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司马迁》时，心里很沉重，几乎喘不过气来。在写作中，我时常想：一个人怎么能活得这么艰难，这么没有出路，这么没有尽头？况且他早已不是个男人了，没有做男人的尊严和乐趣，一生就这么在沉重的负轭中踽踽而行。

人的生命有两重性，兽欲的人要求的是释放，便有了肉体的盛宴，有了人类的延续；人性的人要求理性，向往用智慧的光芒辉映人类，这使这个星球上的一切生灵都有了仁慈。但为什么司马迁不能成为一个自然的人呢？他像那些可怜的家禽牲畜一般被人阉割了，生命只剩下了躯壳，虽然还能喘息，但这也只能说是苟延残喘；人还活着，却活得卑微琐碎。活在苟延残喘、鸡零狗碎中的司马迁，竟写下了《史记》这部不朽史章！想想人也真是够神的。在此，我们应该承认，从司马迁起始，文人的两重性就被决定了，他们能生活在最卑微的环境中，也能产生出巨大的能量，创造最伟大的著作。换个说法，不管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也不管后来的人怎么看，历史与文学总还会有的，无论你怎么压迫它，怎么看不起它，践踏它，它都能以自己的方式存在于世，流传于世，哪怕像是司马迁和他的《史记》那样残损地存在，残损地流传。

文人的华章都不会那么老实，都可能存在两重性，一方面它是人性卑琐的证明，一方面它是委曲求全时的发泄。就因为具备这两重性，中国文学才更色彩斑斓。谁能阻止一个人在他私下抒写的文字中说几句胡话呢？谁会在意它的求实与愤懑呢？只要它是实实在在的，它就是有用的，人们一再视而不见，或是曲解这文学曲解这人类的独特语言，把它驯化成温和而详尽的说明，以求说服人，不去太苛求自己。人生本来就不那么容易，何必总给自己过不去？

司马迁就是你，就是我，就是他，就是我们每一个中国文人。中国文人的根性与智性，几乎都能从司马迁的身上找到影子，找到理性与感知并存的依据。司马迁在生命过程中的种种努力，成了一代代文人的生命写照。也就是说，你只能像他，你舍此无他，你只是他的一个翻版，被他一代代一次次一层层地翻印。你还有自己的什么创造吗？没有了，你只是他，他也是你。

文人有失落感，有双重性，就具有了复杂的性格。你能从司马迁的身上看到自己，看到中国文人的品性。你可以发出叹息，可以很在意你的文章，但你总躲不开他。司马迁的得意是小得意，你也有这种小得意。司马迁的患得患失是一种狭隘，你也不见得宽厚；司马迁的惧怕是一种对于生命的担忧与恐慌，你也同样，生命在你手里从来就是一种担惊受怕，从来就轻松不起来。

没有人从自己出发研究司马迁，更没有人像研究自己一样去研究司马迁。每逢说到自己，便言过饰非，便口是心非，司马迁便成了他人，便在司马迁的痛苦与审慎中逃逸。说得更露骨一些，你那是害怕承担艰难，害怕承担痛苦。那是因为司马迁已经替你承担过了，你把你的怜悯送与他了。

但你还有没有一丝不安，有没有一丝感动，有没有一丝惧怕呢？

你肯定有。

卑琐使你忘记了他是与别人一样的人，使你忘记了你本该的担承。人类总得不断地否定自己，不断地寻求新的精神与食物，在这一点上，你与司马迁永远无法分离，你与他是骨头连着骨头，筋连着筋的。

因此，你要生存下去，你就得给自己一个说法。

司马迁写《史记》，五十二万五千六百字，记载了从黄帝至汉武帝约三千年间的史事。司马迁写君、写臣、写诸侯、写侠、写义、写奸佞，无不酣畅淋漓，跃然眼前，充溢着一股浑厚而明慧的气韵。然而，他却从来没有写过他自己这个“人”，更不可能写他的伟业，写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贡献，写他作为男人所遭遇的旷世奇辱以及他宽广、博大而又自抑悲愤、困惑痛苦的内心世界。

两千多年后，有个叫高光的作家把笔伸向了司马迁，然后向世人交出了一部与《史记》的文字量几乎相等的长篇历史小说《司马迁》。高光的全部努力，就是要告诉人们司马迁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在写作《史记》这部煌煌巨著之中和之后，其内心世界到底经历了怎样的落寞、煎熬和震颤。

