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著名作家、戲劇家、翻譯家,錢鍾書夫人楊絳仙逝了,享年105歲。 楊絳是我最為敬佩的睿智女性。她的智慧理性,她的自尊自立,她的恬淡從容,使她不同於別的文學女性而獨具魅力。 “我和誰都不爭,和誰爭我都不屑;我愛大自然,其次就是藝術;我雙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準備走了。”這是由楊絳翻譯的英國詩人蘭德的詩《生與死》,她淡定自若的一生,恰是對這首詩最完美的註腳。 楊絳在她九十六歲高齡,還寫出了《走到人生邊上》。下面這篇文章是周國平寫的讀後感,分析得非常獨到。謹以此文紀念楊絳。 人生邊上的智慧
周國平 楊絳九十六歲開始討論哲學,她只和自己討論,她的討論與學術無關,甚至與她暫時棲身的這個熱鬧世界也無關。她討論的是人生最根本的問題,同時是她自己面臨的最緊迫的問題。她是在為一件最重大的事情做準備。走到人生邊上,她要想明白留在身後的是什麼,前面等着她的又是什麼。她的心態和文字依然平和,平和中卻有一種令人欽佩的勇敢和敏銳。她如此誠實,以至於經常得不出確定的結論,卻得到了可靠的真理。這位可敬可愛的老人,我分明看見她在細心地為她的靈魂清點行囊,為了讓這顆靈魂帶着全部最寶貴的收穫平靜地上路。 在前言中,楊先生如此寫道:“我正站在人生的邊緣邊緣上,向後看看,也向前看看。向後看,我已經活了一輩子,人生一世,為的是什麼呢?我要探索人生的價值。向前看呢,我再往前去,就什麼都沒有了嗎?當然,我的軀體火化了,沒有了,我的靈魂呢?靈魂也沒有了嗎?”這一段話點出了她要討論的兩大主題,一是人生的價值,二是靈魂的去向,前者指向生,後者指向死。我們讀下去便知道,其實這兩個問題是密不可分的。 在討論人生的價值時,楊先生強調人生貫穿靈與肉的鬥爭,而人生的價值大致取決於靈對肉的支配。不過,這裡的“靈”,並不是靈魂。楊先生說:“我最初認為靈魂當然在靈的一面。可是仔細思考之後,很驚訝地發現,靈魂原來在肉的一面。”讀到這句話,我也很驚訝,因為我們常說的靈與肉的鬥爭,不就是靈魂與肉體的鬥爭嗎?但是,接着我發現,她把“靈魂”和“靈”這兩個概念區分開來,是很有道理的。她說的靈魂,指不同於動物生命的人的生命,一個看不見的靈魂附在一個看得見的肉體上,就形成了一條人命,且各各自稱為“我”。據我理解,這個意義上的靈魂,相當於每一個人的內在的“自我意識”,它是人的個體生命的核心。在靈與肉的鬥爭中,表面上是肉在與靈斗,實質上是附於肉體的靈魂在與靈斗。所以,楊先生說:“靈魂雖然帶上一個‘靈’字,並不靈,只是一條人命罷了。”我們不妨把“靈”字去掉,名之為“魂”,也許更確切。 肉與魂結合為“我”,是鬥爭的一方。那麼,作為鬥爭另一方的“靈”是什麼呢?楊先生造了一個複合概念,叫“靈性良心”。其中,“靈性”是識別是非、善惡、美醜等道德標準的本能,“良心”是遵守上述道德標準為人行事的道德心。她認為,“靈性良心”是人的本性中固有的。據我理解,這個“靈性良心”就相當於孟子說的人性固有的善“端”,佛教說的人皆有之的“佛性”。這裡有一個疑問:作為肉與魂的對立面,這個“靈性良心”當然既不在肉體中,也不在靈魂中,它究竟居於何處,又從何方而來?對此楊先生沒有明說。綜觀全書,我的推測是,它與楊先生說的“大自然的神明”有着內在的聯繫。這個“大自然的神明”,基督教稱作神,孔子稱作天。那麼,“靈性良心”也就是人身上的神性,是“大自然的神明”在人身上的體現。天生萬物,人為萬物之靈,靈就靈在天對人有這個特殊的賦予。
