伯就讀的是高中俄文班，那時的俄文課都是由白俄老師教授。當年的奉天城(今天的瀋陽市)是沒有大學的，這所商科學校就算是這座城市的最高學府了。大伯以優異的成績高中畢業，校方把畢業生的前三名，推薦給了當年的官銀號（後來的中央銀行），所以大伯高中一畢業就有了一份非常理想的工作。據父親講，大伯在官銀號一開始的收入就是幾十塊大洋，而那時兩塊大洋可以買一袋面，所以大伯的收入不低，是官銀號的白領階層。 

     大伯開始工作的時候，我的祖父還在，北方人稱祖父為爺爺。

     爺爺是哥兒三個，他是老大。

    爺爺很聰明，也很會經營，他幾乎是自己白手起家的。年輕的時候，爺爺給人家趕過馬車。我家祖上爺爺的爺爺跑馬圈地，在奉天市郊擁有一些土地，只不過這些地讓不會持家的爺爺的父親都給典了出去。到了爺爺這一輩，爺爺當機立斷，乾脆把那些地徹底賣斷，爺爺用賣地所得，在奉天市里蓋了很多房子出租，當然那些房子都不是什麼高級房子，出租的對象也是下層老百姓，像登三輪車之類的人家。爺爺還在瀋陽的中街附近開了一個籮圈鋪子，而且當時他還是家裡那一帶的保長。也就是說爺爺不但自己做生意，也為四周的老百姓干一點管理工作。據父親講偽滿時期，保下面還有甲，一個保長要管若幹個甲長，甲下面還有若幹個人家，所以爺爺大概要負責幾十戶人家，主要是替政府跑跑腿，干一些傳達通知和收集苛捐雜稅之類的活計。

     爺爺是一個非常有遠見的人，他讓他的五個孩子，大伯、二伯、三伯、父親都去讀書，甚至我唯一的姑姑，他的女兒，一個女孩子，爺爺也讓她去上學。這在當時的中國是非常罕見的。

我的第一位大伯母，大伯的第一位妻子，是通過媒妁之言經由爺爺安排的。大伯母家很有錢還有地位，她的哥哥是當年丹東中學的校長，退休後在瀋陽市政府當過參事。大伯母不但家世好，人也長得很漂亮，但就一樣，因為是大戶人家的小姐，不會做家務，而且還抽大煙。

     話說爺爺五十多歲的時候，家裡在瀋陽的藥王廟一帶有四間房子，其中的兩間瓦房因為下雨山牆有一點問題，需要維修。爺爺很着急，跟租戶有一些口角，結果當場腦溢血倒在地上。大伯知道了以後，馬上過去了，跟爺爺說他去替爺爺找醫生。

大伯是找的白俄醫生，醫生過來看了以後，告訴大伯，人已經沒救了。大伯懇請醫生，至少告訴我們，爺爺他得的是什麼病，醫生說是腦溢血，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家人都知道爺爺是得什麼病去世的。

爺爺去世的時候，父親只有五歲，大伯也只有二十三歲。

人們總是說“窮人家的孩子早當家”，其實不管窮人還是富人，家裡失去了支撐門面的爺爺，年少的大伯，沒有選擇地開始承擔起了一家的負擔。

大伯先賣了藥王廟的房子，給爺爺辦了一場風風光光的大出殯，當時扎的紙人紙馬鋪天蓋地，爺爺的棺材放在廟裡面，大伯請了道士做了七天七夜的道場，最後才把爺爺在嗩吶的哀聲中下了葬。

爺爺入土為安了，可家裡的日子還要過下去。

現在家裡就剩下大伯的三個弟弟和一個妹妹，加上他的母親，也就是我的祖母，東北人叫奶奶。最後還有一位半傭人半親人的張嫂，這位張嫂跟了我奶奶一輩子，無論是家裡富裕時，還是家道敗落以後，她都一直伴隨着我奶奶，算是我們家的忠僕。

那時候，中國婦女是講三從四德的，這三從就是，女孩子在家時，從父；出嫁後，從夫；夫去世後，從子。按三從講，我們這個家，就是大伯說了算了，連他的母親，我的奶奶都要聽大伯的話。

大伯成了家裡的一家之主。

現在我想專門寫寫大伯本人。

我的大伯，孫憲文，有一米八的個子，長得一表人才風度翩翩。大伯不但有讓人過目難忘的氣質，他還是一位多才多藝、文體雙全的帥哥。大伯是運動場上的健將，無論籃球、跳高、跳遠，樣樣出色，在中學裡他是學校籃球隊的，每次運動會，也可以看到他的身影在各項比賽中穿梭。大伯還有一副好的歌喉，以前家裡有兩架風琴，而且風琴是那種高檔的，外表看起來像一座高級寫字檯。

不能說大伯的氣質不凡是天生的，良好的家境、和上等的教育，也給他的氣質風度添分加彩。可很多人就是有同樣的環境和條件，也不一定能有他那種風度。就是在七十年代後，在我的記憶里，大伯亦是一位衣着打扮一絲不苟、說話行事風度翩翩的老者。

