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舒怡然

1

嗨，你好，我是弗莱德，你是新来的吧？叫什么名字？

我抬起头，一个白人男子正站在我桌旁，大概有三十几岁的样子，身材不高，但很结实。浅黄色头发映衬着他的面色，显得苍白。他穿一件浅灰色格子短袖衬衫，鼠尾草色布裤子。一看就是个比较讲究色彩搭配的男人。

我站起身，和他握手，我叫余珊珊。奇怪，你怎么知道我是新来的？

他笑笑说，这个图书馆里没有我不认识的。常来常往，一张新面孔如何能逃过我的眼睛？我的办公室就在马路对面，瞧，就是那座最高的大楼。说着，他走近窗边，掀开百叶窗，用手指着不远处的那座玻璃大厦。耀眼的光线射进来，刺得我睁不开眼睛。周围的景物顿时明亮起来。

怎么样？喜欢这里吗？他眼睛直视着我，一种让你无处躲闪的眼神。

还好吧。我含糊其辞地回他。弄不懂他是问我美国这地方怎么样，还是问我的工作怎么样。

嗯，姗姗，蛮好听的名字。他说话的口气好像我们是旧相识，碰巧在这里重逢。可我压根儿不认识他，这么突然一下子熟络起来，让我有种不知所措的感觉。而他却兴致盎然，索性拉过一把椅子坐近我。

这么说吧，我对中国人并不陌生，知道为什么吗？

我摇摇头。

我太太就是中国人。

噢，难怪呢，所以你对中国人有种天然的亲近感。

不，是莫名的亲近感。

我觉得这人真是莫名其妙，亲近感还是莫名的，那还亲近干什么？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问道，你也是孤身一人来美国的？

我点头，那又怎么样？

他晃晃头，不得了，中国女人都这么厉害，这么强势。

我听出他话中有话，便沉下脸说，何以见得？你这么说话，可是有点偏见呢。

他站起身，脸上现出几分阴郁。也许吧。以后有空再和你聊这个，如果你愿意听的话。

这时，卢韵从阅览室另一端走过来，哇，聊什么呢？这么热闹。你们早就认识了？

哦，不，是刚刚认识的。弗莱德把脸转向卢韵。

卢韵说，她就是我经常跟你提起的余姗姗，我们是校友呢。

噢，想起来了，瞧我这记性。难怪我听你的名字耳熟，终于得以一见。中国话怎么说来着？对，幸会，幸会。他双手抱拳，放在胸前，那样子挺滑稽，把我和卢韵都逗乐了。

抱歉，我两点钟有个会，得马上回办公室了，咱们以后有空再聊。说完，他向我们俩人摆摆手，匆匆地走了。

望着他的背影，卢韵轻轻摇头。弗莱德，挺有趣的一个人。知道吗，他还有个中文名字，叫白福来。

白福来？这么喜庆的名字。谁给他起的呀？我问。

卢韵停住不说了，好像有什么秘密怕人偷听似的，她把手拢起来，凑近我的耳朵，他岳母娘。

卢韵脸上一惊一乍的表情让我错愕，她可是个正派女孩，搬弄是非的事体从来与她无缘。

就这个？别卖关子了，快说给我听听。

算了，还是让他自己讲给你听吧。白福来挺会讲故事，尤其喜欢给中国女孩子讲故事。然后，她又伏在我耳边小声说，哎，你得小心点，我看他对你有点意思。

你胡扯什么呀？见我脸色难看，她便打住了。

卢韵是我大学校友，比我早两年来美国，正在读法学院。她常来这家专利图书馆，和弗莱德混得很熟了。查阅文献是搞专利的利器，来这里的多半是专利律师或代理人。弗莱德就职的律师事务所就在图书馆对面，得天独厚，他来这里工作成了家常便饭。

自从那天与弗莱德偶遇，我才发觉，在图书馆这个小圈子里，各种各样的闲话向来不绝于耳。而近来“白福来”成了大家津津乐道的谈资。有几位同胞闪烁其词地向我透露了白福来的底细。他的太太叫苏琪，俩人是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读博士时相识的，然后结婚，生了女儿。毕业后，苏琪进了一家制药厂的新药研发中心，弗莱德却不想再搞什么研究了。他一头钻进法学院，心心念念想成为大律师。毕业后果真如愿以偿，在华府（哥伦比亚特区）一家律所谋到个初级律师的职位。

