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大疫，經濟學家紛紛預測這次大疫對於世界的影響。身處美國疫情震中紐約市的文貫中，卻從人類未來福祉的角度，深入思考全球化的未來走向。

“這次大疫意味着，1990年以來的這一輪全球化無法再以現有的國際治理框架繼續下去”，美國康州三一學院經濟系榮休教授文貫中在接受專訪時說，“疫情竟能迅速全球化，使主要經濟大國都措手不及，遭受生命和財產的極大損失，說明疫情全球化對經濟全球化，乃至地緣政治必定發生深刻影響。”

文貫中出生於上海，1983年負笈美國，獲得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博士學位後，長期在美國大學任教，並一直關注中國的改革和發展。

在文貫中看來，雖然這次公共衛生危機不會導致長期的“大蕭條”，但是為全球化敲響了警鐘，“如果不能突破制度性瓶頸，那麼逆經濟全球化的抬頭無法抵擋。世界可能重新走上惡性全球化的道路。”

文貫中指出，全球化有“良性”和“惡性”之分。經濟全球化的未來主要掌握在中美兩國手中。假如兩國不能積極協調，經濟全球化將由目前的“一個世界”蛻變為“兩個陣營，三個世界”的局面。

“現在全球化處於關鍵時刻，留給中國的時間窗口很有限了”，文貫中說，“中國應該抓住時間窗口，推進市場導向的改革，以阻止經濟全球化發生蛻變和倒退，否則，中國百年未遇的發展機遇必然消失，1978年以來比較順利的現代化進程將因此中斷，乃至逆轉。”

馬國川：作為一個關心中國經濟的華人經濟學家，您認為這次大疫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有多大?

文貫中：中國以‘封省“和”封城“的手段，用了兩個多月的時間便將疫情置於控制之下，但也付出了巨大的經濟代價。第一季度中國產能供給不足，汽車、通信設備、電子、機械等多個行業減產明顯，部分行業甚至一度停擺。這對歐、美、日三大塊經濟形成強烈衝擊。隨着這些發達國家相繼陷入嚴重的疫情，中國出口企業的訂單大量減少，進而影響其他配套企業。這說明中國也無法獨善其身。

馬國川：雖然中國以及東亞地區正在走出病毒陰影，但是歐洲和北美各國卻步入疫情的高發階段，使得世界經濟前景非常暗淡。

文貫中：確實。現在許多發達國家進入緊急狀態，以居家令的形式，要求非必要的生產和服務人員不要離家外出，以減緩病毒傳播速度，導致經濟幾乎進入停擺狀態。以美國為例，美國“三產”中服務業占比高達80%以上，受停擺影響最大的恰恰就是這一部門。以美國類推經濟結構相似的歐洲和其他發達國家，便可知疫情對它們的經濟打擊會有多麼嚴重。這些國家股市一瀉千里，失業率不斷攀升，很多城市一夜之間幾乎淪為鬼城。

馬國川：經濟學家們紛紛預測這次大疫對於世界的影響，最悲觀的預測是將導致1929年式的“大蕭條”。您是否認同這種觀點?

文貫中：我認為不會必然發生1929年式的“大蕭條”，取決於人們的對策。現在和1929年的時代背景完全不同了。當時各國經濟的基本面確實存在嚴峻問題，表現為嚴重的生產過剩和消費不足。現在發達國家民眾普遍有較高的收入，有強大的消費能力。以美國為例，自己生產的東西無法滿足民眾的強大需求，不得不大量進口。這表明經濟有強大動力，基本面沒有大問題，經濟停擺是由病毒引起，因而是一次公共衛生的危機。中國和東亞的事實證明，新冠狀肺炎病毒並非所向無敵。採取正確的社交疏離，個人衛生措施，加上對高齡人群的特殊保護，是可以大大減低病毒的傳播速度，減少生命的損失的。其中，東亞的南韓和日本在沒有封省和封城，因而經濟損失較小的情況下，疫情同樣獲得顯著好轉，令人寬慰，增強了社會和政治結構類似的其他國家的信心。

1929大蕭條

另外，人類擁有的克服危機的工具不一樣了。加劇“大蕭條”的一個原因是，面對經濟下滑，各國反而緊縮銀根，並競相搞貿易保護主義，以鄰為壑，導致全球化崩潰，各國遲遲走不出蕭條。現在各國都已知道，越有經濟危機，越要放鬆銀根，因而紛紛推出貨幣和財政緊急刺激措施。

馬國川：看來，您對世界經濟的前景並不悲觀?

