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宿命与文化的惯性(转）

文/许锡良

如果一个历史的开端就走了一条惨烈的死亡之路，那么，后面的人对历史的路径依赖，也只会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而在这条路上越走越娴熟，越来越完善，如果没有外来的力量的干预，恐怕就只有这样一条路走到黑，直到耗尽这种文化制度的最后一点生命活力为止。人类有许多民族，最后灭绝了，大约就是因为失去了因情况的变化而变革的能力。

不幸的是，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就是这样一个一条道走到黑的典范。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其实都是外来文化对传统文化干预的样板。只是中国的历史太过于沉重，依赖性过于强大而无法转变过来，而日本的历史文化负担不会太重，加上其历史本身的传统就是学习外来文化的传统，从而能够轻松应对这种外来文化冲击的危机。一个庞大而沉重的民族，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居住在贫瘠小岛上的民族兴旺发达，而步履艰难。就像寓言布里丹的驴子那样，守着两堆干草而不知道怎样下嘴，最后饿死一样。

一个民族如果出现问题，绝不会只是眼下出现的问题，也不会仅仅是近几十年才出现的问题。我对于眼下的问题，一些人喜欢用“世道浇漓，人心不古”来抱怨，动辄搬出孔孟来批评当今社会，很不以为然。这种思路本身就是有害的。因为，你把这些问题往前推，就会发现，他们其实从来就没有在这种历史文化中中断过。而且有时越往前推，发现越是惨烈与丑陋。但是，孔子就是犯这种错误的始作俑者。他对当时的现实不满，却把满意的时代往前推了五百年，把那个从来没有见过的周公时代说得简直比天堂还美。但是，孟子就怀疑，孔子眼中的周公及其时代，在那孔子那里只是闻而知之而非见而知之。

担负责任是需要每一代来担负每一代的责任的，但是，真是要改变起来，还得追根溯源，否则像大寨那样，做了愚公移山的事情，还以为这是在创新，其实，这是数千年前人们就做过了的。一个民族认识自己与认识外来的文化是同样的艰难，有时甚至可能还要艰难一些。从来没有照过镜子的人，是不太可能知道自己的脸上污点的。对于一个民族来说，镜子就是外来文化，有参照与比较，才会感觉自己的不同。

一个民族的活力常常来自于其开放的心胸与对外来新东西的学习能力。专制、封闭、等级，特别是思想言论的禁锢与文字狱的兴起，这是一个民族败落的根源。哪一种文化如果是这样的状态，而且长久得不到解决，那么败落是注定了的。从一个王朝来说，就意味着朝代更替，从一个民族来说，就意味着灭亡。灭亡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被更强大的外来力量灭绝，另一种是被自己内部的力量消耗完最后的生命力。主要表现为内斗与内讧，最后因自相残杀而死。不幸的是，中华民族就是面临这样的危险。

文字狱是中国文化中最为丑陋的一种。但是，不幸的是，自孔子捏造五条罪名，以思想言论罪与可恶罪杀害其同僚少正卯之后，文字狱成为中国文化与中国统治者最喜闻乐见的形式。历史上,一个人死了，那常常是被文字狱害死的，一个人一旦成为了统治者，他最喜欢搞的也就是文字狱。偏偏中国字的含义那样丰富，歧义多多,无论是字形，还是读音，都可以被人作无限的想像，生拉硬扯，总是可以要到人的命的。

这种情况，因上帝赠送的互联网的出现，而得到了根本性的突破。虽然，有些新闻信息需要有翻墙才能够看到，但是，其实意义都不大。我从来不做翻墙的事情，倒不是我不好奇，而是因为，我从根子上把一个民族的文化弄清之后，其文化逻辑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其实并没有什么奥秘。在这里，权力就是一切，权力就是幸福的保障，权力就是金钱，权力就是保命的法宝，在这里，还需要发挥多大的想像力才能够想明白一些事情吗？一切丑陋、邪恶、暴虐，历史上早已经反复表演过了。中国的历史上的权力无非有两种形态:一种是用点遮羞布的权力；另一种就是裸奔的权力。前者儒法互相狼狈为奸，二者交相资，而不枉托于孔；后者儒法互斗，法家胜出，权力裸奔。焚书坑儒,“文革”造反。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道家，就是斗争失败者的最好归宿,在中国,进则儒法,退则道佛,各有各的妙处。这种荒唐、惨无人道的历史与文化，在中华大地上演了数千年，一直到鸦片战争开始，才让中国人开始接触人类的另一种生存方式。也才让中国人感觉到，原来天下并不是只有孔孟，中国的玉帝竟然管不到西方的上帝。

互联网对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的冲击，肯定是前所未有过的。这意味着文字狱将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虽然这可能还需要几十年的博弈才可能达到，而且这个过程中，还会有许多人因文字狱而遭殃，但是几十年相对中国数千年来说，已经是非常短暂的了。互联网的出现，对中国人与西方人来说，其意义是大不相同的。对西方人来说，只是多了一个传播的新工具，传播速度与方式有了点变化而已，但是，对中国人来说，那是根本性的革命，或者说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因为，这将使实施了数千年的文字狱，在中国将会越来越艰难。中国最底层的草民，因为有了互联网而竟然可以有自己的声音，甚至可以有自己的文字。

因为互联网的出现，在中国众声喧哗的时代必然来临。中国人借助互联网发出声音，尽情发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很有意思，越是既得利益者，越是权力掌握者，越是不敢在这个新媒体上露面，而越是没有权力的人，越是可以在上面倾诉。韩寒因有互联网这个舞台，使他成了有很高国际知名度的人。但是，他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人时，他说到，其实真正左右中国的，真正有影响力的人，是那些很少甚至从来不在网上露面的人。他们的权力常常见不得阳光，但是，却对许多中国平民有生杀大权。是的，在民意得不到尊重，国民仍然还只是屁民的情况下，韩寒的判断是十分准确的。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互联网的到来，空前地激发了中国人的表达热情，也大大地提高了中国人的思考能力,拓宽了中国人的视野,撼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使得中国的专制统治传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艰难,中国第一次让专制者感觉比草民要辛苦劳累并且更没有安全感,也让特殊利益者在维持自己的特殊利益时只有借助他们痛恨的国外力量,纷纷选择逃跑到这些国家,才感觉有人生安全与财产安全。

中国人面对互联网的意义,首先不在互联网上的文字给中国究竟发现了什么，创造了什么，而在于每天天文数字般的海量信息与文章的出现，充分地挖掘了中国人的思想智慧,启迪了中国人的思想。这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都是不可想像的。

一个明智的统治者一定会顺应时代的潮流，作出明智的选择。要想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搞个人崇拜，威权统治，搞思想统一，舆论一律，不但是行不通的，而且必然为时代所淘汰。在互联网背景下，即使是一个识字不多的农民，你也欺骗不了。因为他那读小学的孩子是可能上网的。网上也不可能真正删除任何东西，只要这个东西是真正有价值的，就不可能删除。因为，在几秒时间里，已经可能有上百人存留了这个思想信息。在互联网时代，把孔子及儒家文化搬出来吓人，这恐怕是这种愚蠢的文化作最后的垂死挣扎与临终前的回光返照吧。

2010年6月16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