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这个时代，引领我们思考改变人类生活的已经不再是那些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家或思想家，那又是谁呢？把目光投向这里吧，他们是一群雄心勃勃的企业家，他们把自己独具匠心的思想和理念，融入到开创的实业中。企业不只是他们获取价值的手段，同时也是他们力图改变世界的工具。 看看硅谷，还有从那里崛起的现代企业之新秀，你就会理解我的这番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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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里的新时代思想家
7月24日，马克·扎克伯格在他位于帕罗奥图的家中边烧烤边直播，并在直播中点名反驳了埃隆·马斯克几天前表达的对于人工智能的忧虑。扎克伯格说，他的这种威胁论“ 言论太消极，太不负责任”。而后者也不甘示弱，第二天便在推特上反击，说这位facebook的创始人对于人工智能领域缺乏认识。埃隆·马斯克，作为特斯拉汽车和Space X公司的执行总裁，坚持认为“人工智能潜藏的威胁远大于北朝鲜”。
马斯克有他独到的想法：以声速运转的人类大脑，必然需要与以光速运转的机器相联通以求生存。这位涉猎甚广的企业家甚至在去年创办了Neuralink公司, 专注于研究脑机互联技术。简单地说就是将我们的大脑与电子科技相融合，以提高记忆力与运转速度，并且抵御人类大脑的自然退化。
你是否曾醉心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论战，或被莎士比亚悲剧的强烈冲突所吸引？如今，这场发生在美国西海岸的思想较量将同样激发您的肾上腺素。它集合了众多认知资本主义的杰出人物，很大程度上将影响我们的未来。
蒙太古与凯普莱特
从经济爱国主义的出发点来说，Paypal的创始人彼得·蒂尔在他的著作《从0到1》中阐述了自己的理念：初创产业需要恰当地“作茧自缚”， 尽量避免竞争，才能存活下来，并获得可观的发展。他将当年激烈竞争的微软与谷歌比作《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蒙太古和凯普莱特，认为双方都在这场竞争中消耗了大量的能量和精力。这位天才投资人拥有斯坦福大学哲学本科学位，但他的这本著作却仍然无法打动“安卓之父”安迪·鲁宾。对于安迪·鲁宾来说，“竞争是件好事，我们也需要一个开放竞争的世界。这就是我们开发安卓的原因。”
如今的加利福尼亚完全就是创业者的天堂。这里建立之初只针对美国的市场，现在却成为了全球的研发中心。这里的研究甚至激发了人们对于国家的重新思考：他们探讨永恒的生命、对于地球的保护，甚至涉及因人工智能的普及而需要重建的低保制度。硅谷这片土地长不足40公里，却可被看作这个拥有3900万居民的国家的中心。在这里发生的任何一次革新都备受争议，此起彼伏的论战正是当今科技社会的回响。这里就是当代的雅典。
思想解放
谷歌的前雇员詹姆斯·多默尔因为一份内部传播的笔记而被开除。他在笔记中提到：“男性与女性原本就存在着生物学上的差距。技术领域或 高等职位中对于男女的区别对待正是基于这种差距。”在《纽约时报》的采访中，他用“言论自由”为自己辩护。这究竟是推崇言论自由还是
典型的大男子主义？我们一时无从判断。但如果追溯到过去，那么我们就能发现在19世纪中叶奠定信息技术基础的“世界首位电脑程序员” 爱达·勒芙蕾丝恰恰是一位女性，话题就变得有趣了起来。在硅谷工作的大部分程序员都认为，科技具有解放的特性，这就是法国哲学家吉尔贝·西蒙东在这里备受推崇的原因。“他的著作将科学技术与人性解放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当然，当今社会的其他角落也在进行着这样那样的革新，比如爱沙尼亚的国家形态重新定义，内罗毕的饮食文化变革，或是以色列专注于生命科学（生物科技或农业）的研究。但这些都比不上加利福尼亚海岸正在涌动的风暴。
“这里的思潮有其独一无二的依托——学术支持。有世界闻名的斯坦福大学作为前锋，曼哈顿计划支持的军事投资汇入，还有垮掉的一代思想的碰撞。” 伯克利大学的教授霍华德·莱茵戈德这样解释。他和《全球概览》杂志的创始人斯图尔特·布兰德有一个同样大胆的想法：用微量的LSD迷幻药提升硅谷工作者的创造力和工作效率。
谢尔盖·布林 谷歌联合创始人 1973年出生于莫斯科，这位前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和他的同学拉里·佩奇一起研发了一款网上搜索引擎，这就是1998年问世的谷歌。如今他已经位列全球富豪榜第13位，生活在加利福尼亚，并领导着Google X实验室。 使命：汇集全球资讯
