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从文出卖苦难，从商出卖荒凉
上大学时读了张贤亮的《绿化树》，当时的感受用两个字来形容，悲凉。在此之前，也读过其他知青作家的小说，但都没有《绿化树》带给我的那种震撼感。我想，这多半是因为张贤亮文字里浸透了一种刻骨的真实，这真实如剑似戟般地穿透人心，让人心痛。这真实还体现在他表达思想的率真坦诚，毫不遮遮掩掩。
后来读研时读了他的另一篇代表作《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再一次为他对人性直言不讳的解剖所震撼。在八十年代中国社会那样的氛围中，他不惧怕大胆直白地描写性，把荒谬年代对人之天性的压抑，对美好而本真的人性的禁锢，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他是令人钦佩的那种敢于直面自我的真诚的作家。
张贤亮曾说，对特定历史时期的反思可能是他一辈子的主题，因为这就是他的命运。成长的环境和历史文化原因，对于他这一代人来说，不管你愿意不愿意，社会和政治都会影响到你，然后成为你生命里的一部分。虽然《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青春期》这些作品都笼罩和纠缠在历史的记忆中，但后期的张贤亮，也开始用他的笔，勾勒出更多令人深思的当代社会的风情画，《一亿六》就是这样的尝试。(我只看过简介，未读过全书)
张贤亮曾这样概括过他自己这一生的经历：从文出卖的是苦难，从商出卖的是荒凉。然而正是这样独特的人生经历，使他比一般人拥有更加深刻的人生体悟。苦难和荒凉对于他，都成了人生的财富。就象他自己说的那样，“作为一个真诚的人，作为一个的直率的人，作为一个坦白的人，作为一个不要带假面具的人，就会很快乐。”
下面是我去年写的重读张贤亮《绿化树》的感想文章---在“绿化树”下的男人。
附在这里，以纪念这位真诚坦率的作家---张贤亮
在“绿化树”下的男人
----重读张贤亮的《绿化树》有感
那个在绿化树下的男人是谁？他叫章永璘，一个刚刚从劳改队释放出来的犯人。说他是“犯人”，似乎是言重了点儿，充其量，他也就是个仍然需要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那个时代对章永璘这类人的定义。连章永璘自己都觉得，跟“劳动人民”还有一段距离，的确需要改造，使自己成为能够“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这就是张贤亮在1984年写的中篇小说《绿化树》。有人称其为右派小说，确实如此。一个被打成右派的 章永璘，用这样一部小说《绿化树》，记录了一个青年知识分子改造灵魂的苦难历程。在引言中张贤亮引用阿·托尔斯泰在《苦难的历程》第二部《一九一八年》的题记中一段非常形象的话，“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这虽然说的是沙俄时代旧知识分子的改造，但就改造人的过程中炼狱般的苦难而言，它同样适用于我们那个时代。
章永璘感到很幸运，他终于活着出来了，可以有机会“重新做人”，要知道不是人人都有这样的机会，这话听起来有点可怜，但却是事实。他现在需要面对的不止是和人斗，还得和饥饿斗，不过这难不倒他章永璘。《绿化树》里关于这段故事的描写给我留下的印太深刻了，以至于多少年过去了，仍然无法忘却。
“我有一个从外面带来的五磅装的美国“克林”奶粉罐头筒。这是我从资产阶级家庭继承下来的一笔财产。我用铁丝牢牢地在上面绕了一圈，拧成一个手柄，把它改装成带把的搪瓷缸，却比一般搪瓷缸大得多。它的口径虽然只有饭碗那么大，饭瓢外面沥沥拉拉的汤汁虽然牺牲了，但由于它的深度，由于用同等材料做成的容器以筒状容器的容量为最大这个物理和几何原理，总使炊事员看起来给我舀的饭要比给别人的少，所以每次舀饭时都要给我添一点。而这“一点”，就比洒在外面的多得多。每次从打饭的窗口回号子，“营业部主任”都要捧着他那个印着小猫洗脸的崭新的儿童面盆，神气活现地在我面前晃一晃。这使我很容易看清楚他的稀饭打到哪里，正在小猫的腰部。有一次，趁全组的人都出工，只有我一个人留在号子里休病假时，我把我的罐头筒盛上水，水面刚好达到我平时打的稀饭的位置，然后再倒到他的面盆里。试验证明：我每顿饭都比他多１００ＣＣ！水面淹没了小猫拿着毛巾的爪子。这１００ＣＣ是利用人的视觉误差得到的。我的文化知识就用在这上头！”
章永璘这个“狡猾又聪明”的右派，他利用人们的视觉误差，来达到他每次多吃100毫升稀粥的目的。而每每得逞之后，又在心底深深地忏悔。他这样书写着自己的困顿与醒悟：
“白天，我被求生的本能所驱使，我谄媚，我讨好，我妒忌，我耍各式各样的小聪明……但在黑夜，白天的种种卑贱和邪恶念头却使自己吃惊，就像朵连格莱看到被灵猫施了魔法的画像，看到了我灵魂被蒙上的灰尘；回忆在我的眼前默默地展开它的画卷，我审视这一天的生活，带着对自己深深的厌恶。我颤栗；我诅咒自己。”
可怕的不是堕落，而是堕落的时候非常清醒，章永璘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试图挣脱自我灵魂世俗的一面，可是，当人连基本的自然需求都得不到满足时，又如何去超脱。生存是本能，谁又能绕开它去奢谈攀越人生的崇高境界？其实章永璘心里比谁都清楚，只是他不得已，也只能这样苟且偷生般地活着。
