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閎：作為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的莫言 <博主按> 在鳳凰網上讀到了沈睿的最新博文，“莫言的諾貝爾演講：普世價值、現實政治、文學理想”，http://blog.ifeng.com/article/21742463.html，她在文章中極力推薦張閎教授的這篇評論文章，並這樣予以評價，“張閎教授在這篇很有洞見的文章里論述的是：‘作為文學家的莫言，是一個在文學中充滿對權貴的尖刻嘲諷、對罪惡的憤怒詛咒和對不公的高聲抗議的“傻子”。張閎教授對莫言的複雜性描述得很準確。” 我想把張閎教授的這篇評論文章，推薦給大家。這篇文章不僅是對莫言本人以及他獲諾獎的評價，更是對整個中國文化人人格縮影的一個寫照。 關於文章作者： 張閎，江西都昌人，文化批評家，隨筆作家。曾就讀於江西省九江醫專，後在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獲文學博士學位，現為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所教授兼所長，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文化哲學研究與大眾文化批評。在大眾文化批評理論和實踐方面，有諸多開拓性的貢獻。倡導文本細讀和文化符號學批評，並以獨立的批判立場、銳利的思想鋒芒和奇警的話語風格，在文化批評界獨樹一幟，是新生代批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著有《聲音的詩學》、《文化街壘》、《黑暗中的聲音》、《感官王國》等，主編有《21世紀中國文化地圖》（多卷）等。 作為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的莫言 文/張閎 在現代中國文化和社會生活中，文學所扮演的角色非同一般。在某種特殊狀態下，它甚至會以一個“救贖者”的面目出現，承載着世人的全部夢想。想一想“四五運動”天安門廣場上的詩歌和雜文的功能，就不難理解這一點。北島式的“救世主義”色彩的文學，始終是中國人心目中的文學範本。文學在諾貝爾獎壇上的缺席，甚至比其他獎項的缺席來得更令人痛心疾首。它所彰顯的不僅是文學和精神文化上的不足，更是被視作當代中國知識分子整體性的精神萎頓的象徵。人們對於文學的訴求並不只是在語言藝術方面，政治正義和道德純潔等方面的使命同樣也要求文學來承擔。無論是本土傳統中的魯迅，還是諾貝爾獎得主索爾仁尼琴、米沃什等人，“德藝雙馨”的文學是幾十年來中國人的精神寄託。文學對於中國人來說，始終承載着“救贖”的夢想。人們渴望通過諾貝爾文學獎的肯定，讓文學成為一代人的精神“救贖”。人們也在諾貝爾文學獎所標榜的文學理念中，看到了這種“救贖”的希望。 然而，長期以來，中國當代文學對這個時代欠債太多：現實關懷的債務、政治正義的債務、道德擔當的債務、藝術完美性的債務，等等。作家們的怯懦、無聊，乃至無恥，無不觸目驚心。現實生活中道德愈是淪喪，對於文學的道德潔癖就愈發嚴重，文學的“救贖”使命就愈發迫切。然而，莫言的獲獎被理解為對當下文學的整體性的肯定，這讓人們的“文學救贖”夢想突然間歸於破滅。現在，既然在莫言身上集中了中國作家的榮光，他也必將承載他們的恥辱。事實上，莫言本人十分清楚這一筆債務的性質，他的文學寫作，在某種程度上就是一種“還債”，他在現實生活中的虧欠，在文學中要加倍地償還。在我看來，這也正是他在文學中不斷追求藝術上的神奇效果和現實批判性的動力所在。但還不夠，在他獲獎之後，他還必須還當代作家的集體性的債務。無論是在精神贖罪的意義上還是在文化消費的意義上，他都必作為頭生子，成為獻給文學神殿的祭品。因此，對於莫言來說，今年的斯德哥爾摩既是神壇，又是祭壇。 從根本上說，莫言的文學是1980年代的那場“新文化運動”的產兒。