接下來,楊先生對天地生人的目的有一番有趣的討論。她的結論是:這個目的決不是人所創造的文明,而是堪稱萬物之靈的人本身。天地生人,着重的是人身上的“靈”,目的當然就是要讓這個“靈”獲勝了。天地生人的目的又決定了人生的目的。惟有人能夠遵循“靈性良心”的要求修煉自己,使自己趨於完善。不妨說,人生的使命就是用“靈”引導“魂”,使之成為名副其實的“靈魂”。用這個標準衡量,楊先生對人類的進步提出了質疑:幾千年過去了,世道人心進步了嗎?現代書籍浩如煙海,文化普及,各專業的研究務求精密,皆遠勝於古人,但是對真理的認識突破了多少呢?如此等等。一句話,文明是大大發展了,但人之為萬物之靈的“靈”的方面卻無甚進步。 尤使楊先生痛心的是:“當今之世,人性中的靈性良心,迷濛在煙雨雲霧間。”這位九十六歲的老人依然心明眼亮,對這個時代偏離神明指引的種種現象看得一清二楚:上帝已不在其位,財神爺當道,人世間只成了爭權奪利、爭名奪位的戰場,窮人、富人有各自操不完的心,都陷在苦惱之中……在這個物慾橫流的人世間,好人更苦:“你存心做一個與世無爭的老實人吧,人家就利用你,欺侮你。你稍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擠你。你大度退讓,人家就侵犯你、損害你。你要保護自己,就不得不時刻防禦。你要不與人爭,就得與世無求,同時還要維持實力,準備鬥爭。你要和別人和平共處,就先得和他們周旋,還得準備隨處吃虧……”不難看出,楊先生說的是她的切身感受。她不禁發出悲嘆:“曾為靈性良心奮鬥的人,看到自己的無能為力而灰心絕望,覺得人生只是一場無可奈何的空虛。” 況且我們還看到,命運慣愛捉弄人,笨蛋、渾蛋安享富貴尊榮,不學無術可以欺世盜名,有品德的人一生困頓不遇,這類事例數不勝數。“造化小兒的胡作非為,造成了一個不合理的人世。”這就使人對上天的神明產生了懷疑。然而,楊先生不贊成懷疑和絕望,她說:“我們可以迷惑不解,但是可以設想其中或有緣故。因為上天的神明,豈是人人都能理解的呢。”進而設問:“讓我們生存的這麼一個小小的地球,能是世人的歸宿處嗎?又安知這個不合理的人間,正是神明的大自然故意安排的呢?”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楊先生的潛台詞是:這個人世間可能只是一個過渡,神明給人安排的真正歸宿處可能在別處。在哪裡呢?她沒有說,但我們可設想的只能是類似佛教的淨土、基督教的天國那樣的所在了。 這一點推測,可由楊先生關於靈魂不滅的論述證明。她指出:人需要鍛煉,而受鍛煉的是靈魂,肉體不過是中介,鍛煉的成績只留在靈魂上;靈魂接受或不接受鍛煉,就有不同程度的成績或罪孽;人死之後,肉體沒有了,但靈魂仍在,鍛煉或不鍛煉的結果也就仍在。她的結論是:“所以,只有相信靈魂不滅,才能對人生有合理的價值觀,相信靈魂不滅,得是有信仰的人。有了信仰,人生才有價值。” 那麼,楊先生到底相信不相信靈魂不滅呢?在正文的末尾,她寫道:“有關這些靈魂的問題,我能知道什麼?我只能胡思亂想罷了。我無從問起,也無從回答。