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大疫，经济学家纷纷预测这次大疫对于世界的影响。身处美国疫情震中纽约市的文贯中，却从人类未来福祉的角度，深入思考全球化的未来走向。

“这次大疫意味着，1990年以来的这一轮全球化无法再以现有的国际治理框架继续下去”，美国康州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贯中在接受专访时说，“疫情竟能迅速全球化，使主要经济大国都措手不及，遭受生命和财产的极大损失，说明疫情全球化对经济全球化，乃至地缘政治必定发生深刻影响。”

文贯中出生于上海，1983年负笈美国，获得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学位后，长期在美国大学任教，并一直关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

在文贯中看来，虽然这次公共卫生危机不会导致长期的“大萧条”，但是为全球化敲响了警钟，“如果不能突破制度性瓶颈，那么逆经济全球化的抬头无法抵挡。世界可能重新走上恶性全球化的道路。”

文贯中指出，全球化有“良性”和“恶性”之分。经济全球化的未来主要掌握在中美两国手中。假如两国不能积极协调，经济全球化将由目前的“一个世界”蜕变为“两个阵营，三个世界”的局面。

“现在全球化处于关键时刻，留给中国的时间窗口很有限了”，文贯中说，“中国应该抓住时间窗口，推进市场导向的改革，以阻止经济全球化发生蜕变和倒退，否则，中国百年未遇的发展机遇必然消失，1978年以来比较顺利的现代化进程将因此中断，乃至逆转。”

马国川：作为一个关心中国经济的华人经济学家，您认为这次大疫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多大?

文贯中：中国以‘封省“和”封城“的手段，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便将疫情置于控制之下，但也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第一季度中国产能供给不足，汽车、通信设备、电子、机械等多个行业减产明显，部分行业甚至一度停摆。这对欧、美、日三大块经济形成强烈冲击。随着这些发达国家相继陷入严重的疫情，中国出口企业的订单大量减少，进而影响其他配套企业。这说明中国也无法独善其身。

马国川：虽然中国以及东亚地区正在走出病毒阴影，但是欧洲和北美各国却步入疫情的高发阶段，使得世界经济前景非常暗淡。

文贯中：确实。现在许多发达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以居家令的形式，要求非必要的生产和服务人员不要离家外出，以减缓病毒传播速度，导致经济几乎进入停摆状态。以美国为例，美国“三产”中服务业占比高达80%以上，受停摆影响最大的恰恰就是这一部门。以美国类推经济结构相似的欧洲和其他发达国家，便可知疫情对它们的经济打击会有多么严重。这些国家股市一泻千里，失业率不断攀升，很多城市一夜之间几乎沦为鬼城。

马国川：经济学家们纷纷预测这次大疫对于世界的影响，最悲观的预测是将导致1929年式的“大萧条”。您是否认同这种观点?

文贯中：我认为不会必然发生1929年式的“大萧条”，取决于人们的对策。现在和1929年的时代背景完全不同了。当时各国经济的基本面确实存在严峻问题，表现为严重的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现在发达国家民众普遍有较高的收入，有强大的消费能力。以美国为例，自己生产的东西无法满足民众的强大需求，不得不大量进口。这表明经济有强大动力，基本面没有大问题，经济停摆是由病毒引起，因而是一次公共卫生的危机。中国和东亚的事实证明，新冠状肺炎病毒并非所向无敌。采取正确的社交疏离，个人卫生措施，加上对高龄人群的特殊保护，是可以大大减低病毒的传播速度，减少生命的损失的。其中，东亚的南韩和日本在没有封省和封城，因而经济损失较小的情况下，疫情同样获得显著好转，令人宽慰，增强了社会和政治结构类似的其他国家的信心。

1929大萧条

另外，人类拥有的克服危机的工具不一样了。加剧“大萧条”的一个原因是，面对经济下滑，各国反而紧缩银根，并竞相搞贸易保护主义，以邻为壑，导致全球化崩溃，各国迟迟走不出萧条。现在各国都已知道，越有经济危机，越要放松银根，因而纷纷推出货币和财政紧急刺激措施。

马国川：看来，您对世界经济的前景并不悲观?