令大家颇感兴趣的是他和岳母娘的那些事儿。有人还绘声绘色地描述白福来如何和岳母吵架，讲得有鼻子有眼，好像他们都亲眼目睹了一般。对此，我倒不以为然。你们怎么知道的？他们说，当然是白福来亲口讲的，不信，你去问他。我说，算了算了，我才懒得当侦探。由此大家得出结论，弗莱德的婚姻遇到了大麻烦，肯定长不了。我暗自思忖，能有什么麻烦呢，大不了“七年之痒”。夫妻相敬如宾也未必是好事，我爸我妈吵吵闹闹过了一辈子，不是也挺好的。

2

弗莱德好久没来图书馆，我几乎快把他给忘了。有一天下午，我在图书馆阅读了大半天文献，眼睛累了，便独自蹓跶到图书馆后面的小花园，找了张长椅坐下来，闭目养神。说是花园，其实并没有什么花，只有几小块草坪。园子中央有个喷水池，可从没见它喷过水，因常年无人打理，水泥坛子上长满了青苔。园子角落有几棵枫树，还有几棵我叫不上名字的树。浓密的树叶在初秋的风中摇曳，哗哗作响。

我头靠在椅背上，屏声静气倾听，除了叶子的沙沙声，好像还有脚步声，而且愈来愈近。我睁开眼睛，啊，原来是弗莱德，他仿佛从天而降，蓦然间就站在我面前。他戴一副黑框眼镜，我明明记得上次他戴的是金丝边眼镜。

怎么，才几天，就认不出我来了？他说着，推了推黑框眼镜。

换眼镜了，跟变了个人似的。我说。

是不是变得有点学究气了？

我摇头说，看不出来。

多日不见了，你好吗？他很专注地看着我。

不错，你呢？

他耸耸肩，用中文回我说，马马虎虎吧。

我吃一惊，哈哈，你中文讲得蛮地道嘛。

你忘了，我有位中国太太，上次我跟你说过的。

当然记得了，怎么会忘呢？

没错，中国女人的记忆力怎么都这么好啊！他好像颇有感触似的。

弗莱德，你又来了，以偏概全可不是一个好律师的思维方式。

他哈哈笑起来，你真风趣，看得出来，你是个很有见地的女孩儿。

我说，是吗？对女孩子来说，有见地可未必是优点。

嗯，他点点头，表示赞同。然后，他指指我的长椅说，你不介意我坐在这里吧？

我这才意识到，他一直站在长椅边沿，很别扭的样子。我挪挪身子，腾出地方，让他坐下来。想起卢韵的提醒，我又往椅子边缘移了移，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一股好闻的香水味飘过来，让我心头掠过一丝震颤。

他眯起眼睛看我，仿佛在琢磨一道深奥的数学难题。然后，又把目光缓缓移开，望着远处的树木和草坪说，我今天到图书馆，是特意来找你的。

找我？有什么事吗？

对，想向你请教一些问题。

一些问题？还不止一个？

他叹了口气，其实，也算不上什么大问题。我知道，好多问题都是无解的。

什么问题无解啊，你不妨说出来听听嘛。我说。

对，对。有一句中国俗话，怎么说来着，“一个女婿半个儿”，你肯定听说过。

嗯，好像是有这句俗话。怎么忽然想起这句话了？谁跟你说的呀？我问。

你想想看，还能有谁。他脸色显得郁闷，欲言又止。

我大概猜出了他想说谁，但想起卢韵的话，便故意装糊涂，不搭他的茬。

弗莱德推了推黑框眼镜，这可不是一句简单的俗语，它包含着大学问呢，甚至可以成为一道咒语，约束你，叫你喘不过气来，逼你发狂。他的话像连珠炮似的，仿佛憋闷太久，终于找到出气口，可以不管不顾地喷发出来了。

我没言语，只盯着他看，看他到底想如何展开他的故事。

他缓了口气，哦，对不起，我不该这样跟你讲话。

没关系，你是在说你岳母么？我问。

他低下头说，是啊，我猜想，卢韵都跟你讲了我的故事。

我说，没有，她没说什么。你自己的故事当然要你自己讲了。

他笑了笑，嗯，言之有理。其实也没什么故事，无非是一点个人经历。有些事情在别人看来稀松平常，可当自己深陷其中，便觉得水深火热似的。

我点头，嗯，那倒是。

我和琪最初相识，坠入爱河，然后结婚。老托那句名言怎么说来着，幸福的婚姻都是相似的，所以也没什么好说的。结婚第二年，琪怀孕了。她和我都很兴奋，马上就要做父亲母亲了。琪说这是她第一次生孩子，希望妈妈陪着她，心里才踏实。我想这主意不错，只要她高兴就好。可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我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

