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尧教授是基督徒，并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肠胃研究权威。他于2010年7月出任中大校长之后，连续获评“香港最佳校长”。他家的客厅墙壁上挂着这节圣经经文：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是他的座右铭。他说：我希望培育出來的人具备好公义、重怜悯和谦虚待人的品德，也希望每一位学生都是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下面是他分享关于大学排名和教育品质。

大学排名近年备受公众关注，QS公司公布的亚洲大学排名即为一例。香港三所大学位居亚洲榜首五名之内，另有三所位列五十名内。不少人对这些排名制度采用的方法所知不多，便都把大学排名（或个别学科的排名）奉为无上权威，视为评核排名榜上各院校表现的最重要尺度。

部分学者和大学领导层更极度重视如何参与游戏。为了获得更高名次，一些大学甘愿施展策略定位手段，招聘知名度高的研究人员，以刺激研究产量──严格来说，这些都是校外制造、可以即时纳为己用的研究产物。传闻有些大学甚至付酬予外地教授为访问学人，以便将其名字列作附属教学人员，从而将其研究成果计算在内。这样一来，我们跟聘请外援的球会有什么分别？这些挂名或美其名短期的星级研究员，可会惠及学生或提供优秀教育？他们对建立一支长远持久的研究团队能有多大贡献？他们的研究对本地社群又可带来多少裨益？

一旦要参与排名这个游戏，影响力低的研究范畴（以期刊影响因子和被引用次数计）便会受到边缘化。食物安全、环境科学、人文学科和某些社会科学学科便是例子。本土相关性强而对全球影响力不大的学科，一般被视为次要。如果大学的使命是教育学生、创造知识，以改善人类生活的素质，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同时促进我们的文化和承传的话，我们便需要在影响深广的科学∕技术研究和影响力相对较低的人文学科研究之间维持平衡。

前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Richard Levine）在他1993年的就职演辞里引述着名诺贝尔奖得主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说：耶鲁的首要使命是知识与文化的保存和精进。在某些排名榜上，耶鲁可能屈居哈佛、斯坦福和剑桥之下，但始终是高等教育的神圣殿堂。耶鲁以推广自然科学、人文学、艺术、神学和医学为荣。而且，据莱文所说，他们尤其以重视本科教育的传统为傲。他们的使命是培养年轻人广阔的全球视野，激发他们的潜能和想像力。耶鲁专注栽培年轻领袖，过去三百年来，耶鲁的毕业生包括四位签署美国独立宣言的人士、上一世纪九十年代五位美国总统中的三位、班杰明·西利曼（Benjamin Silliman）和乔赛亚·威利亚德·吉布斯（Josiah Willard Gibbs）等杰出科学家、首位美籍非裔博士爱德华·布歇（Edward Bouchet）、美国社会学派始祖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还有无数的音乐家、艺术家和音乐剧作者，以及普林斯顿、哥伦比亚、约翰．霍普金斯、芝加哥、密歇根、康奈尔、乔治亚和加州等大学的创校校长。不过，这种种辉煌成就，没有一项会被今时今日的排名计算在内。十年之后，有谁会记得某所大学排名是四十还是五十？但是，一所大学能培育出优秀的毕业生，则势将因此在历史上流芳；事实也正如此。

今日的大学在教育学生、启导学生方面可够重视？哈佛学院前院长哈里·刘易斯（Harry R. Lewis）在其《没有灵魂的卓越》一书里指出，当今“教授是以学人和研究员的身分获聘，而非为年轻人解惑、釐清价值和观念的导师。大学不期望教授帮助学生，而是另聘辅导人员和顾问，甚至免除教师在这方面的职责，吹嘘同侪辅导制度，利用学生做教授当做的工作，且引以自豪。”排名已把大学的首要使命──教育──排挤为旁支。

目下所见，社会似已接受了我们教育制度价值的转变，实在令人惋惜。有些学生报读大学或主修范畴时，不是基于兴趣，而是该课程的排名。有些家长为子女选校时，不是基于教育素质，而是大学的排名。有些雇主招聘大学毕业生时，不是基于他们的才干和品德，而是他们所念的大学的排名。有时候，大学的赞助人提供资源，不是基于他们对提升教育素质的认同，而是大学排名采用的表面化的研究指标。我们常常慨叹教育制度因市场价值而蒙污，可是我们（学生、家长和雇主）却也有份造成这问题。

且让我们返璞归真。大学教育的本质就是模塑生命、帮助年轻人发展为思想成熟、才德兼备的成人。书院是引导学生了解自我、寻找理想和人生目标的地方。延聘教授是要让他们当学生的良师益友，循循善诱、启迪年轻人心智，与他们分享价值和哲理，同时提升他们的知识水平。我们该对信赖我们的社会，对给我们提供资源的纳税人，最重要的是，我们该对把其黄金岁月里的学习机会交托我们手中的新生代负上教育工作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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