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這個時代,引領我們思考改變人類生活的已經不再是那些傳統意義上的哲學家或思想家,那又是誰呢?把目光投向這裡吧,他們是一群雄心勃勃的企業家,他們把自己獨具匠心的思想和理念,融入到開創的實業中。企業不只是他們獲取價值的手段,同時也是他們力圖改變世界的工具。 看看硅谷,還有從那裡崛起的現代企業之新秀,你就會理解我的這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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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里的新時代思想家
7月24日,馬克·扎克伯格在他位於帕羅奧圖的家中邊燒烤邊直播,並在直播中點名反駁了埃隆·馬斯克幾天前表達的對於人工智能的憂慮。扎克伯格說,他的這種威脅論“ 言論太消極,太不負責任”。而後者也不甘示弱,第二天便在推特上反擊,說這位facebook的創始人對於人工智能領域缺乏認識。埃隆·馬斯克,作為特斯拉汽車和Space X公司的執行總裁,堅持認為“人工智能潛藏的威脅遠大於北朝鮮”。
馬斯克有他獨到的想法:以聲速運轉的人類大腦,必然需要與以光速運轉的機器相聯通以求生存。這位涉獵甚廣的企業家甚至在去年創辦了Neuralink公司, 專注於研究腦機互聯技術。簡單地說就是將我們的大腦與電子科技相融合,以提高記憶力與運轉速度,並且抵禦人類大腦的自然退化。
你是否曾醉心於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論戰,或被莎士比亞悲劇的強烈衝突所吸引?如今,這場發生在美國西海岸的思想較量將同樣激發您的腎上腺素。它集合了眾多認知資本主義的傑出人物,很大程度上將影響我們的未來。
蒙太古與凱普萊特
從經濟愛國主義的出發點來說,Paypal的創始人彼得·蒂爾在他的著作《從0到1》中闡述了自己的理念:初創產業需要恰當地“作繭自縛”, 儘量避免競爭,才能存活下來,並獲得可觀的發展。他將當年激烈競爭的微軟與谷歌比作《羅密歐與朱麗葉》中的蒙太古和凱普萊特,認為雙方都在這場競爭中消耗了大量的能量和精力。這位天才投資人擁有斯坦福大學哲學本科學位,但他的這本著作卻仍然無法打動“安卓之父”安迪·魯賓。對於安迪·魯賓來說,“競爭是件好事,我們也需要一個開放競爭的世界。這就是我們開發安卓的原因。”

如今的加利福尼亞完全就是創業者的天堂。這裡建立之初只針對美國的市場,現在卻成為了全球的研發中心。這裡的研究甚至激發了人們對於國家的重新思考:他們探討永恆的生命、對於地球的保護,甚至涉及因人工智能的普及而需要重建的低保制度。硅谷這片土地長不足40公里,卻可被看作這個擁有3900萬居民的國家的中心。在這裡發生的任何一次革新都備受爭議,此起彼伏的論戰正是當今科技社會的迴響。這裡就是當代的雅典。
思想解放
谷歌的前雇員詹姆斯·多默爾因為一份內部傳播的筆記而被開除。他在筆記中提到:“男性與女性原本就存在着生物學上的差距。技術領域或 高等職位中對於男女的區別對待正是基於這種差距。”在《紐約時報》的採訪中,他用“言論自由”為自己辯護。這究竟是推崇言論自由還是
典型的大男子主義?我們一時無從判斷。但如果追溯到過去,那麼我們就能發現在19世紀中葉奠定信息技術基礎的“世界首位電腦程序員” 愛達·勒芙蕾絲恰恰是一位女性,話題就變得有趣了起來。在硅谷工作的大部分程序員都認為,科技具有解放的特性,這就是法國哲學家吉爾貝·西蒙東在這裡備受推崇的原因。“他的著作將科學技術與人性解放緊密地聯繫在了一起。”當然,當今社會的其他角落也在進行着這樣那樣的革新,比如愛沙尼亞的國家形態重新定義,內羅畢的飲食文化變革,或是以色列專注於生命科學(生物科技或農業)的研究。但這些都比不上加利福尼亞海岸正在涌動的風暴。
“這裡的思潮有其獨一無二的依託——學術支持。有世界聞名的斯坦福大學作為前鋒,曼哈頓計劃支持的軍事投資匯入,還有垮掉的一代思想的碰撞。” 伯克利大學的教授霍華德·萊茵戈德這樣解釋。他和《全球概覽》雜誌的創始人斯圖爾特·布蘭德有一個同樣大膽的想法:用微量的LSD迷幻藥提升硅谷工作者的創造力和工作效率。

