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司馬遷》時，心裡很沉重，幾乎喘不過氣來。在寫作中，我時常想：一個人怎麼能活得這麼艱難，這麼沒有出路，這麼沒有盡頭？況且他早已不是個男人了，沒有做男人的尊嚴和樂趣，一生就這麼在沉重的負軛中踽踽而行。

人的生命有兩重性，獸慾的人要求的是釋放，便有了肉體的盛宴，有了人類的延續；人性的人要求理性，嚮往用智慧的光芒輝映人類，這使這個星球上的一切生靈都有了仁慈。但為什麼司馬遷不能成為一個自然的人呢？他像那些可憐的家禽牲畜一般被人閹割了，生命只剩下了軀殼，雖然還能喘息，但這也只能說是苟延殘喘；人還活着，卻活得卑微瑣碎。活在苟延殘喘、雞零狗碎中的司馬遷，竟寫下了《史記》這部不朽史章！想想人也真是夠神的。在此，我們應該承認，從司馬遷起始，文人的兩重性就被決定了，他們能生活在最卑微的環境中，也能產生出巨大的能量，創造最偉大的著作。換個說法，不管我們是怎麼走過來的，也不管後來的人怎麼看，歷史與文學總還會有的，無論你怎麼壓迫它，怎麼看不起它，踐踏它，它都能以自己的方式存在於世，流傳於世，哪怕像是司馬遷和他的《史記》那樣殘損地存在，殘損地流傳。

文人的華章都不會那麼老實，都可能存在兩重性，一方面它是人性卑瑣的證明，一方面它是委曲求全時的發泄。就因為具備這兩重性，中國文學才更色彩斑斕。誰能阻止一個人在他私下抒寫的文字中說幾句胡話呢？誰會在意它的求實與憤懣呢？只要它是實實在在的，它就是有用的，人們一再視而不見，或是曲解這文學曲解這人類的獨特語言，把它馴化成溫和而詳盡的說明，以求說服人，不去太苛求自己。人生本來就不那麼容易，何必總給自己過不去？

司馬遷就是你，就是我，就是他，就是我們每一個中國文人。中國文人的根性與智性，幾乎都能從司馬遷的身上找到影子，找到理性與感知並存的依據。司馬遷在生命過程中的種種努力，成了一代代文人的生命寫照。也就是說，你只能像他，你舍此無他，你只是他的一個翻版，被他一代代一次次一層層地翻印。你還有自己的什麼創造嗎？沒有了，你只是他，他也是你。

文人有失落感，有雙重性，就具有了複雜的性格。你能從司馬遷的身上看到自己，看到中國文人的品性。你可以發出嘆息，可以很在意你的文章，但你總躲不開他。司馬遷的得意是小得意，你也有這種小得意。司馬遷的患得患失是一種狹隘，你也不見得寬厚；司馬遷的懼怕是一種對於生命的擔憂與恐慌，你也同樣，生命在你手裡從來就是一種擔驚受怕，從來就輕鬆不起來。

沒有人從自己出發研究司馬遷，更沒有人像研究自己一樣去研究司馬遷。每逢說到自己，便言過飾非，便口是心非，司馬遷便成了他人，便在司馬遷的痛苦與審慎中逃逸。說得更露骨一些，你那是害怕承擔艱難，害怕承擔痛苦。那是因為司馬遷已經替你承擔過了，你把你的憐憫送與他了。

但你還有沒有一絲不安，有沒有一絲感動，有沒有一絲懼怕呢？

你肯定有。

卑瑣使你忘記了他是與別人一樣的人，使你忘記了你本該的擔承。人類總得不斷地否定自己，不斷地尋求新的精神與食物，在這一點上，你與司馬遷永遠無法分離，你與他是骨頭連着骨頭，筋連着筋的。

因此，你要生存下去，你就得給自己一個說法。

司馬遷寫《史記》，五十二萬五千六百字，記載了從黃帝至漢武帝約三千年間的史事。司馬遷寫君、寫臣、寫諸侯、寫俠、寫義、寫奸佞，無不酣暢淋漓，躍然眼前，充溢着一股渾厚而明慧的氣韻。然而，他卻從來沒有寫過他自己這個“人”，更不可能寫他的偉業，寫他對中國歷史文化的貢獻，寫他作為男人所遭遇的曠世奇辱以及他寬廣、博大而又自抑悲憤、困惑痛苦的內心世界。

兩千多年後，有個叫高光的作家把筆伸向了司馬遷，然後向世人交出了一部與《史記》的文字量幾乎相等的長篇歷史小說《司馬遷》。高光的全部努力，就是要告訴人們司馬遷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他在寫作《史記》這部煌煌巨著之中和之後，其內心世界到底經歷了怎樣的落寞、煎熬和震顫。

