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好友向我推薦喬治.奧威爾和他的代表作《1984》，但我只讀了一半，便撂在那裡。可沒想到，兒子最喜歡的作家之一也是奧威爾，他極力向我推薦《動物莊園》（Animal Farm）。於是，我的視線重新聚焦到了這位以政治諷喻小說而聞名於世的英國作家和政治評論家。

最近湊巧讀了記者及傳記作家李輝在2015年寫的回憶文章，“去牛津，尋訪奧威爾”，才了解到，二戰期間作為BBC特邀記者的奧威爾，曾與中國作家蕭乾有過很密切的交往及合作。這段歷史恐怕是鮮為人知的。

奧威爾曾被作為1983年《時代》周刊的封面人物，這是在他離開這個世界三十三年之後。《時代》送給他的評語極其簡練卻又寓意深長，“一九八四，老大哥之父。”

現實版的“一九八四”，與小說家的“一九八四”，重疊對接。時間之無情，命運之荒誕，盡在其中。

去牛津，尋訪奧威爾

文/李輝

一、Sutton Courtenay何處尋？

2014年，終於走進英國。

早在三十年前，1984年結識蕭乾先生，開始撰寫他的傳記時，心裡就想，如果能去一趟英國，現場考察，查閱資料，訪問他的英國朋友，那該多好！這樣，才有可能更好地敘述“二戰”期間蕭乾的七年英國生活經歷與文化交往。當然，在20世紀80年代，這是奢望。

蕭乾旅居英國七年，與英國著名作家、漢學家有密切往來，如E. M. 福斯特、阿瑟·魏理、奧威爾等。他們三人，都沒到過中國。三人之中，奧威爾與中國的關係有着特殊性，而這與蕭乾有直接關聯。

奧威爾1903年出生在印度的一個地區（今為孟加拉國），第二年，母親帶他回英國，然後才回到英國念書。1922年到1927年，奧威爾再到駐緬甸的印度民警處工作。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奧威爾的這一經歷得到BBC的重視，特意聘請他主持向印度聽眾介紹東方的戰況，尤其是中國的抗日戰爭。奧威爾找到了正在倫敦大學學習的中國作家蕭乾。

說來慚愧，在開始撰寫蕭乾傳記時，我還沒有讀過奧威爾的任何作品。最熟悉的是福斯特，早在大學二年級，他的那本《小說面面觀》曾經是我們的必讀書，他所提出的長篇小說中的“扁形人物”、“圓形人物”概念，一時頗有啟發。還有一個直接因素，採訪蕭乾期間，正好從英國找到福斯特當年寫給蕭乾的幾十封信，我斗膽翻譯，成為敘述蕭乾英國經歷的重要內容。其間，蕭乾向我提到過奧威爾的名字，我一無所知，沒有進一步了解，傳記中沒有一點兒敘述，現在想來，至為遺憾。

三十年後，期待已久的英國之行啟程了。

行前籌劃一系列旅行計劃，最想尋訪的地方之一，是小說《一九八四》、《動物莊園》的作者喬治·奧威爾的墓地。

讀過英國傳記作家D. J. 泰勒的《奧威爾傳》，開篇便是一章“牛津墓地”。尚未開始敘述奧威爾的一生，卻將生命的歸宿地提前描寫，作者可謂用心良苦。奧威爾不到四十七歲即英年早逝，1950年走至生命終點，在泰勒的敘述中，奧威爾的去世、葬禮、墓地選擇，瀰漫着淒涼，生命的不可知性，甚至隱含荒誕意味——

《一九八四》剛在美國出版不久，奧威爾還來不及分享小說後來引發的世界轟動，此時面對的則是評論家或讚賞或持保留意見的眾說紛紜；去世前三個月，他躺在倫敦大學附屬醫院的病床上，向索尼亞求婚終於成功，朋友馬格里奇卻推測為“將是一個非常陰森的婚禮”；奧威爾沒有後代，他的葬禮由朋友和出版商操辦，人們沒有依照他本人的遺囑，安排英國教堂的葬禮儀式，而是選擇在基督教堂；他的墓地，也沒有根據他的遺願選擇位於倫敦的公墓，而是選在牛津郡的Sutton Courtenay（薩頓·考特尼）的鄉村教堂墓地，這個地方與他生前並無關聯……

許多年後，撰寫奧威爾傳記的泰勒，第一次前往奧威爾的墓地實地考察。專門為尋訪奧威爾而去墓地的人，恐怕不多，泰勒算是其中一人。站在墓地前，他腦海里閃回的是五十年前的安葬場景：