爺爺去世以後，大伯開始支撐這個家。他基本是把家給分成了兩部分，他和他妻子是一個家，其他人包括他的孩子、他的兄弟姐妹、和他的母親是另一個家。

大伯給那另一個大家庭每個月二十塊大洋，加上爺爺留下房子的房租，剛開始的時候，日子還算過得去。後來家裡的籮圈鋪子被夥計給騙了去，加上物價的上漲，這一點錢，根本無法維持這個七、八口人的大家庭的生計，奶奶和張嫂開始給別人打零工，做那些諸如幫人裝雪花膏、縫手套之類的活。無論那時候有多難，奶奶甚至領着三伯半夜裡去滙豐銀行的救濟點排隊，要等到第二天早上，才會按人頭每人領到一碗救濟麵條，奶奶也沒跟大伯提，應該多補貼家裡的開銷。

而大伯的小家，有時候父親這個小弟會過去看看。父親說，那位大伯母整天就躺在炕上抽大煙，如果他去了，大伯母還會向父親噴一口煙，父親常常會說，“噴煙還不如給兩塊錢呢。”如果正好大伯母也心情不錯的話，她會給父親兩塊大洋。父親說，大伯的小家吃得都是細糧，他們吃的西洋蛋糕，都裝在精緻漂亮鐵製的點心盒子裡。每到逢年過節，送禮的點心都堆在屋裡地下，點心盒子都像寶塔一樣，一層層摞得高高的。

大伯當年在中央銀行的匯兌處工作，那時候的中國是以山海關為界，關內是汪精衛的中華民國，關外是滿洲國。汪的政權用法幣，滿洲國是用滿元。我的大伯負責這兩種貨幣的兌換，手上是有權力的。這也是為什麼一到年節，就有很多商人給他送禮、送壓歲錢。父親說，當年爺爺教育大伯時說過，“如果你掙一百元錢，你拿出其中的八十元送給上司。你就可以升官；如果從一百元拿出五十元送給上司，你就可以保住飯碗；如果你只拿出二十元送給上司，你可能就要丟工作了。”多麼精闢的描述，可見中國的貪污腐敗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根源可以說是源遠流長，深深地扎在人們的骨子裡。

後來，每每大伯的這些弟弟和妹妹提起當年大伯如何治理這個家的，大家都會搖頭。所有的兄弟姐妹都一致感念他們的大哥至少是供養了他們，而且也保持了爺爺的理念，讓他們繼續求學。可兄弟姐妹們提起當年的日子，和奶奶當年為了他們吃的苦，就對大伯沒能更好的看護這個家，總有那麼一絲遺憾。

其實，大伯一生都是如一的。他是那種有底線的人，他可以在自己允許的範圍內，做到他良心可以接受的程度。他是一位永遠的紳士，他不是那種為兄弟兩肋插刀的熱血漢子。在大伯晚年，大伯曾經非常愧疚地對父親說，他認為當年他給家裡的錢不夠，讓大家受苦了。

說到大伯的愛情，我們已經很難知道，大伯對他的第一位妻子的感情，至少他們是相敬如賓的。那位我從未謀面的大伯母，給大伯生育了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就是我的大堂哥、二堂哥、和大堂姐。大伯母在生了大堂姐以後，患上了急性肝炎，就是那年代人們所說的黃病，最後不治去世了。

我的第二位大伯母，也就是我認識的大伯母，可是大伯花了大力氣，自己追求來的愛情。

大伯續娶的第二位大伯母跟大伯一樣，也是在銀行工作，只不過當時大伯是中央銀行的高級職員，而新大伯母是民生銀行里的一般職員。我們已經不知道大伯是如何認識的這位新大伯母的了。當年的瀋陽，銀行並不多，估計業界裡的結識有可能，而這位新伯母的家境也非常好，她哥哥在當年的中央郵局任職，大伯也可能通過她哥哥認識她。總之，要娶到這位女孩子的難度很大，那時候大伯的情況是他結過婚，還有三個孩子和一大家子要養活，而人家女孩子是黃花閨女，知書達理受過高等教育，加上出身富裕家庭。人家為什麼要嫁給你，一進門就要當三個孩子的後媽？據父親講，那時大伯還真地趕了潮流一把，大伯很是花了功夫和精力追了好一陣子，終於，新的大伯母答應嫁給大伯了。這一直是大伯覺得很驕傲的事情，就是跟我們這些小輩，他也會樂呵呵地提起，而每每這個時候，一旁的大伯母都會會心地笑笑。非常可惜，當年光顧傻傻地聽大伯說話，忘了問問他都用了什麼手段把大伯母追到手的。