文贯中：目前的疫情当然极为严峻。不过，目前欧美和中国的科学家都在夜以继日地研究疫苗，同时积极探索利用现有的药物减轻疫情。可以相信，肆虐于发达国家的病毒将逐步受到抑制，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可望在今年下半年逐步恢复。令人更为担忧的，倒是不发达国家。如果它们集中爆发疫情，由于那里的公共卫生体系落后，人道后果会更加可怕。但是，那些地方对全球经济来说，毕竟只有较小的影响。

其实，对就业和民生来说，我更担心今后服务业的走向。上面提到，无论是产值还是就业，服务业在发达经济中已占压倒性的份额。全球经济结构和就业分布越来越向服务业倾斜，而服务业的分布则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集中。这是因为服务业一般需要人群的聚集，才有气氛和情趣，也才有规模报酬递增。心有余悸的顾客今后如何克服人群聚集必然带来的病毒风险，使各国服务业尽速走上正轨，将是十分棘手的挑战。看来，除非病毒像萨斯那样奇迹般地自动消失，全球服务业的恢复将主要取决于人类何时找到疫苗。由于服务业创造了最大的就业，因而代表了总需求的最大部分。如果对服务的需求萎缩，就业将极大萎缩，从而影响到对制造业的需求。所以，不仅要关注制造业，更要关注服务业。

马国川：假如没有全球化，这次危机不会如此迅速的蔓延到全世界。因此许多人都在思考，人类为什么要搞经济全球化?究竟有什么好处?

文贯中：自地理大发现以来的几百年里，两大动力推动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一个是比较优势：即使在最发达和最不发达国家之间，也可基于比较优势，通过国际分工和贸易而互相获利。这是个门槛很低，各国都可以加入而大获其益的游戏;一个是规模报酬递增：如果生产要素和产品能在全球自由流动，即使小国也能借助国际分工，克服本国狭小市场，大规模地生产某些产品，通过自由销往全球市场，使自己和全球获得巨大的经济增益。

马国川：既然全球化有这么大的好处，各国都能够受益，为什么还会发生两次世界大战的惨剧呢?

文贯中：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虽然全球化的两大动力既有经济学理论的依托，又是实践证明的真理，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早期，人们并没有意识到，经济全球化要成为一个良性过程，必须有相应的全球性的制度安排。由于全球性制度的缺乏，经济全球化成为一个各国出于私利和无根据的信仰而相互竞争和博弈的过程。后来即使出现了一些全球性的制度安排，却存在严重的内在漏洞。

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英国主导全球化将近百年，却不愿意带头废弃殖民主义，又没有能力抑制某些后发国家的崛起。这段时期之前和之中涌现出诸如重商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幼生工业论、中央计划经济等等思潮和制度。特别是20世纪上半叶，各国的恶性竞争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

德国、日本借助国家主义的经济理论取得跳跃式的增长，同时采取军国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等极端方式 “弯道超车”，走上了对抗世界体系的道路。通过两次世界大战的血腥教训，人们意识到，全球化有良性的，也有恶性的。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从政治、军事、经济、金融等诸多领域反省战前的政策和制度。

马国川：战后，殖民主义被废除，国际竞争规则发生了根本变化，一个国家不需要抢夺资源，同样可以富国富民。因此，所有的强国没有理由再因瓜分世界、争夺殖民地而开战。

文贯中：是的，二次大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对英帝国领导下的国际体系的最大修正，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废除殖民主义，力图建立一个统一、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体系，将各国从战场上的争夺转移到商场上的和平竞争。这样，国家再小，也能和最强、最大的国家一样，依赖自己的比较优势，通过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获得比闭关自守多得多的财富。因此，无论大国，小国，都不再需要追求更大的地理空间，或奉行排他的国家主义经济政策。基于这种新的国际秩序设想，美国和国际组织一起重新推动全球化。1947年成立的“关贸总协定”，目标就是要搞成今日的WTO，在全世界推进自由贸易。但是1949年冷战开始后，苏联带了一大帮社会主义国家“退群”，另外组织了“经互会”，形成两个阵营对峙，使全球化失去完整性。