在一個陽光跳躍的上午，高光笑着自嘲說，我總覺得自己的形象有礙觀瞻，很少出門，結果幾年了，小區裡的一些人還以為我是個賣肉的屠夫。

高光當然不是屠夫，但他的手中確實有一把刀，但他決不是用這把刀來割肉的，而是反身將它深深地扎入歷史的脊骨，扎入大漢那輝煌陰晦高貴卑賤悲壯唯諾血性醜陋的最隱秘處，扎入中國文人最敏感最痛楚最不願觸及的魂靈深處。高光的刀在歷史的經絡和人物的心脈中緩緩遊走，於積在歷史胸腔中的那一股股污黑的血便隨着他遊走的刀刃潺潺湲湲地漫漶出來。

漢武帝劉徹是在睡夢中死去的，他孤獨、蒼老、衰弱，總是在夢中四處尋找那個知心、痴心、誠心，伴他一生一世的女人。那個女人斜躺着，是一個懇求他垂顧的姿勢，他看得清清楚楚，那女人是司馬遷，長着和司馬遷一模一樣的面容。

幾千年來，中國文人有着濃濃烈烈的入世情結，他們擁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那種睥睨天下捨我其誰的氣勢。然而，當生殺予奪的大權繫於皇帝的一時喜怒之時，自認為有一身傲骨的文人便顯得不那麼理直氣壯，不那麼合時宜和識時務了。而且，每到這時，他們都好像換了一個人。每到這時，他們都開始患得患失，開始感到不平與憤懣，開始感到失落與惶恐。如此，他們的一生便註定要被烙上悲劇的色彩。

司馬遷也無法逃脫這樣的宿命。

高光不停地追問：生活中的弱者，文化上的強者，司馬遷究竟活在哪一個層面上？他認為，寫《司馬遷》如果不能純淨，不能氣沖丹田，不能全力以赴，那麼就不能免去蕪雜、瑣碎、陰暗和艱澀。高光時刻叮囑自己要大氣，蒼勁，緊追生命的主題，身懷真正的悲憤，勇於充當歷史和文學的殉道者，同時又要遊刃於悲愴與低語之間，若壯士那般嘯風泣雨，彈鋏而歌；面對血跡斑斑的摧殘，心狠不起來，或狠得過度，都不可取。他還說，文學性的“性”是人，要在司馬遷身上尋覓人性，讓男人的雄心在他身上表露無遺，矛盾的是他不再擁有男人的根性，這是他悲哀的源頭。但悲哀不可以成為一種代價，如果那樣作品就淺近了，淒涼了，重蹈覆轍了。高光強調，是文化上的雙向落差給了司馬遷致命的傷害，迫使他深陷在悲苦的泥沼中而不能自拔。這種傷害成了他生命中的“絕症”，是他向這個世界一再發出不屈吶喊的根本原因。

高光用悲憫的目光，審視着他的司馬遷，幾近輕柔與心疼。當司馬遷像一隻可憐的家禽牲畜那樣被漢武帝劉徹閹割後，他作為“男人”本身的存在就變成了一種嘲諷，一種隱喻。在世人眼裡，苟延殘喘的司馬遷只剩下了卑微瑣碎，軀殼已經殘損，男人的生命在傾刻間坍塌，然而，就是這樣一個殘損的人寫下了《史記》這樣的不朽篇章。

屈原是自我的，他可以我行我愫，可以在心如死灰之時峨冠長劍、香草環佩地投入滾滾汨羅江。但是身負家族使命的司馬遷卻不可能做到“兩袖清風朝天去，哪怕閻閭說短長。”雖然他也能蔑視權貴、慷慨陳詞，也能盪氣迴腸、激越千古，但他有一怕——他怕耗儘自己畢生心血、用儘自己所有才華智慧以及生命中累累傷痕撰寫成的《太史公記》在血光沖天的政治鬥爭中化為灰燼，在充滿人為與強權、偶然與變數的歷史中無聲無息地消匿。古人云，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這是千古以來人們認為可以達到不朽的三種方式。司馬遷希望通過“立言”來實現自己乃至整個司馬家族被閹割後的不朽。然而人生絕不會因為你具有不朽的信念而變為坦途，人生也絕不會因為你用盡畢生心血只想完成一部巨著而變得風平浪靜。政治的漩渦、人性的殘暴，總在需要之時將利爪獠牙撲到它們可以殘害的人身上，不管你是無辜的還是無心的。哈姆萊特說過的那句“生存，還是毀滅”，幾乎無時無刻不在折磨着司馬遷已遭受重創的心靈。生與死的糾纏從四面八方無休無止地壓迫着他。司馬遷的全部餘生都生活在無窮無盡的生死抉擇之中。追求不朽的極度抱負與身受脅迫的極度凌辱形成的巨大反差使司馬遷備受煎熬。於是，他必須在某時某刻變得委曲求全，隱諱卑瑣，諾諾不言。儘管，曾經的血性與陽剛令他痛楚，撕心裂肺地痛楚。換句話說，當司馬遷在着手整理中國歷史的時候，他的內心是堅韌的，強大的，可說是豪情萬丈，因為他從中獲得了一種浩然正氣的支撐，而現實的無情又使他更強烈地體會到了生命的悲哀與滄涼。他在歷史與現實中穿行，一次次從中走出來，又一次次地走回去，他信念的決絕與生命的卑微使他的行為不斷落入一種狂悖的漩渦之中，因此他激烈而極端，倔犟而怯弱，因此他無法左右自己。