有那么严重吗？我问。

你恐怕以为我言过其实了。真是说来话长啊，事情并非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这么说吧，自从她母亲来了以后，我和琪的生活就再也回不到从前了。每个人都有个性，而这个性深植于你体内，跟一枚坚果一样固执难改，就像你无法改变你的血型。我忘了这一点，这是我的错误。

你是说，你岳母的个性让你无法接受？我问。

不光是能不能接受的问题。琪的母亲是个好人，认识她的人都会这么说。她太厉害了，和她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你就感到完全在她的掌控之下。事无巨细，她会关心你所有的事情，你的一日三餐，你的出行计划，甚至你买什么房子，找哪家公司贷款，她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喜欢掺合进来。如果你没和她商量，她就认为你不尊重她，故意忽视她，就会郁闷生气，甚至大发脾气。

她可能是怕你们俩人吃亏吧，中国人最怕上当受骗了。有时难免让人生出越俎代庖之感。我试图找点上得了台面的理由，为他岳母娘的行为辩护一下。

你说得太对了。她常挂在嘴边的就是那句俗话，一个女婿半个儿。她说，我可是把你当亲儿子看，才会掏心掏肺地对你好啊。听她这么说，我真是哭笑不得。

你看，人家老太太是喜欢你，疼爱你，才会那么说呢。你不领情就罢了，还一肚子埋怨。我想开导他一下，文化隔膜会使人们彼此之间觉得陌生。

我哪敢埋怨啊。还有呢，她可不是掏心掏肺地只爱我一个人，她的爱海宽了，都能跨越太平洋，这可不是开玩笑的。给你讲个例子。我和琪刚买新房没多久，她妈妈就说，看看你们的房子这么大，这么漂亮，可琪的表弟在山东乡下还住在简陋的小平房里。你们可不能自己富了，就忘了骨肉亲情。我不太明白，我的新房和琪的表弟有什么关系，我弄不懂这里面的逻辑。诸如此类的事情太多了。

弗莱德把故事讲到这儿，我真的无语了。老祖宗的那句话，“苟富贵，勿相忘” 你说给洋人听，他们怎么能听得懂啊？再者说，这句话的初衷不过想表达对朋友间情谊的承诺，也并非共享荣华富贵。我可没本事能给弗莱德掰扯清楚这么曲折的道理。

他看出来我走神了，便停下来问我，中国是不是还有一句俗话，有一得必有一失？

我说，是啊，是有的。

他说，我觉得，我这就叫得不偿失。

慢着，我倒想听听，你失去什么了？我问。

弗莱德把眼镜摘下来，拿在手里摆弄着，过了半晌才说，说出来你也无法理解。一个习惯了自由空气的人，最怕周边的压力，尤其是头顶上的压力。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说，你就没有尝试和琪沟通一下？让她去和她母亲交流应该更容易一些吧。

他说，一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可后来我发觉，自从她母亲来了，琪似乎也变了，她不再是我在佛大校园里遇见的那个女孩了。每当我和她母亲意见不合或言语龃龉时，她总是毫无保留地站到她母亲那一边。我也不想责怪她，她是独生女，上高中时父亲就去世了。她对母亲超常的依恋感不是一般人能比的。不管遇到什么大事小情，她总是说，我得去问问我妈。在家里，我倒成了局外人。你不觉得变成这样的角色很悲哀么？

从他灰色的眼眸里，我读出了压抑、失落、还有无奈。我开始感到弗莱德这个话题的沉重。尽管我一直抑制着自己的同情心，可还是不免被他的情绪打动了。对于八零后的我而言，关于婚姻和爱情，我可从来没有深思过这么多层面。所谓涉世不深，说的就是我这种傻女孩。

大概见我一脸懵圈的样子，他反过来安慰我说，没事儿，一开始我就说过，有些问题永远无解。但你把它说出来，就释放了解脱了，人就是这样一种怪物。原谅我。听他说话的口气，好像他已经想开了。

我懂了，他需要的只是个倾听者，一个真诚共情的倾听者。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理论中不是也谈到，通过语言表达潜意识中的情感冲突或焦虑，可以减缓心理负担，释放情绪压力，提升社会支持感吗？那么，我就权当自己是一只“垃圾桶”吧。

这么一想，我就释然了。我想不如转移个话题，于是便说，大律师，说点有趣的事儿吧。听卢韵说，你有个中文名字叫白福来，是吗？

弗莱德摸了摸脑袋说，没错，是她给我起的。要论起名字，我岳母可不一般，她能说得头头是道。她说一个人的名字非同小可，好名字要名如其人。第一次见面，我刚一报上名字Fred，她就兴奋得拍手说，你真是天生的“福来”，福来福来，有福自然来。信我的没错，这名字一定会给你带来好运气。

