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哥利博士（Dr. Armand Nicholi Jr）是哈佛医学院和麻省全科医院的精神病学临床副教授，在哈佛医学院任教已有28年，也是《哈佛精神病学指南》的编辑和作者之一。他在题为《在绝望的时代抵抗抑郁》的文章中告诉我们在这个绝望的时代中对抗抑郁症的资源在哪里。下面摘要他的文章。

现今社会抑郁症数字暴增至惊人的程度，1990年代美国共有1100万人需要接受治疗，每年有25万人自杀，其中3万人自杀成功，儿童和少年自杀的现象前所未有的蔓延。到2013年，美国有2500万人有过抑郁经历，每年有超过3.8万人自杀成功。

到底该怎样解释这种绝望情绪的飚升？何以进入二十一世纪，我们的社会经历如此急剧飓升的低潮与绝望呢?

历史家与社会学家已经告诉我们，在西方文化历史中，从来没有一个时代的属灵资源像如今这样贫乏，叫人无从支取力量。有人说我们的文化摒弃了属灵的根，人生活在极度世俗的社会中，连一些门面装饰的属灵价值也不要了。年轻人觉得今日的文化无法告诉他们人生的目的、意义与归宿；无法提供人生盼望的理由。后果是我们如今落在一个文化的危机里，活在所谓“绝望的时代”之中。常闻道我们如今陷在“属灵真空”和“意义危机”的光景，究竟为何会造成这种文化世俗化的情况呢?

有两个人对今日世代影响最深远，他们是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两个人把社会从原初重视道德与属灵的价值观转变为物质世俗的价值观。马克思与弗洛伊德一方面给我们留下知识文化的遗产，同时也留下了无神论的世界观和人生哲学，致使社会的道德和属灵价值观腐蚀解体。两人都极力攻击宗教信仰，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弗洛伊德则称宗教是“集体强迫性神经症”。

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皆在伦敦去世。马克思在他妻子及几个儿女离世后不久相随去世（他其中一个儿女死于自杀），死时65岁，当时家徒四壁。至于弗洛伊德，经过一殷长时间与癌病搏斗后离开人世。两人死时都对人生感到苦涩，不抱任何幻想，对人亦不存怜悯。弗洛伊德在1918年这样写道：整体而言，我在人类中寻不着任何良善好处，我所经验的，大部分人都是废物，不管他们公开归附什么道德教义，或根本什么也不信，都没有分别。两人实际上没有朋友。写传记的人都同意，马克思除了恩格斯这位朋友之外，完全没有亲密朋友，他为人冰冷高傲、诡诈，且“充满仇恨”。此外，人人都知道弗洛伊德跟自己每一个学生都以决裂收场，他们没有一人与他真称得上亲近的。当我们读到他们两人人生的终结，怎样走完一生的路，都会感受到那份极度的沮丧绝望。若我们用沮丧绝望来刻划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两人的生命，同样，今日社会许多人的生命都是如此，且人数越来越多。

情绪抑郁的特征，亦可以看作是病因，首先就是今日许多人觉得自己理当成为怎样的人，跟他们实际的景况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因此沮丧泄气。其次，抑郁的原因与失去有关：失去朋友、工作、挚爱的人，乃至关系或婚姻破裂等等。

基督信仰能否帮助人们对付这种冲击？我认为可以。新约圣经尖锐地指出，神所要求我的，和我的本相相比，差距何止千里。当然，意识到这个鸿沟不应引致沮丧失望，反而叫我更觉得需要基督，因为基督是跨越鸿沟的桥。基督降临的原因，正是要弥合这道鸿沟——神完美的标准与我的本相之间的鸿沟。属灵的重生与救赎，亦不是根据人的善行，叫人“无可自夸”，乃在于基督为我所成就的。善行乃是重生的果子，绝不能倒过来说。

圣经清楚告诉我们神不单止要好人，他首先要新人，因为我们无论怎样好，总有所不及。获得新生以后，对于自己离理想和神标准之遥远并非不再有感觉，反而更痛切地感受到。

不过，这却不会引致自恨和沮丧，反而因着向神的委身，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有内在的动力踏前一步，要成为在基督里有能力成为的人。一路上我的步伐时有差错，常常跌到；但每次跌倒，我知道他总会饶恕，并给我机会和能力再次起步。就这样，我的信仰帮助我面对因理想的我与现实的我之间存着鸿沟而产生的不安。神的饶恕与接纳，使我更容易接纳自己，也帮助我更愿意接纳别人。

另一个使人抑郁的因素，与上述所提的有密切关系，就是觉得自己毫无价值，自我形象低落。即使最自大的人，若能窥探一下，就不难发现在他狂傲的脸孔底下，其实隐藏着更深的恐惧，怕自己不足和无能。大学生之中，那些成绩表现最优异的，心底常埋藏着深深的恐惧，怕自己不及人聪明。

这种自觉一无是处的感觉，不管因何而来，最要紧的是知道该怎样处理它。有人会被它弄得瘫痪一一逃避任何可能失败的事，恐怕一旦失败了，便印证自己内心的自我形象。有人会拼命努力，好推翻这感觉。又有人会将这份感觉投射在别人身上，去处理自己的自卑感。人常常倾向贬低别人，视他们一无是处或不及自己，尤其是那些与自己不同的人。也许这一切不过是我们对自觉不足和自卑感觉的消极抵抗而已。