婚後，新大伯母給大伯生了兩個兒子，就是我的三堂哥、和四堂哥。

解放後，中央銀行變成了東北銀行，可大伯由於當時有胃潰瘍，無法上班，就辭職了。父親說如果大伯不辭職，按他當時的級別，他應該是副部級的官員。大伯病好後做過許多工作，諸如蘇聯僑民協會的翻譯、灌腸廠的會計、遼寧國際旅行社的翻譯，後來中蘇交惡，也沒有什麼要翻譯的了，他乾脆在旅行社的小賣部專賣火車票、香煙之類的東西。

文革期間，不知道旅行社咋想的，把年過半百的大伯，送到農村去，讓他走了毛主席的五七道路。現在回頭看，一定是旅行社有走五七的名額，估計是讓大伯替大家頂了這個名額。大伯下鄉的地方居然也是遼寧黑山縣！這黑山縣當年竟然接收了我家、大伯、和我公公家走五七，雖然大家都不在一個村子，可也算夠巧合的了！

七十年代後期，我開始跟大伯有接觸，之所以這麼晚才接近大伯的生活，那是因為在我小的時候，大伯家是跟姑姑家劃清界限的。大伯是非常聽政府話的那種人，他活在他自己界定的底線里。姑父是被政府鎮壓的，還給扣了一個反革命的帽子，大伯就跟姑姑家斷絕來往。兩家雖然前後院住着，但他們自動互不往來。二伯被打成歷史反革命，大伯也跟他劃清界限。在文革前和文革中，只有父親和三伯這兩位沒有底線的弟弟，在偷偷地接濟着姑姑和二伯。

文革後期七十年代的大伯，其實，那正是他一生中最落魄的時候。政府把他送到農村，當年伯母在工廠工作，沒跟大伯一起下鄉。大伯他乾脆把鋪蓋卷往農村一放，自己打馬回府回城在家呆着。估計是大伯自己的被下放，讓他搞明白了，自己的妹妹和弟弟也許根本沒有做錯什麼事，從那時開始，大伯家恢復了跟姑姑家的來往。

我記憶中的大伯就是穿着舊衣服也是乾乾淨淨、頭髮會梳得一絲不苟，就是在最熱的夏天，他也一定是身着長衣長褲，衣服上所有的扣子一定都是扣得好好的，包括脖子下的那一粒紐扣。大伯身上有一種高貴的儒雅，這幾乎是發自他的內心，外界的干擾好像根本無法抹去一個人的修養。

印象最深的是，大伯在七十年代，很多中國老百姓還不知道什麼是維生素的時候，就堅持每天服用維生素C，他總跟我們這群孩子講，“維C是一個好東西。”記得他手裡有一小把黃黃的小圓粒，然後他會用一口水把那些維C都漱下去。有一次大伯很高興，給了我一粒維C，我把那個小黃球含在嘴裡，嗯，甜，一會兒又變酸了，很好吃！那時候心裡想，大伯伯把那些糖球用水漱下去實在太可惜了。

大伯母燒着一手好菜，可惜我們跟大伯家來往的太晚，留在記憶里的是一頓永世不忘，有搞笑無比的晚餐。記得當時有燕兒、石頭、小力還有我，大伯和大伯母第一次請我們這幾個已經不是毛頭的大孩子吃大伯母親手燒的飯菜。伯母具體燒了幾道菜，已經沒人記得了，只有一道菜，炸酥段，香香的好吃極了，我們每個人吃了好幾塊。

一吃完飯，四哥就笑嘻嘻地問我們，“炸酥段好吃嗎？”我們幾個都猛勁兒地點頭，我還說“真不知道伯母咋炸的，面塊也可以炸得外焦里嫩，那麼香。”四哥一個鬼臉，“那不是面塊，那是炸肥肉！”

四哥話音沒落，只見弟弟小力先嘔了起來，因為小力特喜歡那道菜，當晚拼命吃了七、八塊那個炸酥段！

雖然在出國前，每年春節我都會去給大伯、伯母拜年，但畢竟讀書、成家，總是忙得團團轉。一九九八年，在我出國的近十個年頭上，我們全家回國探親，邀請了親朋好友在飯店聚餐。當年已經年過八旬的大伯居然依然身板挺拔、氣質依然精煉儒雅、身上的衣服依舊服帖整齊，當大伯步入餐廳時，那份風度還是壓倒了眾人。見到我家女兒和兒子，大伯居然用英語打招呼，搞得當年還在上小學的女兒眨眨眼睛，在被中文包圍了多日後，忽然聽到她倍覺親切的英文，女兒竟然激動地對我喊，“媽媽，大姥爺會說英語！”

那是我最後一次見到我的大伯。

大伯以八十八的高齡仙逝。 

我很敬重我的大伯。他是一位地道的、真正的舊式紳士，他有修養、有學識，他有他為人做事的準則。我覺得不一定所有的人都要成為那種為朋友兩肋插刀的人。人，只要他一生很坦蕩了，很對得起自己的心，這個人就是世間的正人君子，就值得他人敬重，也就沒有虛度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