文貫中：目前的疫情當然極為嚴峻。不過，目前歐美和中國的科學家都在夜以繼日地研究疫苗，同時積極探索利用現有的藥物減輕疫情。可以相信，肆虐於發達國家的病毒將逐步受到抑制，發達國家的製造業可望在今年下半年逐步恢復。令人更為擔憂的，倒是不發達國家。如果它們集中爆發疫情，由於那裡的公共衛生體系落後，人道後果會更加可怕。但是，那些地方對全球經濟來說，畢竟只有較小的影響。

其實，對就業和民生來說，我更擔心今後服務業的走向。上面提到，無論是產值還是就業，服務業在發達經濟中已占壓倒性的份額。全球經濟結構和就業分布越來越向服務業傾斜，而服務業的分布則向城市，特別是大城市集中。這是因為服務業一般需要人群的聚集，才有氣氛和情趣，也才有規模報酬遞增。心有餘悸的顧客今後如何克服人群聚集必然帶來的病毒風險，使各國服務業儘速走上正軌，將是十分棘手的挑戰。看來，除非病毒像薩斯那樣奇蹟般地自動消失，全球服務業的恢復將主要取決於人類何時找到疫苗。由於服務業創造了最大的就業，因而代表了總需求的最大部分。如果對服務的需求萎縮，就業將極大萎縮，從而影響到對製造業的需求。所以，不僅要關注製造業，更要關注服務業。

馬國川：假如沒有全球化，這次危機不會如此迅速的蔓延到全世界。因此許多人都在思考，人類為什麼要搞經濟全球化?究竟有什麼好處?

文貫中：自地理大發現以來的幾百年裡，兩大動力推動着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入發展。一個是比較優勢：即使在最發達和最不發達國家之間，也可基於比較優勢，通過國際分工和貿易而互相獲利。這是個門檻很低，各國都可以加入而大獲其益的遊戲;一個是規模報酬遞增：如果生產要素和產品能在全球自由流動，即使小國也能藉助國際分工，克服本國狹小市場，大規模地生產某些產品，通過自由銷往全球市場，使自己和全球獲得巨大的經濟增益。

馬國川：既然全球化有這麼大的好處，各國都能夠受益，為什麼還會發生兩次世界大戰的慘劇呢?

文貫中：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雖然全球化的兩大動力既有經濟學理論的依託，又是實踐證明的真理，但是在經濟全球化早期，人們並沒有意識到，經濟全球化要成為一個良性過程，必須有相應的全球性的制度安排。由於全球性制度的缺乏，經濟全球化成為一個各國出於私利和無根據的信仰而相互競爭和博弈的過程。後來即使出現了一些全球性的制度安排，卻存在嚴重的內在漏洞。

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英國主導全球化將近百年，卻不願意帶頭廢棄殖民主義，又沒有能力抑制某些後發國家的崛起。這段時期之前和之中湧現出諸如重商主義、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幼生工業論、中央計劃經濟等等思潮和制度。特別是20世紀上半葉，各國的惡性競爭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

德國、日本藉助國家主義的經濟理論取得跳躍式的增長，同時採取軍國主義或法西斯主義等極端方式 “彎道超車”，走上了對抗世界體系的道路。通過兩次世界大戰的血腥教訓，人們意識到，全球化有良性的，也有惡性的。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從政治、軍事、經濟、金融等諸多領域反省戰前的政策和制度。

