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能解讀《背影》為畸形的愛？

怡然

父親節到了，許多人都提筆撰文詠誦父愛。父愛如山，父愛似海，深沉永遠是父愛的底色。

每每談及父愛，都情不自禁會想起朱自清的那篇著名的散文《背影》，它被當作父愛的經典篇章，被幾代人閱讀着。朱自清是散文大家，他的文字透着淡泊寧靜的氣質，幽深致遠的意境。

《背影》這一篇略為凝重，多了一份感傷。對父親的理解和愛意，凝聚在回眸一瞥父親背影的一剎那。文字之美便也定格於那一瞬間，足以讓後來人去品味。

然而，今晨讀到一篇發表在《新京報書評周刊》的文章，標題就令我愕然，“‘聖父病’，朱自清《背影》中畸形的愛？”文章以大量篇幅剖析了《背影》渲染的是虛妄的父愛，實際境況並非如此。而中國文學界慣有的單向式解讀，使得《背影》中的父愛變得不容置疑無可爭辯。

對於文學作品的單向式解讀，我也大不以為然。但我們也應該承認，任何一部作品都有其特定的創作背景，都不可避免地滲透着作家的個人情感經歷。後人在評價一部作品時，不能完全脫離當時的歷史境況和人文價值觀。更不能強求作品與時俱進，與今日的道德水準接軌。

從這個角度來說，不敢苟同這篇文章作者的很多觀點。我們讀朱自清的《背影》，並不去較真朱父是否是一位慈父，沒準真如作者考古所得事實，朱父不過是一個專橫的封建家長而已。但這並不影響我們欣賞《背影》。《背影》所描寫傳達的一個兒子對蒼老父親愛憐情意，已經被美好的文字定格於那個歷史的瞬間，這是文學之美。怎麼能輕言是畸形的美呢？

“聖父病”，朱自清《背影》中畸形的愛？

文/李汶芮 

毫無疑問，朱自清的《背影》作為一個群體共同記憶（語文課本）中無法略過的一課是耳熟能詳的。然而不能遺忘的是，但凡涉及到本課的閱讀理解，都會呈現一種單向度的解讀方向，其共同指向着某種不容置疑亦無可爭辯的父愛。即使稍微可以補綴一些父親的傷感成色或是知識分子在時代語境中的沉默姿態。但是，出於標準答案的考慮，大方向不能跑偏。

父親的三重背影 

“我看見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馬褂，深青布棉袍，蹣跚地走到鐵道邊，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難。可是他穿過鐵道，要爬上那邊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兩手攀着上面，兩腳再向上縮；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傾，顯出努力的樣子，這時我看見他的背影，我的淚很快地流下來了。我趕緊拭幹了淚。怕他看見，也怕別人看見。” 

這是小時候讀課文的重點段落，要挖空了動詞來考試，一字字分析其中精妙到不勝其煩。

少年子弟江湖老，成年以後卻久久逡巡於整篇短文，直至渲染出新的一重背影：祖母死了，父親賦閒，家道離散，老境頹唐……簡直字字驚心，哪一件都是錐心泣血的大事，就這樣慘澹的光景，看兒子當年言行之間的神氣，還未有太多陰霾橫於心上，就覺得父親顯然承擔了許多。父之慈在雲淡風輕，子之孝在幡然回首。

再了解得多一點就更加唏噓，更多沉重。同樣是這一位父親，在大部分時間中所呈現的不是庇護和關愛，而是專橫。在這一場送別之前，父親曾包辦兒子朱自清的婚姻，在這次送別之後，父親理所當然拿走他的工資充作家用，在他憤而出走外出搵食時累及在家的妻子多受長輩責難，他離家立業，再回祖地父親甚至拒絕與他相見。這次送別的機緣說起來更是與接受的新式思想的朱自清格格不入，父親因為家妾爭風吃醋影響不好而被革職，才離開徐州取道南京謀事。