马国川：柏林墙倒塌、苏东剧变以后，全球化的局部性被打破了。

文贯中：从此世界自由市场体系大大扩张了。两次世界大战的血腥，以及漫长的冷战带来的苦难深深教育了全人类，市场经济才是人类经济活动的正确方向。经互会的最大经验教训是，成员国都奉行计划经济，无法通过市场上的竞争自然确定自己的分工角色，只能由经互会中最强大的国家苏联予以指定。这就使很多成员国很不服气，形成的分工体系也是无效的，最后分崩离析。对比发达国家自由经济体系的成功和经互会的惨败，绝大部分国家认识到，基于开放和自由竞争之上的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将经济全球化引向良性的道路。其他理论不是使人类退回闭关自守的蛮荒时代，就是再度以邻为壑，恶性竞争，迟早将人类再度引上恶性全球化的覆辙。

因而，从1990年代初开启的新一轮全球化，得以将关贸总协定升级为WTO，并把原来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很多国家都包括进来，2001年中国也正式入世，使全球化真正涵盖全球。

马国川：正是在这一轮前所未有的全球化高潮中，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文贯中：假如没有全球化，假如没有入世，中国取得这样的成绩是不可想象的。

马国川：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就是加入经济全球化的程度越深，受病毒冲击的程度似乎也越重。东亚、欧洲和北美这些经济重镇无一例外先后成为疫情肆虐之地。因此有很多人担心，这次世界公共卫生危机会削弱全球化的动力，加速“逆全球化”的趋势。

文贯中：贸易战好容易告一段落，新冠状肺炎病毒又突然横空出世，使全球的经济和生命遭殃。疫情肆虐的程度与经济全球化的深度之间，确实有高度的正相关性。所以，疫情对全球化无疑敲响了警钟。如果不能突破制度性瓶颈，那么逆经济全球化的抬头无法抵挡。世界可能重新走上恶性全球化的道路。

马国川：虽然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使人类福祉不断提升。但是，经济全球化并不一帆风顺。

文贯中：在某种意义上，经济全球化就是一个不断克服关税、贸易壁垒和各国给予本国企业各种补贴这三大障碍的过程。也因此，WTO一直将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以下简称“三零”)作为经济全球化的终极目标，推动各国进行一轮又一轮的谈判，减少关税，壁垒和补贴。如果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能够和衷共济，接受这一终极目标，并采取有力的行动，带头向“三零”目标前进，各国经济就将真正融为一体，不但全球变得更加安全，而且全球福利也将因此得到极大的提升。

因为在“三零”政策之下，每个大国虽然仍然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但这一市场所具有的规模报酬递增潜力不再为本国企业垄断，而是由各国企业共同分享。这就排除了这些国家以本国市场为手段，实施以邻为壑的重商主义，谋取霸权的机会。显然，这是一种最安全的经济全球化局面。如果真的实现这样的目标，经济全球化必定向良性发展，各个民族变得更加水乳交融，因而更加互相依赖。

马国川：遗憾的是，经济全球化的现状离“三零”的理想境界仍然很遥远。

文贯中：这一轮全球化的最大问题，在于残存的关税、壁垒和补贴，使各国之间，以及各国内部的阶层和地域之间，在分配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巨大增益的时候，存在严重的扭曲。例如，美国东西海岸在全球化中受益很多，但是 “锈带”地区的民众利益受损，工作机会外流。这些不满的民众把特朗普推上了总统的位置。

再如，如果某些大国可以通过残存的各种关税和壁垒，排斥国外企业进入本国市场，并通过对本国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企业重点补贴，让它们在保护之下扩大生产，降低平均成本，就可以到世界上用低价通吃各国的同类企业，实现“弯道超车”，后来居上。

马国川：这种利用全球化带来的各国开放各自市场的好处，却不愿开放自己市场的做法，必然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引起其他大国的不满，甚至迫使它们争相模仿。

文贯中：其实，除了人们熟知的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之外，对信息的控制也可以视作一种壁垒。在全球化时代，如果不能在全球范围内及时分享具有全球后果的信息，就会造成全球性的灾难。疫情信息就是一例。虽然疫病爆发于一国之内，涉及疫情的信息似乎属于一国的主权，但其实这种信息本身具有全球影响，对经济全球化的稳定有生死存亡的意义。如果这种信息的流动遇到壁垒，不能在全球自由流动，经济全球化必然遭遇重挫。

新冠肺炎病毒去年12月已经爆发，八个武汉医生对此及时发出警告。假如他们没有受到压制，政府和民众能更早地采取严格防控措施，就可能把传染病控制在萌芽状态。可是他们不但没有得到鼓励，反而受到惩戒。掩盖真相的结果，疫情控制被耽误整整二十多天，不但中国经济和生命受损，而且演变成全球性灾难。