馬國川：戰後，殖民主義被廢除，國際競爭規則發生了根本變化，一個國家不需要搶奪資源，同樣可以富國富民。因此，所有的強國沒有理由再因瓜分世界、爭奪殖民地而開戰。

文貫中：是的，二次大戰後建立的國際體系對英帝國領導下的國際體系的最大修正，就是在世界範圍內廢除殖民主義，力圖建立一個統一、自由、開放的市場經濟體系，將各國從戰場上的爭奪轉移到商場上的和平競爭。這樣，國家再小，也能和最強、最大的國家一樣，依賴自己的比較優勢，通過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獲得比閉關自守多得多的財富。因此，無論大國，小國，都不再需要追求更大的地理空間，或奉行排他的國家主義經濟政策。基於這種新的國際秩序設想，美國和國際組織一起重新推動全球化。1947年成立的“關貿總協定”，目標就是要搞成今日的WTO，在全世界推進自由貿易。但是1949年冷戰開始後，蘇聯帶了一大幫社會主義國家“退群”，另外組織了“經互會”，形成兩個陣營對峙，使全球化失去完整性。

馬國川：柏林牆倒塌、蘇東劇變以後，全球化的局部性被打破了。

文貫中：從此世界自由市場體系大大擴張了。兩次世界大戰的血腥，以及漫長的冷戰帶來的苦難深深教育了全人類，市場經濟才是人類經濟活動的正確方向。經互會的最大經驗教訓是，成員國都奉行計劃經濟，無法通過市場上的競爭自然確定自己的分工角色，只能由經互會中最強大的國家蘇聯予以指定。這就使很多成員國很不服氣，形成的分工體系也是無效的，最後分崩離析。對比發達國家自由經濟體系的成功和經互會的慘敗，絕大部分國家認識到，基於開放和自由競爭之上的市場經濟體制才能將經濟全球化引向良性的道路。其他理論不是使人類退回閉關自守的蠻荒時代，就是再度以鄰為壑，惡性競爭，遲早將人類再度引上惡性全球化的覆轍。

因而，從1990年代初開啟的新一輪全球化，得以將關貿總協定升級為WTO，並把原來社會主義陣營里的很多國家都包括進來，2001年中國也正式入世，使全球化真正涵蓋全球。

馬國川：正是在這一輪前所未有的全球化高潮中，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文貫中：假如沒有全球化，假如沒有入世，中國取得這樣的成績是不可想象的。

馬國川：有一個現象值得注意，就是加入經濟全球化的程度越深，受病毒衝擊的程度似乎也越重。東亞、歐洲和北美這些經濟重鎮無一例外先後成為疫情肆虐之地。因此有很多人擔心，這次世界公共衛生危機會削弱全球化的動力，加速“逆全球化”的趨勢。

文貫中：貿易戰好容易告一段落，新冠狀肺炎病毒又突然橫空出世，使全球的經濟和生命遭殃。疫情肆虐的程度與經濟全球化的深度之間，確實有高度的正相關性。所以，疫情對全球化無疑敲響了警鐘。如果不能突破制度性瓶頸，那麼逆經濟全球化的抬頭無法抵擋。世界可能重新走上惡性全球化的道路。

馬國川：雖然經濟全球化的推進，使人類福祉不斷提升。但是，經濟全球化並不一帆風順。

文貫中：在某種意義上，經濟全球化就是一個不斷克服關稅、貿易壁壘和各國給予本國企業各種補貼這三大障礙的過程。也因此，WTO一直將零關稅、零壁壘、零補貼(以下簡稱“三零”)作為經濟全球化的終極目標，推動各國進行一輪又一輪的談判，減少關稅，壁壘和補貼。如果世界各國，特別是大國，能夠和衷共濟，接受這一終極目標，並採取有力的行動，帶頭向“三零”目標前進，各國經濟就將真正融為一體，不但全球變得更加安全，而且全球福利也將因此得到極大的提升。

因為在“三零”政策之下，每個大國雖然仍然擁有巨大的國內市場，但這一市場所具有的規模報酬遞增潛力不再為本國企業壟斷，而是由各國企業共同分享。這就排除了這些國家以本國市場為手段，實施以鄰為壑的重商主義，謀取霸權的機會。顯然，這是一種最安全的經濟全球化局面。如果真的實現這樣的目標，經濟全球化必定向良性發展，各個民族變得更加水乳交融，因而更加互相依賴。