在那個既開放又禁錮的年代，有限的表達自由使得文學表達顯得更為重要，也更有用武之地。莫言在藝術的豐富性和複雜性，也正是他跟現實生活和政治之間糾結不清的關係的結果。現實生活中的莫言，正如他本人的筆名“莫言”所表達的那樣，他深諳“禍從口出”的生活教條，一直在小心翼翼地規避迎面而來的政治旋風。而他在自己作品中所表現出來的則是通常為人們所詬病的所謂“無節制的”聒噪。文學對於他來說，似乎是一種補償。莫言身上表現出一種言說的悖論。一方面是話語的膨脹；另一方面是禁聲。一方面是言辭的聒噪；另一方面是沉默。正如他在小說《豐乳肥臀》“雪集”一段所描述的那樣。他筆下的汪洋恣肆的話語洪流，仿佛要窮盡表達任何事物的言辭。依靠不斷地聒噪，不斷地向空氣中吐露着話語的泡沫，以掩飾內心失語的焦慮和對禁言的恐懼。這是“沉默的辯證法”。莫言深諳這種辯證法，他通過矛盾的話語暴露了當下中國言說的悖謬處境。莫言的文學話語活動，即是一種言說與沉默的自相矛盾。 這同時也是一種“沉默的政治學”。他的作品有時是以一種空前的勇氣，突擊到現實生活中的危險地段，而且發出尖銳的批判之聲。另一方面，他又以不斷膨脹的話語泡沫，來掩蓋其真實意圖。只有在這些讓人不勝其煩的聒噪聲中，莫言才敢大聲說話，並說出他對現實的不滿和對不公的憤怒。這個不停地吐露泡沫的螃蟹，偶爾露出他的那對有力的大螯，構成對現實的抗議和威脅。 人們往往一般性地談論文學應該干預政治，文學不應該也不可能脫離政治，等等。然而，文學應該如何干預政治，則語焉不詳。比起作品來，人們更愛看諾獎得主的受獎演說辭。那裡面，作家往往更加直截了當地表明文學立場，文學應該如何如何，云云，而缺乏閱讀文學作品本身的耐心。 事實上，莫言文學的政治性是顯而易見的。莫言自己也宣稱，他的文學大於政治，很顯然，他在提醒讀者，不應該將文學的政治性與政治本身等同和替換。莫言文學的政治性，即是在他的話語的世界裡，顛覆現實中的政治秩序。莫言的這一政治批判的慣用手段即是“戲仿”。戲仿的修辭規則是遊戲性的，這是莫言小說最重要的文體方式之一。戲謔的言辭、動作和儀式，構成了制度化話語方式的嚴肅性的反面。戲仿文本以一種與母本相似的形態出現，卻賦予它一個否定性的本質。它模擬對象話語特別是對政治意識形態話語的嚴肅的外表，同時又故意暴露這個外表的虛假性，使嚴肅性成為一具“假面”。這也就暴露了意識形態話語的遊戲性，或乾脆使之成為遊戲。戲仿使制度化的母本不可動搖的美學原則和價值核心淪為空虛，並瓦解了制度化母本的權威結構所賴以建立的話語基礎。因而，可以說，戲仿的文本包含着至少是雙重的聲音和價值立場，它使文本的意義空間獲得了開放性，將意義從制度化文本的單一、封閉、僵硬的話語結構中解放出來。從這一角度看，戲仿就不僅僅是一種否定性的美學策略，它同時還是一種新的世界觀念和價值原則。這一點集中地體現在小說《歡樂》中。中學生齊文棟的生理感受和心理活動、瞬間場景的描述、各種知識話語片斷、俚語、俗話、順口溜、民間歌謠，等等。這些話語的碎片相互嵌入、混雜，在同一平面上展開。卑俗與崇高的等級界面消失，被淹沒在多重“聲音”混響的話語洪流之中。這種混響的“聲音”，雜蕪的文體，開放的結構，形成了一種典型的（如巴赫金所稱的）狂歡化的風格，既是感官的狂歡，也是話語的狂歡。狂歡的基本邏輯，它構成了制度化生活的權威邏輯的反面，它從話語的層面上否定和瓦解了制度化的世界秩序。狂歡化的原則是對既定的生活秩序的破壞和顛倒。但這種看上去仿佛巴赫金所稱的“狂歡化”風格，在某種程度上依然是一種偽裝。好像一位頑童借過節的喜慶氛圍，大干平日裡不敢的惡作劇。 莫言的小說提供了一個開放性的現代小說的範本。他並不因為對寫作的倫理承諾的恪守，而把敘事藝術處理為一種簡單粗劣的道德美餐。各種各樣的人物聲音各自擁有自己的“真理性”和一定支配權力。在這個權力的國度里，嚴肅性和“硬度”是話語的權力的保證。但莫言的戲謔性的模仿則打破了這些話語自身的完整性和封閉性，打斷了其支配力的連續性，使之變成了種種荒謬的東西。話語各自的“硬度”被相互抵消，抵消它裡面包含的支配的權力。