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也說日本人的民族性格 怡然 我對日本人的了解,最先是從讀小說。記得我看的第一本小說《平原槍聲》,那本書留給我印象最深的一章不是別的,恰恰是第十九章叫作“鐵壁合圍”。鐵壁合圍是日軍在侵華期間使用大部隊嚴密交互包圍的一種戰術,那堪稱是一種極其殘酷的大掃蕩。小說中描寫的日軍在冀中平原上一個村莊一個村莊地橫掃過去,對於來不及逃走的村民,格殺勿論。對於抗日武裝力量,更是往死里打。這樣逐漸將包圍圈縮小,就象用篦子刮虱子一樣,層層殲滅。看完那一章,我才第一次領略到戰爭的殘酷,也是第一次透過文字了解到日本人的兇狠。直到今天我回想起當年看“鐵壁合圍”時的感受,仍然是心驚肉跳。 後來上高一時,我看了一部日本電影《人證》。記得我的語文老師在課堂上一時興起,和我們討論起這部電影,他提了個問題,“人證是什麼意思?”這個今天看來十分簡單的問題,可那時的我們卻誰也答不上來。於是,他一字一頓地說:“人證,就是人性的證明。那麼什麼是人性?又怎麼樣來證明人性呢?”他並沒有給我們答案,讓我們自己回去考慮。說實話,關於人性的這些問題,一直讓我思考到今天。 《人證》講的故事是,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日本,一個駐日美軍黑人士兵和日本下層姑娘八杉恭子私生了一個孩子強尼。黑人士兵離開日本時帶走了孩子。20年後,這位黑人老兵去世,強尼便帶着父親遺留下來的一頂草帽和一本西條八十的詩集到日本來找母親。但此時的八杉恭子已是日本的社會名流,她為了維護自己富貴的生活和社會地位,不顧母子情,刺死了自己的兒子強尼。最後,恭子為了逃避法律制裁,也是受到良心的遣責,她跳崖自盡。 表面上看這是一部反映人類倫理的影片,但實際上影片對於戰爭給人們心靈造成的創傷給予了深刻的反思。應該說,無數人間悲劇的產生都起因於戰爭,戰爭是導致人類自相殘害的根源。如果說,我對於日本人的印象有所改變,那就是在看了《人證》之後。我感到,一個民族如果能夠思考戰爭給人類帶來的創傷,那至少說明它還是個有良知的民族。 一直以來,有個問題令我百思不得其解,這就是,二戰期間,為什麼日本軍隊在短短的幾年內,就能長驅直入華夏中原,而且把戰火燒遍整個亞洲?是他們武力雄厚,戰術得法,還是得利於他們的武士道精神?決定戰爭勝負的因素很多,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人的精神起着相當重要的支撐作用,尤其是在半個多世紀前,打的並非百分之百的純技術戰爭。而令日本人引以為驕傲的武士道精神,無疑為日軍的大舉挺進助了一臂之力,這也正是他們民族性格的最真實的寫照。 聯想到一年多以前,日本人面對海嘯沖走了家園,面對核泄漏導致的致命核輻射,所表現的冷靜沉着,毫不驚慌,廣為世人所稱道。有人把這些歸因於日本人素質高教養好。但如果你去看看歷史,就不難想到,這正是日本民族的性格使然。中國有句俗話,叫作“山難改,性難移”,這話適用於一個人的性格,它同樣也適用於一個民族的性格。 在很多時候,民族性格如同一把雙刃劍。冷靜的極端就是冷漠,甚至是冷酷。我這樣說,絲毫沒有貶損日本人民族性格之意,而只是說,我們看問題應該是多側面的。日本人的這種民族性格,當被某些極端主義者利用時,就極易走向相反的與大多數人為敵的一面,比如二戰時期被軍國主義集團所利用,日本人呈現給世人的就是冷酷兇殘,不可理喻的那一面。當然,任何戰爭都是殘酷無情的,就象希特勒屠殺猶太人,同樣是血腥恐怖駭人聽聞的。 一個民族其性格的形成與其歷史文化淵源關係密切,這中間當然也有教育所起的傳承接續作用。有人說,性格決定命運,那麼,民族性格在決定民族命運當中是否也起着同樣的作用呢?這的確是值得社會學家思考的一個問題。 (本文發表在《南方都市報》2011年3月17日電子版,此處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