馬國川：遺憾的是，經濟全球化的現狀離“三零”的理想境界仍然很遙遠。

文貫中：這一輪全球化的最大問題，在於殘存的關稅、壁壘和補貼，使各國之間，以及各國內部的階層和地域之間，在分配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巨大增益的時候，存在嚴重的扭曲。例如，美國東西海岸在全球化中受益很多，但是 “鏽帶”地區的民眾利益受損，工作機會外流。這些不滿的民眾把特朗普推上了總統的位置。

再如，如果某些大國可以通過殘存的各種關稅和壁壘，排斥國外企業進入本國市場，並通過對本國具有規模報酬遞增的企業重點補貼，讓它們在保護之下擴大生產，降低平均成本，就可以到世界上用低價通吃各國的同類企業，實現“彎道超車”，後來居上。

馬國川：這種利用全球化帶來的各國開放各自市場的好處，卻不願開放自己市場的做法，必然損害其他國家的利益，引起其他大國的不滿，甚至迫使它們爭相模仿。

文貫中：其實，除了人們熟知的關稅壁壘、非關稅壁壘之外，對信息的控制也可以視作一種壁壘。在全球化時代，如果不能在全球範圍內及時分享具有全球後果的信息，就會造成全球性的災難。疫情信息就是一例。雖然疫病爆發於一國之內，涉及疫情的信息似乎屬於一國的主權，但其實這種信息本身具有全球影響，對經濟全球化的穩定有生死存亡的意義。如果這種信息的流動遇到壁壘，不能在全球自由流動，經濟全球化必然遭遇重挫。

新冠肺炎病毒去年12月已經爆發，八個武漢醫生對此及時發出警告。假如他們沒有受到壓制，政府和民眾能更早地採取嚴格防控措施，就可能把傳染病控制在萌芽狀態。可是他們不但沒有得到鼓勵，反而受到懲戒。掩蓋真相的結果，疫情控制被耽誤整整二十多天，不但中國經濟和生命受損，而且演變成全球性災難。

馬國川：鍾南山團隊發表的論文指出，如果幹預措施比原來提前5天，病例數也會大大減少。

文貫中：可見，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關於疫情的信息不能有半點耽誤。希望慘痛的教訓讓各國認清，信息管理的國家主權和信息的全球後果之間存在着內在矛盾已經到了必須解決的時候了。這是經濟全球化面臨的又一個急迫解決的深層次問題。

概括地說，有兩類信息：一類信息有全球後果，需要儘快打破壁壘，允許其自由流動。最典型的就是有關病毒和疫情的信息，只有在全球範圍內立即無償地分享，才能及時動員起全球力量，儘速將災難扼殺於萌芽之中。另一類信息需要獲得產權的保護，以防被人剽竊。主要是各種專利，否則發明者和創造者的積極性會日益受挫，最終損害全球科技進步，減緩經濟全球化的進程。

馬國川：兩種不同的信息，需要採取不同的措施，共同之處是它們都會影響全球化。

文貫中：對。對於有全球後果的信息，各國必須建立互信，同意讓渡部分主權，放鬆對本國網絡的管治，以便讓有關病毒和疫情的信息自由流動，及時動員全球的防疫力量，防止災難的蔓延;對涉及知識產權的信息，則必須加強管制。對利用相對開放的網絡，截取別國的知識產權，降低發明、創造的成本的人和企業，施以重罰。這兩者都涉及對信息的協調和管治。無論是今日的科技強國，還是崛起中的明日科技強國，這都是無法避免的嚴峻而迫切的課題，也是經濟全球化能否深化的嚴峻考驗。

在全球化時代，如果不能在全球範圍內及時分享具有全球後果的信息，就會造成全球性的災難。疫情信息就是一例。雖然疫病爆發於一國之內，涉及疫情的信息似乎屬於一國的主權，但其實這種信息本身具有全球影響，對經濟全球化的穩定有生死存亡的意義。如果這種信息的流動遇到壁壘，不能在全球自由流動，經濟全球化必然遭遇重挫。

馬國川：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以來，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思潮重新興起，影響了全球化進程。這次世界公共衛生危機對於全球化意味着什麼?