五十年前，人們可以看見另外兩個人在薩頓·考特尼的墓地留戀徘徊：一位是有着一頭醒目金髮的三十歲剛出頭的女人，臉色蒼白，幾許緊張，幾許焦慮；另一位是陪伴她的、年歲稍長的男人。他們倆是《觀察家》雜誌的編輯大衛·阿斯頓和奧威爾的遺孀索尼亞。他們倆不是單獨前來的，陪同他們而來的有一位律師、一輛殯儀館的車子、喪葬人員和一口加長的棺材。

（《奧威爾傳》）

讀這本傳記，印象最深者莫過於一些令人傷感的描述。

到了倫敦，親身感受到奧威爾在英國的影響至今不衰。“老大哥”並未絕跡，當今世界依舊充斥着竊聽、出賣、謊言、編造，《一九八四》並未過時，仍然震撼人心。倫敦地鐵通道上，懸掛着根據《一九八四》改編的同名話劇的招貼畫。書店裡，擺放着新版的奧威爾多部作品。難忘的一幕是在十字火車站候車大廳。那天，我們從倫敦前往愛丁堡，候車時，忽然發現坐在我對面的一位漂亮姑娘，正在靜靜地捧讀《一九八四》。我按捺不住，悄悄將手機調到靜音，不露聲色地偷偷拍攝下這一難得相遇的閱讀場景。也覺得此舉實在頗不禮貌，有“狗仔隊”之嫌。可是，旅行中，我又怎能錯過這一機會？

此次英國之行，計劃在牛津大學住兩天，於是，去SuttonCourtenay尋訪奧威爾墓地，便成了必不可少的一個內容。行前，請一位朋友幫忙打聽如何前往，她問了幾位正在牛津大學的中國留學生，無一人知道奧威爾墓地在牛津附近，當然也不知道如何去這個村莊。

不甘心，將從網上搜尋的與奧威爾相關的資料打印出來，我隨身攜帶，大有不到黃河心不死的念頭。抵達倫敦後，與幾位年輕朋友聚會，我將資料拿出，請在英國生活多年的徐小茜姑娘代為搜尋。很快，當天晚上她發來這樣一條信息：

George Orwell的墓地，All Saints’ Churchyard，Sutton Courtenay，Oxfordshire。從牛津過去比較方便，兩個方案如下：一，火車Oxford（OXF）-Appleford（APF），單程10到15分鐘即到。但火車很少經停這個站，需要提前查好往返時間；二，火車Oxford（OXF）-Didcot Parkway（DID），單程15到20分鐘。火車大概每25分鐘一趟。下車後走路需1小時15分鐘，或乘公車X1路，每小時一趟，或出租車，10分種即可。

心裡終於有底了。行程看上去頗為複雜，卻值得一試。

有計劃的尋訪，與隨意而漫不經心的瀏覽一樣，對於我，常常是外出旅行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就像一枚硬幣的兩面，各有各的圖案，各有各的奇妙。

這一次，去牛津尋訪奧威爾，依舊如此。

二、BBC的中國聲音

第一次讀奧威爾的作品，是在1985年《蕭乾傳》完成之後。董樂山先生翻譯的《一九八四》先是內部出版，1988年公開出版。當我有機會閱讀到他的《一九八四》等作品時，頓時吃驚於他的淺易卻又深刻的敘述方式、高度概括力和歷史震撼感。就在產生這種震撼的時候，蕭乾送給我兩本奧威爾“二戰”期間在BBC工作時的作品集。1987年列入英國“企鵝叢書”的這兩本書分別為《戰時廣播》（The WarBroadcasts）和《戰時評論》（TheWar Commentaries）。奧威爾1941年8月到1943年11月在BBC印度組工作，由學者W. J. 韋斯特搜集編選的這些作品，記錄着奧威爾在那場世界大戰中留下的聲音，它們因文字而永不消失。

在《戰時廣播》編者序中，韋斯特這樣說道：“對印度的威脅，主要來自日本。所以奧威爾希望找到能夠向印度廣播的中國人，向他們介紹正在發生的一切，以及在日本占領區人們的生活狀況。正好中國作家蕭乾在戰爭時期在倫敦居住，於是，奧威爾便給蕭乾寫信詢問他能廣播什麼。”

