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宿命與文化的慣性(轉）

文/許錫良

如果一個歷史的開端就走了一條慘烈的死亡之路，那麼，後面的人對歷史的路徑依賴，也只會沿着這條路走下去，而在這條路上越走越嫻熟，越來越完善，如果沒有外來的力量的干預，恐怕就只有這樣一條路走到黑，直到耗盡這種文化制度的最後一點生命活力為止。人類有許多民族，最後滅絕了，大約就是因為失去了因情況的變化而變革的能力。

不幸的是，中國歷史與中國文化就是這樣一個一條道走到黑的典範。中國的“洋務運動”與日本的“明治維新”其實都是外來文化對傳統文化干預的樣板。只是中國的歷史太過於沉重，依賴性過於強大而無法轉變過來，而日本的歷史文化負擔不會太重，加上其歷史本身的傳統就是學習外來文化的傳統，從而能夠輕鬆應對這種外來文化衝擊的危機。一個龐大而沉重的民族，眼睜睜地看着一個居住在貧瘠小島上的民族興旺發達，而步履艱難。就像寓言布里丹的驢子那樣，守着兩堆乾草而不知道怎樣下嘴，最後餓死一樣。

一個民族如果出現問題，絕不會只是眼下出現的問題，也不會僅僅是近幾十年才出現的問題。我對於眼下的問題，一些人喜歡用“世道澆漓，人心不古”來抱怨，動輒搬出孔孟來批評當今社會，很不以為然。這種思路本身就是有害的。因為，你把這些問題往前推，就會發現，他們其實從來就沒有在這種歷史文化中中斷過。而且有時越往前推，發現越是慘烈與醜陋。但是，孔子就是犯這種錯誤的始作俑者。他對當時的現實不滿，卻把滿意的時代往前推了五百年，把那個從來沒有見過的周公時代說得簡直比天堂還美。但是，孟子就懷疑，孔子眼中的周公及其時代，在那孔子那裡只是聞而知之而非見而知之。

擔負責任是需要每一代來擔負每一代的責任的，但是，真是要改變起來，還得追根溯源，否則像大寨那樣，做了愚公移山的事情，還以為這是在創新，其實，這是數千年前人們就做過了的。一個民族認識自己與認識外來的文化是同樣的艱難，有時甚至可能還要艱難一些。從來沒有照過鏡子的人，是不太可能知道自己的臉上污點的。對於一個民族來說，鏡子就是外來文化，有參照與比較，才會感覺自己的不同。

一個民族的活力常常來自於其開放的心胸與對外來新東西的學習能力。專制、封閉、等級，特別是思想言論的禁錮與文字獄的興起，這是一個民族敗落的根源。哪一種文化如果是這樣的狀態，而且長久得不到解決，那麼敗落是註定了的。從一個王朝來說，就意味着朝代更替，從一個民族來說，就意味着滅亡。滅亡的方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被更強大的外來力量滅絕，另一種是被自己內部的力量消耗完最後的生命力。主要表現為內鬥與內訌，最後因自相殘殺而死。不幸的是，中華民族就是面臨這樣的危險。

文字獄是中國文化中最為醜陋的一種。但是，不幸的是，自孔子捏造五條罪名，以思想言論罪與可惡罪殺害其同僚少正卯之後，文字獄成為中國文化與中國統治者最喜聞樂見的形式。歷史上,一個人死了，那常常是被文字獄害死的，一個人一旦成為了統治者，他最喜歡搞的也就是文字獄。偏偏中國字的含義那樣豐富，歧義多多,無論是字形，還是讀音，都可以被人作無限的想像，生拉硬扯，總是可以要到人的命的。