文貫中：意味着1990年以來的這一輪全球化面臨終結，因為在現有的國際框架下已無法繼續深化下去。從眼前來看，世界上許多國家“封城”“封國”，全球化事實上已經停擺。從長遠來說，這次疫情全球化對經濟全球化乃至地緣政治必定發生深刻影響。世界經濟從本來的“兩大陣營，三個世界”、各自為政的冷戰格局，發展為今天的跨越地域、跨越政治制度、涵蓋幾乎所有國家的巨大而統一的分工體系，是這一輪經濟全球化的巨大成果。可是，這次全球性的疫情將這種各國深度分工，高度相互依賴的全球經濟結構的內在脆弱性暴露無遺。

馬國川：全球經濟結構內在脆弱性的深層次原因又是什麼?

文貫中：可以歸結到各國對“三零”目標的嚴重分歧之上。拒絕“三零”政策的國家顯然想利用關稅、壁壘和補貼，使本國的國家主導的經濟體制繼續得到單邊保護，以避免徹底市場化，實際上是拒絕徹底融入世界經濟。值得注意的是，歐美日之間最近幾年一邊打貿易戰，一邊多次發表聯合聲明，除拒絕了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和發展中國家地位外，還多次表示，它們願意共同接受“三零”原則，儘快去除關稅、壁壘(當然包括信息自由流動的障礙)和補貼(當然包括對國營企業的補貼)。所以，今後以歐美日的市場經濟體制為一方，以中國的國家主導的經濟體制為另一方的涇渭分明已經形成。

特朗普執政後，美國強調對等原則。二次大戰之後，美國實際上奉行了一條單邊開放原則，以有容為大的態度，在不要求被戰爭重創的西歐和日本馬上同等開放的前提下，與它們一起推動世界性的自由市場體系。但是，歐日經濟恢復後，並沒有在市場開放程度上跟上美國的步伐。為此，川普決定以對等為原則，美國對他國的開放程度視對方的開放程度而定。值得注意的是，即使美國與墨西哥和加拿大重新簽訂了自由貿易協定，為了杜絕後門，專門規定，如果兩國允許非市場經濟體的商品自由進出，則美國有權中止執行與它們的協定，以防非市場經濟國家的產品自由繞道進入美國。以美國與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自由貿易協定為藍本，可以預料，非市場經濟國家今後將無法根據目前WTO對最惠國待遇的規定，以自動跟進為理由，一邊享受別國的“三零”政策的好處，一邊拒絕自己實施“三零”政策。

馬國川：這次疫情，無論是經濟損失還是生命損失，各國付出的代價都非常慘重，教訓非常慘痛。

文貫中：疫情得到控制之後，發達國家會加快重新整合。如果一些發展中大國仍然強調自己的發展中國家地位，出於捍衛主權的需要，要求繼續保留較高的關稅、壁壘和補貼，那麼世界各國就可能要開始“歸納同類項”了。

馬國川：您是說各國重新站隊嗎?

文貫中：是的，經濟全球化將由目前的“一個世界”蛻變為“兩個陣營，三個世界”的局面。具體來說，一個陣營將由成熟的市場經濟體組成，實現包括信息要素在內的所有要素的自由流動。在“三零”原則的引導下，各國企業獨自通過在市場上的自由競爭，找到自己在分工鏈上的位置，以此不斷加深和延伸這條分工鏈;另一個陣營則以奉行混合經濟、國家資本主義，或國家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組成。這一陣營因拒絕“三零”原則，又沒有形成真正的市場機制，只能依靠國家出面，以 “一帶一路”或經互會的之類形式推進國家層面上的分工合作。總之，世界將以接受“三零”原則與否劃界，形成兩個陣營。欠發達的中小國為了生存，被迫“選邊站”，於是形成“兩個陣營、三個世界”的格局。

馬國川：這不就是冷戰時代國際格局的翻版嗎?這是否意味着中美完全“脫鈎”?