弗莱德眨眼看着我说，哈哈，白福来，我真希望幸福会找上门来。你有所不知，为这个“福来”，我还受了点苦头呢。

怎么又是苦头啊？我不解地问。

弗莱德把黑框眼镜重新戴上，慢条斯理地说起来。

那是前年吧，我们刚从佛罗里达搬到华府这边，恰好赶上过中国新年。我岳母说，得按照她们山东老家的习俗布置房子，要红红火火才会鸿运当头。我说好啊，我们过圣诞节，不是也大红大绿张灯结彩嘛。我们家的新房从里到外被装饰一新，完全的中国风。正门两边贴上了大红对联，每扇窗子都贴了剪纸窗花，客厅里挂上了中国年画，一群喜庆娃娃的那种。可我岳母还是觉得不够味，又让琪跑到中国店，买来一打大红福字，把每个门上都贴了一幅。我有点不爽，那些门是我刚刚油漆过的，我生怕字帖会使新油漆剥落，就趁她没注意，把门上的福字贴给揭了下来。这下我算是捅了马蜂窝。她气得冲我大喊大叫，还伤心得哭起来。我替自己辩解说，不就是一个福字嘛，贴与不贴能有啥区别呢？她说，你说得倒轻巧，贴上福字，本来是祈福的——福到，福到，可你现在把它们撕下来，一年的福气都给你撕光了。我完全懵了，根本搞不懂自己犯了什么禁忌。幸亏有琪在中间打圆场，把那些“福”字重新贴到门上，又好言好语安抚她妈妈。

听到这里，我忍俊不禁。插嘴说，弗莱德，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知道，春节贴福字，那是我们老祖宗的传统习俗。别看就一个简单的福字，内涵可不简单呢。把福字贴撕掉，确实挺不吉利的，难怪你岳母生气，你该赔礼道歉才对。

弗莱德摇摇头，嘟囔着说，没想到，一个福字还有这么多含义。可之前她们从来没跟我讲过。早知如此，我何必揭下它们。我也不愿意一年走恶运，对不对？

对啊，可见你们之间缺乏的是沟通。不过你也不必纠结了，只要互相理解了就好。再说，你岳母也不会永远跟着你们，她总要回去的。我安慰他说。

弗莱德一听，蹙起了眉头说，唉，她可不想回去，她要和我们呆在一起的。别忘了，我是她的半个儿子，我对她是有责任的。

那你想怎么办呢？我问。

我？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连我自己的母亲都从没跟我提过这样的要求。他的脸色不大好看，心事重重的样子。

话说到此，我大体也猜出来弗莱德心底的烦恼了。指望儿女养老送终，中国人这个传统与西方人的观念太格格不入了。几句宽慰的话对他无济于事，我这样想着，便不再多言了。

3

又是很长一段时间，弗莱德没在图书馆露面。我和卢韵忍不住在私底下猜测，这家伙该不会逃跑了吧。忍受不了岳母娘把他当儿子一样的“厚爱”，逃回佛罗里达老家去了，也不是没有可能。

生活在继续，每个人都在忙忙碌碌，没多久大家便把白福来的事抛到了脑后。等我再一次见到他，已经是一年以后了。

那是个临近圣诞节的周末，我在一家购物商城（Mall）闲逛，想趁节日打折促销，捞点便宜货。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忽然听到背后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喊我的名字，“姗姗！姗姗！”

我回头一看，不觉眼前一亮，啊，原来是他，弗莱德。

嗨，弗莱德，你躲到哪儿去了？我说。

没，没有啊，怎么会呢。他嗫嚅道。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你了，真是巧遇啊。他眼神里有种我说不清楚的东西，一闪即逝。