在一个阳光跳跃的上午，高光笑着自嘲说，我总觉得自己的形象有碍观瞻，很少出门，结果几年了，小区里的一些人还以为我是个卖肉的屠夫。

高光当然不是屠夫，但他的手中确实有一把刀，但他决不是用这把刀来割肉的，而是反身将它深深地扎入历史的脊骨，扎入大汉那辉煌阴晦高贵卑贱悲壮唯诺血性丑陋的最隐秘处，扎入中国文人最敏感最痛楚最不愿触及的魂灵深处。高光的刀在历史的经络和人物的心脉中缓缓游走，於积在历史胸腔中的那一股股污黑的血便随着他游走的刀刃潺潺湲湲地漫漶出来。

汉武帝刘彻是在睡梦中死去的，他孤独、苍老、衰弱，总是在梦中四处寻找那个知心、痴心、诚心，伴他一生一世的女人。那个女人斜躺着，是一个恳求他垂顾的姿势，他看得清清楚楚，那女人是司马迁，长着和司马迁一模一样的面容。

几千年来，中国文人有着浓浓烈烈的入世情结，他们拥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那种睥睨天下舍我其谁的气势。然而，当生杀予夺的大权系于皇帝的一时喜怒之时，自认为有一身傲骨的文人便显得不那么理直气壮，不那么合时宜和识时务了。而且，每到这时，他们都好像换了一个人。每到这时，他们都开始患得患失，开始感到不平与愤懑，开始感到失落与惶恐。如此，他们的一生便注定要被烙上悲剧的色彩。

司马迁也无法逃脱这样的宿命。

高光不停地追问：生活中的弱者，文化上的强者，司马迁究竟活在哪一个层面上？他认为，写《司马迁》如果不能纯净，不能气冲丹田，不能全力以赴，那么就不能免去芜杂、琐碎、阴暗和艰涩。高光时刻叮嘱自己要大气，苍劲，紧追生命的主题，身怀真正的悲愤，勇于充当历史和文学的殉道者，同时又要游刃于悲怆与低语之间，若壮士那般啸风泣雨，弹铗而歌；面对血迹斑斑的摧残，心狠不起来，或狠得过度，都不可取。他还说，文学性的“性”是人，要在司马迁身上寻觅人性，让男人的雄心在他身上表露无遗，矛盾的是他不再拥有男人的根性，这是他悲哀的源头。但悲哀不可以成为一种代价，如果那样作品就浅近了，凄凉了，重蹈覆辙了。高光强调，是文化上的双向落差给了司马迁致命的伤害，迫使他深陷在悲苦的泥沼中而不能自拔。这种伤害成了他生命中的“绝症”，是他向这个世界一再发出不屈呐喊的根本原因。

高光用悲悯的目光，审视着他的司马迁，几近轻柔与心疼。当司马迁像一只可怜的家禽牲畜那样被汉武帝刘彻阉割后，他作为“男人”本身的存在就变成了一种嘲讽，一种隐喻。在世人眼里，苟延残喘的司马迁只剩下了卑微琐碎，躯壳已经残损，男人的生命在倾刻间坍塌，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残损的人写下了《史记》这样的不朽篇章。

屈原是自我的，他可以我行我愫，可以在心如死灰之时峨冠长剑、香草环佩地投入滚滚汨罗江。但是身负家族使命的司马迁却不可能做到“两袖清风朝天去，哪怕阎闾说短长。”虽然他也能蔑视权贵、慷慨陈词，也能荡气回肠、激越千古，但他有一怕——他怕耗尽自己毕生心血、用尽自己所有才华智慧以及生命中累累伤痕撰写成的《太史公记》在血光冲天的政治斗争中化为灰烬，在充满人为与强权、偶然与变数的历史中无声无息地消匿。古人云，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这是千古以来人们认为可以达到不朽的三种方式。司马迁希望通过“立言”来实现自己乃至整个司马家族被阉割后的不朽。然而人生绝不会因为你具有不朽的信念而变为坦途，人生也绝不会因为你用尽毕生心血只想完成一部巨著而变得风平浪静。政治的漩涡、人性的残暴，总在需要之时将利爪獠牙扑到它们可以残害的人身上，不管你是无辜的还是无心的。哈姆莱特说过的那句“生存，还是毁灭”，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司马迁已遭受重创的心灵。生与死的纠缠从四面八方无休无止地压迫着他。司马迁的全部余生都生活在无穷无尽的生死抉择之中。追求不朽的极度抱负与身受胁迫的极度凌辱形成的巨大反差使司马迁备受煎熬。于是，他必须在某时某刻变得委曲求全，隐讳卑琐，诺诺不言。尽管，曾经的血性与阳刚令他痛楚，撕心裂肺地痛楚。换句话说，当司马迁在着手整理中国历史的时候，他的内心是坚韧的，强大的，可说是豪情万丈，因为他从中获得了一种浩然正气的支撑，而现实的无情又使他更强烈地体会到了生命的悲哀与沧凉。他在历史与现实中穿行，一次次从中走出来，又一次次地走回去，他信念的决绝与生命的卑微使他的行为不断落入一种狂悖的漩涡之中，因此他激烈而极端，倔犟而怯弱，因此他无法左右自己。