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不知為不知’,我的自問自答,只可以到此為止了。”看來不能說她完全相信,她好像是將信將疑,但信多於疑。雖然如此,我仍要說,她是一個有信仰的人,因為在我看來,信仰的實質在於不管是否確信靈魂不滅,都按照靈魂不滅的信念做人處世,好好鍛煉靈魂。孔子說“祭神如神在”,一個人若能事事都懷着“如神在”的敬畏之心,就可以說是有信仰的了。 楊先生向許多“聰明的年輕人”請教靈魂的問題,得到的回答很一致,都說人死了就是什麼都沒有了,而且對自己的見解都堅信不疑。我不禁想起了二千五百多年前蘇格拉底的同樣遭遇,當年這位哲人也曾向雅典城裡許多“聰明的年輕人”請教靈魂的問題,得到的也都是自信的回答,於是發出了“我知道我一無所知”的感嘆。楊先生也感嘆:“真沒想到我這一輩子,腦袋裡全是想不通的問題。”“我提的問題,他們看來壓根兒不成問題。”“老人糊塗了!”但是,也和當年蘇格拉底的情況相似,正是這種普遍的自以為知更激起了楊先生深入探究的願望。我們看到,她不依據任何已有的理論或教義,完全依靠自己的生活經驗和獨立思考,一步一步自問自答,能證實的予以肯定,不能證實的存疑。例如肉體死後靈魂是否繼續存在,她在舉了親近者經驗中的若干實例後指出:“誰也不能證實人世間沒有鬼。因為‘沒有’無從證實;證實‘有’,倒好說。”由於尚無直接經驗,所以她自己的態度基本上是存疑,但決不斷然否定。 楊先生的誠實和認真,着實令人感動。但不止於此,她還是敏銳和勇敢的,她的敏銳和勇敢令人敬佩。由於中國二千多年傳統文化的實用品格,加上幾十年的唯物論宣傳和教育,人們對於看不見、摸不着的東西往往不肯相信,甚至毫不關心。楊先生問得好:“‘真、善、美’看得見嗎?摸得着嗎?看不見、摸不着的,不是只能心裡明白嗎?信念是看不見的,只能領悟。”我們的問題正在於太“唯物”了,只承認物質現實,不相信精神價值,於是把信仰視為迷信。她所求教的那些“聰明的年輕人”都是“先進知識分子”,大抵比她小一輩,其實也都是老年人了,但浸染於中國的實用文化傳統和主流意識形態,對精神事物都抱着不思、不信乃至不屑的態度。楊先生尖銳地指出:“什麼都不信,就保證不迷嗎?”“他們的‘不信不迷’使我很困惑。他們不是幾個人。他們來自社會各界:科學界、史學界、文學界等,而他們的見解卻這麼一致、這麼堅定,顯然是代表這一時代的社會風尚,都重物質而懷疑看不見、摸不着的‘形而上’境界。他們下一代的年輕人,是更加偏離‘形而上’境界,也更偏重金錢和物質享受的。”凡是對我們時代的狀況有深刻憂慮和思考的人都知道,楊先生的這番話多麼切中時弊,不啻是醒世良言。這個時代有種種問題,最大的問題正是信仰的缺失。 我無法不驚異於楊先生的敏銳,這位九十六歲的老人實在比絕大多數比她年輕的人更年輕,心智更活潑,精神更健康。作為證據的還有附在正文後面的“注釋”,我勸讀者千萬不要錯過,尤其是《溫德先生爬樹》、《勞神父》、《記比鄰雙鵲》、《〈論語〉趣》諸篇,都是大手筆寫出的好散文啊。尼采有言:“句子的步態表明作者是否疲倦了。”我們可以看出,楊先生在寫這些文章時是怎樣地毫不疲倦,精神飽滿,興趣盎然,遣詞造句、布局謀篇是怎樣地胸有成竹,收放自如,一切都在掌控之中。這些文章是一位九十六歲的老人寫的嗎?不可能。楊先生真是年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