他脸色依旧苍白，浅黄色头发稀疏了不少。一件浅咖啡色体恤衫紧紧裹着他略微发福的身体，深棕色棉质长裤。看来他的旧习未改，对衣着的颜色搭配依旧那么讲究。

你没事的话，咱们去那边星巴克坐一会儿，好好聊聊。他说。

他给自己点了一杯咖啡，给我要了一杯卡布奇诺。然后冲我笑笑说，不明白为什么，女孩子都喜欢喝卡布奇诺。我们在临窗的小圆桌旁坐下来。

这一年多你都忙什么呢？我问。

瞎忙，又换了一家律所，他们主要做诉讼案子，所以去法院多了，到专利局那边就少了。

难怪呢，发大财了吧？

发什么财啊，还是老样子。

苏琪怎么样了，你岳母回中国了吗？我忍不住好奇还是问了他，免得以后老惦记着，像回事儿似的。

他沉吟了片刻，才慢吞吞地说，我和琪已经分手了。她还跟她母亲住在一起。

虽然这个结局在我意料之中，可由他亲口说出，还是让我有些怅然若失。

就为福字贴那点事，不至于吧？

不不，和福字贴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心里清楚，我们迟早要分开的。

这话怎么讲？你说过，读博士时，可是你主动追求琪的呀。

他脸红了，眼睛看向别处。说实话，琪是个好女孩。不过呢，越是走近她，相处的越久，我发觉她好像被一层坚果壳包裹着，很难破开。你不能不折服遗传的力量，琪太像她母亲了。我们结婚将近五年了，我一直试着理解她，理解她母亲。但每次当我觉得快明白的时候，她们又以新的方式颠覆了我的认知。没办法，我好像永远是个局外人。

还有呢，我觉得琪夹在中间，也很苦恼。她跟我说，我妈的世界自有她的逻辑她的道理，我们无法改变她，只有改变自己。但遗憾的是，我无法和她一起改变，对我来说，这太难了。最后一次我和琪谈这个话题，她说，我也不是没想过，放下一切，只爱你一个人，可我做不到。我不能丢下我妈不管。听她这么说，好像我是个恶人似的。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也不知道错出在哪儿了。

好一个倔强有个性的女子啊！我忍不住在心里感叹。我想起来，第一次见面，弗莱德就冲口对我说，中国女人都那么强势，云云，原来是确有所指的。

那这么说，都怪你岳母了？我问。

哦，不，不能怪她。生活是本难念的经，谁也说不好。其实，我心里挺感激她的。在我们生活最困难的时候，是她帮助撑起了我们的家，拮据的日子她陪我们过来了。弗莱德说这番话时很动情，我还是第一次看他有那样的表情，眼神不像惯常显得冷漠，而是露出一丝温暖的光。

我说，要是你岳母听到你这番话，还不得老泪纵横啊。

哎，我可不是在煽情，我说的是实话。还有呢，她给我起了个很好的名字，白福来。我现在有不少中国客户，他们都说喜欢我的名字。我的事业一直顺风顺水，没经历什么大波折，我总觉得和白福来这个名字有点关系。

我说，嗯，这话你倒说到点子上了。中国人起名字是有讲究的，好名字带来好运势，会伴你一生的。就凭这一点，你还真得感激她呢。

弗莱德频频点头。我仔细端详他的脸，又白又圆，还真有点“福来”的模样。

弗莱德盯着我的眼睛，生怕我听不明白似的，接着说，我以为一种异质文化对我的吸引力，足以抵消一个人的其他弱点。可我错了。人逃脱不了庸常的生活，也就无法超越对人性的直觉认知。

怎么越说越像个哲学家了，这还是那个弗莱德吗？我诧异地看着他。他停住不语，喝了一口咖啡。然后，轻轻地像是自言自语，只有经历，才会懂得。

好像这就是他得出的全部结论。以我这白纸一张的感情阅历，一时还琢磨不透他说这话的含义。他到底懂得了什么呢？是爱情的痴迷欢愉普天下大同小异，还是婚姻的困窘无奈各有各的难言之隐？

那个下午，我和弗莱德在星巴克坐了很久，后来又闲聊些什么，我都不记得了。临别时，他说，差点忘了告诉你，我马上就要搬到纽约去了。我的律所在曼哈顿有分所，我也想跳出自己的舒适区，到大苹果城闯一闯。以后有机会到纽约来玩，别忘了来找我。

好啊，一定会去打扰你的。我嘻嘻笑着说。

他伸出手来，一本正经地用中文说道，“咱们后会有期。”

不过，我和他再也没有“后会”，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弗莱德。

后来在图书馆碰见卢韵，我们自然又聊起弗莱德。她说，苏琪也没办法，老太太寻死觅活的，动静搞得蛮大。

我说，可弗莱德说，他和苏琪分手和她岳母没什么关系呀，他还很感激老人家呢。

卢韵说，你怎么这么傻，还真信他的话？他总得顾及体面吧。

噢，那么说，敢情弗莱德也爱面子，变成地道的中国人白福来了。不知为什么，这一次，我笑不出来了。

（完）

本文首发北美中文作协会刊《东西》第4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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