蕭乾1939年秋天在“二戰”全面爆發時從香港到達英國，是這一期間來自對日戰場的唯一的中國作家。請蕭乾到BBC向東方聽眾介紹中國，是奧威爾在1942年年初的一個新內容，他在2月1日播出的“工作計劃”中說：

“東方角度”專題要開始新的節目表。……順便我願意告訴你們，在BBC印度組我是唯一的歐洲人，其餘的都是印度人。……我們仍然保留“東方角度”的基本意圖，但多少改變一下範圍。第一系列，‘風雲人物’介紹我們時代的著名政治家：羅斯福、斯大林、蔣介石等，另外也包括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第二系列，‘今天與昨天’，討論戰爭所引起的英國社會變化，如食品控制、農業作用、教育制度、報紙、流行文學的變化。第三系列，‘對我意味着什麼’，探討抽象觀念：民主、自由、經濟穩定、進步、國際法、民族獨立等。

至於這些播講者，都是東方人，除了印度人之外，我們還請來了中國人和緬甸人。我們特別希望儘可能為你們請來更多的中國播講者，因為印度與中國休戚相關，在現在這一時刻，有着更大的重要性。亞洲與歐洲一樣，也正在為它的生存而與法西斯作戰，兩個偉大的亞洲國家，我是指印度和中國，相互了解得越多就越好。為此，我們也許會偶爾打斷原定計劃，向你們播出一些由中國播講者所作的特別內容的節目，因為原來的計劃絕大多數是根據西方人的興趣安排的。我要請你們特別留心聽由蕭乾先生所作的兩次談話，他是正在倫敦的一位中國學生，曾在日本占領的中國不同地區待過。他會告訴你們一些生活在日本統治下的狀況，以及日本人企圖摧殘和征服犧牲者的種種手段。

最後，我得說能製成這些廣播，對於我是多麼愉快，我相信這些廣播在當今時刻，對我所出生並有許多個人家庭友誼的國度，會有真正的幫助和建設性。

（譯自《戰時廣播》）

在這樣的背景下，蕭乾開始與奧威爾的合作。

1989年前後，我翻閱關於奧威爾的這兩本書，嘗試翻譯其中部分內容，不時去信請教蕭乾，他在回信中多次談及奧威爾，還寄來一些相關資料：

一九九〇年三月二日，蕭乾致李輝

George Orwell那時也住在Hampstead，他是BBC遠東部主任。他曾約過我幾次去廣播，一次談Ibsen in China。還有一次與當時在倫敦的印度詩人Tambimutti（坦畢木提）交談中印文化。我的印象中，他很正直。三十年代中期，他曾是左翼作家（年輕時，在緬甸當過警察），西班牙內戰時，他參加了反弗朗科的民主陣線，似乎也在西班牙內戰中開過救護車。Virginia Woolf的侄子（曾在武漢大學教過課）就陣亡了。但蘇德協定（1939年）後，他轉向了。從AnimalFarm及《1984》二書可見。

George Orwell的文字給我最深的印象是“平民化”。例如他的論文Dickens，評得很深，而文字很淺顯。他有意避免“文人腔”。E.M.Forster的Essay也有這一特點。

一九九〇年三月四日，蕭乾致李輝

這書評包含一些對G.O.精闢見解。（尾巴只二三行，未剪。）

一九九〇年三月十七日

昨晚英國友人寄來George Orwell致我的幾封信及印度對我的廣播反響。因此，動筆前仍望你來一取。

一九九〇年四月五日，蕭乾致李輝

當時BBC分Home Service（國內廣播）及Foreign Seivice（海外廣播）。後者又有遠東部，而Indian Section屬遠東部，只能作“印度組”，不宜作“部”。

Through Eastern Eyes譯“通過東方人眼睛”可以，也可譯作“東方觀點”，“東方角度”。不可譯作“來自”。

These Names Will Live不是“難忘”，而是“不朽”，即“不朽人物”。我沒講過。我只講過“五四文學”（當時記得題為《中國的文藝復興》（The Chinese Renaissance）及“易卜生在中國”（又收Semolina Others一書））。