這是一個嚴厲的封建家庭，少有輕鬆氣氛，也許最佳的和解之道也不過是作為一個成年人去理解，將父親放置於社會的光譜里——即使是一個陌生人，也足以引起人的喟嘆同情，如此才能讓感情流溢紙面，鋪陳出那一副著名的父愛圖景。那倔強的背影，比起心酸溫柔一刻，更多的時候令人生畏，沉默如鐵。

令人望而生畏的“聖父病”

早在建國初期，葉聖陶先生將《背影》編選入基礎教育課本時，對它自然而感恩的理解到底令人難以信服。每一次課改對《背影》篇的存廢都不乏猜測和訛傳，晚近的典型是2010年發生的一場爭論，北京外國語大學的丁啟陣教授在自己的博客中發表題為《我贊成把朱自清<背影>從語文課本中刪去》的文章，認為“父親背影之美關乎民族病態審美”，“（朱自清）孱弱病態的文風，也並不是學生學習漢語後值得追求和提倡的正確方向”。丁教授的文章，原是讀到福建師範大學的孫紹振教授《<背影>的美學問題》有感而發，這篇文章將背影作為“不平衡的父子之情轉化為平衡的關鍵”加以肯定，也是基於對父子感情的不同步的事實的承認：“把兒子當做小孩子，是一種真誠的意向，在父親雖然是一貫的，在兒子卻是從不接受到被感動的。”

這種堅持未必需要的付出，不求溝通和理解而放任感情錯位的現象，不妨命名為“聖父病”。值得關注的是，何以感情不能同步，何以成“病”：“孱弱病態的文風”背後孱弱病態的感情甚至孱弱病態的兒子。如果說理想的父親承認孩子是有自由意志的個體，而他自己能夠在親子關係中感到愉快，“聖父病”則在孩子身上寄予巨大的期望，對孩子的付出作為純粹的犧牲，太容易引起自矜和埋怨，形成情感壓迫乃至勒索。

朱父是一個典型的封建家長，在這一重身份里，權力是凌駕於親情之上的。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庇護總是不能克制在溫柔而走向干涉，由是令慈愛與加害出於同一個人——這不僅是作為兒子的朱自清一個人的困擾。權力的支配性乃是西方文化淵流中一重要母題，古希臘神話的開端便是殺子與弒父的呈現，權力無法從容退出與讓渡的局面一直僵持於文明源頭之中。弗洛伊德所提到的俄狄浦斯情結，所指即是超越母性的天然聯繫而完成對父性秩序的認同。成長就是這種認同的過程，它兇險而極易引發焦慮和歇斯底里。而在中國古代的家國秩序中，往往呈現出這樣一種解決方式：親情意味着家業與祭祀的繼承和傳遞，親情本身反倒是無足輕重、囫圇吞棗的，它是退隱的，卻要以一點天然之心牽繫從現實的財產繼承到精神上的祖宗崇拜，全方位地使用那一點情愛。就像錢鍾書先生談到吃飯——“名義上最主要的東西，其實往往成為附屬品”。 

父權的覆巢之下：叛逆而憂傷的年輕人

“父慈子孝”從規範轉向自然時是需要能量的。然而權力比愛要根本得多，權力是單向的權力，情感亦是單向的情感。在這裡兒子永遠不是一個需要理解的人，沒有平等的對話資格，更說不上獨立的人格了。這樣的關係讓人透不過氣來想要逃離，隔着月台，隔着時光，隔着離家的千山萬水，才能有那麼一個從權力序列里脫離出來的時刻，那個背影，是一個人從失序的家族身份社會身份中掙扎出來，留下“父親”的影像。

