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了我的外教洋“大山” 记得那年第一次在春晚上看到来自加拿大的洋笑星“大山”,我差一点没从沙发上掉下来。天哪,这不是我读研究生时遇到的那位外教吗?长得一模一样,天底下竟会有如此相像的两个人,真是绝了!那会儿咱没见过几个老外,觉得他们长得都差不多,所以闹出这类笑话情有可原。 尽管此“大山”并非彼“大山”,但是教过我的那位外教还确实是来自加拿大,不过,我还真的记不清他叫什么名字了,权且就叫他大山好了。 早就听说外籍教师在课堂上是不拘一格的,所以,没上课前就做好了思想准备,哪想到这大山老师也忒出格了点。第一节课,走进教室,他一蹦就坐到讲台上,很高的那一种。然后,用他那带着山东口音(大概老外讲中文都带这口音)的蹩脚中文,作了个自我介绍,“我家住在加拿大一个旮旯村庄,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因为怀揣着学习古老中国文化的梦想,所以才和你们走到一起来了。”大山幽默的开场白,赢得了我们所有同学的一片喝彩。见我们如此喜欢他,他就更加放得开了。接着侃上了,“听说你们都是英语学得了不得的人,所以,让我这个不得了的人来教你们,还真是有点赶鸡上架,”有人打断他说:“老师,那不是赶鸡上架,是赶鸭子上架。”大山楞了一下神,然后,不以为然地说:“噢,鸡和鸭是一回事,不都是家禽嘛。”大家听罢,只有捧腹大笑的份了。 接下来是给我们每个人起个英文名字。由他来指定,你叫Michael,你叫Judy,轮到我了,他打量了我一眼,随口说到:“你就叫Susan吧。”我心里老大不高兴,真是的,好不容易起一回洋名,也不给我来个罗曼点的,象朱丽叶(Julie)什么的,要么叫南希(Nancy)也不错啊,让我也当一把冒名第一夫人。这个Susan,虽说中文翻译过来挺洋气叫苏珊,可是英文发音却象是“淑珍”,太土了(对不起叫淑珍的女生了)。我反问了大山一句:“能不能换一个?”人家都说老外男士对女士很客气,哪知道大山斩钉截铁地说:“不能,都换就乱了,我记不清了。”看来,我也只好叫Susan了。 这大山哪都好,就是讲课有个毛病,特别喜欢借题发挥,而且经常是一发就不可收拾。说好了以《English For Today》作为教材,可他尽管手里端着那本书,也只是拿它做个话题的引子,接下去就开始神侃了。 记得有一课是讲世上有那么一种人,总是以工作为乐趣,就如同一只working bee,这个话题似乎正对了大山的胃口。他一下子就想起了他的老爸,嘿,他就是一只最名副其实的working bee 了。于是,他就开讲了,从他爸爸的出身贫寒,从小受尽了苦难,一直到后来靠勤奋努力,开起了自己的修车行。他爸爸留给大山的印象就是,一天到晚工作工作,从家里到外头,day in, day out,从来不知道休息的意义。唉,这样的人,生活的乐趣在哪里呢? 那一节课大山都在侃他的老爸,到末了,他说了一句:“唉,我爸他现在应该安息了,人到了天堂就不用再工作了,什么都不用担忧了。”一句话,说得大家都默默无语,大山父亲的故事打动了我们所有的人,大山爱他的父亲,很深,很深…… 到了学期中间的某一天,一上课,只见大山绷着脸,十分严肃的样子,我们都感到奇怪,心说,大山今个儿是怎么了,谁惹他烦了?他清了清嗓子,又操着那略有改进的普通话,说:“你们知道吗?我被调查了。” “啊!谁调查你了?是FBI 还是CIA?”几个喜欢调侃的男生问。 “都不是,比那些还厉害,是教务处。” “你犯什么法了?” “据说,是有人打了小报告,说我讲课总小跑,跑着跑着就不知去向了。” “噢,是我们中间出了叛徒了。”大家恍然大悟,接着就是面面相觑,是谁打的小报告呢?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大山急忙说:“喂,你们可不要误会呀,我今天可不是来揭发叛徒的,我是想让你们监督我。从现在开始,如果我讲课时一跑题,你们就敲桌子提醒我,以便我不至于跑得太远,你们看这样好不好?” 大家听了大山的敲桌子一招,忍不住又想笑了。那天的课文,正好是讲巴西最大的城市里约热内卢,很自然地,大山就联想起巴西足球队。于是,他兴致大增,一蹦又坐到讲台上,开始了他的侃大山,把讲课跑题的警告早忘到了脑后。他说他并不喜欢巴西队,更推崇意大利队和英格兰队。男生们没几个不热衷于这个话题的,讲着讲着,还争起来了。那些喜欢巴西队的已经在那摩拳擦掌,大有要和喜欢欧洲队的一拼雌雄之势。 这时,忽听教室后排响起了明亮的敲桌子声,大家不约而同地朝后看。原来,是我们几个女生干的。男生们非常扫兴,“敲什么敲,这不是捣乱嘛!” 大山把脑门一拍,大声说:“没错,敲得好,很及时,不然跑得太远,我又该被调查了!” 大家听罢,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大山只教了我们一年,我们的英语课就算结业了。后来,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是不是回到了加拿大?也不知道他是否实现了他的梦想。每次在电视上看到洋笑星大山,便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我的外教洋“大山”。 写于2010 年7 月 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