文貫中：我想，不會簡單重複冷戰格局。冷戰時代，蘇聯、中國跟西方幾乎沒有什麼經濟往來。現在中美兩國經濟都高度依賴對方，很難完全脫鈎。中國經濟已經形成比較完整的產業鏈，不但供貨效率高，而且在價格上有極強的競爭性。美國經濟則在世界總需求中占相當大的份額，又是高科技和高端產品的主要來源。所以，兩國會在最有軍民兩用意義的、科技含量比較高的產品生產上開始互相切割，表現為美國在中國現存的工廠逐漸轉移，並不再追加新的投資，以在戰略上減少依賴對方。同時，在低附加值而又沒有軍民兩用意義的的低層次產業上，雙方會繼續互通有無。即使這部分產業，美國沒有比較優勢，因而無法轉移到美國本土，但會儘量分散到其他國家，例如東南亞和印度。歐日會跟進，全球產業分布會有新的調整，原則仍然是比較優勢和規模報酬遞增。所以，國際分工在兩個陣營內部，以及兩個陣營各自與欠發達國家之間仍會繼續深化和延伸。

馬國川：您描述的這種前景令人擔憂，因為20世紀的歷史警告人們，兩個陣營的對立可能導致戰爭等各種人類悲劇。

文貫中：是的，冷戰極有可能重新發生。兩個陣營會互相指責對方的制度的弊病，渲染自己制度的優越。如果兩大陣營僅僅是和平地互相競爭，即使相互對峙，結果還不算壞，最多民眾就看最終哪一個陣營能勝出。最壞的是兩大陣營發生軍事摩擦。不過，我不相信摩擦會上升為全球性衝突，畢竟兩邊的大國都有核武器。

當然，這種悲劇性的前景並不是必然的。經濟全球化的未來主要掌握在中美兩國的手中，畢竟兩國分別握有世界第一大經濟和第二大經濟的實力。儘管兩國之間存在一系列的分歧，但是如果兩國鑑於這次疫情的慘烈，無法承受再來一次的後果，願意放棄某些分歧，共同接受“三零”原則，包括對信息主權的部分讓渡，以便加強經濟全球化的全球性協調和管治，那麼在疫情結束後，經濟全球化會獲得新的動力。

馬國川：讓渡部分對信息主權是很難得，因為有些人會認為這會影響社會穩定，甚至動搖國家制度。

文貫中：如果對自己的制度有自信，讓渡部分信息主權有什麼不好呢?現在越南所有的網絡都向世界開放，信息自由流動，並沒有影響其基本的政治結構。越南共產黨仍然是執政黨。這說明，只要繼續改革開放，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和各國交往更加自由，民眾就沒有理由一定要推翻執政黨。反之，民眾肯定會抱怨，社會反而更不穩定。

馬國川：如果中美兩國無法求同存異，世界分化為兩個陣營，就意味着中美脫鈎了。

文貫中：如果中美無法求同存異，全球化確實難以再進一步深化，世界會再一次墮入“惡性全球化”的歧路。由於目前已經形成的國際分工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所以兩個陣營的脫鈎需要相當的時間。雙方在作割捨時會十分痛苦，也會有各種各樣的摩擦和衝突。

馬國川：無論如何這是一種壞局面，不符合兩國和世界人民的福祉。為了避免最壞的結果，應該怎麼做呢?