马国川：钟南山团队发表的论文指出，如果干预措施比原来提前5天，病例数也会大大减少。

文贯中：可见，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关于疫情的信息不能有半点耽误。希望惨痛的教训让各国认清，信息管理的国家主权和信息的全球后果之间存在着内在矛盾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了。这是经济全球化面临的又一个急迫解决的深层次问题。

概括地说，有两类信息：一类信息有全球后果，需要尽快打破壁垒，允许其自由流动。最典型的就是有关病毒和疫情的信息，只有在全球范围内立即无偿地分享，才能及时动员起全球力量，尽速将灾难扼杀于萌芽之中。另一类信息需要获得产权的保护，以防被人剽窃。主要是各种专利，否则发明者和创造者的积极性会日益受挫，最终损害全球科技进步，减缓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马国川：两种不同的信息，需要采取不同的措施，共同之处是它们都会影响全球化。

文贯中：对。对于有全球后果的信息，各国必须建立互信，同意让渡部分主权，放松对本国网络的管治，以便让有关病毒和疫情的信息自由流动，及时动员全球的防疫力量，防止灾难的蔓延;对涉及知识产权的信息，则必须加强管制。对利用相对开放的网络，截取别国的知识产权，降低发明、创造的成本的人和企业，施以重罚。这两者都涉及对信息的协调和管治。无论是今日的科技强国，还是崛起中的明日科技强国，这都是无法避免的严峻而迫切的课题，也是经济全球化能否深化的严峻考验。

在全球化时代，如果不能在全球范围内及时分享具有全球后果的信息，就会造成全球性的灾难。疫情信息就是一例。虽然疫病爆发于一国之内，涉及疫情的信息似乎属于一国的主权，但其实这种信息本身具有全球影响，对经济全球化的稳定有生死存亡的意义。如果这种信息的流动遇到壁垒，不能在全球自由流动，经济全球化必然遭遇重挫。

马国川：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以来，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思潮重新兴起，影响了全球化进程。这次世界公共卫生危机对于全球化意味着什么?

文贯中：意味着1990年以来的这一轮全球化面临终结，因为在现有的国际框架下已无法继续深化下去。从眼前来看，世界上许多国家“封城”“封国”，全球化事实上已经停摆。从长远来说，这次疫情全球化对经济全球化乃至地缘政治必定发生深刻影响。世界经济从本来的“两大阵营，三个世界”、各自为政的冷战格局，发展为今天的跨越地域、跨越政治制度、涵盖几乎所有国家的巨大而统一的分工体系，是这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巨大成果。可是，这次全球性的疫情将这种各国深度分工，高度相互依赖的全球经济结构的内在脆弱性暴露无遗。

马国川：全球经济结构内在脆弱性的深层次原因又是什么?

文贯中：可以归结到各国对“三零”目标的严重分歧之上。拒绝“三零”政策的国家显然想利用关税、壁垒和补贴，使本国的国家主导的经济体制继续得到单边保护，以避免彻底市场化，实际上是拒绝彻底融入世界经济。值得注意的是，欧美日之间最近几年一边打贸易战，一边多次发表联合声明，除拒绝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和发展中国家地位外，还多次表示，它们愿意共同接受“三零”原则，尽快去除关税、壁垒(当然包括信息自由流动的障碍)和补贴(当然包括对国营企业的补贴)。所以，今后以欧美日的市场经济体制为一方，以中国的国家主导的经济体制为另一方的泾渭分明已经形成。

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强调对等原则。二次大战之后，美国实际上奉行了一条单边开放原则，以有容为大的态度，在不要求被战争重创的西欧和日本马上同等开放的前提下，与它们一起推动世界性的自由市场体系。但是，欧日经济恢复后，并没有在市场开放程度上跟上美国的步伐。为此，川普决定以对等为原则，美国对他国的开放程度视对方的开放程度而定。值得注意的是，即使美国与墨西哥和加拿大重新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为了杜绝后门，专门规定，如果两国允许非市场经济体的商品自由进出，则美国有权中止执行与它们的协定，以防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自由绕道进入美国。以美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自由贸易协定为蓝本，可以预料，非市场经济国家今后将无法根据目前WTO对最惠国待遇的规定，以自动跟进为理由，一边享受别国的“三零”政策的好处，一边拒绝自己实施“三零”政策。

马国川：这次疫情，无论是经济损失还是生命损失，各国付出的代价都非常惨重，教训非常惨痛。

文贯中：疫情得到控制之后，发达国家会加快重新整合。如果一些发展中大国仍然强调自己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出于捍卫主权的需要，要求继续保留较高的关税、壁垒和补贴，那么世界各国就可能要开始“归纳同类项”了。

马国川：您是说各国重新站队吗?