這種情況，因上帝贈送的互聯網的出現，而得到了根本性的突破。雖然，有些新聞信息需要有翻牆才能夠看到，但是，其實意義都不大。我從來不做翻牆的事情，倒不是我不好奇，而是因為，我從根子上把一個民族的文化弄清之後，其文化邏輯會導致怎樣的結果其實並沒有什麼奧秘。在這裡，權力就是一切，權力就是幸福的保障，權力就是金錢，權力就是保命的法寶，在這裡，還需要發揮多大的想像力才能夠想明白一些事情嗎？一切醜陋、邪惡、暴虐，歷史上早已經反覆表演過了。中國的歷史上的權力無非有兩種形態:一種是用點遮羞布的權力；另一種就是裸奔的權力。前者儒法互相狼狽為奸，二者交相資，而不枉托於孔；後者儒法互斗，法家勝出，權力裸奔。焚書坑儒,“文革”造反。和尚打傘，無法（發）無天。道家，就是鬥爭失敗者的最好歸宿,在中國,進則儒法,退則道佛,各有各的妙處。這種荒唐、慘無人道的歷史與文化，在中華大地上演了數千年，一直到鴉片戰爭開始，才讓中國人開始接觸人類的另一種生存方式。也才讓中國人感覺到，原來天下並不是只有孔孟，中國的玉帝竟然管不到西方的上帝。

互聯網對中國歷史與中國文化的衝擊，肯定是前所未有過的。這意味着文字獄將退出中國的歷史舞台，雖然這可能還需要幾十年的博弈才可能達到，而且這個過程中，還會有許多人因文字獄而遭殃，但是幾十年相對中國數千年來說，已經是非常短暫的了。互聯網的出現，對中國人與西方人來說，其意義是大不相同的。對西方人來說，只是多了一個傳播的新工具，傳播速度與方式有了點變化而已，但是，對中國人來說，那是根本性的革命，或者說是最後一根救命稻草。因為，這將使實施了數千年的文字獄，在中國將會越來越艱難。中國最底層的草民，因為有了互聯網而竟然可以有自己的聲音，甚至可以有自己的文字。

因為互聯網的出現，在中國眾聲喧譁的時代必然來臨。中國人藉助互聯網發出聲音，盡情發泄，而且在這個過程中，很有意思，越是既得利益者，越是權力掌握者，越是不敢在這個新媒體上露面，而越是沒有權力的人，越是可以在上面傾訴。韓寒因有互聯網這個舞台，使他成了有很高國際知名度的人。但是，他被美國《時代周刊》評選為世界最有影響力的人時，他說到，其實真正左右中國的，真正有影響力的人，是那些很少甚至從來不在網上露面的人。他們的權力常常見不得陽光，但是，卻對許多中國平民有生殺大權。是的，在民意得不到尊重，國民仍然還只是屁民的情況下，韓寒的判斷是十分準確的。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互聯網的到來，空前地激發了中國人的表達熱情，也大大地提高了中國人的思考能力,拓寬了中國人的視野,撼動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根基,使得中國的專制統治傳統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艱難,中國第一次讓專制者感覺比草民要辛苦勞累並且更沒有安全感,也讓特殊利益者在維持自己的特殊利益時只有藉助他們痛恨的國外力量,紛紛選擇逃跑到這些國家,才感覺有人生安全與財產安全。

中國人面對互聯網的意義,首先不在互聯網上的文字給中國究竟發現了什麼，創造了什麼，而在於每天天文數字般的海量信息與文章的出現，充分地挖掘了中國人的思想智慧,啟迪了中國人的思想。這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上都是不可想像的。

一個明智的統治者一定會順應時代的潮流，作出明智的選擇。要想在這樣的背景下重新搞個人崇拜，威權統治，搞思想統一，輿論一律，不但是行不通的，而且必然為時代所淘汰。在互聯網背景下，即使是一個識字不多的農民，你也欺騙不了。因為他那讀小學的孩子是可能上網的。網上也不可能真正刪除任何東西，只要這個東西是真正有價值的，就不可能刪除。因為，在幾秒時間裡，已經可能有上百人存留了這個思想信息。在互聯網時代，把孔子及儒家文化搬出來嚇人，這恐怕是這種愚蠢的文化作最後的垂死掙扎與臨終前的迴光返照吧。

2010年6月16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