文貫中：經濟全球化要避免走入惡性險徑，走上良性大道，對現有的協調和管治機制的改革已經刻不容緩。回顧歷史，經濟全球化遇到挫折都是因為各國無法精誠合作，不願讓渡部分主權。關貿總協定以及其後的WTO代表了人類在為經濟全球化設計協調和管治制度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意味着各國與時俱進，願意放棄某些主權，以換取經濟全球化的巨大增益。然而，這次疫情的突然爆發及其迅速傳播，深刻暴露了現有WTO框架的局限性。如果各國能夠衝破陳舊的主權概念，願意在資本、土地、勞動三大要素之外，將信息這一要素也納入WTO的協調和管治之下的話，那麼世界就會進入“良性全球化”軌道。

良性全球化意味着，各國對邊界和主權作新的解釋，不再狹隘地執着於所謂的“民族榮光”和“國家權威”，而願意真心接受“三零”原則。每一個國家的私人企業在沒有政府壓力，也沒有民族主義的壓力下，基於動態比較優勢，自由地在國際分工體系裡尋找自己的位置。對中國來說，有機會進入這條國際分工鏈的各個層次，包括高科技產業。隨着這條國際分工變得越來越深，越來越廣，各個民族的互相依賴性會越來越大，發生戰爭的可能性則會越來越小。

馬國川：這是一個美好的未來，不過現實很冷峻。現在各個國家仍然各自為戰，以民族國家為單位來解決公共衛生危機。這次危機之後也許存在另一種趨勢，就是一些國家更加追求主權、邊界，以此來維護自己的利益。

文貫中：短期內各國會對自己的邊界、主權更加敏感。但是畢竟全球化的兩大內在動因仍在，全球化的潛在好處十分巨大，各國不會完全退回去，而是迅速尋找自己的同類項，抱團取暖。所以，陣營化的可能性極大。

馬國川：像川普這樣的人能引領新一輪的全球化嗎?在抗擊大疫時，川普還是以美國為中心，而不是團結盟友。

文貫中：非常之世，必有非常之人，只是現在還不像是出羅斯福、丘吉爾的時候。不過，全球化是一個歷史過程，已經進行了幾百年，所以不會取決於某個人的態度。只要條件成熟，具有歷史前瞻性的人物又會出來，倡導對今天已經千瘡百孔的WTO和WHO的制度的改革，使經濟全球化進一步深化所需要的全球性協調和管治完善。經濟學的基本道理告訴我們，為了提升福利，人們不會放棄對潛在利益的窮盡。

過去的三年時間裡，川普本人扮演了在世界經濟中重新洗牌者的角色。他跟歐洲、日本重新談判貿易協定，確實影響了美國與它們的原有關係。但是，所有這些國家的價值觀是一致的。歐日也清楚，美國市場已有的開放程度顯著高於它們各自的國家。這是為何歐洲，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等並沒有聯合起來對付美國，反而紛紛同意將“三零”作為它們共同努力的總目標。所以，川普實際上起的作用是迫使這些國家提高各自的市場開放度，因而更接近了“三零”目標。

這次席捲全球的新冠狀肺炎病毒觸發了一場前所未有的世界公共衛生危機，所有發達國家一開始確實表現得手忙腳亂，這是因為民主社會的特點就是不能用簡單生硬的行政命令，而要藉助公民基於共識之上的自覺配合，而共識的達成需要時間，需要反覆的討論。但是，一旦達成共識，整個社會就會爆發驚人的力量。相信疫情一定會被抑制下去。

馬國川：看來，這次大疫確實是全球化的危機，“危”可能大於“機”，至少機會的窗口期會很短暫。

文貫中：經濟全球化確實處於關鍵時刻，留給中國的時間窗口很有限。歐美現在處於疫情最困難時期，中國國內卻涌動着狹隘的民族主義和盲目的樂觀主義，認為中國又是最大的贏家。這種情緒對中國發展是有害無益的。老話說，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國家也如此。中國應清醒地看到，全球疫情得到控制後，發達國家會自行抱團，另組陣營，推行“三零”原則。中國只有抓住目前稍縱即逝的時間窗口，加速推進各項市場導向的改革，儘快形成要素市場，允許有全球性後果的信息自由流動，使自己成為推行三零目標的表率。只有這樣，才不會被市場經濟體系所排斥，被迫與它們逐漸脫鈎。否則，經濟全球化必然發生蛻變和倒退，中國因此會喪失發展機遇，1978年以來的快速現代化進程也就因此而中斷。

本文轉自“思想也是市場”微信公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