文贯中：是的，经济全球化将由目前的“一个世界”蜕变为“两个阵营，三个世界”的局面。具体来说，一个阵营将由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组成，实现包括信息要素在内的所有要素的自由流动。在“三零”原则的引导下，各国企业独自通过在市场上的自由竞争，找到自己在分工链上的位置，以此不断加深和延伸这条分工链;另一个阵营则以奉行混合经济、国家资本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组成。这一阵营因拒绝“三零”原则，又没有形成真正的市场机制，只能依靠国家出面，以 “一带一路”或经互会的之类形式推进国家层面上的分工合作。总之，世界将以接受“三零”原则与否划界，形成两个阵营。欠发达的中小国为了生存，被迫“选边站”，于是形成“两个阵营、三个世界”的格局。

马国川：这不就是冷战时代国际格局的翻版吗?这是否意味着中美完全“脱钩”?

文贯中：我想，不会简单重复冷战格局。冷战时代，苏联、中国跟西方几乎没有什么经济往来。现在中美两国经济都高度依赖对方，很难完全脱钩。中国经济已经形成比较完整的产业链，不但供货效率高，而且在价格上有极强的竞争性。美国经济则在世界总需求中占相当大的份额，又是高科技和高端产品的主要来源。所以，两国会在最有军民两用意义的、科技含量比较高的产品生产上开始互相切割，表现为美国在中国现存的工厂逐渐转移，并不再追加新的投资，以在战略上减少依赖对方。同时，在低附加值而又没有军民两用意义的的低层次产业上，双方会继续互通有无。即使这部分产业，美国没有比较优势，因而无法转移到美国本土，但会尽量分散到其他国家，例如东南亚和印度。欧日会跟进，全球产业分布会有新的调整，原则仍然是比较优势和规模报酬递增。所以，国际分工在两个阵营内部，以及两个阵营各自与欠发达国家之间仍会继续深化和延伸。

马国川：您描述的这种前景令人担忧，因为20世纪的历史警告人们，两个阵营的对立可能导致战争等各种人类悲剧。

文贯中：是的，冷战极有可能重新发生。两个阵营会互相指责对方的制度的弊病，渲染自己制度的优越。如果两大阵营仅仅是和平地互相竞争，即使相互对峙，结果还不算坏，最多民众就看最终哪一个阵营能胜出。最坏的是两大阵营发生军事摩擦。不过，我不相信摩擦会上升为全球性冲突，毕竟两边的大国都有核武器。

当然，这种悲剧性的前景并不是必然的。经济全球化的未来主要掌握在中美两国的手中，毕竟两国分别握有世界第一大经济和第二大经济的实力。尽管两国之间存在一系列的分歧，但是如果两国鉴于这次疫情的惨烈，无法承受再来一次的后果，愿意放弃某些分歧，共同接受“三零”原则，包括对信息主权的部分让渡，以便加强经济全球化的全球性协调和管治，那么在疫情结束后，经济全球化会获得新的动力。

马国川：让渡部分对信息主权是很难得，因为有些人会认为这会影响社会稳定，甚至动摇国家制度。

文贯中：如果对自己的制度有自信，让渡部分信息主权有什么不好呢?现在越南所有的网络都向世界开放，信息自由流动，并没有影响其基本的政治结构。越南共产党仍然是执政党。这说明，只要继续改革开放，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和各国交往更加自由，民众就没有理由一定要推翻执政党。反之，民众肯定会抱怨，社会反而更不稳定。

马国川：如果中美两国无法求同存异，世界分化为两个阵营，就意味着中美脱钩了。

文贯中：如果中美无法求同存异，全球化确实难以再进一步深化，世界会再一次堕入“恶性全球化”的歧路。由于目前已经形成的国际分工链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所以两个阵营的脱钩需要相当的时间。双方在作割舍时会十分痛苦，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摩擦和冲突。

马国川：无论如何这是一种坏局面，不符合两国和世界人民的福祉。为了避免最坏的结果，应该怎么做呢?