对上帝的信仰，是否有助于处理自觉无用的感觉？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对我而言，那起步点就是彻头彻尾的认识到，就我与神关系这层面而言，若靠个人去提高自我价值，那是徒然枉力的。可是知道这一点却不曾叫我绝望，因为我体会到我的价值不在乎我做了什么，或我成就了什么。圣经明言，我的价值全在于神已为我成就的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

情绪抑郁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绝望：觉得全无出路，情况只会走下坡，自己完全无助。有权威人士认为绝望与无助的感觉，是各种情绪抑郁的主要症状。

“盼望”一字在现今文化里甚少被使用，也许盼望与现今的科学观念相违，很多书都提到信心与爱心，但很少谈论盼望。曼宁格博士(Dr. Karl Menninger)说：“大英百科全书有许多篇幅提到爱与信，却对盼望一字不提。在科学界圈子里，人们一心要把盼望从思想观念中排除……因为担心凭空产生愿望会影响客观判断。其实，所有科学都建基于盼望之上，甚至许多现代人把科学视为宗教……人是免不了会盼望的，即或是科学家，他能做的是盼望得更准确罢了。”

著名生理学家胡夫(Dr.Harold G. Wolf)说：“盼望就如信仰和人生目标一样，有医疗的作用。这并不单单是一句信仰宣言，是经过精细科学实验而得出的结论。”多年以来皆有迹象显示，绝望往往是器官出毛病的前因。近年这些迹象引发不少实验，记录情绪抑郁与绝望对健康带来的伤害。

罗切斯特大学医学院曾做过实验，在手术前访问了54个将接受开心手术(open-heartsurgery，心脏直视手术)的病人，其中有几个病人被诊断出情绪极度抑郁。手术后死亡的病人中，80%皆属于情绪抑郁这一组，他们是没有盼望的病人。另一项研究中，在100个接受开心手术的病人当中，有12个在手术前被诊断为情绪极度抑郁，结果那12人不是在手术后随即死亡，便是在手术后短时间内死亡。这两项实验的结果完全跟心脏病的严重程度及手术因素无关。

过去三十年来，医学文献记录了一项研究报告，证实医生们一向相信的事实：要减低发病机会，盼望扮演极重要的角色。

可是，什么是盼望呢？当然并不等于妄想，因为妄想并没有实现的根据；盼望也不等于乐观主义，因为乐观主义往往是逃避现实。再者，根据《韦氏大词典》，盼望也不等于期望，《韦氏大词典》说期望表示有相当高的肯定性，也就是说，根据可见的迹象很明显会实现。相反，新约圣经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韦氏大词典》定义盼望为相信，就是所渴望的可以实现；盼望则包含了信任和倚靠。

盼望既被解释为相信、信任、倚靠，那么我们不禁要问，相信谁？相信什么？信任谁？信任什么？人的盼望必须有根据有理由，盼望必须建基于现实。圣经可有提供盼望的因由？可有提供与绝望的感觉抗衡的资源？在新旧约圣经里，“盼望”一字先后出现了150次。圣经时常把盼望与爱和信并列。“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这样的盼望到底有什么凭据？是出于一厢情愿？是基于冀望死后福乐的浪漫情怀？还是认为凡事终必顺利如意的乐观主义？当翻看新约圣经，我们读到，“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根据我诊断病人的经验和观察，那些没有信仰没有盼望的人，可供他们支取的资源实在少之又少。

C.S.路易斯从前也是个无神论者。不过，他三十来岁的时候经过极大的理性怀疑挣扎，结果坚定地相信了基督。于是他用敏锐的头脑和卓越的文笔写了许多书，影响无数人，尤其是学院里的知识分子。他在《卿卿如晤》里写到自己丧妻的经历，她在他心里值得上人世间的一切。这本书是一部精彩的纪录，是精神病学者必读的著作，因其中对哀悼伤痛过程的描述非常细致清楚。他使你真正感受到那种愤怒、苦恼、孤单，还有恐惧、五脏翻腾、坐立不安——一切都变得乏味平淡，工作毫无乐趣。到最后，他怀疑神是否是一个残忍无道的神？他到底是不是这个宇宙的施虐狂? 忧伤痛苦之中，他尝试祈祷。虽然他迫切呼求，却感到关门声迎面而来，然后是上锁、再从里面反锁的声音。他觉得神离弃了他，一片完全的死寂。不久，他发觉自己在绝望中并没有叩门，他试着要把门踢开。渐渐地、慢慢地，好像春天明朗的晨曦，渗着太阳的光和热，他的信心开始支撑起他，给他更新的力量和安慰，以及他所描述的“说不出的喜乐”。这一回，他叩门，门开了，他重新经历神的同在，他一切盼望的基石。

圣经有否应许我们不用再遭遇患难困苦？我想没有。圣经清楚说明，世界因人违背神的律，已不再如当初创造的样子，其中充满了残忍、苦难、战事、疾病和死亡。但圣经也指出，我们至终有福音，有值得欢欣的理由，因为我们被赋予极丰富的属灵资源，可以使人生成为胜利的一页。这些资源其中重要的一样，就是盼望。圣经明明白白的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

（原刊于《我在哈佛遇见神》一书，摘自《境界》电子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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