只能沉默擁有父親背影的，何止朱自清一個呢？說起愛孩子、扶助孩子成長和承擔自己的責任，仿佛沒有什麼人比望子成龍的家長們更懂了，面對“不知好歹”的孩子，嚴厲而痛心的家長還不知道出了什麼問題。如果說親輩的權力在前現代社會由於財產分配高度綁縛而格外強大，現今它的籌碼已經大大減弱，權力的欲望卻並不會因此輕易消退，作為集體潛意識的一個剪影，表現出來的是望子成龍的焦慮，是控制和不耐煩，在新時代十分強調自由和尊重的青年人中，激起的反叛程度不亞於那時衝出深宅大院的革命一代。 

相比於傳統社會權力和資源的繼承，長輩以實際的力量掌控家庭，在力量式微的趨勢下就呈現這樣一種情況：人難免調用情感的能量，透支情感，譬如拿着《背影》這樣的文章煞有介事地告訴孩子要感恩。這時即使深愛着他們，並且會為親情圖像所感動的孩子，內心還是會逃避和矛盾。強權令人不舒服。暴躁和逃離是一種淺層的反抗，而當反抗無法實行而鬱積於心時，它就轉而傷害自己，怯懦和抑鬱都是人格和情緒中的自殺。

個中肯綮，是長輩能否克制天然的優勢，來承認孩子靈魂的平等。良好的親子關係應該是情感的交流和自然的血脈傳遞，理想的父親人格是自然的親子感情表現，而“聖父病”則買櫝還珠，壓抑了感情的內在珍貴而去追求其工具價值，也就打斷了這種自然，以愛的名義放逐了愛。對體會不到支持和尊重的孩子，短暫的是感動，漫長的是恐懼、厭煩、僵硬乃至逃離；對陷於自己的控制欲的家長來說，滿足很少，漏洞很多。

愛是一種植物，本身是需要呵護、需要培育才能健康生長的。這種呵護和培育，要讓繫於血脈中的關切和相互依偎自然地奔流，更要克制那個“嚴厲的父親”，他的權力退一點，愛就能進一點，直到愛的表達稀鬆平常，不需要從強勢要求的縫隙中探頭探腦，不需要作為難得一刻放入大喜大悲的戲劇中，不需要成為隔着沉默隔着距離觀看的盆栽。 

避免文化“聖父病” 

毫無疑問《背影》是經典的，但對這種經典的認同，是作為愛的典範配備着標準的解讀答案出現在課本中，還是對其暗流涌動的複雜性的接納，這考驗着我們的文化品質。這一幀背影中，父親的關愛和兒子的懷念，作為自然的親子之情流露，是適合為青少年所了解的，無論是不允許“小資產階級的頹廢”，還是某些教學指導中不允許不感動，這兩種教學取向可以說是青少年教育中比較明顯的“聖父病”。 

而另外一種更加隱蔽的“聖父病”是將讀者想得太簡單，覺得這篇文章太過沉重而不應當為人所廣泛傳閱。我對剛參加完中考的弟弟講起上述關於《背影》的爭議，愛意和權力的分際，他回應了一些他覺得相似的圖景，譬如媽媽的某種情緒失控，爸爸的某一次生意失敗，他早就在練習顧念他們的辛苦和好意的同時不為他們的情緒所“帶偏”，一個十來歲的孩子，能懂得遠比我們想象的多。

所謂“經典”，就是那些可以一遍遍重讀的文本，它攜帶着一個群體共通的情感和記憶，而任何一個經典形象都不可能作為一種單向度的形象刻畫，參差多態才是教育的本源和依憑，更遑論歲月罅隙中這一幀複雜的背影.。多年以後，去審視那些親子關係中的彆扭時，有這樣一個形象浮現，那個父親，那個兒子，都靜默等待人來懂。不強行干預，讓父親的背影漸次浮現，這是對讀者群體鑑賞能力的信任，對成長的期預期和等待。不因為容易導偏而放棄美好，並不因為過於隱晦而失去耐心，這才是對讀者的尊重，是對思想性的信任，也是對“聖父病”的克服。而重現發現父親，是獨立人格成長的開始，也是走向健康的現代生活秩序必修的一課。 

原載於《新京報書評周刊》，2016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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