文贯中：经济全球化要避免走入恶性险径，走上良性大道，对现有的协调和管治机制的改革已经刻不容缓。回顾历史，经济全球化遇到挫折都是因为各国无法精诚合作，不愿让渡部分主权。关贸总协定以及其后的WTO代表了人类在为经济全球化设计协调和管治制度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意味着各国与时俱进，愿意放弃某些主权，以换取经济全球化的巨大增益。然而，这次疫情的突然爆发及其迅速传播，深刻暴露了现有WTO框架的局限性。如果各国能够冲破陈旧的主权概念，愿意在资本、土地、劳动三大要素之外，将信息这一要素也纳入WTO的协调和管治之下的话，那么世界就会进入“良性全球化”轨道。

良性全球化意味着，各国对边界和主权作新的解释，不再狭隘地执着于所谓的“民族荣光”和“国家权威”，而愿意真心接受“三零”原则。每一个国家的私人企业在没有政府压力，也没有民族主义的压力下，基于动态比较优势，自由地在国际分工体系里寻找自己的位置。对中国来说，有机会进入这条国际分工链的各个层次，包括高科技产业。随着这条国际分工变得越来越深，越来越广，各个民族的互相依赖性会越来越大，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则会越来越小。

马国川：这是一个美好的未来，不过现实很冷峻。现在各个国家仍然各自为战，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来解决公共卫生危机。这次危机之后也许存在另一种趋势，就是一些国家更加追求主权、边界，以此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文贯中：短期内各国会对自己的边界、主权更加敏感。但是毕竟全球化的两大内在动因仍在，全球化的潜在好处十分巨大，各国不会完全退回去，而是迅速寻找自己的同类项，抱团取暖。所以，阵营化的可能性极大。

马国川：像川普这样的人能引领新一轮的全球化吗?在抗击大疫时，川普还是以美国为中心，而不是团结盟友。

文贯中：非常之世，必有非常之人，只是现在还不像是出罗斯福、丘吉尔的时候。不过，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已经进行了几百年，所以不会取决于某个人的态度。只要条件成熟，具有历史前瞻性的人物又会出来，倡导对今天已经千疮百孔的WTO和WHO的制度的改革，使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化所需要的全球性协调和管治完善。经济学的基本道理告诉我们，为了提升福利，人们不会放弃对潜在利益的穷尽。

过去的三年时间里，川普本人扮演了在世界经济中重新洗牌者的角色。他跟欧洲、日本重新谈判贸易协定，确实影响了美国与它们的原有关系。但是，所有这些国家的价值观是一致的。欧日也清楚，美国市场已有的开放程度显著高于它们各自的国家。这是为何欧洲，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并没有联合起来对付美国，反而纷纷同意将“三零”作为它们共同努力的总目标。所以，川普实际上起的作用是迫使这些国家提高各自的市场开放度，因而更接近了“三零”目标。

这次席卷全球的新冠状肺炎病毒触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公共卫生危机，所有发达国家一开始确实表现得手忙脚乱，这是因为民主社会的特点就是不能用简单生硬的行政命令，而要借助公民基于共识之上的自觉配合，而共识的达成需要时间，需要反复的讨论。但是，一旦达成共识，整个社会就会爆发惊人的力量。相信疫情一定会被抑制下去。

马国川：看来，这次大疫确实是全球化的危机，“危”可能大于“机”，至少机会的窗口期会很短暂。

文贯中：经济全球化确实处于关键时刻，留给中国的时间窗口很有限。欧美现在处于疫情最困难时期，中国国内却涌动着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盲目的乐观主义，认为中国又是最大的赢家。这种情绪对中国发展是有害无益的。老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国家也如此。中国应清醒地看到，全球疫情得到控制后，发达国家会自行抱团，另组阵营，推行“三零”原则。中国只有抓住目前稍纵即逝的时间窗口，加速推进各项市场导向的改革，尽快形成要素市场，允许有全球性后果的信息自由流动，使自己成为推行三零目标的表率。只有这样，才不会被市场经济体系所排斥，被迫与它们逐渐脱钩。否则，经济全球化必然发生蜕变和倒退，中国因此会丧失发展机遇，1978年以来的快速现代化进程也就因此而中断。

本文转自“思想也是市场”微信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