布兰德也是恒今基金会的联合创始人之一。这个基金会专门致力于研究1万年后人类和地球的演变方向。该组织每月会在圣弗朗西斯科的一家哲学主题咖啡馆聚会一次，他们是一群与杰夫·贝佐斯（亚马逊网站CEO）一样对于未来与科技疯狂痴迷的人。后者已经投资启动了“万年钟”计划：在德克萨斯的深山中建造一台巨型大钟，能显示未来1万年时间。一直以来，加利福尼亚都是这些科技狂人的避风港。“长久以来，加利福尼亚都是这些拥有奇思妙想之人的聚集地。这很正常，因为他们就在这里工作，跑也跑不远。”硅谷特色的创业餐厅Buck's的老板这样总结。
吸引天才
对于如今的硅谷来说，文化融合是另一个敏感的话题。唐纳德·特朗普上任以来不遗余力地阻挠移民政策，使得一些人不得不做出回应。谷歌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在一月初弗朗西斯科的游行中表示：“我来到这里，正因为我是难民。”扎克伯格也在一篇声明中说道：“我的父母来自奥地利、德国和波兰，妻子普莉西拉的父母则是中国和越南的难民。美国本就是个移民国家，我们应该以此为傲。”
这里还成长着一家特别的公司——帕兰提尔。它的名字来源于《指环王》中的魔法石。这家公司专注于行为数据，占据了帕罗奥图三分之一的办公地点，却是硅谷地区最神秘的公司。公司的创始人亚历克斯·卡普原曾就读于法兰克福大学，博士生期间的导师正是当代哲学界领军人物哈贝马斯。卡普本人也是一位专注于现象学研究的专家。
科技加速
硅谷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时间，从最初简单的微电子技术，到如今多种领域的交错并融：生物学、电子与量子物理，都加快了它的发展。
如今这里的一些“大思想家”们专注于对于永恒生命的研究。Humanity+的创始人大卫·皮埃尔斯认为：“如果想获得永恒的生命，就得改写我们错误密布的基因密码。” 苹果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斯蒂芬·沃兹尼克则倾向于冷冻躯体的方式。最大胆的构想则是抛弃生物躯体，将大脑接入机器当中。谷歌的技术总监雷·库兹韦尔认为，这样的构想将在2045年实现。拥有斯坦福大学计算机博士学位的汉斯·彼得·莫拉维克则预测，15年后就能够研究出超级智能，其运转性质类似于植物，“由一根主干操纵众多延伸的神经枝丫，枝丫的尖端极细，能够直接操纵原子与分子。”
去国家化与抢占空间
在这些看似科幻的尖端科技实现之前，天才企业家们东躲西藏，只为寻找一个不受政府管辖的角落。维基百科的联合创始人吉米·威尔士极力捍卫这种理性利己主义的行为。但这样的做法也确实存在风险：或是达到一个如阿道司·赫胥黎《美丽新世界》中所描绘的条件反射社会，或是只保留拥有财富或技术的极少数。就像领英的创始人雷德·霍夫曼所说的，硅谷的大亨们大都在南达科他州设立了分部，以便在自然灾害来袭时履行他们的优先权。
阿历克斯·卡普 Palantir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1967年出生于美国，是Palantir公司的领头人。 这家初创公司在2014年估值1500万美元，专门为美国国家安全局、 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提供数据分析。 使命：对于集体行为的分析研究，是安全与自由的保障。
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一特权政治。Slack的创始人巴特菲尔德近来就联合Y Combinator 的现任当家山姆·奥特曼共同建立低保标准，帮助中产阶级抵御即将袭来的科技风暴。这两位初创企业的掌门人都很清楚自己的责任，他们所处的位置恰如国家的元首：当一个互联网大亨决定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分配原则，将会有几千万人无法得到自己想要的信息。极端的财政最佳化也是让人无法忍受的。“硅谷给全球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力，也便不能在面对问题时轻易脱身。”
但这一切并没有阻止我们的科技先驱抢占空间的脚步。一些希望突破现状的企业家们甚至开始梦想探索小行星以获得金铂类的矿藏。在同样位于美国西岸的圣克鲁斯，发明家已经将超级无人机Joby S2配备完毕。这是一种配备锂电池的航天飞机，续航能力是如今普通喷气式飞机的5倍。1947年，霍华德·休斯在南加利福尼亚成功研制了世界上最大的飞机H-4 Hercules。埃隆·马斯克将他视为偶像，已经摩拳擦掌，准备自2025年起开启将几十人送上火星的计划。
原文作者：纪尧姆·格拉雷
译自法国《观点》
译者：范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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