莫言的文學世界錯綜複雜，詭黠怪誕，呈現出一種極為複雜的結構和重疊交錯、自相悖謬的立場。在《紅蝗》的結尾處，莫言明確地道出了自己的寫作理想就是將那些在意義和價值方面彼此矛盾、對立的事物混雜在一起，“夢幻與現實、科學與童話、上帝與魔鬼、愛情與賣淫、高貴與卑賤、美女與大便、過去與現在、金獎牌與避孕套……互相摻和、緊密團結、環環相連，構成一個完整的世界。”或許在莫言看來，不如此不足以表達當下中國現實生活的複雜性和荒誕性。惟其荒誕，才顯寫實。從這個意義上說，莫言是一位現實主義作家。而所謂“迷幻現實主義”（Hallucinatory Realism），在表達現實的時候，肆意製造迷幻的效果，在莫言那裡，既是美學策略，也是政治策略。莫言的文學以其內在的複雜豐富，來反抗外部的簡單粗暴；以其悖謬和滑動，來抗拒政治權力對文學的直接徵用。 但這依然無法完全為他本人現實生活中所表現出來的政治奴性辯護。他本人在某種程度上也很清楚這一點。其實，寫作的莫言一直在批判做人的莫言。他在《生死疲勞》中，讓“莫言”小醜化，在《酒國》中讓“莫言”庸俗化，都可視作一種間接的“自我贖罪”行為。在莫言那裡是一種充滿了反諷的和意義悖謬的東西，這不僅是針對現實世界的，同時也是針對他自身的和普遍人性的，這也正是莫言文學批判的深刻性所在。底層生活經驗，練就了他的這種狡兔一般的生存本領。一方面是強烈的介入，一方面是委蛇的閃躲。這就是莫言的“話語策略”。因此，他的批判有時看上去像是在獻媚，同時，他的獻媚，有時看上去像是在批判。這是莫言的狡詐之處，也是他的危險之處。 莫言本人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魯迅的寓言《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讓他印象深刻。而今天看來，魯迅的這個寓言在某種程度上也可說是一幅莫言的精神肖像。作為北方農民的兒子，莫言溫柔敦厚、謙和老實。然而正如《檀香刑》中的高密縣令所說：“本官一向認為，老實就是聰明。”在現實的公共領域裡，莫言是則“聰明人”。這個聰明人謹小慎微，善於投機取巧，在需要表明立場的場合，卻閃爍其辭，王顧左右而言他。他在法蘭克福書展上的演講中，談到了歌德和貝多芬的為人處世之方式的比較，為自己的怯懦和圓滑尋找辯護。以現代知識分子的標準來看，這是一種十足的“鄉愿”哲學。不過，“鄉愿”雖是道德的敵人，還不至於被道德原教旨主義者推向判罪的審判台。而身為官方作協副主席，則是一個在當權者面前唯唯諾諾，卑躬屈膝地抄錄獨裁者文藝訓令的“奴才”。毫無疑問，這是當代中國作家普遍的精神病症。 但是，諾貝爾文學獎顯然不是對“聰明人”和“奴才”的莫言的褒揚，雖然它被人們懷疑有這種效果。作為文學家的莫言，是一個在文學中充滿對權貴的尖刻嘲諷、對罪惡的憤怒詛咒和對不公的高聲抗議的“傻子”。或如莫言本人所說的：“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孫子，懦夫，是可憐蟲，但在寫小說時，我是賊膽包天、色膽包天、狗膽包天。” 他的憤怒的利刃，必須裹挾在一大堆廢話的刨花當中扔出去。或者像《天堂蒜薹之歌》、《酒國》、《生死疲勞》等作品中那樣，假裝藉助“傻子”及其變種——盲藝人、酒醉者或驢子等家畜——發出前所未有的激憤勇敢的抗議之聲。 今天，圍繞着諾貝爾神壇上的這份文學祭品，人們議論紛紛，從各自的角度上看到了各種不同的莫言，並加以贊成和反對，爭執不休。這場爭論才剛剛開始，而我的文章則應該結束了。在魯迅寓言中，“慢慢地最後出來的是主人。”這個角色最容易被忽略的。獲得諾獎之後的莫言，堪稱文學之王。然而，他會成為寓言中的那位“主人”嗎？ 【原載《號外》2012年第11期，原題《莫言，或文學應該如何還債》】 原文鏈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5c13f00101amd4.htm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