《司馬遷》是一部充滿激情並令人震撼的作品。高光將書中所有的人物都放置在歷史和生命的十字路口――他們在迷茫、在徘徊、在選擇，同時也在自我袒露與解剖。那種無從把握、難以預料的政治命運和遭遇，在歷史深處顯得那麼無助和悲涼，那麼攝人心魄，令所有的人在讀過書後都如同歷經了一場驚心動魄的噩夢。不論是帝王劉徹還是文人司馬遷，不論是丞相田蚡還是優人東方朔，不論是豪強郭解還是酷吏張湯，不論是西域歸來的張騫還是在大漠呼號的蘇武，不論是妖媚而有心計的李夫人還是絕艷放性又充滿智慧的劉陵，他們都在進行着自己人生的選擇與放棄，不管是主動的還是被迫的。他們在選擇與放棄間顛狂和悲哭，在選擇與放棄間書寫着自己的《本紀》《列傳》。或飛揚跋扈，或處變不驚，或尷尬苦笑，或八面玲瓏，或慨然自盡，或卑瑣求生，一個個人物就那樣鮮活地存在於歷史的生命中。

歷經心靈的疼痛與抽搐，高光用自己的文字將那段歷史的悲壯、淒涼、凜傲、卑微、哀怨和無奈娓娓道來，不緩不急，卻又那麼真實，簡約，洞明，犀利，直面生命的慘烈與重量。透過大漢皇宮腐暗昏黃的窗棱，透過那陰森駭人的牢獄之刑，透過那冷艷悽美的絕世戀情，透過那古老高亢披髮踏足的遠古歌舞，透過那在最好的時節最好的坡上選取的五節以上八節以下的竹節削成的薄而輕、長而密、用五彩絲線編串起來的竹簡，高光讓我們在心悸之餘閱盡了命運的多桀、生命的迷霧、政治的兇險、人心的繁複。“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殘陽如血，長歌當哭，讓你血脈賁張、愛恨難言。

夢裡不知身是客，司馬遷一生都以為自己在進行一項不朽的偉業，他一次次咬緊牙關強行嚼碎了他作為男人所遭受的天大的屈辱，他以為完成《史記》之後他的死就隨之變得重如泰山，然而，在漢武帝劉徹的心裡，他的死卻依然輕如鴻毛。因此，劉徹把殺死司馬遷的任務留給了他的兒子，有如給後人留下一件禮物。

可以想象，當高光在追溯司馬遷內心世界的那種尷尬、無奈和痛楚的時候，他自己也無法平靜下來，無法不痛心疾首，並被司馬遷一次次帶入一個萬劫不復之地。我們甚至能看到作家在寫作的時候，那隻手一直在顫抖，看到他在隆冬的寫作中一次次大汗淋漓。寫着寫着，高光竟物我兩忘，以至分不清到底是他在寫《司馬遷》，還是《司馬遷》在寫他自己了。於是他在寫完《司馬遷》之後，又迫不急迫地寫了那個後記：“給自己一個說法”。最終，在高光看來，“司馬遷就是你，就是我，就是他，就是我們每一個中國文人。中國文人的根性與智性，幾乎都能從司馬遷身上找到影子，找到理性與感知並存的依據。司馬遷在生命過程中的種種努力，成了一代代文人的生命寫照。也就是說，你只能像他，你舍此無他，你只是他的一個翻版，被他一代代一次次一層層地翻印。”最終高光痛心疾首地說：中國文人的內心高潔、忍辱負重和嚴重的人格分裂，自司馬遷始。

是這樣，《司馬遷》給人最大的震撼，就是讓你夢回心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