當時與我同時廣播的有兩位印度作家，一為小說家Mulk Raj Anard（安那德），一為詩人Tambimuttu Anard曾把他的小說集獻給我。

與奧威爾的交往，蕭乾十分愉快。蕭乾告訴我，奧威爾熱情、樸實，時常為了一篇講稿，同蕭乾做非常細緻的探討。從內容的選擇、播出時間的長短、錄音時間的安排，等等，奧威爾都親自與蕭乾商量。在半年時間裡，蕭乾分別向印度、美國、英國作了多次廣播，分專題介紹中國的政治、文學、戰爭背景，以及來自中國的最新消息。這些廣播題目主要為：《日本的新秩序》、《中國淪陷區現狀》、《中國作家的兩難之處》、《中國的文學革命》、《一個中國人的看法》等。

蕭乾關於中國戰爭現狀的廣播講話，在印度受到了聽眾的歡迎，這是奧威爾感到異常興奮的事。得知這一反應後，他立即致信蕭乾：“我們剛剛收到來自印度的報告，談及我們二月下半月的廣播。我想你對下面來自達卡的話是感興趣的——‘二月二十六日由中國播講者所作的關於被占中國以及日本新秩序的談話非常吸引人。’我們收到的來自印度的評論很少，所以我認為僅此就足以鼓舞人心的。”一個編輯，和作者分享着成功的快樂，那份喜悅充溢在字裡行間。

與蕭乾的合作，奧威爾也感到非常滿意，認為蕭乾是一個合適的人選。從工作出發，他需要來自中國的介紹，同時，作為一個作家，更能引起他的興趣的，自然是文學。在結識奧威爾之後，蕭乾曾將自己在英國新近出版的《苦難時代的蝕畫》英文著作送給他。這本書主要敘述中國“五四”新文學的概貌，奧威爾過去對之非常陌生。他興奮地讀完它並決定請蕭乾就此內容作幾次廣播。他在給蕭乾的信中極為興奮地寫道：

你在著作中的描述，在我的面前呈現出一個完全嶄新的世界，過去對此我是一無所知的，我想聽眾也會有同感的。我要使他們知道現代中國的文學是生機勃勃的，使他們樂於通過英文翻譯而接受它。當然，你可以對中國早期文學作一簡略的背景介紹，以說明現代創作方法是一種新的發展。我曾在《新創作》上讀過幾篇中國短篇小說，是它們第一次使我產生安排這些廣播談話的想法。（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不僅如此，奧威爾還為蕭乾的兩本英文著作，Dragon Beardsversus the Blueprints（《龍鬚與藍圖》）和A Harp with a Thousand Strings （《千弦琴》），撰寫兩篇書評，先後發表於Observer（《觀察家》）報。

忽然發現一個時間的巧合。奧威爾發表這篇書評的時間是1944年8月6日，我抵達倫敦的時間是2014年8月8日，兩者相距恰好整整七十年。我開始採訪、撰寫蕭乾傳記，是在1984年，兩者相距也是整整四十年。這一時間巧合，對於別人大概毫無意義，可是，對於我，卻多了特殊意味。顯然，我之所以一定要去尋訪奧威爾，很多程度上恐怕與蕭乾有關。拜謁奧威爾時，我願意替一直關心、幫助、愛護我的蕭乾先生，向奧威爾獻上心香一瓣。

三、尋尋覓覓雨中行

雨中，我們夫婦在牛津坐上長途汽車，前往Sutton Courtenay。時間，8月25日，星期一，上午。

說起來自己也不敢相信，好幾次尋訪墓地，居然都遇到下雨。在湘西鳳凰拜謁沈從文墓，在布拉格尋訪卡夫卡墓地，在台北尋訪閻錫山墓地，每次都在雨中。此次來英國半個多月，幾乎每天都是晴天，雖偶有雲朵飄過，一陣大雨或冰雹降落，但都是來去匆匆，轉眼即是藍天白雲。愛丁堡本是陰雨時節，最讓人擔心，可是，逗留那裡五天，仍以晴為主。抵達牛津，前兩天也是晴天，唯獨最後一天我們前去尋訪奧威爾墓地時，小雨從早上開始下個不停，從牛津一直下到倫敦。

小雨綿綿不絕，靜聽雨滴敲打車窗。如我曾在《去布拉格，尋訪卡夫卡》一文中所說，還有什麼比在雨中尋訪更有意境嗎？

抵達牛津之後，發現如果坐火車前去Sutton Courtenay，頗為不便。一番尋找，終於有了最好方案。在尋找牛津博物館時，忽然看到，小茜所說Didcot Parkway火車站下車後轉乘的X1公交車，起點站就在牛津博物館門前的St. Aldates（聖阿爾代大街）上，相距不到五十米。X1公交車，除了節假日，平常每小時發車一次，行程不到一個小時可到Sutton Courtenay，這顯然比坐火車要簡單便利。這一發現，令人喜出望外。