章永璘面对的另一种纠结是他与马樱花之间的爱，可是他一直都没有弄清，那到底能不能算作是爱。马樱花，这个身上流淌着撒马尔罕人血液的青海女人，你是无法用一两个词语就把她的个性概括得一清二楚的。她对章永璘的感情里，既有女人的柔情，又有母性的温情。在心里，她宁愿章永璘永远做个“读书人”，千万别变成和海喜喜一样的“粗人”。“她把有一个男人在她旁边正正经经地念书，当作由童年时的印象形成的一个憧憬，一个美丽的梦，也是中国妇女的一个古老的传统的幻想。”正应和了那句民谣，“嫁人要嫁读书郎，朝同板凳夜同床”。
但是，作为只会读书的章永璘来说，他是怎样反观自己与马樱花的这种感情经历的呢？他有着这样一段内心独白：
“我过去全部教养教给我关于爱情的观念，和我现在沉浸于其中的爱情是那么不同，甚至截然相反。那种爱情是温柔缱绻的，含蓄隽永的，美妙的情趣带有几分伤感的忧郁，就像一朵带露珠的嫩弱的康乃馨。而她（指马樱花）歌声里表达的爱情，却是直率的、明朗的、粗犷的，盛满了浓得化不开的激情。其中的情意有如旷野的风，叫人难以抵挡。”
马樱花别具一格的爱，的确令章永璘难于抵挡，甚至有种不可抗拒的诱惑。他觉得自己越来越思念她那间温暖的小窝，越来越离不开她那好吃的白面馍，还有白面馍上印着的她清晰的指纹。他对白面馍的描写细致得让人心疼，只有真正挨过饿的人，才写得出如此真实的文字。
“这确实是个死面馍馍，面雪白雪白，她一定箩过两道。因为是死面馍馍，所以很结实，有半斤多重，硬度和弹性如同垒球一样。我一点点地啃着、嚼着，啃着、嚼着……尽量表现得很斯文。我已经有四年没有吃过白面做的面食了——而我统共才活了二十五年。它宛如外面飘落的雪花，一进我的嘴就融化了。它没有经过发酵，还饱含着小麦花的芬芳，饱含着夏日的阳光，饱含着高原的令人心醉的泥土气，饱含着收割时的汗水，饱含着一切食物的原始的香味……
忽然，我在上面发现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指纹印！
它就印在白面馍馍的表皮上，非常非常的清晰，从它的大小，我甚至能辨认出来它是个中指的指印。从纹路来看，它是一个“罗”，而不是“箕”，一圈一圈的，里面小，向外渐渐地扩大，如同春日湖塘上小鱼喋起的波纹。波纹又渐渐荡漾开去，荡漾开去……噗！我一颗清亮的泪水滴在手中的馍馍上了。
她大概看见了那颗泪水。她不笑了，也不看我了，返身躺倒在炕上，搂着孩子，长叹一声：
“唉——遭罪哩！”她的“唉”不是直线的，而是咏叹调式的。表现力丰富，同情和爱惜多于怜悯。她的叹息，打开了我泪水的闸门，在“营业部主任”作践我时没有流下的眼泪，这时无声地向外汹涌。我的喉头哽塞住了，手中的半个馍馍，怎么也咽不下去。
土房里一时异常静谧。屋外，雪花偶尔地在纸窗上飘洒那么几片；炕上，孩子轻轻地吧唧着小嘴。而在我心底，却升起了威尔第《安魂曲》的宏大规律，尤其是《拯救我吧》那部分更回旋不已。啊，拯救我吧！拯救我吧！……”
直到有一天，章永璘才意识到，马樱花是以开“美国饭店”为代价，挣得了那些好吃的，并以此来养活了他这个百无一用的书生。他当然不愿意被这样“惯养”下去，这多少带有施舍味道的爱情，又能坚持多久？从骨子里说，他依然无法全身心地接受一个农家女人的爱，尽管她是如此地无私投入。人说有限的爱情要求占有对方，而无限的爱情则只要爱的本身，马樱花这个青海女子，就是这样对他表白的：
“那好。”她即刻从我的怀中离开，仰起脸，用清醒的、决断的语气说，“你放心吧！就是钢刀把我头砍断，我血身子还陪着你哩！”“就是钢刀把我头砍断，我血身子还陪着你。”有什么优雅的海誓山盟比这句带着荒原气息的、血淋淋的语言更能表达真挚的、永久的爱情呢？
二十多年后，当我重读张贤亮写的这部小说《绿化树》，我仿佛看到了一个灵魂在水与火之中挣扎，在情与欲之间游荡。人性的任何一个侧面永远都是双重的，良善与邪恶，高尚与低俗。对于人性两面的扬抑取舍，与社会环境鼓励的整体价值取向有关，但更多的还是关乎于个人。
在张贤亮的《绿化树》里，章永璘一直都在求索着，活出一个大写的“人”来。他试图摆脱被一种制度扭曲了的人性，他想堂堂正正地站起来活着，但却只能无奈地蹲在绿化树下，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宿命，也是那整个时代的人的宿命。
要活出一个大写的“人”，对每个人都是人生的一种历练。今天，在那片土地上，人们已经不再为饥饿温饱发愁，也彻底告别了女人匮乏的日子。但是，我们看到了怎样的现实呢？人性在不愁温饱歌舞升平的时代，就自然而然地得到良性的张扬了吗？
正如张贤亮在《绿化树》里所警示的那样，“我不认为人的堕落全在于客观环境，如果是那样的话，精神力量就完全无能为力了；这个世界就纯粹是物质与力的世界，人也就降低到了禽兽的水平。宗教史上的圣徒可以为了神而献身，唯物主义的诗人把崇高的理想当作自己的神。我没有死，那就说明我还活着。而活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仅仅是为了活？如果没有比活更高的东西，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我总还是有些疑问，二十几年过去了，那个在“绿化树”下的男人，真正站起来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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