《司马迁》是一部充满激情并令人震撼的作品。高光将书中所有的人物都放置在历史和生命的十字路口――他们在迷茫、在徘徊、在选择，同时也在自我袒露与解剖。那种无从把握、难以预料的政治命运和遭遇，在历史深处显得那么无助和悲凉，那么摄人心魄，令所有的人在读过书后都如同历经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噩梦。不论是帝王刘彻还是文人司马迁，不论是丞相田蚡还是优人东方朔，不论是豪强郭解还是酷吏张汤，不论是西域归来的张骞还是在大漠呼号的苏武，不论是妖媚而有心计的李夫人还是绝艳放性又充满智慧的刘陵，他们都在进行着自己人生的选择与放弃，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他们在选择与放弃间颠狂和悲哭，在选择与放弃间书写着自己的《本纪》《列传》。或飞扬跋扈，或处变不惊，或尴尬苦笑，或八面玲珑，或慨然自尽，或卑琐求生，一个个人物就那样鲜活地存在于历史的生命中。

历经心灵的疼痛与抽搐，高光用自己的文字将那段历史的悲壮、凄凉、凛傲、卑微、哀怨和无奈娓娓道来，不缓不急，却又那么真实，简约，洞明，犀利，直面生命的惨烈与重量。透过大汉皇宫腐暗昏黄的窗棱，透过那阴森骇人的牢狱之刑，透过那冷艳凄美的绝世恋情，透过那古老高亢披发踏足的远古歌舞，透过那在最好的时节最好的坡上选取的五节以上八节以下的竹节削成的薄而轻、长而密、用五彩丝线编串起来的竹简，高光让我们在心悸之余阅尽了命运的多桀、生命的迷雾、政治的凶险、人心的繁复。“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残阳如血，长歌当哭，让你血脉贲张、爱恨难言。

梦里不知身是客，司马迁一生都以为自己在进行一项不朽的伟业，他一次次咬紧牙关强行嚼碎了他作为男人所遭受的天大的屈辱，他以为完成《史记》之后他的死就随之变得重如泰山，然而，在汉武帝刘彻的心里，他的死却依然轻如鸿毛。因此，刘彻把杀死司马迁的任务留给了他的儿子，有如给后人留下一件礼物。

可以想象，当高光在追溯司马迁内心世界的那种尴尬、无奈和痛楚的时候，他自己也无法平静下来，无法不痛心疾首，并被司马迁一次次带入一个万劫不复之地。我们甚至能看到作家在写作的时候，那只手一直在颤抖，看到他在隆冬的写作中一次次大汗淋漓。写着写着，高光竟物我两忘，以至分不清到底是他在写《司马迁》，还是《司马迁》在写他自己了。于是他在写完《司马迁》之后，又迫不急迫地写了那个后记：“给自己一个说法”。最终，在高光看来，“司马迁就是你，就是我，就是他，就是我们每一个中国文人。中国文人的根性与智性，几乎都能从司马迁身上找到影子，找到理性与感知并存的依据。司马迁在生命过程中的种种努力，成了一代代文人的生命写照。也就是说，你只能像他，你舍此无他，你只是他的一个翻版，被他一代代一次次一层层地翻印。”最终高光痛心疾首地说：中国文人的内心高洁、忍辱负重和严重的人格分裂，自司马迁始。

是这样，《司马迁》给人最大的震撼，就是让你梦回心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