X1公交車在SuttonCourtenay村，一前一後，有兩個站，我們選擇在第一站下車。墓地到底在村里什麼地方，我並不清楚。《奧威爾傳》中說這是一個村莊，我想當然地認為，村莊不大，既然是教堂墓地，下車後一定很容易看到教堂高高的屋頂，而墓地總是在教堂庭院裡。可是，誰能想到，就是這一想當然，讓我們的墓地尋找，費盡周折。

下車後，雨中望去，看不到教堂屋頂。已是上午十點，村里一個行人也看不到。我們只好盲目前行，每路過一戶人家，總希望有人走出。可是，家家大門緊閉，我們不敢貿然敲門詢問。走了一兩里，仍不見人影。雨越下越大，除了雨聲，整個村莊寂靜得讓人頗有些害怕。坦率地說，此時有些忐忑不安，萬一找不到人，籌劃已久、甚至自以為頗為周全的此次尋找，難道會撲空，失望而歸？

走了二十多分鐘，終於發現馬路一側有一家小店在營業，一陣驚喜。這是一家便利店，店裡客人只有兩三位，兩位售貨員應是來自印度次大陸。我拿出打印好的墓地說明，詢問其中一位年輕人。他看了看，轉身與另一位年歲大的售貨員交談幾句，然後問我：

“你找新墓地還是老墓地？”

原來，村裡有兩個墓地。奧威爾1950年在此安葬，我想大概是老墓地，便順口答道：“是老墓地。”其實，我並不清楚。

此時，一位年齡與我相仿的婦女，正在一旁購物，小伙子與她聊了幾句，然後對我說：“你可以跟她走，她就住在墓地旁邊。”意外之喜。這位婦女不苟言笑，看似不熱情，其實頗為細心周到。她帶我們走出小店，朝我們下車的地方走去。原來，我們下車後，如果反向行走，或許早就找到了教堂。我們一路攀談。她告訴我，村里只有這一家小店，從家裡走到這裡大約二十多分種。她的父親也安葬在我要尋找的教堂墓地。現在，她在倫敦工作，母親一人住在村里，她經常利用周日回來幫母親多買一些用品。

走過下車地點，前行不久，我們右拐走上另一條公路。雨淅淅瀝瀝下個不停，沿公路旁的林蔭小道，我們步行大約二十分鐘，墓地到了。她把我們帶進墓地門口，指着旁邊的一排房子告訴我，母親就住在那裡。告別時，我問她能否一起合影做個紀念，她慨然同意。於是，在Sutton Courtenay的尋訪，有了第一張難得的合影。

在墓地一個很不起眼的角落，我們終於找到奧威爾的墓碑。沒有讓人失望，奧威爾真的安葬於此。

一個多小時的雨中尋找，雖一波三折，山窮水盡，最後的柳暗花明卻令人感慨無限。艱難之後得到的補償，是巧合，是機緣。奧威爾在印度出生，而幫助我們的，恰恰是印度裔僑民，而他們幫忙找到的這位帶路人，正好住在墓地旁邊。一番巧遇，我寧願相信是奧威爾在天之靈對我們的關照。

偌大一片墓地，此時只有我們夫婦兩人。教堂不大，大門緊閉，如果不是門上張貼着幾張新的告示，證明有人管理，不然真的會以為教堂與這片墓地早已廢棄。就村莊而言，教堂規模並不小，建築正面為鐘樓結構，約有六七層樓高，紅磚與灰石相間，已黯淡發黑，相比之下，教堂上方中央懸掛的大鐘，鍍金後的時針，讓發暗的建築多了一抹亮色。

這座看上去普普通通的教堂，卻有悠久歷史。據資料介紹，教堂始建於14世紀，教堂內部頗值得一看，可惜我們此次無法走進。安葬於這一教堂墓地的人士中，最有名的有兩位，一位是政治家Herbert Asquinth（赫伯特·阿斯奎斯），20世紀初擔任過八年英國首相，其內閣中最有名的海軍大臣，便是“二戰”期間出任首相的丘吉爾。另一位是作家奧威爾。有意思的是，他們兩位先後均成為美國《時代》的封面人物。阿斯奎斯被選為封面人物，是在《時代》剛剛創刊的1923年，他仍活躍在英國政壇；奧威爾被選為封面人物，是在1983年，距他去世已有三十三年。這一年，奧威爾八十誕辰，而第二年就是1984年。《時代》封面上，奧威爾銳利的眼睛凝望前方，他的旁邊，一塊黑幕中央，一隻躲在後面的眼睛正在把他監視。封面對奧威爾的說明極為簡潔：“一九八四，老大哥之父。”現實版的“一九八四”，與小說家的“一九八四”，重疊對接。時間之無情，命運之荒誕，盡在其中。