謝爾蓋·布林 谷歌聯合創始人 1973年出生於莫斯科,這位前斯坦福大學的學生和他的同學拉里·佩奇一起研發了一款網上搜索引擎,這就是1998年問世的谷歌。如今他已經位列全球富豪榜第13位,生活在加利福尼亞,並領導着Google X實驗室。 使命:匯集全球資訊
布蘭德也是恆今基金會的聯合創始人之一。這個基金會專門致力於研究1萬年後人類和地球的演變方向。該組織每月會在聖弗朗西斯科的一家哲學主題咖啡館聚會一次,他們是一群與傑夫·貝佐斯(亞馬遜網站CEO)一樣對於未來與科技瘋狂痴迷的人。後者已經投資啟動了“萬年鍾”計劃:在德克薩斯的深山中建造一台巨型大鐘,能顯示未來1萬年時間。一直以來,加利福尼亞都是這些科技狂人的避風港。“長久以來,加利福尼亞都是這些擁有奇思妙想之人的聚集地。這很正常,因為他們就在這裡工作,跑也跑不遠。”硅谷特色的創業餐廳Buck's的老闆這樣總結。
吸引天才
對於如今的硅谷來說,文化融合是另一個敏感的話題。唐納德·特朗普上任以來不遺餘力地阻撓移民政策,使得一些人不得不做出回應。谷歌聯合創始人謝爾蓋·布林在一月初弗朗西斯科的遊行中表示:“我來到這裡,正因為我是難民。”扎克伯格也在一篇聲明中說道:“我的父母來自奧地利、德國和波蘭,妻子普莉西拉的父母則是中國和越南的難民。美國本就是個移民國家,我們應該以此為傲。”
這裡還成長着一家特別的公司——帕蘭提爾。它的名字來源於《指環王》中的魔法石。這家公司專注於行為數據,占據了帕羅奧圖三分之一的辦公地點,卻是硅谷地區最神秘的公司。公司的創始人亞歷克斯·卡普原曾就讀於法蘭克福大學,博士生期間的導師正是當代哲學界領軍人物哈貝馬斯。卡普本人也是一位專注於現象學研究的專家。
科技加速
硅谷的發展經歷了漫長的時間,從最初簡單的微電子技術,到如今多種領域的交錯並融:生物學、電子與量子物理,都加快了它的發展。
如今這裡的一些“大思想家”們專注於對於永恒生命的研究。Humanity+的創始人大衛·皮埃爾斯認為:“如果想獲得永恆的生命,就得改寫我們錯誤密布的基因密碼。” 蘋果公司的聯合創始人斯蒂芬·沃茲尼克則傾向於冷凍軀體的方式。最大膽的構想則是拋棄生物軀體,將大腦接入機器當中。谷歌的技術總監雷·庫茲韋爾認為,這樣的構想將在2045年實現。擁有斯坦福大學計算機博士學位的漢斯·彼得·莫拉維克則預測,15年後就能夠研究出超級智能,其運轉性質類似於植物,“由一根主幹操縱眾多延伸的神經枝丫,枝丫的尖端極細,能夠直接操縱原子與分子。”
去國家化與搶占空間
在這些看似科幻的尖端科技實現之前,天才企業家們東躲西藏,只為尋找一個不受政府管轄的角落。維基百科的聯合創始人吉米·威爾士極力捍衛這種理性利己主義的行為。但這樣的做法也確實存在風險:或是達到一個如阿道司·赫胥黎《美麗新世界》中所描繪的條件反射社會,或是只保留擁有財富或技術的極少數。就像領英的創始人雷德·霍夫曼所說的,硅谷的大亨們大都在南達科他州設立了分部,以便在自然災害來襲時履行他們的優先權。

阿歷克斯·卡普 Palantir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 1967年出生於美國,是Palantir公司的領頭人。 這家初創公司在2014年估值1500萬美元,專門為美國國家安全局、 聯邦調查局和中央情報局提供數據分析。 使命:對於集體行為的分析研究,是安全與自由的保障。
並不是所有人都同意這一特權政治。Slack的創始人巴特菲爾德近來就聯合Y Combinator 的現任當家山姆·奧特曼共同建立低保標準,幫助中產階級抵禦即將襲來的科技風暴。這兩位初創企業的掌門人都很清楚自己的責任,他們所處的位置恰如國家的元首:當一個互聯網大亨決定兼顧效率和公平的分配原則,將會有幾千萬人無法得到自己想要的信息。極端的財政最佳化也是讓人無法忍受的。“硅谷給全球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力,也便不能在面對問題時輕易脫身。”
但這一切並沒有阻止我們的科技先驅搶占空間的腳步。一些希望突破現狀的企業家們甚至開始夢想探索小行星以獲得金鉑類的礦藏。在同樣位於美國西岸的聖克魯斯,發明家已經將超級無人機Joby S2配備完畢。這是一種配備鋰電池的航天飛機,續航能力是如今普通噴氣式飛機的5倍。1947年,霍華德·休斯在南加利福尼亞成功研製了世界上最大的飛機H-4 Hercules。埃隆·馬斯克將他視為偶像,已經摩拳擦掌,準備自2025年起開啟將幾十人送上火星的計劃。
原文作者:紀堯姆·格拉雷
譯自法國《觀點》
譯者:范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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