尋找奧威爾的墓碑並不容易。英國首相阿斯奎斯之墓，位於墓地顯眼位置，墓碑規模如一張長桌大小，與之相比，奧威爾的墓碑小得可憐。不僅小，它還與旁邊一個墓碑緊靠，碑前無人剪裁的花木枝葉，把墓碑遮掩一多半，如不仔細辨認，很難發現。幸好之前知道，墓碑上鐫刻的不是George Orwell，而是本名Eric Arthur Blair，這才得以在墓碑之間發現它。為了拍一個完整的墓碑照，我只好蹲在地上，將枝葉輕輕挪開。

此次英國之行，去過五六個墓地，我發現，與歐洲大陸國家的墓地相比，英格蘭、蘇格蘭的墓地，布局不規則，墓碑大多在草地間隨意放置，顯得凌亂。墓碑設計也較為簡陋，不像巴黎、維也納、布拉格等地的墓碑，常有頗具藝術創意的雕塑。

奧威爾的墓碑很薄，大小不到一平方米，沒有任何設計，樸素之極。墓碑文字也極為簡單：

Here lies

Eric Arthur Blair

Born 25 June 1903

Died 21 January 1950

（艾瑞克·阿瑟·布萊爾在此安眠，生於1903年6月25日，卒於1950年1月21日）

再也沒有多餘的文字。與身後獲得的世界性影響相比，與其作品具有的持久生命力相比，又有什麼合適的詞語可以概括奧威爾的一生，鐫刻於碑呢？當年，妻子和友人們沒有想出，今天的人們，恐怕也難以想出。

奧威爾靜靜地躺在這裡，墓前連一朵供奉的花也沒有。他沒有後人，當年負責照料墓地的友人，恐怕也不在人世了。與作品的世界性轟動相比，他的墓地冷清得讓人不敢相信。倫敦的西敏寺里，有一個著名的詩人角，供奉着自喬叟以來的諸多英國著名詩人和作家，站在那裡，環顧四周牆壁和地面，一個個熟悉的名字，讓你難以相信自己竟然置身於他們之間：喬叟、彭斯、彌爾頓、狄更斯、拜倫、雪萊、司各特、艾略特、王爾德……

有一天，奧威爾是否也會遷移至此，與這些輝煌的人物融為一體，讓更多的人瞻仰，拜謁？或許，根本不需要。奧威爾靜靜地安眠於此，讓作品與讀者相伴，直到他所痛切地揭示的一切，在這個世界上消失。

站在奧威爾墓前，我深深鞠躬。我相信，他的中國朋友蕭乾，他的中國譯者董樂山，兩位前輩的在天之靈，願意看到英格蘭小村墓地的這一幕。

走出墓地，看到與教堂相鄰的一幢老房子，修葺一新，改作餐廳。其中一家餐廳的店名為George & Dragon（喬治與龍）。為何起這個店名我不清楚，在英國文化中，喬治與龍有什麼關聯，我也不懂。返回途中，坐在公交車上，欣賞窗外雨中的田園風光，思緒漫無邊際地翻飛。我突然產生一個奇怪念頭，喬治·奧威爾當年曾為蕭乾的《龍鬚與藍圖》寫過書評，“喬治與龍”，不就是這兩者的結合嗎？

喬治與龍——奧威爾與中國。

來自中國的我，願意這樣聯想。於是，此番在牛津郡的艱難尋訪，因為這一有趣的小插曲，多了虛實相間、若有若無的歷史呼應，多了一段耐人尋味的旅行記憶。

原文刊登在《上海文學》2015年第1期

作者簡介：李輝，生於湖北隨縣，1982年畢業於復旦大學中文系。曾任北京晚報文藝記者、副刊編輯。1987年11月至今，任人民日報文藝部編輯。主要作品有《百年巴金》、《胡風集團冤案始末》、《沈從文與丁玲》、《蕭乾傳》、《滄桑看雲》、《傳奇黃永玉》、《封面中國———美國〈時代〉周刊講述的故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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